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的有效范式和专业成长的典型路径——记徐金超老师和他的“史证教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教学研究论文,路径论文,典型论文,老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9月23日至24日，浙江省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在新昌县知新中学举行了徐金超“史证教育”教研专场活动。这次活动既是徐金超老师教学才艺和研究素养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绍兴市高中历史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徐金超老师是绍兴市学科带头人，也是浙江省教育科研青年标兵，是一位在课堂教学、考试命题、教育研究等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多面手。对徐金超老师研究过程和成长经历的考察和审视，既是总结一种学科教学研究的有效范式，也是揭示一位学科教师专业成长的典型路径。
一、着眼于“才艺展示·问题研讨·成果推广”的教研专场
徐金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师，本次个人教研专场则是他教学才艺的一次集中展示。在两天时间中，徐金超老师围绕主题开设了《读人·读数·读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和《证史·知史·悟史——三段鲁迅名言的历史解读》两节研究课；又开设了《我从事“史证教育”研究的路径》和《历史考证的魅力和陷阱》等两个专题讲座。整个活动的容量很大，但徐老师举重若轻、游刃有余，体现了厚积薄发的教学功底和专业素养。
《读人·读数·读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一课以教科书为载体，通过“读人知史”“读数知史”“读图知史”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学习“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这一内容。以史料为依托，通过引导学生对文字、数据、图片等史料的多层面解读，引领学生阅读、分析、讨论，体现了“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史证教育内涵。而《证史·知史·悟史——三段鲁迅名言的历史解读》一课，呈现的是三段鲁迅名言和围绕三段名言组织的史料，既没有具体的教材文本为载体，也没有具体的知识范围，而是以学生的知识基础为依托，以“证史—知史—悟史”为线索，通过“习史要问证据”“习史要察背景”“习史要明大势”三个环节，引导学生认识：既要重视历史的实证，又要学会“考论史之立场”，实现“具独立之见识”。整堂课既渗透了“史证教育”的方法和思想，更体现了“学史使人明智”的课程价值。这两堂课充分展示了徐金超对历史课程知识和历史课堂教育的驾驭能力，在课堂中，他能始终贯彻“以学定教”的理念，从学生的基础、问题、疑惑出发提供材料、设计问题，循循善诱又逐步深入。
在《我从事“史证教育”研究的路径》的专题讲座中，徐金超介绍了始于应对高考新题型，发展到探索“史证教育”课程价值和实现路径的研究过程，并介绍了他最新的研究方向：历史教育中实证与想象、思辨、感悟的关系。“有时临赵字，无调学余腔”，这是徐金超的夫子自道，“志于道”、“游于艺”，出入文史、兴趣广泛是他的一大特点。在第二个讲座中，他跳出历史看历史，以《红楼梦》研究为切入点，分析了历史考证的魅力和陷阱，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既幽默生动，又有理有据，表面上谈的是《红楼梦》研究，实际上渗透的还是历史教育和教学中的考证功夫，向与会老师提出了“力戒‘抽样作证’”“切忌曲解附会”“忌以今度古，以己度人”“忌混淆考证主题”“忌先入为主，意气用事”等史证戒律。
本次教研专场也是一次历史教育教学的问题研讨和观点争鸣活动。笔者认为，要实现“教学平权”，在课堂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首先就要实现“教研平权”。在绍兴市的历史课程实施和学科研修中，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倡导“反对派”文化，全力营造包容性教育教学研讨氛围。在绍兴市历史教学界，没有不能挑战和超越的权威。思想活跃、敢于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是绍兴市高中历史骨干教师的共同品质。本次教研专场活动也一样，徐金超老师的两节研究课成了问题研讨的载体，与会教师以现场自主、即兴的形式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就“史证教育”和历史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一些老师对研究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商榷，如绍兴一中的张叠老师提出，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工业内迁是民国时期民族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读人·读数·读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一课对此重视得不够；诸暨教研室的吴国良老师认为某一产业与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存在不小的出入，对徐金超以煤炭为例来说明近代工业中外资的比例提出了质疑。更多的老师则从本次展示的两节研究课中发现了值得总结或深入研究的问题，如绍兴县教师发展中心的王叶军老师认为徐金超的课从学生实际出发，是从关注“教”向关注“学”转变的成功示例，并提出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科关键问题之一；越州中学的裴英杰老师认为这两节课找到了历史教育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契合点，提出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效结合的问题；吴国良老师则结合这两节课阐述了历史教学中要区分历史解读和人文解读的道理；上虞中学的高国荣老师从听课中获得启发，提出可以将“基于课题研究的课堂教学优化”作为一项课题开展研究……正是这些讨论使教研专场更为生动和丰富，使绍兴的历史教育研究进一步深化。
本次活动也是一次历史课题及教育成果的推广活动。在教研专场研讨环节的开场白中，笔者从“史证教育之史证”“史证教育之教育”“史证教育之方法”三个维度阐述了徐金超老师课题研究的内涵和本次教研专场的意义。论从史出，这个“史”必须真，这就是历史教学的底线，当然除了真之外，“史”还要尽量充分全面，而“史证”则是历史教学尽可能全面求真的有效保障；求善是历史教学的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对历史的解释和评价必须用“善”的标准，具体地说就是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尺度，而“教育”则是完成这一使命的主要路径；徐金超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和思想上的养分，还给我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历史课题研究和历史课堂教育的操作程序和策略方法，是绍兴市历史教育界具有先导意义和引领价值的典型成果。
二、致力于“课程视野·课堂变革·持续关注”的教学研究
学科教学的研究不但要有深入课堂“田野”的技术视野，还要有着眼学生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课程视野，徐金超老师的教学研究是将这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范例。
徐金超的《“史证教育”的课程价值和实施路径》这一课题是从关注高考新题型开始的。2007年广东高考卷有一个试题：要求学生回答下列两个问题：
（1）该研究者认为，明朝妇女的婚姻观存在两重性，即保守性与自主性。他可能使用上述哪些材料来分别证明？
（2）上述材料分别来自官方文献、学者著作和小说，你对该研究者利用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有何看法？
这个试题在当时获得了一片好评，因为它体现了本次课改中提出的“过程与方法”课程目标的考查。如何应对这一类新型的高考题？这是徐金超关注的具体的技术问题。为此，他收集自2000年以来各地类似的所有题型加以研究，并多次开设《“史证”类问题的类型和解题指导》的复习课，这一研究当然使教学研究回归了课堂、接上了“地气”。但如果停留于此，教学研究的价值就大打折扣，甚至使研究沦为应试教育的“奴仆”。徐金超不是停留于此，他在考试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追问：这类题型考查哪些历史知识？考查哪些历史学科能力和学科方法？考查体现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导向是什么？通过这些追问，使他的研究在“技术”的基础上有了更高远的课程视野。
为此，徐金超深入分析了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关于“进一步树立崇尚科学精神，坚定求真、求实和创新的科学态度”的规定。横向比较了《上海市21世纪（2000-2010）中学历史学科课程标准》和美国《5到12年级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提出了“史证被忽视与课程标准的相关要求过于抽象、操作性不强有关”的观点，并认为一线历史教师应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实践并丰富课标的要求。纵向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教育中“史证教育”长期缺席的现状，指出20世纪末以来，特别是课程改革以来，历史教学中的教条灌输虽然得到纠正，“史论结合”成为历史教学中强调的一个原则，历史探究学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以偏概全、从观点出发寻找史料的“以论带史”、没有史料支撑的清谈高论却广泛存在。正是站在课程的视野上着眼于学生成长，分析历史教学的现实，徐金超提出了“史证教育”这一命题。他认为“史证教育”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1.重视“史证意识”。通过“史证”问题的教学，引导学生形成“论从史出”、“史由证来”、“实事求是”的“史证意识”。
2.掌握“史证方法”。通过“史证”问题的教学，学生能够在“史证”的过程中习得探究式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包括收集史料、鉴别史料、分析史料、运用史料论证问题的一系列方法。
3.培育“史证精神”。围绕运用史料论证历史问题，提高历史分析能力，形成严谨的思辨意识和思维品质，帮助学生在探究学习的基础上养成论从史出、无证不信、实事求是的史证意识，培养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
如果说课程视野使徐金超的教学研究有了教育的高度，那么，重视教学研究向课堂的“田野”回归，又使他的教学研究有了比较好的技术支撑，接上了教学现实的“地气”。十多年来，在绍兴市的历史课程和学科建设中，笔者一直致力于倡导研究性阅读和研究性教学，引导一线教师通过主题性课例研究等研究性教学活动使研究回归课堂、使课堂不断改进。徐金超称得上是开展研究性教学活动的典范，从2000年开始，他先后承担了4项绍兴市教科规划课题和2项浙江省教科规划课题，每一项课题他和他的研究团队都会开出一系列的研究课，开展课例研究。正是在这些课例的基础上，他的课题常常能既沉潜扎实，又新意迭出。在“史证教育”的研究中，他同样上了不少研究课，前述的《“史证”类问题的类型和解题指导》一课，既是一堂典型的高考专题复习课，也是“史证教育”的研究课；2005年他曾经组织过一次《国共合作抗日记者招待会》的研究课，在开展“史证教育”研究中，他又多次从“史证教育”的视野重新开设这一节课，探讨了虚拟情景中的“史证教育”问题，并写出了课例报告。本次教研专场中，他执教《读人·读数·读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和《证史·知史·悟史——三段鲁迅名言的历史解读》两节课，同样也是“史证教育”的研究课，具体而微地向与会老师展示了“史证教育”在课堂教学中的实践路径。徐金超还善于在其他老师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实践研究，如他曾多次执教《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的研究课，就是根据著名特级教师戴加平老师的教学设计，从“史证教育”的角度加以改进和实践的，并在研究课的基础上，撰写了《开放视野、实证方法和爱国立场》一文（《中学历史教学》2011年第6期发表，人大复印资料《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历史实证与爱国立场的关系这一比较复杂的问题，使“史证教育”的研究得到了深入。
徐金超从事教学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持续关注。他虽然做了不少课题，但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就有价值的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他2008年申报的绍兴市学科教改项目名称是《依托有效探究和命题设计的“史证意识”教育的研究》，2009年结题后，他又在2010年申报了《“史证教育”的课程价值和实施路径》这一浙江省教科规划课题，对此前的教改项目进行了更高的审视和更深的挖掘。2012年，该研究成果获得了绍兴市政府四年一届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但徐金超的研究并没有在获奖后就停步，他继续关注研究中未解决的和新发现的问题：历史实证与历史想象、历史思辨、历史感悟的关系。这次教研专场中《证史·知史·悟史——三段鲁迅名言的历史解读》一课，就向大家展示了他研究“史证教育”的新高度：将历史的实证与历史理解、历史思辨、历史感悟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更好地实现历史课程的育人目标。
三、依托于“广泛阅读·深入研究·潜心实践”的专业成长
这次教研专场不仅展示了徐金超学科研究的深度，也让人见识了徐金超基于博学的“驳杂”：课堂中与学生一起探讨鲁迅名言，讲座中向老师们介绍红学研究。确实，徐金超的“杂”在绍兴市历史教育界久有声名。他也自嘲是“看看闲书，听听戏文，凑几句小诗，写几个歪字”。
徐金超的教学和研究得益于他良好的阅读习惯。他阅读兴趣广泛，文、史、哲、经无不涉猎。这些阅读又不是止步于浏览，他善于在教育教学研究中深入运用这些阅读成果。据他自己回忆说，他第一次承担绍兴市教科规划课题是2000年，申报的课题是《高中政治、历史、地理“学科渗透、专题配合”教学模式研究》。针对当时文综高考刚刚起步的实现问题，利用他涉猎广泛的优势，阅读了大量各学科的专著和研究成果，探讨学科渗透的问题，在两年时间中先后在《历史学习》、《地理教学》、《语文知识》、《中学语文报》、《语文教师之友》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学科渗透的文章。这可以说是他“广泛阅读、深入研究”收获的“第一桶金”。
笔者从2004年开始就在绍兴市历史教育界力倡“历史阅读”，徐金超是积极的践行者，在绍兴市历史学科网站上设立“历史书架”就出自他的建议。他长期阅读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经典著作，并写出了一批思想史方面的读书札记和论文。他对比于丹《〈论语〉心得》和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两书，写了《孔子，中国文化源流中的那一轮明月》一文，受到时任《历史教学》主编任世江先生的赞赏，加编者按在《历史教学》发表，受到历史教学界的关注。为了解决经济史教学中的一系列问题，他曾经集中精力“啃”了一批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著作，也发表了《也谈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
在历史阅读的教学转化方面，徐金超也是一位持续的实践者。这次教研专场的两节课，也体现了徐金超深入的专业阅读和灵活的教学转化。《读人·读数·读图——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一课中引用的大量经济史史料，需要经过长期的阅读积累；《证史·知史·悟史——三段鲁迅名言的历史解读》一课的阅读基础不但包括鲁迅著作，也包括中国科技史和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正如活动中听课老师们说的那样，“史证教育”的实施依托于丰富的本体性知识的积累。笔者认为，这种积累主要是通过历史阅读实现的。正是通过历史阅读的教学转化，使徐金超的教学研究不断深化；也正是通过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使徐金超的教学实践不断优化。有思想的专业阅读和有内涵的课例研究相互启发、相互滋养，阅读、研究、实践三者的有机结合和良性循环，是徐金超给每一位历史教师专业成长提供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