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调整动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动向论文,战略论文,国家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成为经济强国之后，就开始了在国际上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谋求某种国际政治权力的努力。进入新世纪之后，日本更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借助“朝鲜核问题”和联合国改革之机，全面启动“政治赶超”战略。可以说，中日之间当前的冲突只不过是日本国家战略在亚太地区的一种区域反响，相信随着日本的“政治赶超”战略进一步实施及国际政治诉求的进一步上升，日本对国际政治格局与亚太地区造成的冲击将会越来越大。
政治赶超，从“脱亚入欧”到“协亚傍美”
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个亚洲国家，在思想观念上也受到亚洲文化的广泛影响，但在政治制度领域，日本却在一直进行“脱亚入欧”的努力。早在19世纪初，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日本的《时事新报》（《产经新闻》前身）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我日本之国土虽居于亚细亚之东部，然其国民精神却已脱离亚细亚之固陋，而转向西洋文明”。他还呼吁说：“我国不可狐疑，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行伍，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从此之后，“脱亚入欧”的想法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直到今天，日本最大面值的万元钞票上还印着这位思想家的头像。
二战之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彻底依附美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支持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发展，并成功地实现经济“超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随着日本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谋求更大的国际政治发言权也就成为日本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压制，日本争取国际政治空间的第一步就是争得美国的同意。于是，传统的“脱亚入欧”战略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下逐渐演变成为“协亚傍美”，日本一方面淡化与美国的经济矛盾，一方面积极跟随美国，协助美国政府在国际上推动“政治霸权”与单边主义，在军事上强化日美之间的战略同盟，支持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同时，在国际事务中唯美国马首是瞻，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日本也意识到其在亚洲必须发挥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并频频有所行动。一是积极参与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上发挥影响。作为六方会谈的一方，日本不仅积极参与谈判，还提出自己的方案，希望通过朝鲜核危机显示日本参与国际政治事务的能力；二是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10多年前，当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蒂尔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时候，日本没有响应。而现在日本为了与日益崛起的中国进行竞争，对东亚区域合作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三是拉拢亚洲盟友，显示政治、军事势力。在申请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方面，日本与印度等国结成同盟，搞强行突破。在军事方面，进一步强化日美协同防卫水平，对周边事务施加影响。
日本在国际政治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同时向亚洲倾斜，这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新的威胁。一方面，日本亚洲政策的活跃与美国全球战略调整态势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日本在国际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野心也让美国感到不安，美国担心日本有可能借机成长为亚洲盟主，进而在国际上与美国分庭抗礼，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因此，日本如何在“协亚”与“傍美”之间保持平衡，对于其政治赶超意图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回归亚洲，力争东亚主导权
长期以来，日本在亚洲保持着强大的经济影响力，亚洲也是日本企业进行全球战略竞争的重要根据地。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企业曾经借助日元升值之机，大举登陆欧美，结果在美欧联合打压下，损失惨重。随着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态势不断演进，欧盟（EU）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相继建成后，一向坚守外向型经济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日本在美欧市场上顿时成为一颗游离的自由电子。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不得不选择重新回归亚洲，试图通过整合亚洲经济力量，以抗衡欧美两大经济体。
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力推东亚区域合作，与中国争夺东亚经济主导权。日本国内早就存在亚洲一体化的“大亚洲”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就是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对亚洲其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之后，日本开始专注于本国经济发展，同时，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主要集中于发展同美国的经贸关系，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趣不大。但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让日本逐渐意识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区域经济合作是一种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日本占领亚洲的新途径。从2000年起，日本开始力推东亚区域合作。同年，日本政府经济产业省出版的《通商白书》，一改以往对世界经济区域合作集团化的看法，公开承认和充分肯定了在东亚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对日本的重大意义，并先后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签订经济合作协定（EPA）。日本制定的东亚经济合作新战略，初期并不包括中国在内。一些日本人甚至还认为，在亚洲中国是唯一能够对日本构成挑战的潜在竞争对手。所以，日本制定东亚区域合作战略规划时，决定短期内不与中国谈判建立EPA关系，并且撇开中国，建立有利于以日本为主导的区域合作格局。
二是重整亚洲产业分工体系，力保本国产业竞争优势。在日本看来，能否主导东亚区域经济，关键在于能否确立起日本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就曾经提出产业发展的“雁形模式”。二战之后，这一理论再次被日本学者提了出来。20世纪70年代，日本当时的外务省大臣冲田三朗将这一模式宣布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根据“雁形模式”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日本要处于领头雁的地位，并带领整个东亚“雁群”比翼齐飞。在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由日本创造出的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工业，不断带动区域产业和经济发展。在日本不断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首先把成熟产业抛给第一梯队的国家，第一梯队国家有了新发展后，再将这些产业抛给第二梯队国家。日本通产省副大臣将“雁形模式”比喻为：“日本不断将成熟工业分给其它国家，完全像大哥哥将他长大而穿不下的衣服分给他的小兄弟那样。”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和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加快，使得以日本居首的东亚“雁形模式”出现瓦解的迹象，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东亚金融危机，彻底动摇了东亚产业体系。自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一直致力于利用本国拥有的技术优势，重新主导东亚国际分工结构，在东亚构筑新的“产业内垂直分工”体系，为日本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奠定基础，同时与中国进行对抗。日本学者认为：日本在劳务成本方面根本无法同中国抗衡。为了对抗来自中国的冲击，日本企业要将本国的先进技术与亚洲国家的廉价、优质劳动力相结合，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开发、生产和市场的亚洲网络，日本要牢牢控制住区域产业发展的中枢机能，并通过这一中枢机能而起到亚洲指挥塔的作用。日本主要负责产品开发和市场，生产则由亚洲各国分担，由整个亚洲来吸收来自中国的冲击。
三是积极开展“日元外交”，借机迫使人民币升值。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就开始议论日元国际化和建立日元货币圈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前半期，随着日元大幅度升值，关于日元经济圈的议论曾盛极一时。但在过了1995年日元升值高峰期后，有关的议论又转向低潮。在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和欧元诞生之后，日本再次提高了日元国际化的调门，力图谋求实现美元、欧元、日元“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体制。日本建设“日元圈”的主要目的是：以日元圈为杠杆，逐步提高日元作为国际通货的地位，进而使日元的国际化超越亚洲向全球扩展，最终使日元同美元、欧元并列成为全球货币体制的“一极”，分享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为发币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但是，由于当前亚洲国家大多采取与美元挂钩的货币体制，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普遍使用美元，增大日元在本国储备中的比重会使这些国家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另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在亚洲国家的货币中也表现出更为坚挺，许多亚洲国家更倾向于使用人民币作为计值货币，于是，如何打压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就成为日本“日元外交”的目标之一。2001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刊登一篇名为《盼望人民币升值——中国威胁论的兴起》的文章，最先在国际上给人民币升值施加强大压力。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与美国一道，采取种种手段迫使中国的人民币进行升值。
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中国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中日是近邻，并且两国之间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同时，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地区唯一能够与日本进行战略竞争的国家。另外，从全球层面来看，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布设在亚洲遏制中国的一颗棋子，也要求日本时刻关注中国，甚至不惜与中国对抗。
就日本国家战略来说，中国因素有利也有弊。从有利的方面看，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2004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在过去的四年中有三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日本主要的原材料进口来源国，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也为日本企业进行国际竞争提供了强大的成本优势。可以说，没有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和生产基地，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就少了强有力的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形成的强劲需求对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恢复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拉动作用。从政治层面上看，日本正是借助中国这个美国认为的“潜在竞争对手”，在国际上与美国讨价还价，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地位。同时，中国还是日本一些政客手中的一张牌，一旦国内发生矛盾，中国就常常成为日本转移国内矛盾的一个突破口。
当然，在许多日本人看来，在其国家战略中，中国因素的负面作用可能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首先，中国是日本在亚洲最直接的竞争对手，也是日本谋求亚洲霸权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特别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日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国不会让日本轻易获得亚洲发展的主导权。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两国在国际资源、能源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在俄罗斯石油管线问题上，中日两国已经进行过一次正面交锋，东海的油气开发也正处于争执之中，相信未来能源问题将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有，在日本寻求更大的国际事务发言权上，中国不会容忍一个对历史极不负责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指手划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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