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永峰[1]2012年在《近30年来的民国合作运动史研究综述》文中研究表明民国合作运动大致开始于五四前后,那时一些知识分子将源于西方的合作思想引介到中国,并在城市进行了零星的合作社实验。华洋义赈会自1923年起在河北进行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验开民国农村合作运动之先河,之后中国的合作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国民政府成立后很快参与其中,而乡村建设团体乃至商业银行亦一度介入。国统区农村合作运动一直持续到国民政府统治结束为止。此外,在共产党活动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也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抗战时期,国统区与根据地均进行了工合运
许贺葆[2]2017年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工业合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国东部地区沦陷,国统区聚集着大量的难民和失业工人,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在中国后方广泛地建立工业合作社,旨在组织难民和失业工人,发展小工业,供应军需民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创办的《工业合作》月刊成为介绍全国工合运动实况和探讨工合理论问题的重要平台。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外国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共同倡导的,得到各界人士的认同,又得到国民党和共产党支持的生产建设运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中国工合运动的领导机关。为了宣传和介绍工合运动,工合协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工业合作》月刊。该刊的作者群体主要是工合运动中的工作者,他们结合实际工作讨论工合问题。所以,该刊物在介绍中国各地工合运动实况的同时,又重视工合实际问题的理论探讨。首先,工业合作在中国是新生事物,《工业合作》月刊论者讨论了全面抗战时期在中国后方发展小工业的必要性,阐述小工业与大工业的关系,他们认为工业合作可以肩负起国家轻工业建设的使命。另外,他们还解释了采用合作方式的原因,强调合作方式符合民生主义的要求,有利于小工业的改造,适应敌后经济战的要求。第二,工业合作社的管理和经营是工合运动中的重要问题。《工业合作》月刊论者在实际问题的牵引下探讨理论上的解决之道,然后再指导工业合作社的实际工作,形成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在工业合作社的管理方面,他们针对合作社内社员和职员的问题,盈余分配制度的不合理等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在工业合作社中坚持民主、平等、合作和公有制等原则。在工业合作社的经营方面,其论题涉及合作社指导、经营门类选择、供销问题和金融问题。《工业合作》月刊论者提出建立全方位的指导制度,发展中心工业,建立工业合作供销体系和工业合作金融体系,意在使工业合作社合理健康地发展。
肖晓飞[3]2019年在《四十年来“工合”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合"运动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经济抗战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领域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工合"运动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富,从各个方面对"工合"运动做了较多研究。同时,随着海内外越来越多新史料的开放和公布,"工合"运动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宽深化的空间。本文从不同方面加以爬梳,并在评价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展望今后的研究趋势。
张静[4]2003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合”运动述论》文中研究说明抗战时期，在中国的大地上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合”运动。它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专门生产物资以供应军需民用的合作社生产运动。本文通过对“工合”运动的系统考察，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工合”的背景、发展、衰落原因和成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本文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因素着手，对“工合”运动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合作运动的勃兴给“工合”奠定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基础；合作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也为“工合”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沉重灾难则是“工合”兴起的直接导火线。第二部分，回顾了“工合”运动的历程。该部分以“工合”在全国的发展状况为线索，结合抗战形势的变化以及国民党政府对“工合”态度的转变，将运动划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工合”的酝酿、肇端阶段。认为国际友人、中共、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国民党政府在“工合”的创始时期起了主导作用，并且指出，“工合”在无形中是联系国共两党和民主势力共赴国难的一条重要纽带。第二阶段是“工合”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大力创办各类合作社和设立大区办事处以及事务所时期。第叁阶段是“工合”的衰落阶段。指出，除了国民政府本身存在的一些政治、经济原因影响了“工合”的发展之外，“工合”社内部存在的一些缺点和阴暗面也是其发展受挫的主要因素。第叁部分，主要对“工合”的力量进行了剖析。该部分通过对“工合”运动的组织结构、业务种类以及它在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地区的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工合”的强大力量。<WP=4>第四部分，主要从经济成效、统战成效、民主功能以及教育功能等方面揭示了“工合”运动的伟大意义。指出，“工合”不仅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很重要的经济作用，而且对于促进经济民主、政治改良和民众教育，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在结语部分总结了几点启示，揭示了研究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
李玥玥[5]2016年在《抗战时期“工合”在西北区的开展与社会变迁》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工业合作运动是抗战时期的时代产物,是战时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在当时有“经济国防线”的美誉。抗战期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共建立西北、东南、西南、川康、滇黔、浙皖、晋豫7区,遍及川、康、滇、黔、陕、甘‘宁、晋、绥、豫、鄂、湘、桂、粤、闽、浙、赣、皖等18个省。目前学术界对“工合”的研究,主要从整体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区域史相对缺乏,西北区作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建立的第一个办事处,是合作运动中最活跃的地区,应得到该有的重视。抗战期间,西北区办事处在陕、甘、晋、豫、鄂、绥6省共建立18个事务所、6个指导站,范围涉及前线、后方及中间地带,将各地流亡至西北的技术工人、难民、广大农村中的农民和妇女群众、爱国知识青年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生产生力军,共建立有500余合作社,社员计有1万多人,合作社的业务遍及纺织、服装、化学、五金、机械等几大类,产品多达百余种以上。比较抗战期间各阶段东南、浙皖等区的社数、社员数、生产总值及贷款数,综合来看,西北区稳居第一,其生产活动的开展为支援抗战、供应军需民用、加强后方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使后方的生活与生产建设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即以“工合”在西北区的活动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工合”在西北区开展的背景、组织结构及章程,并以其工业生产、福利教育两条主线为基础,将“工合”当作一场生产教育运动来考察,对“工合”背景下在社会稳定方面促成的生产救济与生活条件改善,在工业建设方面形成的“半工业化”现象及资源开发,在意识变迁方面出现的妇女思想解放与抗建知识传播进行分析。并综观“工合”在西北区的发展,从政治及体制等各方面分析其最终衰败的原因,以为现代工业合作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展现其现实意义。
袁航[6]2016年在《抗战时期宝鸡工业合作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工业发展较为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抗战期间兴起的一场工业合作运动却逐渐改变了这一现状。工业合作运动是为了建立对抗日本侵略、坚持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由国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各派抗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织民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日经济自救运动,是抗战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是西北工合运动发展的中心和重心,有“西北工合城”的美称。一批工业合作社的设立,成为了当时宝鸡工业发展的有生力量,打破了多年来宝鸡工业化进程缓慢的局面。宝鸡工合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工合运动中兴起最早,发展较快,规模较大,是战时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迅猛的发展对于提供军需民用物资、救济民众,繁荣后方经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宝鸡工业化建设、传播民主思想、塑造城市文化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本文选择抗战时期的宝鸡工合运动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宝鸡工合运动兴起的背景,针对其行政机构、生产机构、附属机构的建设与发展进行全面且深入的探讨,并对宝鸡工合组织与中共组织、国际友人及“申新纺织厂”之间的互动加以分析,从而对宝鸡的“工合”之路进行总结与思考。
吴青[7]2012年在《何明华与抗战时期中国工合运动述论》文中研究表明何明华是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也是一位香港历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抗战时期,他积极投身中国工合运动。该运动是以争取国际援助为重要途径的工业生产自救运动。何明华担任工合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工合运动,尤其是陕甘宁边区工合获得了广泛的海外援助。何明华还为工合与中共抗战开展积极的国际宣传。他认为工合所倡导的民生观念,是该运动获得广泛国际援助的重要原因。
王杰[8]2017年在《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援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足自身实际,正确分析了中共面临的严峻国内及国际局势,提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争取外援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中共积极制定有利于吸引援助的政策,并通过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延安交际处等机构,积极配合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的援助。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及相关措施,吸引了众多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为中共提供舆论宣传、资金、军事、医疗、技术等援助,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歪曲报道,国际社会对中共有了客观认识,树立了新形象。众多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突破国民党及侵华日军的重重包围,远赴边区及各敌后根据地参与解放区各项事业建设,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自愿留在中国,投身新中国各项事业建设。因此,深入进行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援助的研究是必要的。本文立足翔实史料及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援助这一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全文共分为叁部分,具体内容为: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中共积极争取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援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具体论证了全面抗战前中日双方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中共自身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共提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改变成为中共积极争取援助的等方面原因。详细论述了中共制定的一系列吸引援助的政策、条例,配合援助的相关机构的设置及边区相对稳定的环境,成为中共获得援助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对中共所受援助内容展开论述,具体论述了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提供了舆论宣传、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医疗卫生、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援助。第叁部分,主要论述了抗战过程中援助主体、援助内容、援助时间等叁方面的特点,并对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援助的意义进行分析,以期对此历史事实获得较为客观准确的认识。
郭微香[9]2005年在《抗战时期中国“工合”教育初探》文中认为本文运用目前可以搜集到的资料,简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工合”的兴起,分析了“工合”教育兴起的原因,考察了它的具体实施状况,对培黎学校进行详细论述,并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其实质、历史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剖析。 第一章,简要论述了“工合”兴起,它是在战时特殊条件下兴起的一场经济自救运动。随着“工合”的兴起,“工合”教育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提上日程。什么是“工合”教育?笔者根据教育的含义与当时“工合”教育研究者对它的理解,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对其指导机构作了简要的介绍。“工合”教育的实施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工业合作理论不够与实践的缺乏制约着“工合”的发展,这是实施“工合”教育的根本原因;“工合”人才的缺乏与“工合”对人才的迫切需求所构成的矛盾是发展“工合”教育的直接原因;“工合”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潜伏着一些危机,这是实施“工合”教育的重要原因;战时民众动员及民众教育运动与抗战不同步,这是实施“工合”教育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章,根据上一章对“工合”教育的解释,以受教育对象为划分标准,“工合”教育可以分为四种,即“工合”宣传教育、“工合”社员教育,“工合”干部教育和“工合”福利教育,在这一章中,从不同角度对四种不同形式的“工合”教育的具体实施状况进行探析。 第叁章,创办“工合”学校,这是“工合”计划的一部分。1940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决定在西北区创办培黎学校,并制定了培黎工艺学校计划书。以此计划书为准则,“工合”创办了几所培黎学校,本文论述叁所主要的培黎学校,即双石铺培黎学校、兰州培黎学校(中间站)、山丹培黎学校,并对山丹培黎学校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 第四章,(一)剖析“工合”教育的实质:它是一种寓职业教育、战时教育、生产教育、生活教育与民众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二)“工合”教育适应了“工合”与抗战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首先,“工合”教育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经济建设人才,这不仅是当时“工合”的中坚力量,而且在日后的经济建设中
曾兴[10]2007年在《西北地区近代城乡合作事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北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都兴起了各种形式的城乡合作运动，它们经历了发展、繁荣直至衰退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历史遗产。对当今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金融的健全，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现实的意义。本文运用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回顾西北近代城乡合作事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合作行政、合作组织、合作教育、各类合作社的设立和经营以及合作事业的绩效等方面分析了国统区合作事业发展的情况；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多样、有效的合作事业的研究，阐明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合作事业发展的特点；对由国际友人发起倡导、得到国共两党共同支持的“工合”运动在西北地区开展和衰退的过程，也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本文还初步总结了近代西北城乡合作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对当前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提出了若干建议。
参考文献：
[1]. 近30年来的民国合作运动史研究综述[J]. 许永峰. 民国研究. 2012
[2]. 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工业合作思想研究[D]. 许贺葆.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3]. 四十年来“工合”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肖晓飞.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2019
[4].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合”运动述论[D]. 张静. 河南大学. 2003
[5]. 抗战时期“工合”在西北区的开展与社会变迁[D]. 李玥玥.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抗战时期宝鸡工业合作运动研究[D]. 袁航. 苏州科技大学. 2016
[7]. 何明华与抗战时期中国工合运动述论[J]. 吴青. 民国档案. 2012
[8]. 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及爱国华侨对中共援助研究[D]. 王杰.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9]. 抗战时期中国“工合”教育初探[D]. 郭微香. 武汉大学. 2005
[10]. 西北地区近代城乡合作事业发展研究[D]. 曾兴. 兰州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