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非儒家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董仲舒论文,儒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上在坚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这是很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董仲舒不是儒家，其思想从本质上讲，应为术家。所谓术家，就是先秦申子、韩非、李斯等人的学派，传统上将他们归入了法家，这是不对的。为什么说董仲舒不是儒家，其学术性质应为术家呢？本文想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新看法。
董仲舒的“三纲学说”不出自儒家，而是术家思想
董仲舒的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创立了“三纲学说”。长期以来，理论界都将“三纲”当作儒家思想，“五四”运动反孔即将其当作儒家来批。笔者多次指出，“三纲”是术家思想。
首先，“三纲”的始俑不在儒家。在先秦，儒家从未将君臣、父子、夫妻三者并列。如孔子，他虽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①，但这只是二者并列，非三者并列。孔子也讲过女人，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②，但这只是女子与小人并举，非夫妻并举。在先秦，只有《中庸》说过：“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但《中庸》是五者并举，非三者并举，且《中庸》到底属不属儒家经典尚待研究。
其次，“三纲”的思想精髓不出自儒家。“三纲”本质上是绝对君权，这在先秦儒家那里，根本没有。孔子只主张加强君权，从未讲过绝对君权，孔子讲的君臣关系，是双方的对应关系。如《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看法就更不同了，他认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③；“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④；“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⑤。
再次，“三纲”的哲学基础不出自儒家。“三纲”从哲学上来讲是一种阴阳学说，众所周知，阴阳学说在先秦不是儒家思想。虽然打着孔子旗号的《易传》曾对此论述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但《易传》不是孔子所作，而且《易传》的思想本质亦非儒学。
因此，把“三纲”说成是儒家思想是不对的。相反，以上这些思想均出自术家。
首先，“三纲”的始俑出自先秦术家韩非。《韩非子·忠孝》首次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后来《吕氏春秋》亦肯定说：“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这不就是“三纲”的始俑吗？
其次，“三纲”的思想精髓出自术家。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只有术家主张绝对君权。如韩非说：“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⑥“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⑦“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⑧甚至认为，君上胡作非为，臣下也必须俯首听命。
再次，“三纲”的哲学基础亦出自术家。术家之为术家，是从其政治思想上来讲的，而其哲学则为道，以及与道融合在一起的阴阳学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韩非子》中反复可见。然而，较早用阴阳学说来证明“三纲”思想雏型的却是《称》，它是一部术家味很浓的哲学著作。《称》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伸阳者而屈者阴。主阳臣阴。上阳下阴。男阳女阴。父阳子阴。兄阳弟阴。长阳少阴。……诸阳者法天，天贵正，……诸阴者法地，地之德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善予不争。”
因此，董仲舒的“三纲”总的来说，应属于术家学说。过去理论界认为，董仲舒创立“三纲”是以儒家为主，同时吸收了韩非等人的某些思想，这是说不过去的。
董仲舒所宗的《公羊春秋》不是儒家经典，本质上应为术家文献
董仲舒是学《公羊春秋》出身，汉景帝时为《公羊》博士。《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故汉兴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传统上都将《公羊春秋》当作儒家经典，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术家文献。
《公羊春秋》的主要思想是什么？汉初的《春秋说》精确地概括为“三科九旨”。“科”是纲，“旨”是目。第一科为“存三统”，其旨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第二科为“张三世”，其旨是“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第三科为“异内外”，其旨是“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⑨这些思想，严格说来，《春秋经》中都没有，解释《春秋经》的其他两部文献，《左氏》与《谷梁》中亦无，这完全是《公羊传》特有的发明。然而这些发明都与儒家无关。
《公羊传》的宗旨是“当新王”。“当新王”与“大一统”联在一起。如隐公元年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伪托文王，来为统一中央集权制唱赞歌，因为只有统一中央集权制才能叫“大一统”，分封制则“统”不起来。“大一统”为“新王”所蒂造，因此要“尊新王”，这里隐含“郡县制”与“君权至上”。我们知道，“郡县制”与“君权至上”在先秦不出自儒家，而出自术家韩非、李斯等人的学说。
要实现“大一统”，就要“拨乱反正”。哀十四年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春秋》。”这里的“乱”，是分封制造成的“天下大乱”；“拨乱反正”，就是铲除分封制的弊端，实现统一中央集权制的太平盛世。要做到“拨乱反正”，就要“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总括为“讥世卿”。这里所“贬”的天子，是分封制下不能控制政局的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就是坚决反对“世卿世禄”，从根本上铲除领主政治，即废除分封制。在先秦，儒家从未提过废分封，只有术家韩非、李斯等才有此种主张。
要达到“讥世卿”，就要“诛心”。“诛心说”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如隐元年在分析《春秋》“书法”的“及”与“暨”的区别时说：“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对此，何休注解说：“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在《公羊传》中，“诛心”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讥”或“贬”等评价来表达的。如昭元年说：“《春秋》贬陈侯之弟招”，“言将自弑君也。今将尔词曷为与亲弑者同？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焉”，又始昭十九年，在解释“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与“葬许悼公”二条时说：“贼未讨何以书葬？不成弑也。曷为不成于弑？止进药而药杀也。止进药而药杀则曷为加弑焉尔？讥子道之不尽也。”“止进药而药杀，是以君子加弑焉尔。曰：‘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是君子之听止也；‘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辞也。”等等。在先秦，儒家从不主张“诛心”，“诛心”是术家韩非、李斯等人的思想专制。
传统上关于《公羊春秋》的产生的说法也不对。如戴宏《公羊序》说：“子夏传于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毋子等都著于竹帛。”可是，《史记·叔孙通列传》载：陈胜起义后，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在二世面前却齐声诵出其中的名句“君亲无将，将而必诛焉”，即“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说明在秦代即已著于竹帛；而且从“歌颂大一统”、“当新王”、“讥世卿”来看，《公羊春秋》应当产生于秦统一后。只有秦的统一，才达到了“大一统”；只有秦始皇，才配“当新王”；只有秦的郡县制，才实现了“讥世卿”。如果它的作者果为公羊高，公羊高亦当为秦代人。它的写作目的，是用术家来改造儒家，与李斯“焚书”相表里。李斯是用“焚书”来消灭儒家，而它则看到了孔子的偶像价值。所以它就用注的形式，将术家思想全部注到了《春秋》之中，并宣称：这就是孔子的《春秋》之“义”；孔子“制《春秋》之义”，又是“以俟后圣”。⑩《公羊春秋》首开中国古代“《六经》注我之先河”。汉人之所以从子夏追溯起，无非是想为它寻正统；他们否认秦代即已著于竹帛，是想抹去它曾为秦服务的丑史和术家性质；讲汉景帝时才面世，是想使它更具神秘色彩。如后来何休附会说：“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究，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11)
由此可见，《公羊春秋》根本不是儒家经典，其本质为术家文献。对此，清代学者早就指出，“《春秋》近法家（术家——引者）。”孙复在《春秋尊王发微》中说得更清楚：“《春秋》有贬有褒，是司空城旦书。”真是一针见血。董仲舒一生宗《公羊传》，他怎么可能会是儒家呢？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宗旨不是儒学，亦是术家思想
董仲舒一生的重要著作，就是《春秋繁露》，《春秋繁露》的宗旨在于阐发《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前面讲过，《公羊春秋》不是儒家经典，他所阐发的“微言大义”的精髓——“三纲”也不是儒家思想。那么，他所阐发的其他“微言大义”是不是儒家思想呢？回答仍是否定的。
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概括是：“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患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12)又说：“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春秋》正不正之间，而明改制之义。一统乎天子，而加忧于天下之忧也，务除天下之患。”(13)这里就暗含着术家的君权至上与统一中央集权制。
董仲舒对《公羊传》的“拨乱反正”，总结了十条经验，亦称“十指”；“事之所系也，王化之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长，一指也；亲近远来，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14)对此，金春峰评论说：“其基本精神可以归纳为一句话：王霸并用。《俞序》说：‘春秋之道，大得之，则可以王，小得之，则以霸，……霸王之道，皆本于仁。’王业和霸术被认为同是仁德和天心的表现，从而一部集礼议之大宗的《春秋》成了王霸杂用，儒法合流的‘法典’。”(15)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但说“本于仁”不确，应为“本于术”；说“儒法（术）合流”亦不确，应为“术儒合流”。
董仲舒认为，要严禁诸王侯大臣擅权。方法有二：一是“弱枝”或“小末”。《公羊传》中的“弱枝”或“小末”的思想，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褒贬来表达的。他说：“春秋明此，存亡之道可观也，……观乎献六羽，知上下之差”；“献八佾，讳八言六，郑、鲁易地，讳易言假。晋文再改天子。讳致言狩。桓公存型、卫、杞，不见于《春秋》，……非诸侯所当为也”；“《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16)二是诸王侯大臣若胆敢擅权，就要利用“阴阳灾异”，坚决镇压。如他的《高庙园灾对》说：“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重难，非以太平致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这完全是术家的以“术”杀人！
董仲舒坚持“诛心说”。他认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7)又说：“《春秋》之好微，与其贵志也。……是故君杀，贼讨，则善而书其诛。若莫之讨，则君不复葬，而贼不复见矣。不书葬，以为无君子也；贼不复见，以其宜灭绝也。”(18)如前引“许世子止弑其君买”，董仲舒说：“《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19)这不是术家的思想专制吗？
董仲舒还把《公羊春秋》用于司法上，提出“《公羊》治狱”，即《公羊董仲舒治狱》。“《公羊》治狱”究竟如何治法，其书已佚，但从他弟子以此治狱的案例中可见一斑。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官“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极，以《春秋》之义正之。”(20)“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受重诛。”(21)《汉书·武帝纪》又载：“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对此，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说得好：“汉世《公羊》盛行，究之其盛行者，特酷吏以济其酷。”真是切中要害。
董仲舒还大谈法、术、势。如：“道同则不能相先，情同则不能相使，此其数也。由此观之，未有去人君之权，能制其势者也。”(22)“圣人之治国也，……务致民令有所好，有所好然后可得而劝也，故设赏以劝之。有所好必有所恶，有所恶然后可得而畏也；故设法以畏之。既有所劝，又有所畏，然可得而制。”(23)“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因国以为身，因臣以为公”；“责名考质，以参其实。赏不空行，罚不虚出，是以群臣分职而治，各敬而事，争进其功。显广其名，而人君得载其中，此自然致力之术也。”(24)等等。正如金春峰所说：“这些在“韩非著作反复论述（的）法术势思想，作为《春秋》思想的组成部分，在《春秋繁露》中，被大篇大篇系统地加以发挥，使孔孟‘礼义之大宗’的《春秋》，成了韩非法（术）家的后学。”其言是也。
可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其基本思想为术家无疑。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亦非儒家思想，实质上仍为术家学说
传统上认为董仲舒是儒家的又一根据，就是他的《天人三策》，特别是他在《第三策》中还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看法也很值得商榷。
首先，从《天人三策》并非都是董仲舒的作品。《天人三策》最后出自班固的《汉书》。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应为董仲舒参加《五经》策问的公共考卷。可是《策文》却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表明该策不是公共考卷。而是已被擢取为第一名的复试卷；第二策应为复试卷。可是《策文》却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以称朕意。”表明这策才是公共试卷。是不是班固将前二策弄颠倒了呢？恐怕不是。因为第一策从策文来看，性质是儒学考卷，第二策则不是。如《第二策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从“所由异术，所闻殊方”可知，此策乃一般诏贤良对策。就是说，这两策不仅次序颠倒，而且性质不同。由此可见，《天人三策》不都是董仲舒所作。
其次董仲舒不可能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董仲舒到底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没有？传统上无人对此表示怀疑可是，董仲舒究竟在武帝初的哪一年参加的考试，从古至今没人能搞清楚。最早提出此说的班固认为在武帝七年，元光元年，后为司马光认为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不过去，将其提到武帝元年，建元元年；后来又有人觉得与对策内容不合，或将其改在武帝五年，建元五年，或改在武帝十七年，元朔五年。然而不论哪种说法都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当今理论界一般都以班固的说法为准，但诚如坚持此说的周桂钿所说：“多方考察，几经权衡，我们选择了与许多基本事实相协调，只与少数记述不一致的元光元年五月说。徐复观说：‘《汉书·武帝纪》于元光元年，记武帝策问之文，甚为明备；不以此为断定董生对策之年的基准，而另作摸索，将皆流于穿凿。’我们经过艰难的研究之后，得出与徐复观相同的结论。”(26)周、徐二先生自认为元光元年说理由充足，但他们都忽视了：班固在《汉书·武帝纪》中所载武帝七年的考卷与《天人三策》的考卷根据不一样，考卷不一样，怎么能断定董仲舒是在这年参加的儒学考试呢？班固还有个漏洞，就是在董仲舒对策后，他只写“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未提授博士的事。司马光亦然。按汉代策问的规矩，无论是一般诏贤良考试，还是儒学考试，第一名都要先授博士，后任官。可是董仲舒为什么先授官，不授博士呢？这里有个奥秘：就是董仲舒在景帝时就已为儒学博士，若再授博士，一个人不可能在同一学科拿两个博士。这样问题又来了：既然董仲舒在景帝时已为儒学博士，并且小有名气，他怎么会再来参加武帝初的儒学考试呢？这种考试是一般儒学考试，还是儒学的“博士后”考试，或儒学博士的回炉考试？显然应为一般儒学考试。若是一般儒学考试，董仲舒只能去监考或主考不可能去参加答卷。因此，说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考试不合情理。
再次，《天人三策》是怎么来的呢？《天人三策》不载于《史记》本已蹊跷，因为司马迁是班固以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他既是汉武帝时其人，又于董仲舒同朝为官，若董仲舒真有如此之《天人三策》，他怎会不载？《天人三策》无凝是班固作的伪。班固为什么要做伪呢？他除了为东汉继续尊儒制造理论根据外，恐怕还有某些事实根据。因为班固与司马光不同，司马光是个政客，而他则是个史学家。班固的根据在哪呢？这要从《天人三策》的深入解剖来看。《天人三策》的前两策非董仲舒所作是肯定的。因为《第一策》是儒学考卷，董仲舒不可能参加武帝初的儒学考试；《第二策》为一般“诏贤良”考试，董仲舒亦不可能参加。只有《第三策》值得研究。《第三策》从《策文》“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与《对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参照来看，该策不象儒学考试，很象与皇帝往来的书信。《对策》中还有董仲舒的名字。《汉书·楚元王传》载刘向说：“董仲舒……以老病免归。汉有所欲兴，常有诏间。”说明汉武帝确与董仲舒通过信，而且是在董仲舒的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之时，董仲舒与汉武帝的这封书信应在董仲舒晚年，这从《对策》和《策文》中亦可得证。如《策文》说：“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对策》也说：“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说明正是武帝晚年不恤民力，连年用兵，崇信仙道，法滥民疲的表现；亦可与汉武帝《轮台罪已诏》相印证，而与武帝初期蓬勃向上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第三策》是董仲舒与汉武帝晚年的书信，所以司马迁以当时不可能见到，后来班固见到了，但却将它误成了董仲舒的儒学考试对策。这也许就是班固伪造《天人三策》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始动机和唯一根据。
复次，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非儒家思想，仍是术家学说。《天人三策》的要害是《第三策》的中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理论界一直宣传得最厉害的问题。然而，即使肯定《天人三策》的《第三策》为董仲舒所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的建议，也不能证明董仲舒是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本质是一种思想专制。在先秦，儒家从未主张过思想专制，相反，孔子还称赞过“子产不毁乡校”(27)只有术家如韩非、李斯等才坚决主张思想专制，董仲舒的建议与李斯的“焚书议奏”同出一辙。如李斯说：“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28)董仲舒则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忽使并进。”二者何其相似乃尔！既然董仲舒不是儒家，他为什么还要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因为董仲舒的学派所属的术家是“后术家”。“后术家”的特点是：不打自己的旗帜，而打儒家的旗帜，即把儒家先师孔子放到信仰领域，而为自己争现世地盘。“后术家”没有自己的经典，只是用曲解儒家经典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六经》注我”是他们的绝活。就是说，“后术家”所谓的“儒术”，特指被他们篡改了的儒家经典。在汉武帝时期，主要就是《公羊春秋》。前面讲过，董仲舒就是学《公羊》出身，并为博士。他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到底，就是要不折不扣地以《公羊》治国。即完全改变汉武帝尊儒的路线。因此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仍是术家思想，而且还要达到“独尊术家”的目的，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最早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果我们若只被他的“尊儒”旗帜所迷惑，不做具体分析，就会上当受骗。
董仲舒不是儒家，而是术家的学术地位及历史意义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董仲舒不是儒家，其学术思想在本质上属术家。传统上将董仲舒定为儒家，主要是根据他所打的儒家的旗帜，仅以信仰来判别学术性质的做法是不对的。今人证明董仲舒为儒家，还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根据董仲舒的“刑德”关系接近孔子观点，二是董仲舒也讲仁。这也缺乏分析。“刑德”关系只是法律思想，不是政治思想，学术面太窄。况且，研究董仲舒的“刑德”关系，还不能仅根据其理论，还必须结合其“《公羊》断狱”的实际，“《公羊》断狱”是残酷的，它是汉代酷吏产生的思想基础，这里哪有“德”可言！董仲舒讲仁，只是伦理道德，根本不是政治思想。孔子讲仁，主要是政治思想，不是伦理道德。二者有质的区别。因此，这两种划分方法也不对。
剥去董仲舒的儒家伪装，还其术家真面目，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进一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董仲舒的建议是在晚年提出的，与武帝初期的尊儒活动无关，而且在历史上找不到汉武帝正式采纳的记载，因此不能认为汉武帝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汉武帝是尊儒的，董仲舒本质上不是儒，汉武帝怎么会采纳他的建议呢？汉武帝不仅没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还从未重用过董仲舒本人。过去，有人一直为董仲舒未被重用呜不平，甚至无法理解；还有人大谈他所任的江都相、胶西相之地位的重要性，这都是不对的。董仲舒的思想路线在本质上与汉武帝的不一致，这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第二，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董仲舒在汉代的历史地位。周桂钿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特大思想家：孔子、董仲舒、朱熹。孔子是儒学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经学是汉代的儒学，儒学是宋明代的儒学。这三大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学代表，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29)这种看法在理论界具有普遍性。其实，董学在汉代只具有理论意义，不具有现实意义，或现实意义极小，而且这种理论意义仅对“术儒合流”有价值。因此，我们不能把董仲舒当作汉代经学的代表，研究汉代经学也不能以董仲舒为主线，更不能把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整个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基点。
第三，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传统文化的反思。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前沿，理学给我们今天传统文化反思制造了许多思想障碍，董仲舒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众多思想障碍的最大障碍。弄清董仲舒的非儒性质，就是对这一障碍的跨跃，只有跨跃这一障碍，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注释：
①《论语·颜渊》。
②《论语·阳货》。
③《孟子·尽心》。
④《孟子·万章》。
⑤《孟子·梁惠王》。
⑥《韩非子·忠孝》。
⑦《韩非子·扬权》。
⑧《韩非子·人主》。
⑨《公羊传》隐元年疏。
⑩《公羊传》哀十四年。
(11)《公羊传解诂》哀十四年。
(12)《史记·太史公自序》。
(13)《春秋繁露·符瑞》。
(14)《春秋繁露·十指》。
(15)(25)金春峰：《汉代思想史》，第210、211页。
(16)(22)《春秋繁露·王道》。
(17)《春秋繁露·精华》。
(18)《春秋繁露·玉杯》。
(19)《太平御览》，卷640。
(20)《史记·儒林列传》。
(21)《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23)(24)《春秋繁露·保位权》。
(26)《董学探微》，第19页。
(27)《左传》襄三十一年。
(28)《史记·秦始皇本纪》。
(29)《董学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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