行为经济学基础及其理论贡献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04)12-0004-07
一、引言
在经济学说史上，自从出现了“瓦尔拉斯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明显存在着一条力图证明“经济系统在何种状态下达到均衡以及人的决策在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最优”的主线。围绕这一主线，经济学家们曾通过各种假设和实验以说明经济系统在某些条件配置下的供求均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均衡价格的存在。客观地说，近两百年来经济学说的发展大体上是围绕这一主线进行的。
现代经济学在重视逻辑和数学推理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不确定因素的研究。19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senstern)曾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从个体的一系列十分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的假设出发，创立了著名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嗣后，阿罗和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将这一理论纳入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框架，进而对不确定决策提出了可供人们进一步研究的分析范式。于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被构筑于较严密的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越来越偏好于运用先进的数学工具来建立经济学模型，并由此展开对包括宏观、金融、计量乃至于对政治、法律、家庭、婚姻、犯罪等问题的研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Gary S.Becker)就曾将经济分析拓宽到广泛的社会政治生活层面，使经济学成为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显学”。
但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是以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注：理性假设分为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传统经济学以完全理性假设为分析前提，新制度经济学则是以有限理性为分析前提。就人的抉择行为研究而论，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分析是不考虑非理性抉择的，而行为经济学则主要是以不确定条件下的非理性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以理性假设建构的期望效用理论不能全面而有效解释人类的行为，尤其是不能解释金融市场中的决策行为。按照期望效用理论，人类的决策行为存在着内在偏好的有序性和一致性，行为本身始终贯穿着效用最大化原则。对此，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提出了很多非难。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成果引入了经济学分析，对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决策展开了研究；实验经济学则采用“取景”模拟的方法以搜集数据并利用计量分析工具来进行研究。随着理论分析开始关注人类行为本身的研究，修补经典经济学理论关于理性、效用函数、市场结构、技术和信息等的理论思维倾向便逐步明朗起来。不过，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否定理性行为，而是要说明人类活动中的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世界不应该由理性决策分析独占，而应该由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共同构成；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每个人在面对复杂情景和问题时都会采取捷径或应用部分信息来进行决策，人的决策是一个结构化和连续性的过程，因而决策的非理性是一正常性存在。对于期望效用理论所阐述的经验规则，行为经济学通过大量精心设计的社会学、心理学实验对这些经验规则原理加以识别，认为以这些经验规则为主要特征的直观推断会产生严重的系统性偏差，据此，行为经济学提出了旨在纠正这种偏差和论证非理性决策存在的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
准确地说，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架构是建立在批评传统经济学依据经验规则进行直观推断的偏差之上的。针对这种偏差的剖析，行为经济学构筑了自己的理论分析基础，并采取了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动物行为实验的方法，从而证明人类非理性决策的存在。本文将围绕这种偏差分析，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方法和贡献作出评述。
二、基础：建立在认知心理学之上的偏差分析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人们会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偏好的内在有序和一致），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在现实中，人的实际经济行为与这些假设是不符的，因为，当人在复杂环境和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进行决策时，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不太会对自己的决策进行理性计算，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各种行为结果的概率问题。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关于期望效用理论的经验规则与现实决策之偏差的解说。
我们之所以认为行为经济学的预期理论是建立在对传统经济学批评的偏差分析之上，是因为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与已故的阿莫斯·特维斯基合作发表的著名论文“预期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思想（注：Kahneman,D.and A.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47(2),1979.这篇论文影响甚大，可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圣经。）。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把心理学引入了经济学分析，将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功利原则重新引入经济理论分析，使行为经济学重现了“自然人快乐”的基本假设（注：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以前，经济学和心理学的基本假设都是以边沁的功利主义为基础的，前者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理性，后者的基本假设是自然人快乐；但到了马歇尔之后，由于快乐被转义为可测量的效用，于是，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快乐便被逐出经济学师门；经济学所说的功利最大化是指效用最大化，心理学所说的功利最大化则通常是指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快乐最大化。）。显然，问题分析的基本假设发生了变化，分析结论便会随之发生变化。
动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活动的范围；另一方面，它并非简单意指人对快乐和痛苦的经验感受，而是蕴涵着人从功利原则出发对随机性事件之决策取舍的宽泛哲学含义。正是由于放宽了分析范围并给予功利原则以宽泛的含义，行为经济学才有可能以此立论来批评传统经济学将功利最大化等同于效用最大化，才有可能将功利原则运用于行为主义的经济学分析，从而揭示出人的行为活动中的非理性决策。为了否定传统经济学所谓人之行为决策存在着内在有序偏好和一致性的经验规则，卡尼曼和特维斯基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认为，人们通常会根据事件A的相关数据和信息来预估事件B，从而产生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偏差；人受记忆能力或知识水平的制约，并不能对所有必须考虑的信息都能作出正确的评估，他们通常只能利用自己熟悉或能够想象到的信息来进行直觉推断，这种只利用部分信息进行决策将会产生信息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人们对特定对象预估进而决策时，倾向于选择一个起始点或参考点，但由于复杂事件在不同点上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如果人们对参考点的选择或调整不充分，便会在决策中对风险评估产生一种锚定(anchoring)效应偏差；同时，人的决策还会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当自己的观点与群体的观点相佐时，他们往往会认为主流观点信息充分或预测正确，这种轻易放弃自己观点而追随主流的行为极易产生认识偏差。
对以上诸种偏差的理解很重要，它是预期理论解释人类行为存在非理性决策的理论基础。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还会对以上偏差引致人的决策行为作出进一步的解读，以说明行为经济学如何通过这些偏差的研究来论证传统主流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下经验规则的决策与现实决策之间的偏差。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给行为经济学解释人类心理活动在处理和加工信息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根据人的认知水平取决于主体和环境并且会影响决策的研究结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在不确定条件下，认识偏差的存在会致使人的判断或决策出现以偏概全、以小见大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实中的人们通常只是重视以直观性现象为依据的条件概率，或者说是按小数法则而不是按大数法则来决定自己的决策，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还对锚定效应、相似性偏差、从众行为效应等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论无一例外地证明人的决策都是在特定心理活动支配下处理和加工信息的结果，而不是在传统经济理论的最优行为假设模式下进行决策的。
不仅如此，行为经济学进一步认为人的决策有着直觉偏差的同时，还伴随着以确定性效应和分离性效应为主要内容的依附性偏差(dependence biases)。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对确定性效应的解释是借助于对边沁的功利概念来解析的，他们把边沁意义上的功利概念称为体验性功利，将现代意义上的功利概念解说为决策功利；为了明确显示出与传统经济学用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量化功利方法的不同，他们把功利区分为当下的功利(Moment-utility)和记忆中的功利(remember utility)之两种形式；认为人的行为及其决策依赖于对过去行为结果的确定性回忆，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面临风险进行决策时，这种确定性效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联系具体的经济行为，他们认为，人在面对有可能出现盈利的前景时，过去同这种盈利相类似的记忆就引发了确定性效应，于是人会产生风险规避的行为偏好，而在面临有可能出现亏损的前景时，却有可能使人产生偏好风险的决策。另则，就不同的选择前景而言，人们的分析评估会经常剔除掉不同前景中的相同因子，并且剔除方法不确定，因而人的偏好和决策就会产生不确定性的分离效应。分离效应会同确定性效应一起构成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评估和决策的依附性偏差框架。
行为经济学关于人对未来事件的评估和决策的偏差分析，是通过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实验展开的，这一点与实验经济学是雷同的。实验经济学同样否定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行为经济人假设，而以一些行为的实证命题作为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出发点。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Simth)就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评价是运用逻辑演绎和来自计量经济学的统计验证，但这种高度抽象简化的“假设—推理”的理论模式所利用的自然市场数据存在两大缺陷：一是作为检验根据的经验数据不具有历史的重复性，一是经验性数据不具有整体性；这些缺陷会导致人的行为决策的偏差，而运用实验工具则具有重复特性和控制特性的两大优点（注：Simth,V.L.Economicsinthelaboratory[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4 Winter.）；复制能力可以克服一次性观察普遍存在的偏差，控制能力则有可能得到有关理论验证更纯粹的经验数据。由此可见，无论是行为经济学还是实验经济学都主张利用实验方法来纠正纯粹逻辑演绎和数学推理所产生的偏差。
诚然，行为经济学的偏差分析是建立在以人的心理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认知心理学之上的，而实验经济学的偏差分析则是以重复实验来获取吻合于实际的经验数据为主要内容的；尽管这两大理论有关行为决策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区别，但两者在强调入的实际行为决策与传统经济学效用函数理论所设置的经验规则模型之间相去甚远这一可观察的事实上，却是殊途同归的。
三、理论：建立在偏差分析之上的预期学说
当今流行的行为经济学理论最耀眼的部分，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将心理学运用于经济学分析而建立的预期理论。但就形成预期理论之基础的偏差分析而论，早期行为经济学关于刺激个体行为选择之增强物的实验分析，应该是预期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作为核心概念的增强物，可以理解为“增加个体行为选择发生前的涉及未来再发生机率的一种刺激”（注：西方学者有关增强物的定义众说纷纭，在此不宜展开。参见Hull,C.L(1943)Principles of behavior 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Meehl,M.A.,On the circularity of the law of effect[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50,47,52-75.;Timberlake,W.,and Allison,J.Response deprivation:Anempirical approach to instrumentalperfomance[J].Psychological Review,1974,81.146-164.），早期行为经济学强调个体对不同增强物间行为的分配会受到环境和生理因素的调节，选择行为存在着偏差。
关于选择行为的偏差问题，早期行为经济学是通过试验所设置的情境来展开讨论的。倾向性的观点是认为影响选择的事件发生机率有高有低，当影响某一选择的事件有两个以上时，如果情境要求高机率事件多发生一点，此时它就会增强低机率事件，于是行为选择的偏差就出现了。这个理论观点的推论是：个体的偏好行为通常是以某种比例存在的，如果环境和生理因素发生变化，个体的偏好行为就会出现偏差，即受高机率事件影响的行为选择不一定会发生，反之亦然。这就说明了增强物的不确定性。从心理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问题，早期行为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选择的分析和研究属于学习理论，但由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太偏向于经济学，因而没有引起心理学家的关注。
不过，学习理论的发展使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认识到心理学与经济学原本存在着相通的地方。心理学家讲的个人体会是追求最大的满足，经济学家则说个体想得到的是最大的效用；心理学家指出了高低机率不同的事件，经济学家则认为偏好反映个体的体会。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些相通的地方，行为经济学在1970年代获得了发展。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预期理论的产生与早期行为经济学之间有着理论承接关系。
预期理论的实质可以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著名论文题目中的解释词“风险下的决策分析”来定位。该理论有关决策过程的分析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事件的发生和人们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第二阶段是评估和决策。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在这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人们对事件的预处理、评估、简化和整合存在着以上所论述的偏差，因为人们在预处理和评估的过程中会受到特定情境中的高低机率事件的影响，在简化和整合过程中会剔除极有可能引起偏差的相同因子，进一步说，不同的简化和整合方法在导致人们认识偏差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人的非理性行为。但是，要在偏差分析的基础上论证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必须在大量实例的基础上对传统经济学有关理性决策的经验规则及其理论提出挑战，并对不确定条件下的非理性决策给予新的理论解释。
长期以来，纽曼、摩根斯坦和萨维奇(Savage)预期效用理论的替代公理，一直是解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为基础论证了相同效用的决策由等同的概率决定。但是，法国经济学家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斯(Allais)通过一系列可控实验，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金融市场反映了“阿莱斯悖论”现象的普遍存在，它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着同行为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对这一悖论作出合理解答的，应归功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
卡尼曼和特维斯基认为，人在某些场合是传统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决策者，而在另一些场合则是偏好风险的非理性的行为决策者。他们据此论证以上观点的预期理论是用权重函数和主观价值函数来描述人之效用的。权重函数描述了预期中单个事件的概率变化对总体效用的影响，主观价值函数则直接反映预期结果与人的主观满足大小之间的关系。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只是由效用函数决定，而是由权重函数和价值函数联合决定。针对阿莱斯悖论，卡尼曼等人认为效用评价是基于S形价值函数中的一个参照点WO，若未来事件的结果W大于WO则效用函数曲线为凹，若W小于WO则效用函数曲线为凸。他们以认知心理学中的“损失厌恶”作为一个主要分析概念，强调人们对于大于参照点的“赢项”和小于参照点的“输项”的评价不对称（注：Kahneman,D and A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1979,47(2).），从而刻画了人们对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的倾向。基于实验和调查所得出的以上理论性结论，卡尼曼等人指出，现实中的行为决策人并非都按“大数定律”这一概率法则决策，而是有可能根据“小数定律”（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因此，行为决策人在某些情况下是遵从“损失厌恶”准则而不是遵从“风险规避”准则。效用函数存在着拐点这一事实解析了“阿莱斯悖论”。
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赢项”和“输项”的描述是以“损失厌恶”这一心理概念为基础的，它体现了人的认知偏差及其程度问题。尽管在卡尼曼等人的理论表述原意中“赢项”和“输项”分别是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的结果性事件，但它们反映了决策者对事件期望值的认知心理及其偏差。因为，在“赢项”表征的凹状曲线中人是按理性进行决策（传统经济学观点），而在“输项”表征的凸状曲线中人是按非理性决策。但无论怎么说，行为主体在认知能力和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方面总是存在着决策约束，他们对结果性事件“赢项”和“输项”的理解总是存在着认知偏差。与期望效用理论关于人们对不确定经济事件的效用评估是依据该事件所能带来的财富绝对水平的观点不同，卡尼曼与特维斯基从大量的认知心理实验的结果中发现，在S形曲线中，曲线在正半轴表示盈利而负半轴表示亏损，其形在盈利和亏损范围分别呈凹、凸状，曲线的斜度在亏损范围比在盈利范围要陡（注：Kahneman,D and A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decision under risk",Econometrica,1979,47(2).）。传统经济学刻画的是理性行为，预期理论刻画的是贴近行为决策人的实际行为。不过，卡尼曼等人对S曲线凹区域中决策人行为方式的理解，仍然是将决策人理解为有限理性决策者，只是在曲线的凹凸拐点WO处才转化为他们所注重分析的行为决策者，即非理性决策者。在我们看来，这个拐点可以理解为理性向非理性转化的临界点。尽管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并没有明确指出过这种转化。
认真比较一下预期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反映在效用是由价值函数还是由效用函数的决定方面。期望效用理论没有在财富效用函数曲线中标明拐点的存在（凹形曲线），因此，财富的较小变化时效用函数近乎线性，对于较小的风险，人们的行为方式及其决策就像是风险中性的。相反，预期理论通过价值函数对参照点下方财富水平呈上凹形而不是下凹形的解释，显示了人们对损失是风险偏好的，反映了价值函数光亮点的是参照值(WO)在斜线上的间断点。这个间断点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结果性风险之间进行选择时厌恶风险的行为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拐点总是随财富的移动而移动的，就参照点的当前位置而言，它总是停留在可感知财富的当前水平上。
联系较为具体的经济活动来分析人的决策行为时，预期理论认为决策人的预期效用函数不是概率的直接加权，或者说个体在最大化效用加权和中的权重并不等于概率。据此，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将概率转化为一种权重函数，该函数在客观上具有确定性效应，即高概率发生的事件被赋予较高的权重，低概率发生的事件被赋予较小的权重。尽管这些都属于主观概率判断，但他们通过许多实验证明了确定性效应会导致权重函数的非线性。这种非线性解释了权重由真实概率函数给定，在真实概率中极小概率下的权重是0而极大概率下的权重是1。人们在实际的行为决策中往往将极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将极大概率的事件看成是确定；极小概率和极大概率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印象，这就容易使事件的权重变大或变小，容易夸大或缩小事件发生的真实概率，从而使人们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的行为决策产生偏差。
预期理论关于风险下的行为决策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结论：(1)人们的行为决策关注的是财富的增量而不是财富的绝对量；(2)就等量财富的减少或增加而言，两者所产生的效用不相等；(3)在面临条件相当的损失前景时，人们通常倾向于风险偏好，而在面临条件相当的盈利前景时，人们往往倾向于风险规避；(4)前期决策效用影响后期的风险态度和决策，前期赢利可以增强风险偏好和平滑后期损失，前期损失会加剧后期亏损痛苦和提高风险厌恶程度。根据这些结论，预期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较为切合实际地解说了人类行为决策中的非理性现象，尤其是金融市场中的现象。
四、贡献：非理性决策及其行为的论证
现代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解析了人类心理活动对信息的如何处理和加工。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认知过程通常要受性格、知识、文化结构背景以及环境和情境的影响，这些影响认知水平的因素会直接影响人的决策。但在心理学研究没有对认知过程作出以上分析之前，单纯的经济学研究一般是将人的认知当成独立于经济决策的外生变量来对待的（注：凯恩斯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曾利用过心理预期概念对经济问题展开了分析和研究，但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心理预期不是建立在充分论证的认知心理学基础之上的，以后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针对人类心理活动如何影响人对信息的处理和加工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关于凯恩斯的预期学说，参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第42-46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于是，传统（主流）经济学忽略了人类心理活动对信息的加工和处理，从而将整个理论体系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理性经济人的逻辑归宿必然是仅关注人类行为的理性决策。纽曼和摩根斯坦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从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的假设出发所创立的期望效用函数理论，只是以公理的逻辑论证刻画了人类的理性行为，它并不能描述人的实际行为。卡尼曼与特维斯基认为，虽然期望效用理论对某些简单而明显的现实选择作出了精确的描述，但人类的决策问题十分复杂，必须考虑心理因素对行为决策的影响。相对于期望效用理论，行为经济学通过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融合的分析方法，的确是把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行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行为经济学阐释的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规则有助于说明人类非理性决策的存在。例如，人们以熟悉事件A的相关信息来预估事件B的相似性效应规则，受记忆和知识水平牵制而产生的以部分信息为依据进行决策的可利用性效应规则，倾向于选择一个起始点或参考点来进行风险决策的锚定效应规则，追随主流行为的从众心理规则，以偏概全和以小见大之行为决策的小数规则，均是传统经济理论难以解释的反常规则，但预期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思想对这些规则的解释却作出了很好的说明。行为经济学并不认为人的行为决策都是非理性的，人们不会都是不进行任何理性思考而进行冒险投资，只不过是人们经常性的思考方式偏离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对于这些偏离传统经济学理性决策模型的思考方式的分析，构成了不确定条件下个人选择规则的研究主题。
以预期理论描述不确定状态下非理性决策构成的理论支撑点而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关于权重函数和主观价值函数联合决定人们对待风险态度的论述，其贡献在于，一方面说明了单个事件的概率变化对总体效用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了人们的预期结果与主观满足大小之间的关系。按照主流经济理论，人们在面临不确定状态时的偏好必须满足纽曼和摩根斯坦公理化体系的诸如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的要求，这样的要求实际上规定了经济理论在进行效用分析时有关财富或消费的研究不可以出现负值，也就是说，效用函数在主流经济理论的视野中始终呈凹形状；凹形状的效用函数曲线所揭示的只是人们对待风险决策的“风险厌恶”态度，它并不能解释现实中存在的“风险偏好”。对此，预期理论将价值函数、权重函数与效用函数置于同一分析框架，通过参照点变动形成拐点的分析，说明了反映效用的价值函数是一条在拐点处发生转向的凹凸形曲线，从而为不确定状态下的非理性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选择规则以及非理性决策的论证，对于解说金融市场中的“错误定价”问题是很有启发的。行为金融学大师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曾以1929和1987年世界两次巨大的股市震荡为背景，认为股市中由于存在着诸如催化因素、反馈环、放大机制、连锁反应等作用，投资者的心理依托会受到来自对社会压力、媒体、权威等的过度信任的强烈拉动，他们会受到从众行为、信息层叠、信息口头传播、新闻报道、社会注意力等因素影响（注：参阅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一书的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32页，第36-58页，第69-78页，第115-125页，第126-139页。）。他在全书的分析中坚持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股市中的投资者作为一个集群所产生的决策结果，当面临股市的飙升或暴跌时，通常表现为一种非理性决策。希勒关于人们在股市中非理性决策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是吻合于卡尼曼等人有关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决策过程中对理性偏离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的；这不仅反映在催化因素、反馈环、放大机制、连锁反应、心理依托等的解释是以人的认知为基础的分析方面，而且这些分析中明显包含着行为经济学关于相似性效应、可利用性效应、锚定效应、从众心理等行为选择规则。因此，撇开希勒的研究结论正确与否不论，显然，行为金融学的思想渊源是来自行为经济学的。
较之于传统主流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关注的是个体的选择行为。由于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设是以群体为单位的，其预测并不要求所有的个体都保持理性，因而行为经济学在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时常常利用动物实验来论证非理性决策（注：西方学术界通常将经济学理论用于动物行为上的实验分析称为行为经济学，最流行的实验是设置某种情境来考察大白鼠之于增强物的行为反应，并以此来推断个体的行为选择。参阅Baum,W·M.On two types of deviation from the matching law:Bias and Undermatching[J].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Analysis of Behavior,56.;Herrnstein,R.J.,and Vaughan,W.(1980).Melioration and Behavioral Allocation.In J.E.R.Standdon(ed.).Limits to action:The alloc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New York:Academic Press.;Rachlin,H.(1971).On the tautology of the matching law.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15.）。严格来说，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所建立的预期理论是深受这些实验分析影响的。例如，James Allison和Justin English就曾发表过一篇涉及讨论生产函数的论文，他探讨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动物身上的可行性，结论是在非人类的受试者身上也可探讨个体经济学理论，也就是说，从动物身上的行为选择规则可以推断到人的身上（注：Allison,J.,and English,J.(1993).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Production.Journal of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56.）。这种独特的研究对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增进了行为研究的知识和分析架构，它提供了一些新的解释倾向和用于说明增强物与实验程序之间的关系。预期理论正是从这些动物实验中得到了莫大的启迪，并通过效仿动物实验模式对人的选择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实验，从而将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决策提升到较高的理论层次。
非理性决策是一个现实中始终存在但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摈弃于理论分析框架之外的问题。一个不包括非理性决策的经济选择理论，很难贴近现实地解释经济事件的形成原因和发生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曾经将新古典经济学戏称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黑板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强调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决策，是向传统主流经济学基础之一的经验规则有效性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质疑。这个质疑的立论之所以成立的现实背景，是以新经济中的人们时时刻刻处于高风险之中为依据的；在今后的个体化经济中，行为决策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理性决策；随着高风险无处不在的个体经济的充分发展，倘若仍将供求定价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经济活动行为的理性选择尺度，那么，不仅会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而且会出现市场和政府的同时失灵。这就是非理性行为学说的一般结论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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