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因差异及旅游发展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遗产论文,基因论文,差异论文,物质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12–11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5)01-0076-05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遗传基因 1.1 文化基因 基因(gene)，又称遗传因子，是指携带有遗传信息的DNA或RNA序列，是生物体遗传的最基本单位。它通过转录、翻译等复杂的生化过程，并伴随着基因重组、基因突变等确定及不确定的动力，保证着自身基因的有序表达和代际延续，从而实现生物体的性状表达和种群繁衍生息。总之，基因的差异表达与组织、细胞的生物学性状和功能密切相关，是生物体保持可识别性和适应性的本源。而文化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与基因虽然隶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但却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1.1.1 定位和功能相似。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基因是生物遗传学中的最基本单位，奠定了生物体基因表达和生物体代际传承的基础。而在文化系统中，“文化因子”也可以看作是历史文化遗存的最原始存在基质，影响着整个文化系统的多样性和相互作用。对于“文化因子”，英国学者R.Dawkins在研究文化进化规律时，开创性地提出了“模因(meme)”的论断，“模因”源于希腊语，基于基因仿造而来，意为“被模仿的东西”，基因通过遗传而繁衍，而“模因”通过模仿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1]。此后，S.Blackmore进一步阐释了“文化基因”作为一种复制因子，在功能和作用上可以与生物基因具有某种相似性，可类比分析[2]。“模因”作为文化复制单位，和基因一样同样遵循遗传、变异、选择的进化规则，生物进化受生物基因控制，文化进化受“模因”即文化基因控制，2个过程独立存在并互相影响。 1.1.2 基因表达过程相似。生物体通过基因表达保持其与后代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并不等同于完整的刻录。由于内在和外在环境的多变性，生物体在基因表达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基因突变，以保证后代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而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即在文化尽最大可能保持原真性的同时，允许环境变化下适应性变异的发生。何自然在研究语言模因时认为，与基因表达一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受周边环境影响，模因的表达也会出现基因型和表现型，从而更加有助于语言文化的进化和发展[3]。 自“文化基因”一词诞生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研究进行了深化和延伸。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4-6]方面，对传统文化的形成过程、文化思维透视以及基因理念都有比较系统的分析，对吴越文化的起源、特质以及嬗变等[7-8]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大量涌现。在城市空间方面，中外学者对城市化发展进程及城市空间形态也运用基因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中国传统聚落空间[9]及古典园林空间[10]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有很深的影响。同时，在城市规划和建筑领域，对文脉、地域性、地格等的研究虽然表述和侧重点不同，但在本质上都突出了文化基因在建筑、场地等中的重要性。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及界定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表述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甚至是被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和界定，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和具有约束力的保护框架。 由于地域广阔，历史悠久，多民族融合，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种类繁多，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及地区的一张无形名片。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级别标准划分有世界级、国家级以及省级、县市级。截至2012年，中国现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29项，国家级三批共1 530项，省级及县市级的数量更是数不胜数。为保证研究对象的普遍性和一致性，研究中所涉及的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案例均属国家级。 2 基因差异和性状差异解析 在真核生物的生命现象中，从个体的发育、生长、衰老、死亡，到组织、细胞的分化、凋亡或肿瘤的恶化以及细胞对各种生物、理化因子的应答，本质上都涉及基因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的选择性表达，即基因的差异表达[11]。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同样有时间(历史)和空间(地理)上的基因差异性表达，并且历史和地理对基因差异性表达的影响是相伴相生的。 2.1 基因差异与历史沉淀 在生物遗传学中，稳定种群的产生是一个长期自然选择而且极其复杂的进化过程，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亦是如此，其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及地理变迁，受到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双重影响，通过基因突变和基因重组产生新的基因，通过遗传漂变淘汰旧的基因，同样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具体而言，一种非物质文化的沉淀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4个发展时期。在历史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基因有保存、有同化、有消失、有发展，历史赋予非物质文化一种动态特质，在动态发展中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 以中国的剪纸艺术为例，历史的变迁和演进是其逐渐走向成熟的强劲推动力：剪纸萌芽于纸发明前的雕镂技艺，因与剪纸同工异料，雕镂作品也被称为“非纸剪纸”；东汉纸发明以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并开始与节庆、装饰、婚葬等民俗礼仪活动相结合；唐宋元时期，剪纸技艺蓬勃发展，开始出现专门从事剪纸的行业和手工艺人，而且剪纸的内容、形式更为丰富，“剪出天真数分秒”，技艺已然纯熟；明清时期，剪纸工艺发展到顶峰，《苏州府志》中这样表述手工艺者赵萼制作的夹纱灯，“……芳菲翔舞，恍在轻烟之中，与真者莫辩”，剪纸作品可见精妙[12]。 2.2 基因差异与地理变迁 生物的性状表达受多基因控制，遗传基础复杂且易受环境影响，长期的环境胁迫可以导致生物生理生化上的变化，引起基因突变，从而改变其性状表征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是生物进化论原理之一。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是普遍存在的，现在生存的每一种生物，都具有与环境相适应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或行为。如缺水的沙漠环境，仙人掌的叶进化成刺；水生环境中，鱼的身体呈流线型，用鳃呼吸，用鳍游泳；而在陆生环境中，蜥蜴和家兔等陆生动物用肺呼吸，用四肢行走，体内受精。可见，地理环境对生物体基因表达具有极度的重要性。 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过程中，环境对文化基因的影响更为重要，台湾学者许倬云认为，每个特定地区因应它的特定环境可以做出许多选择，等选定了以后就变成文化的基本调子，这个基调就等同于文化的基因[13]。特殊的地理及社会环境实现了适应性的基因突变，从而产生稳定的遗传表达性状；同时，相同的文化基因型，也会随着地理环境的不同产生不同的表现型。如民歌“花儿”，是一种使用当地汉语方言，并在村寨以外歌唱的山歌品种，通称“野曲”，主要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4个省份的少数民族地区，以“花儿会”的方式进行传唱；虽同属“花儿”，不同地区的“花儿”也会有明显不同，仅以青海花儿和甘肃花儿做比较，其在曲调名称、歌词内容及旋律结构上都有显著的地域差异，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14]，可见“花儿”的文化基因在长期地域隔离下已经形成了显著的差异性表达。再如木版年画，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历史、风俗习惯、人文景观等的差异，在民间主要分为五大木版年画流派——河南朱仙镇、四川绵竹年画、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江苏桃花坞，它们在题材、内容、造型、构图、色彩、刻印技术等方面均具有自己鲜明的本土特色[15]，充满着鲜明的地域流变和历史积淀。同时，这种环境的影响在其他传统舞蹈、技艺等类别中的体现同样明显。 2.3 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性状表达差异 生物遗传学中把生物体所表现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等统称为性状(traits)。生物体的各种性状是由基因控制的，基因决定了生物体的性状表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基因的性状表现，反映出不同地域环境中不同的自然资源、生产生活方式、价值观、审美观以及语言、心理、信仰等，其多来自于群体创作，并在群体生活的地域范围内广泛流传和延续[16]，表现出所在地区和民俗的特有性状。有些非物质文化同人类社会一样久远，有些非物质文化是对本民族历史和英雄人物事迹的记载，有些非物质文化是对人民理想和追求的表达[17]。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是确定文化特性、维系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18]，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西宝卷是流传于河西走廊的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和嘉峪关市等地区的一种说唱故事的文本，在演变过程中，地域性和时代性相互叠加。文本结构是本地方言常用的词语、句式及语法，内容大多是对本地故事的描写和演绎，同时其通过手抄佛经的方式传播，也反映出河西地区的佛教信仰[19]，间接地向人们展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宝卷中所蕴含的浓郁的民族生命印记和地域文化基因及性状。同时，诸如孟姜女、董永等传说及其他各地民间故事，也总是与当时当地的伦理价值和文化偏好紧密相连的，或表达伦理道德，或寄予美好期望，或反映悲惨现实。再如，各民族地区的民歌、舞蹈以及民间传统技艺，也都无不在传递着一个故事、一种文明、一种性格：马头琴传达出内蒙古地区及蒙古族人民的辽阔、豪迈性格[20]，南溪号子传达出土家族的原始纯朴和憨厚乐观的性格[21]，南阳板头曲传达出纯净质朴和潇洒文雅的性格[22]，秦腔传达壮美和优美的性格[23]，黄梅戏传达出清新自然和真实活泼的性格[24]，东北二人转传达出“雅俗共赏，丑中见美”的性格[25]，……可以说，地域差异促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的多样性，实现了非物质文化的地域遗传性状的表达，提高了民族文化的丰度和厚度。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转型 3.1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困惑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活态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是地域性文化的深层体现。然而，与其他文化类型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地域性决定了此类文化特立独行的性格，不易被复制才能保证地域文化的延续；其次，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多依靠口耳相传、模仿、学习等方式传承，而且许多技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其传承往往遵循一定的祖制和准则，表现出一种思想观念的包容性和叙事形态的模式化[26]；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浓缩，是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综合体，其体现出来的思想、情感、意识、价值观也都具有其独特性，离不开民族特殊的生产及生活方式。 以上这些特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替代性，然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产品的脆弱性，易于萎缩和消失[27]。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民众生活条件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土壤已渐渐开始削弱和消失，非物质文化基因赖以生存的生化环境条件发生了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走向式微甚至消亡[28]，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冷落、遗弃，出现无人传承的尴尬。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分钟都在面临消亡。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浙江省(有159个)为例，余姚“雀咚咚”、松阳高腔、乐清细纹刻纸、诸暨西路乱弹等，现今都处于濒危状态。同时，对有些技艺来说，传承人的离世很可能就意味着该技艺的消亡，文化的脆弱性已然经受不起时间的冲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未来发展已经成为一个亟需谨慎处理的大事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转型攸关重要。 3.2 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转型的可行性 当代多文化交融背景下，非物质文化基因适宜生存的环境因子已经改变，如何在动态环境中实现文化基因的定向有利变异，保证非物质文化基因表达的有序进行，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和传承的关键。保护放在首位是无可争辩的，然而，不能因保护而僵化了非物质文化的发展，正如美国旅游人类学家D.Greenwood所指出的，一味谈论文化是传统的，这是不可取的[29]。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功不用则退，物不用则废，机械的保护机制与非物质文化基因的动态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而近年来旅游尤其是体验旅游的兴起和繁盛，或许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转型的一个很好突破口。 3.2.1 文化遗产旅游的国际认知。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国际上就已经认识到旅游对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认为适宜的旅游开发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有效途径，并多次开展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研讨会及系列展示活动。如世界旅游日，1980，1985，1999年的主题分别为“旅游业的贡献：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年轻的旅游业：文化和历史遗产幸了和平与友谊”“旅游业：为新千年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旅游相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国际共识。而在中国，文化遗产旅游相关的研究也在逐年增多，从不同视角强调了旅游开发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价值和积极效应。基于此，许多专家学者都提出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双赢构想，即一方面通过旅游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活力并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另一方面丰富旅游活动的内涵，提升旅游文化的品位，更好地吸引游客，加快旅游产业的发展。 3.2.2 体验旅游的发展诉求。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者已不再满足于大众化的旅游产品，更渴望追求个性化、体验化、情感化以及休闲化的旅游经历。在体验经济支撑下的体验旅游中，体验是旅游的本质，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核心属性，寻求异质文化体验是旅游行为产生的重要推动力[30]，越是濒临灭绝和消亡的东西，越吸引当今的都市旅游者[31]，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高度的异质性和原汁原味的本土性，恰恰能够更大可能地满足日益庞大的体验旅游群体的猎奇心理和体验需求。然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而言，由于地域的阻隔和旅游者文化认知的局限性，这类原始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只能满足少数特殊旅游者的特殊体验偏好，并不能触发大多数旅游者的体验兴奋点，很难实现非物质文化与大众旅游者的文化认同，这也就增加了旅游者开展此类体验旅游活动的难度。G.Richards曾指出，为了适应人类的偏好差异，注意就要转向遗产的吸引力[32]。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产生强大的旅游吸引力，就需要借助旅游开发找准旅游者开展体验旅游的触发点，使其成为未来体验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通过旅游者开展体验旅游来间接实现其保护和传承的最终目的。 3.2.3 以旅游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因表达的基质。在生物遗传学中，细胞质基质由水、无机盐、脂质、糖类、核苷酸、氨基酸和多种酶等组成，是一个动态且高度组织化的结构，它不仅是蛋白质合成以及很多中间代谢进行的场所，而且细胞内物质、能量和信息转运与传递以及很多主要生命活动都是通过细胞质基质完成的[33]。而对非物质文化基因来说，“非物质”即意味着那些无形的环境、抽象的宇宙观、生命观乃至审美观更具价值，旅游开发应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现象出现[34]，而旅游开发在其发展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和改善适宜其生存和发展的基质，作为非物质文化基因表达的环境塑造者和媒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传承和表达，延续民族地域文化脉络。 文化发展的规律显示，文化的发展只能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积累式的递进，而不可能离开民族的既有的文化传统去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静态的文化保护和原真展示只适合于极个别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数都需要借旅游开发将其活化——资源化、产品化、形象化、市场化[35]，进行再创造。以广西的刘三姐歌谣为例，通过打造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广西成功地将其举世闻名的两大文化旅游资源——桂林山水和刘三姐传说进行了巧妙衔接和有机融合，使其成为文化资源旅游深度开发的标志性事件[36]。旅游者来此观光旅游的同时，也会产生浓厚的文化体验满足感和认同感，深层次的旅游需求得到升华。再如贵州的《多彩贵州风》、河南的《禅宗少林》等，也都实现了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的双赢。 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策略没有固定的规范可循，需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客观因素以及旅游者的消费倾向与需求，选择不同的开发模式，从而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有形的休闲、民俗旅游产品，而这需要政府工作人员、地方居民、旅游经营者和游客等旅游目的地各方力量的积极参与和紧密配合[37]；同时，要注重民俗文化与旅游者的互动体验，如民间老艺人(传承人)的绝招亮相、个体手工作坊操作等，提升文化品位，形成文化品牌效应，让旅游者能在旅游活动中体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感受地区珍贵的传统文化。例如，在对黄山市祁门县目连戏的保护项目中，借助祁门县红茶的资源优势，形成了“看目连戏演出—品祁门红茶—赏牯牛九龙池、徽州古戏台风景”的特殊旅游线路[38]，成功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 4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漫长的历史及地理变迁下，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嬗变和自我完善，从而在民族或群体中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其蕴含的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基因是民族的宝贵财富。基因的异质性、动态性和脆弱性，决定了保护和传承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转型上，旅游开发作为一种新手段和推动力，同时又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当便会促使非物质文化生存基质走向适宜化，取得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传承的双赢，反之则会走向另一种极端，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质和僵化，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向式微甚至灭亡。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非常谨慎，把握好旅游开发的“度”，保护为主，防止旅游开发的低俗化、过度商业化等，避免或降低其负面影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从生物遗传学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基因解构，不仅仅在于文化因子与基因在某些特质上的相同特性，更重要的是实现非物质文化基因的一种有序表达，为未来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科学化、系统化的发展范式，而这种发展范式也是环境决定性和适应性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和加强。标签：物质文化论文;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 基因合成论文; 性格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