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模型演变及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投资风险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进展论文,模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2)10-0030-07
一、引言
早在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之初，舒尔茨就认识到，由于个体在评估自己的才能时面对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因而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性。贝克尔也提出，由于人力资本是有风险①的、不流动的，应该获得超出无风险资产的溢价。[1]明确将风险因素纳入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框架，始于Levhari和Weiss在1974年发表《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精确分析模型。[2]此后，Williams采用随机动态规划模型、引入资本市场的投资组合思想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3][4]但在其后的二十年中，有关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太大进展。直到近十年，经济学家们借用金融学中风险的定价理论模型；[5][6]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展开了新的研究，尤其是在实证研究方面有一些新的突破。
纵观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模型的发展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有两种研究思路：一种是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分析个人投资风险，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研究；另一种是在金融学框架下来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如采用随机动态规划模型、期权模型，将人力资本看成是一种类似于金融资产的资本来进行研究。本文将分别以这两个方面为主线来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模型演变及其发展。
二、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模型
在经济学领域，处理不确定性决策的分析范式是采用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是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此框架下分析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也主要沿着“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收益——收益使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模式来展开。在该理论框架下，学者们主要研究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和不确定条件下最优教育选择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
为了清楚地说明不确定性条件下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Levhari和Weiss建立了一个只包含“现在”和“未来”的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里时间被用于教育和工作两个方面，而第二阶段则只包括工作。[2]这里的不确定性包括不确定的投入和不确定的产出两个方面。假定效用取决于目前和未来的消费，个人的目标就是最大化效用的预期值，由此推导出目前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水平，在最优水平上比较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预期收益率。最后得到的结论是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个人减少人力资本投资。Eaton和Rosen在Levhari-Weis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将税收与不确定性和人力资本积累联系起来。[7]在考虑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从理论上分析税收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并探讨了在不确定性的模型中有效税收的问题。Kodde在Levhari-Weiss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完全资本市场和未来收入不确定条件下的两阶段模型。[8]他认为Levhari和Weiss(1974)未能考虑教育的直接成本问题，在模型中加入教育的直接成本后，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预期收益率相等这一条件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成立，教育的期望收益率并不一定必须大于利率。此外，他还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这与Levhari和Weiss(1974)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相反。到上世纪90年代，对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模型的重要拓展是Snow和Warren将未来的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纳入模型，考虑了收入效应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9]在他们的模型中，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未来的工资率，因此增加了潜在的未来收入。而未来劳动供给的数量将决定会有多少潜在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得以实现，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不仅仅取决于Levhari-Weiss模型中所说的投资的数量，还取决于未来的劳动供给。因为增加的收入减少了未来的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此，随着未来收入的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反而减少了。
(二)不确定条件下的教育选择问题
个人在做教育决策时，未来的收入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Chen考察了投资大学教育的风险问题和收入不确定性是否会对上大学的决定产生影响，其贡献在于区分了永久性冲击和暂时性冲击。[10]她认为风险主要来源于对个人能力、大学质量和市场条件不可预期的变化这三个方面的信息不完全。前两种风险导致对未来收入的永久冲击，而第三个原因则导致对收入的暂时性冲击。Chen首先用Becker(1964)确定性条件下的简单教育选择模型将上大学期间的成本和放弃的收入整合进该模型，然后在Levhari-Weiss模型的基础上，将永久冲击(不可观测的个人因素)、相对风险厌恶度和生命效用函数整合进教育选择模型中。研究发现大学生工资的波动性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波动性更大，意味着收入的不确定性对个人选择进行大学阶段的学习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风险的存在是增加还是减少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对个人的教育选择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升水的存在性和大小是多少等这些问题，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给出完全一致的结论。总的来说，Levhari和Weiss(1974)所提出的两阶段模型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他们的理论模型并不完善。比如，没有考虑人力资本随时间而变的问题，缺少跨时设定；没有给出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没有加入教育的直接成本、也没有对未来劳动收入分配的可能性进行限制等。沿着这一思路研究的后来学者们主要是在Levhari-Weis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也逐步发展出用一些计量模型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准确性，从而使得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三、金融学框架下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模型
(一)均值—方差资产组合理论引入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模型
Williams(1978)将一个两阶段的均值-方差资产组合问题引入人力资本理论来解决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问题。他认为投资者未来金融财富的不确定性不仅来源于劳动收入的随机性，而且还与可交易资产的风险回报有关。Williams
方差最小的有效风险资产组合可以使投资者避免初始人力资本存量的固有风险。Williams(1978)的研究开创了用金融学方法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先河，但遗憾的是没能在模型中考虑时变的问题。因此，1979年他又将不确定性问题和时间的连续性结合在一起，从而使1978年简单的静态模型扩展到生命周期的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模型。
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是从最优教育长度来研究最优教育选择的，而Hartog和Vijverberg(2007)则从学校课程选择的角度采用均值-方差理论来说明个人教育选择的风险问题。[6]学习不同的课程可以获得不同的技能，因此可以将技能看成金融学中的资产，通过不同技能的组合来决定最优的投资策略。最优教育长度是一种关于教育投资风险的纵向分析，而Hartog和Vijverberg(2007)从横向的角度——技能组合来说明教育投资的风险性质，这为我们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引入期权模型解决教育选择问题
较早将期权理论应用到人力资本投资中的是Comay et al.，他们将教育看作是一系列的多阶段投资过程，每一阶段的不确定性由辍学概率的外生性所产生，而在生命周期的剩余部分没有收入风险。[11]Hogan和Walker认为相比投资组合选择而言，教育选择问题更像是一个最优停止问题，个人将找到他终止教育的最优时间，停止教育后就不能回去再次接受教育。他们构建模型的思路如下：个人接受教育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期权，他可以在任意时间执行这个期权从而终止教育之后开始工作，其工资是一个与受教育时间相关的随机变量。杨娟采用期权模型对不确定性下的最优教育选择做了实证研究。[12]其基本思想是：投资教育类似于购买期权，购买者通过支付学费(相当于购买期权的成本)购买了一个买方(看涨)期权，此期权赋予购买者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即执行了期权)或随时终止教育的权利(即放弃执行期权)。当放弃学历可以获得与完成学历同等或更高工资时，也就是说所投资的教育学历相对回报率下降了(购买期权的潜在资产贬值了)，投资者将放弃执行期权。与Hogan和Walker的期权定价模型相比，这个模型的优点在于，允许个体在每一阶段都做出教育选择，也可在学习期间中断几年以及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组合。
采用金融学的方法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最大特征是将人力资本看成是一种类似于金融资产的资本，因此可以采用对待金融资产的方式进行投资。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学者们也有相当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这违背了人力资本的基本属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这种方法正符合了资本本身的性质。不管怎样，金融学方法的引进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使后来者有更开阔的思路来看待此问题。
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进展——风险态度异质性的引入
不管是采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模型还是金融模型，上述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都对风险态度的考虑不多，一般都假定个人是风险厌恶的。但事实上，风险态度是异质的，即便都是风险厌恶，其厌恶程度也不一样。不同的风险态度对于个人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影响。因此，不论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不应忽略风险态度的作用。近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关注风险态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并将其纳入理论模型中，使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更加完善，更符合现实。
Shaw强调个人风险厌恶的异质性，因为这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异质性，从而导致收入增长的异质性。[13]换句话说，风险厌恶的个体差异可以解释先前无法解释的个体间的收入增长方差。他将投资有风险的人力资本资产与投资有风险的金融资产的决定结合在一个持续时间资产组合分配模型中。采用美国1983～1986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对个人的风险态度和工资增长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工资增长和风险偏好正相关。风险厌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工资增长，具有风险厌恶的个人会得到更低的教育回报，同时，一般工作经验的回报以及在职任期的回报也会更低，他们对离开学校教育的后续教育投资的可能性也不大。该理论暗示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收入增长，将随着风险厌恶度的增加而降低，随投资回报方差的增加而降低。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可能成为冒险者，因此个体愿意冒险解释了一部分教育回报。Hartog和Díaz-Serrano(2002)用一个较为简单的模型来说明风险态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确会产生影响。[14]他们设定了一个当收入随机时的最优教育长度的人力资本模型，通过一系列数学变换，可以得到教育的边际收益率、教育的相对风险斜率(relative gradient of risk)、相对风险厌恶、效用的收入弹性之间的关系。风险斜率的增加会减少风险厌恶者的最优教育长度而增加风险爱好者的最优教育长度。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风险态度的确会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此外，对于风险态度问题的研究，学者们最近开始使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来测量风险态度，以期获得更为准确的数据。研究者设计了与货币收益相关的游戏来考察研究对象的风险态度。[15]丁小浩等在北京大学的本科生中也做了类似的实验，以此来研究个体风险态度对其教育和职业选择的影响。[16]可见，风险态度的引入不仅拓展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范围，同时也促进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
五、结语
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而人力资本投资具有风险则是人力资本理论自身的一场革命。目前，学界对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已经日渐深入，涉及的知识领域也很广泛，包括教育经济学、劳动经济学、金融学、实验经济学等。改变传统人力资本理论中投资零风险的假定，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的研究方法。引入资产组合理论、期权定价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则让人力资本理论拥有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这无疑是一种进步。采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还是采用金融理论框架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哪种方法更好，目前学者们对此并无定论。最大的分歧在于是否能将人力资本看成是与金融资产相类似的一种资产。因为人力资本毕竟是一种很特殊的资本，它和物质资本有很大的差别。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用期望效用理论分析框架来研究风险问题可能更具可靠性，但不可否认，金融学方法的引入的确为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近年来，不管采用哪种方法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将风险态度纳入其理论模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势。实验经济学方法的引入也让准确测量个体风险态度成为可能，因此，推动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发展。由于风险态度是异质的，从而造成了不同的风险态度对个人投资人力资本的影响不同。而风险态度又可能与个人的财富、教育程度、能力相关，引入风险态度无疑会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但这可以让我们的理论模型更加接近现实。因此，在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时考虑个人的风险态度是很有必要的，这也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那就是缺乏与之相关的教育、税收政策研究。政策可以引导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我们的政策目标是希望从总体上提升人力资本投资，因为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社会才能进步。但目前研究人力资本的风险属性与最优的教育、税收政策的文献相当少，Eaton & Rosen(1980)的研究可谓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他们的研究表明，当教育收益不确定时，引入再分配的线性收入税可以提高福利；Hamilton扩展了他们的分析，认为一些政策工具可以鼓励教育投资，比如资本所得税就是对收入税的一个很好补充。[17]弄清楚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加还是减少了收入风险是研究最优教育、税收政策的关键问题所在，这需要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将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结合起来得到以事实依据为基础的政策药方，用政策干预的方式鼓励年轻人多投资教育。
注释：
①在对物质资本的研究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含义认识有差异，但在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中，学者们一般都视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概念等同。本文中也将二者的含义视为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