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自觉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6)04-0013-09 [DOI]10.16783/j.cnki.nwnus.2016.05.002 全球化是一个联结和区隔的双重过程，它既通过经济和信息的一体化将全球联结起来，又通过文化将社会世界区隔开来。这一过程凸显了文化的价值，使文化意识成为一种普遍意识，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文化问题的全球思考。当此之际，各民族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自觉？亦即如何在全球的框架下为本民族的文化定位并处理好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这必然成为各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重大议题，因为它不仅事关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关乎人类的和平与未来。 一、文化自觉的涵义、缘起和目的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1997年提出的命题。在他看来，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这一命题提出后引起了学界广泛的讨论，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纷纷发表看法。汤一介将它主要看成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和反省，认为文化自觉是“一定文化传统中的人群对其自身的文化来历、形成过程的历史以及其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和发展的趋势等等能作出认真的思考和反省。”[2]乐黛云则着眼于全球社会这一现代背景，从民族文化的更新发展来界定文化自觉，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旧文化，即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3]不同于以上对文化自觉本身的解析，李宗桂则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将文化自觉视为既是一种文化意识，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更是一种文化实践论。[4]笔者以为，文化自觉是在一个多元社会文化交融的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发展目的而对文化进行的反思和定位。这一反思和定位的对象直指现代社会占据重要地位、吸纳个体认同和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群体——民族，是对全球化引发的民族文化发展范式转换的积极回应。文化自觉包括了由内而外的三个层面，一是民族主体对其自身文化的正确认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自知之明，即既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二是文化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对自身文化的恰当定位，即各民族要意识到自身文化只是众多民族文化之一种，必须在一个全球关系的世界里意识其归属，并保持与其他文化的积极对话关系；三是通过继承自身优势、借鉴他人长处而实现更新和创造，以达成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 文化自觉源于由全球化引发的文化转型和社会互动加剧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就如这一命题的提出者费孝通先生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中所说，它表达的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它是社会大变动背景下对少数民族生存以及文化危机和转型的思考，并以此为基础，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的问题。”[5]可见，“文化自觉”以一个不对等的全球社会为背景，着眼于由少数强势民族所推动的全球化对脆弱的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威胁，并由对少数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思考，进一步延伸至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转型这一人类普遍问题。在本质上，它是对当代民族和人类文化危机的回应，是对全球化带来的人类文化转型的思考，不仅具有民族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关于文化自觉的目的，费孝通先生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要‘复旧’，或者‘全盘他化’，而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以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自主地位”[1]，亦即通过对自身的正确认知和定位，达成对全球化这一新的文化环境的适应，以增强民族的文化自主能力，一言以蔽之，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安全和发展。而要达成这一适应和发展，以开放的心态保持和外来文化的积极对话最为关键，在本质上它涉及新环境下民族群体如何处理好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关系，费孝通先生给出的答案是由自我认知开始，在对其他民族文化理解、借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6](P197)。换言之，文化自觉是一个由对本民族文化的自我认知到文化间的相互体认，再到对人类多元文化的认知构成的由内而外的过程和结构，它强调的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呼吁多元文化的共存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其终极目的是在积极对话、和谐共处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在本质上它是要以全球的其他文化为背景来获得对本民族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探寻文化沟通和协同发展的道路。 二、民族文化自觉的内容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是一个包括了价值自觉、历史自觉和社会自觉在内的三位一体的结构。 (一)民族文化的价值自觉 价值是人类按照自身的尺度和需要对客体功能作出的评价。价值原则和真理原则是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两大动力。[7]就民族文化的实践而言，价值自觉居于文化自觉的核心位置，它指向文化的功能和合目的性问题，对于文化自觉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首要的和必须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首先，文化作为人化的成果，是人为的，人为的目的在于为人。任何文化实践如果脱离了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需要，则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的价值自觉，即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正确体认和定位，对于文化自觉是极为关键的一环，它事关文化发展的方向、品质和意义。其次，“文化”所强调的是不同人类群体独特的社会历史过程和发展路径，它实际上彰显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在概念的逻辑意义上是内倾(inward)的，所以文化概念本身可以导致一种对文化的本质主义理解，因而自身也包含了种族主义的种子[8]，需要反思以超越其局限性。再次，文化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类本性，是人的第二天性，凡人之所为、并被其群体所共享的存在，均为文化。作为与自然相对应的存在，文化本质上是中性的，其本身并不包含高低、优劣的判断，可以说凡人类和群体均有文化。就如拉尔夫·林顿所阐释的：“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甚至没有无文化的个人。每个社会，无论它的文化多么简陋，总有一种文化。从个人跻身于一种或几种文化的意义上来看，每个人都是有文化的人”[9](P29)。文化的这一特性，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批判的眼光，以保证其对于民族及其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民族文化的价值自觉需要在内外两个层面展开，就外在价值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充分认识到文化对于民族的重要性。民族之为群体本质即在于文化，文化是民族共同体中最显著、最稳定的因子，之所以将民族视为群体，就在于群体文化相对于其他群体的独特性[10](P255)。文化不仅是民族成为群体的根本，而且不同民族的兴衰发展，都与文化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尤其要意识到，在一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于自己的经济实力，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11](P32)民族能不能生存，文化至为重要。这是每一个致力于发展并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首先必须具备的认识。 二要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和经济、政治融合的态势保持清醒的自觉。全球化对民族文化带来的变化之一是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转型，它改变了过去文化与社会各领域相对分离的状态，文化和经济、政治的边界不再清晰，而是呈现出高度融合的一体化态势，不仅出现了经济、政治的文化化，文化也开始经济化、政治化，经济文化化、文化产业化已成趋势，文化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所以，对于民族文化不能再仅仅作为独立的因素看待，而要在文化与经济、政治密切结合的关系框架下予以思考。 三要追求利在民族又福荫全球的文化价值和目标。对于民族群体而言，所谓全球化首先就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转化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要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文化就不能仅限于追求狭隘的民族价值，而是要在满足民族共同体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有助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要看到在一个关系密集、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对民族和世界越有价值，就越能够发扬光大。唯其如此，一个民族才不会外在于全球化的过程，民族文化的价值才能够得到彰显。 四要使民族文化实践符合文化的内在价值——文明，亦即人类对真、善、美这一终极目标的追求。民族文化作为某一民族共同体处理自身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等关系的产物，反映的是该民族在特定时代与自然、社会打交道的经验和成果，有鲜明的地域和社会特色，虽然对于本民族群体它是共享的，是民族成员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性，但相对于人类文化而言它又具有特殊性，在本质上民族文化是个性化的。正如有的研究者在论述文化与文明关系时所指出的：“所谓‘文化’，是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在协调群体关系、在调节自身情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地域风格和民族样式。”[12]民族文化的个性品质，使得各民族的文化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历史地看，各民族文化总是良莠并存、糟粕与精华同在的。文化的这一特点，有可能使民族文化并不符合社会进步的趋势和人类追求的良善目标。为此，需要某种共通的标准对文化予以引导，以保证文化发展的合目的性。这一标准就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明。与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个性化特征不同，文明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成果，“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12]虽然文明所包含的价值——真、善、美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作为不完美的人类我们还未达到至真、至善和至美，各民族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是非判断、伦理判断、审美标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因受到社会的限制而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主观性，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作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概括，文明强调的是人类在类的共同性基础上对真的探索和对美、善的追求。与此同时，文明作为某一时代发达程度的标志，通常代表了某个时代人类关于是非、伦理、审美所能达到的认知和判断的高峰。 在民族文化的价值自觉中引入文化的内在价值——文明，不仅意味着民族文化的实践要自觉地符合真、善、美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各民族要具备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能力。对于那些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民族，要反思工具理性肆虐对人文精神的危害，要看到如果任由实用理性泛滥，除了实用之外的其他价值无足轻重，民族实践必将远离文化的终极目的，并最终动摇社会共同体存在的根基。对于那些迫于生存压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民族，既要看到科学技术对解决经济问题的有效性，也要认识到人文精神力量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生存，人们还“需要通过文化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需要通过文化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13] (二)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 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是在时间维度上对文化进行的深入思考和洞察，它源于对文化历史性的体认和强调，既有助于民族成员以变化的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也可以帮助人们在更广阔的历史框架下审视文化。文化的历史自觉之所以必要，既是由于民族文化本身有其历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发展过程，也因为历史并不存在于现实之外，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积累，正是借助于已有的历史资源，民族文化才得以温故知新、继往开来。 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首先要厘清民族文化的脉络，认识其产生形成的历史，并明白其优势和劣势。民族文化有其历史渊源。历史地看，各民族文化都有一个产生、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不仅各民族文化的产生、形成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回归历史便成为认识、体察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回归文化的历史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它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明白文化的来历。来历对文化自觉的意义在于，“起源就是目标”，文化的起源规约着其后所有的繁衍孳乳[14]。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来历的分析既有助于正本清源，也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二是了解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过程。了解民族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主要是掌握文化形成的脉络和线索，并通过对这一文化脉络的把握理解文化事项的历史合理性，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掌握文化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可以使我们自觉地摒弃历史虚无主义。第三是明白自身文化的特点，并对其优势和劣势保持清醒的认识。民族文化作为特定民族在一定地域利用已有文明成果处理自身与自然、社会和他人关系的成果，具有历史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在彰显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也意味着某种局限性。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民族文化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有优势也有劣势，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民族文化，从而使文化经由自我反思而达成更新改造。 其次，要有历史的洞察力，用历史的观点去分析文化事项。历史性是文化的一个重要属性，它意味着特定时代具有合理性的文化事项，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可能失去其合理性。虽然，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其本质都是为人的，都有其价值和合理性，但受制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各民族文化满足人类需要的程度是不同的，尤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一些文化形式会表现出滞后性，需要与时俱进。通常，居于文化表层的物质文化由于并不涉及深层的心理结构，变化较为容易。而对于处于文化内核的深层心理结构来说，变化起来就比较困难，因而需要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即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对其意义和价值予以重新认识。用学者杨义提出的“文化原我”概念，就是“要从文化的本原、行程和总体结构考辨每一个文化枝节”[15]。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自觉，意味着不仅要从变化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对于民族群体的合理性，同时还需要考量其对时代和世界的意义。就以狭义的精神文化而论，各民族文化都包含语文、宗教、科学、技术、哲学、艺术、规则等七个方面。[16]就适应性而言，各有其不同。就拿民族语言来说，仅就对民族群体的作用而言，所有的民族语言都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社会交往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语言都是平等的，并无优劣之分。但从语言对人类文化的作用来看，各种语言因其使用范围的不同其贡献存在着差异，不论是就语言的交往功能而言，还是就文化传播功能而言都是如此，所以各民族需要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借鉴时代的文明成果，扩大民族语言的影响和作用。再以对现代社会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和技术来看，科学作为对未知世界的探究，通过获取真知来提高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16]历史地看，随着认识方法和手段的进步，科学总是在不断进步，一个时代曾被作为科学信奉的真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也可能被超越甚至证伪。至于技术则更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发展，一个时代进步的技术，同样会在时代的变迁中变得落后。再以与民族密切相关的宗教来看，虽然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宗教有较强的稳定性，但并不意味着宗教就是固定不变的。事实上，近现代以来，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剧，宗教也在世俗化。最后，再以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社会规则体系来看，作为社会生活、交往的规范，规则是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以家族和地域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多是基于民族地方的非正式的习俗和乡规民约，而在一个以科层制组织为基础、关系复杂、规模扩展的全球化世界里，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更具普遍意义的规则体系，否则与之相应的关系就很难达成，就谈不上什么社会发展和全球化。强调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就是以变化的眼光看待民族文化，使民族文化的发展跟上历史的步伐，不故步自封。历史地看，一些民族之所以衰落甚至覆亡，就是缺乏对文化的历史自觉，导致其即使在世易时移的情况下，仍然固守着那些不合时宜的文化习俗，从而最终导致了衰亡。所以，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需要根据社会的变化予以调适。既不能囿于民族情感而一味地保留，也不能一概拒斥，而是要以变化的眼光具体分析。 再次，以合时代性为目标，实现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传统社会的稳定性不同，作为现代化延伸和进一步发展的全球化时代是以变化为基本特征的。在这一时代，不仅社会结构完全是动态的，社会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文化也处于激荡、变化之中。时代和文化的这一变化，使得合时代性成为民族发展和文化进步的重要尺度。为此，通过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实现民族文化的适应就成为必须。而要达成文化的适应，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通过对文化的历史自觉实现更新创造。就民族文化的更新创造而言，一要具备批判的眼光和思维，亦即站在文化发展进步的基点上，通过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理性审视和反思，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双重批判的基础上，寻找文化现代化的合理道路[17]。二要具备文化选择的能力。即以时代的要求和民族发展为依据，按照合目的性与合时代性的标准，通过扬弃，使文化既符合民族自身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时代的要求。三要实现创造性转换。文化批判也好，选择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取舍或替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一定的价值去粗取细、筛选优化的过程，是民族文化的历史性转换和创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将文化的历史自觉落脚于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是因为文化本身就是一项创新的事业，文化源于创新，因创新而生成，也因为创新而发展。贯穿于各民族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条不变的主线就是创新，民族文化正是借助于创新而获得其生命力的。 综上，民族文化的历史自觉是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对民族文化的批判、选择和创新而达成适应的过程，它既包含对民族传统中惰性的消解，也包括对其精华的重塑，是对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三)民族文化的社会自觉 社会自觉是在共时性背景下透过群体之间的关系思考文化发展的思维或者意识，它有助于我们在共时性的文化沟通中，获得对自身文化特质及其价值的自省和认定。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社会自觉，既包括对全球化引发的民族文化发展范式转换的清醒认识，也包括在一个广泛的关系世界里对自身文化的定位和与其他文化关系的思考。 强调文化的社会自觉，一是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的，是社会交往和关系结构的产物，二是因为文化自觉本身就是因社会关系世界的扩展而引发的。就前者而言，纷繁复杂的文化概念，不论是爱德华·泰勒描述性的复杂整体，还是克利福德·格尔兹解释性的意义体系，都未能脱离包括民族群体在内的社会，文化不仅被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被视为社会的产物，就如格罗伏斯和金布尔·杨共同指出的：文化“是人们社会生活的沉积物”。[18](P82)。正由于文化与社会的这一关系，使得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自觉显得尤为迫切。文化总是通过差异的场域凸显的，在同质的群体内，虽然有文化，但并不具有区分的功能，从而文化也就不被人们强调，就如泰勒所指认的：前现代社会人们并不谈论认同，并不是他们没有认同，而是因为认同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我们那样的主题化[19](P304)。 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的社会自觉，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语境变化，在保持对当代文化发展模式变化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互相借鉴、学习发展自身文化，并借助于积极对话建立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 第一，对文化发展语境和模式保持高度自觉。文化是社会的产物，并借助于社会而发展。历史地看，不同时代文化发展的语境和模式是不同的。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交通通讯落后、社会交往不发达的传统社会，文化发展的语境多是相互隔绝的，各民族共同体通常都是在自身范围内借助于历史积淀来发展文化的。论及文化，人们通常想到的是“有长久渊源联系的一套信仰、传统、仪式和禁忌”[20](P211)。正是这一相互隔绝自我生成的文化发展模式造就了文化的民族性。社会的演进最终改变了这一过程。进入近现代以来，社会革命尤其是经济的一体化，交通、通讯的发展和社会过程的加剧，使社会互动模式超越封闭性的亲属关系和有限的地域限制走向更大的社会单元。全球化更是印证了一个半世纪之前马克思所预言的民族史、地方史日益成为世界史的社会趋势，无限地扩大了人们的社会世界，并通过对社会的延伸改变了文化语境及其生成和发展机制。过去以地方性和民族性为主导，在单一的社会环境中依赖自身传统的积淀实现文化发展的模式被打破，并使文化生成模式发生了转型。全球化宣告了“轴心时代”各自独立、相互隔绝的文化体在自身范围内言说世界的“独白式语言”的终结，原来一个个独立、封闭的文化体会遇到一个或多个异文化的“他者”。在这样一个不断与相异文化及其群体相遇的时代，与异文化的“他者”的相互激荡来发展文化，是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21]。这是民族文化社会自觉的前提，也是民族文化社会自觉首先必须把握的。 第二，积极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发展民族文化。全球化时代是一个社会交往频繁、社会成果共享的时代，各民族之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相互依赖所代替，不仅各民族的物质成果成了人类的共同财富，而且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为人类所共享。在这个时代，任何民族都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更不能脱离世界求得发展。就文化发展而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趋势已从早期的隔离发展、近代的选择发展，进入到当代的综合发展阶段。随着文化综合发展方式的兴起，特别强调对当代各种文明精华和具有生命力因素的综合[22]。这意味着各民族群体、文明之间的学习、借鉴已成为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当此之际，任何致力于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民族要保持清醒的意识，要意识到在一个相互连接、关系密集的全球化社会里，一个民族要获得发展，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成果。任何形式的自我封闭都是文化发展的障碍，轻者会导致文化发展的迟滞，重者会使民族面临被全球化进程淘汰的命运。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文化的交流学习是双向的互动过程，不仅弱势民族需要向强势民族学习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先进文明，强势民族同样需要向弱势民族学习吸收其文化的有益成分。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既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放弃相互之间的学习借鉴，就意味着放弃弥补自身文化缺陷的机会。若如此，即便是强势的民族文化，也会因为失去多元文化的滋养而陷于落后。 第三，在对本民族文化合理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文化对话建立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民族文化的社会自觉在本质上是对人类文化整体的洞察能力。它涉及对本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定位，以及在合理定位基础上的关系建构。它意味着既不偏执于自身的民族文化，也不盲从他民族的文化，而是在自身与他人的关系逻辑下思考文化问题。其基础是如何认识本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目的在于对自身文化的合理定位基础上处理好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在这个总是与他者相遇、相互借鉴和交流成为文化发展基本趋势的时代，不论是对自我文化的感知，还是对他者文化的认知，都需要借助于相异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在互为参照的基础上来反观。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定位，一方面要认识到文化的民族归属，立足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思考文化问题；另一方面要意识到全球的归属，站在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高度认识民族文化。具备了以上认识和定位，接下来要进一步思考的就是如何处理与其他文化的关系。文化之间关系的建构，和任何其他关系一样，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规则，以使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其次，在共同规则的指导下，形成一种有利于沟通的机制。最后，要通过积极地对话建构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态，这其中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其关键。各民族一定要认识到，文化本质上就是一个由多样化建构起来的秩序，只有存在多元基础上的和谐统一，文化世界才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创造力的世界，文化才有发展之本、前进之基和生长之根[23]。文化的这一特征，对于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对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民族来说，最重要的是放弃唯我独尊的文化霸权，学会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文化，并学会与其和睦相处；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而言，重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通过积极的参与捍卫文化安全。对于经历着快速的现代化转型、文化变迁急骤加快的中国各少数民族，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对自身民族文化发展和命运的担忧而陷于自我封闭从而失去参与全球化的机会[24]。 三、民族文化自觉需要处理的关系 文化自觉涉及文化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需要辩证地看待各种文化属性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这其中民族文化的变易性与稳定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三方面的关系尤为重要。 (一)文化的变易性与稳定性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项创新的事业，贯穿于文化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所有因素都在变，更不排斥文化的稳定性。事实上，文化的变易性与稳定性是共存于文化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之中的。历史地看，尽管各民族的文化一直都在发展变化，但贯穿民族始终的某种根本的特性是不会改变的。这是因为，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结构体系，在其中都存在着一个统摄文化结构诸因素的核心——“文化主导观念”，“文化主导观念”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本，既“体现文化灵魂和主体生命特征”，也规定了文化结构的基本性质及其演变和发展的基本方向，决定了文化结构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类型[25](P315)。这一贯穿于某一民族文化始终、具有统摄作用的“文化主导观念”表征民族文化的特质，是其核心的不变因素。例如，回族文化的主导观念就是“清真”，“清真文化”从文化的最高层精神文化开始，向中层的制度文化和最底层的物质文化延伸和渗透。作为文化的主导观念，清真的文化倾向成为回族文化形成和发展中贯穿始终的主导观念，从精神文化诠释而成的清真教，清真言以及清真信仰——言行的清真——饮食的清真、钱财的清真等，“清真”成为回族人一种神圣的信仰和世俗中真善美的评判标准，并积淀和形成回族人独有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26]。很难想象，从回族的文化中抽走清真文化是什么结果。对于文化的变易性与稳定性，文化学者庞朴用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于过去，指的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化实体和意识，等到时过境迁，或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形式，或抱残守缺，固化为明日黄花；而文化传统即人们常说的民族精神则是不死的民族魂[27]。所以，民族文化是变易与不易的结合，在文化的各种表象和具体形式变化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的内核——作为表征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不同的特质，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是不变的。 (二)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 文化的传统性是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一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曾经合理的、对孕育它的经济社会结构有着很好适应性的文化特质会变得不适应，当文化不能适应其所在的经济社会结构时，便会成为一种惰性力量，成为民族发展的包袱和前进的障碍。与传统性相反，现代性是指形成于当代、通常被认为与当下社会结构相匹配并有助于发展的那些特质。文化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完全对立，民族总是以某种传统为基础，在与自身的传统性保持连续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并获得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就包含着某些传统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是传统性的，也是现代性的，现代性可以看作是在与某些传统断裂基础上的更新和重构，是一个辩证扬弃的过程。 认识到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这一关系，必须破除关于传统性与现代性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看到传统作为过去社会历史中形成的因素，是民族发展面对的既定因素，既有适应性的一面，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完全脱离传统，既不可能，也没有未来。反之，一味地坚守传统，就会作茧自缚，失去未来。所以，对于文化的这两种属性要辩证看待。与此同时，对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价值也要辩证地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切传统的都是落后的没有意义的，或者一切现代性的就是进步的有价值的，事实在于，现代性也潜藏着危机，传统性也有可以弥补现代性的缺失因素。事实上，由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和张力，使得其在帮助人们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制造了新的问题。今天，人类的许多时代性难题正是由现代性引发的，20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达程度令人惊叹不已，另一方面，社会生活中的战争、疏远、贫困和空虚并未因此而消除。人们为了过上美好的生活而追寻科学合理性，结果却使人失去了自我；为了追寻自我而否定理性传统的统治，结果却使人丧失了生活的意义[28]。与此同时，面对现代性——科技理性带来的生态问题和社会危机，人们又在通过传统的自然伦理、人文关怀寻找救赎的良方。意识到文化的这一属性和关系，各民族都需要审视和更新民族文化中不适应的消极成分，并在吸纳现代性积极成分的基础上，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的历时性转换。 (三)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文化的民族性源于民族作为社会群体在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人类有各种群体，就对文化的塑造和影响而言，民族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民族对于文化是如此重要，以致在许多人看来民族之为群体本质即在于文化，提起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民族文化，民族性被认为是文化的主要属性之一，一些人甚至认为文化即是民族文化[29](P178)。换言之，所有文化均为民族的，包括那些被称为世界性的文化，最初也是起源于某一民族的创造。可见，文化的民族性主要是就文化的创造主体而言的。 不同于民族性主要指向民族群体在文化形成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世界性指向空间，主要是就文化的影响而言的，文化的世界性确切地讲应为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因素或影响。某一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之所以会为世界所接纳，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因为，作为动物的人类，彼此是相同的；作为人性的人类存在和发展的样式也大体相同。因而，不同人群在各自圈子里形成的文化必然有相似的成分，这些成分或适用于全人类，或适用于全历史[27]。历史地看，各民族共同体都有大体相同的文化需求，为生存、生活都需要处理人与自然、他人、社会、自身等的关系。与此同时，都有对于真善美这些人类共同价值的追求。正是这些共同点使得以民族共同体为基础形成的民族文化包含着超越民族性的成分，正是这些超越成分的存在，使得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理解成为可能，也使得文化之间不仅可以进行纵向的历史传承，也可以进行横向的传播。 以上分析表明，民族是文化之母，民族性是文化的根本属性，世界性以民族性为基础，没有脱离民族的世界性，换言之，世界性就存在于民族性之中，并通过民族性得以体现。通常人们所谓的世界性，都有民族的根源，是起源于某一民族、经过传播为人类所共享而获得世界性的。所以，必须在关系而不是对立的逻辑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明白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这一辩证统一关系，意味着文化的世界性的达成是一个交流和分享的过程，各民族都应致力于建立一种既不失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特征、能为世界所接纳的文化，通过增加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提升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发展空间。 可以肯定的是，民族文化只有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才能恢复民族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也才能遏制文化霸权，构建各民族参与的世界文化体系。虽然就民族群体而言，文化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和建构，意味着把支离破碎的地方性风俗和程序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更为同质的整体[30]，但就人类而言，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才是文化发展繁荣的根本。所以，强调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是要抹杀民族性，更不是要将各民族文化同质化，而是在保持民族特质的基础上思考对人类文化的价值，使得文化既不失民族之血脉，又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 认识处理好以上文化属性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它对于文化自觉有着多重意义。一方面，它有利于破除横亘在文化话语中的古今、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另一方面，有助于民族文化通过历时性的范式转换和共时性的结构互动实现文化的整合与重建。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信息的一体化，社会关系已经延伸到了全球，我们就生活于“地球村”中，但我们的社会文化认同却“越来越归附于亚团体或者重归个人”[31](P95)。我们还没有关于全球化社会生活的文化共识，社会行动所需要的最低规范和价值还未确立。相对于社会领域所取得的进步，“我们的文化是一件不合身的衣服”[32](P130)。我们再一次遇上了被奥格本称之为“文化堕距”的问题。 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是个文化过程[33]。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和各民族交往的日益密切，“文化越来越呈现出‘时空层叠整合’的特点，各民族不仅将自身历史上的种种文化特质整合到了当下状态之中，而且也将异于自身周围地区的特质文化整合到自身的文化之中。”[34](PP.1—2)在这个总是与他者相遇，借鉴、交流成为文化发展基本模式的时代，如何在多元意识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有利于交往、合作的公共规则，并通过积极的对话交流建立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世界，文化自觉是其关键。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自觉，既需要各民族群体透过价值自觉对其文化做出合目的性的选择，也需要借助历史自觉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更需要通过社会自觉对本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定位。与此同时，还必须在处理好文化的变易性与稳定性、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既不失民族文脉，又有利于人类文化发展的机制，以促进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标签：文化自觉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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