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民族精神培育机制的时代境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境遇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机制论文,高校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7)02-0007-04
机制，“泛指一个工作系统的组织或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1]，民族精神培育机制指构成民族精神培育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具体来说，高校民族精神培育机制指受教育者个体文化底蕴、社会实践活动、文化选择能力和教育者文化素养、学校的文化品位、社会文化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从高校民族精神培育的基础、过程、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反映出文化性缺失的境遇。
一、文化底蕴是民族精神培育的基础，而文化底蕴的薄弱正是民族精神培育中文化性缺失的表现及后果。
首先，文化底蕴是民族精神培育的基础。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要使受教育者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2]，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是思想政治素质的前提和基础，同样，文化底蕴是培育民族精神的前提和基础。由于偏重实用的、科技知识的专业学习，致使受教育者经典名著阅读量小，知识面窄，影响对文化的深刻理解，这不仅不利于学生阅读习惯的养成及阅读能力的提高，更不利于学生品德和人文素质的发展。个体的文化选择能力提升、文化自觉意识形成、民族精神的传承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培养的，受教育者只有长期浸润在博大精深的中西方文化中，才能逐渐具备多元的视角和较高的审美鉴赏能力，而教育目标功利化的倾向使学生整体文化素养、精神境界、审美情趣下滑。民族精神的培育建立在文化底蕴的基础之上，如能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得学生有较深厚的文化积淀，民族精神培育中文化性的缺失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其次，实践活动是文化底蕴形成的“催化剂”、民族精神培育的“转化器”。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相对而言，受教育者生活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要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注重发挥实践活动的作用是重点。在实践活动中，学生了解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了解国情、社会，逐步加深对文化传统、现代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实践活动也可以很好地通过改变学生情感体验和状态，引发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达到民族精神培育的目的。
二、情感是民族精神培育机制的核心要素，而培育过程富含的文化性是情感的来源和动力，民族精神培育过程中的三个阶段都存在文化性缺失问题。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民族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是要培养和造就具有民族精神的人。现代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具备传承自身群体优秀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精华的能力。民族精神培育过程可分解为了解和认识、“困惑”与“解惑”、认同和内化三个阶段。文化性在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或缺的。
首先，对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是民族精神培育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缺乏认识的文化自觉是难以做到的，缺乏认识的情感是盲目和不可持久的。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深厚积淀，是古老文明古国中唯一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中国在农耕文明时代居领先地位。经过长期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全人类的文化多样性，在许多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民族精神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它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强大的功能与作用，这也是民族精神成为一个民族的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原因。中国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成就这样的大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中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动力”[4]。
民族精神的培育应该从了解与认识世界文化、培养科学与理性精神入手。“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一再证明，历史所选择的文明从来就是那些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之优势的文明”[5]，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而又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型文明，才能实现自身“文化自觉”，达到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6]。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知识是中性的，知识虽然与思想、情感、价值观、品质等具有密切的联系，是后者发展的基础，但是知识本身却并不包含后者，许多品质、能力、情感、态度等等甚至可以在知识并不很丰富的时候就发展起来。
其次，民族精神培育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观念冲突中“困惑”与“解惑”的过程。目前，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一方面，西方文化涌入我国，科学主义思潮的盛行，造成了人文精神失落与颓败；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失语，传统文化呈势衰状态，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发展，民族的传承，青年学生的成长，要扭转这一悖逆趋势，必须回归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受教育者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尚不成熟，如年轻人对各种文化敏感、思想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但与此同时对各种思想观念缺乏批判力，容易受暗示，给民族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想提供温床。网络由于其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空间广阔等优点，已逐渐成为学生获取知识和各种信息的重要来源和渠道，大量的信息对学生思想观念等产生巨大的冲击，在这样一个文化选择多样化、各种困惑增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与动物相反，没有什么本能的东西告诉人必须做什么；与昔日的人相反，也不再有什么传统的东西告诉今天的人们该做什么”[7]。
在我们以往的学校教育中，教师是唯一的主体，他们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正确的价值观，而学生的任务则是从教师那里接受知识并“复制”一套价值评价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由于受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及受到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受教育者在上大学之前很少独自做出选择，也较少体验选择的痛苦。上大学后才开始自己真正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最初往往是以困惑的形式出现的。《论语·述而》中记载孔子的主张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看，正是这种困惑的出现为我们的民族精神培育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只要我们注重引导、讲究方法，便可以为处于困惑中的学生指点迷津。同时也要认识到，受教育者文化选择过程也就是各种思想观念冲突中“困惑”与“解惑”的过程，不经历这个过程，选择能力就难以得到提高。
最后，认同和内化形成了个体文化选择的内在标准，也是民族精神培育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作为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一种被动的“镜像”式的反映，而是能动的反映。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但这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形成过程。”[8] 这个复杂的过程，以知识学习作为起点，以自身的认同和内化为终点。
从民族精神培育过程来看，受教育者不只是客体，他还是培育活动中的主体。教育者并不是直接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粘贴”给学生。从哲学上的主客体及其关系来看，主客体是统一于同一个具体的、现实的过程之中的，他们通过实践活动而相互联系起来。具体到教育过程中，是学生(主体)与作为教育资料的社会文化(客体)通过有目的的、能动的实践活动而建立起来。学生通过对社会文化的理解、认识、把握，把社会文化内化到自我文化心理结构中，形成学生的自我发展。学校无论向学生提供多少文化教育资源，教师无论向学生传授多少文化知识，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作为“解释权威”激活知识，使一般理论具体化，最终都要经过学生自己理解、接受等活动才能“内化”。
从能动的反映论来看，认识不可能是对知识的直接接受和占有，而应该是以自己的现有的需要和价值取向、现有的认识结构和认识方式、情感体验方式等为基础，能动地对知识客体进行选择、加工、改造、变革，并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将知识吸纳到自己的认识结构之中。由于受教育者的能动建构作用，他所内化、掌握的知识同作为他的学习对象的知识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同一本书、同一个教师所讲的内容在不同的学生那里被吸收、内化的量与质都是不一样的。也因为如此，生活在同一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会呈现出文化、精神层面的千差万别。
三、从文化接受到文化选择是受教育者民族精神培育方式的现代转型，文化性缺失阻碍了受教育者文化选择能力的提升。
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9]，受教育者只有理论联系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中西方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才能避免主观性和片面性，减少情绪化色彩，增强理性思维和自觉精神。
任何个体的价值观念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的各种思考、判断以及选择能力的培养和形成是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它必须以人类的文化知识的积淀为前提。我们知道，一切科学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都是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深入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科学一旦产生，后人若再认识某一特定对象，就无须再重复人类认识该事物的历史道路，人们只要通过传递、学习的途径，就可以掌握它。这个文化传递过程，其实就是“灌输”。应当看到，长期的正面教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学生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同感，但这种缺少实际体验的认同通常只是以“标准答案”的形式存在，这种“表面化”的认同感只有当它们在主体自身的文化选择、接受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运用和珍视，才可能真正进入个人的选择评价体系。学生只有在将文化选择与接受真正视为“我的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主动对接受对象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依据自己所认定的选择、评价标准来做出判断和选择。这种独立的判断和选择与个人价值评价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同时，由于受到自身思想认识水平和生活经验的限制，受教育者在文化选择、辨认、评价、判断的过程中免不了会有一些失误，学校和教师的引导也是不可或缺的。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坚持抵制各种腐朽文化的侵蚀。”我们要引导受教育者重新认识西方社会政治架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关键在于撕开西方文化的美丽包装，揭露其文化价值观念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提高他们在相关问题上的分析、批判和鉴别能力。如“西化”浪潮中某些西方学者把文明与文化混为一谈，把西方文明的工具价值无限放大为固有价值，平行移植给西方近现代精神文化，然后把这个特殊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特殊文化、当作人类文化的最高和唯一的样板，强加给世界各非欧美文化人群——包括拥有五千多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使这些文化传统发生“西方化”的单向涵化式变迁，并视这种变迁为“进步”。包含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各种信息通过电视、电影、网络、报刊、书籍等无孔不入的媒体，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已经到了全方位、全天候的程度。传统教育在引导学生对各种腐朽落后的思想的自觉鉴别和抵御时采用的是“防御战术”，它的目的是保护受教育者不受不良思想的危害，强调揭示腐朽落后的思想包含的错误信息和价值观，以此鼓励学生对其抵制或者是远离，现代教育体制的“保护主义”已经发展为“超保护主义”，其目的转变为培养受教育者对各种文化的理解力，强调批判性理解、分析以及创造文化产品。
综上所述，从高校民族精神培育的基础、过程、方式等三个方面都反映出文化性缺失的境遇。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原本富含文化性的高校民族精神培育从实践到理论都偏离了文化，变成了一种“非文化”存在，从而造成文化性的缺失。民族精神培育方式的现代转型应从这种“非文化”状况入手，使民族精神培育由文化的工具存在转变为文化的主体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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