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中国执政党话语的调整与转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话语论文,实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时代演进逐渐展现出一个明显趋势：文化逐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政治需要文化支撑，文化需要政治推进，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在政党政治时代，政党作为政治中的主导性力量，其价值、理念与思想都离不开文化为其提供滋润与支撑。在此境遇下，我们在思考执政党的建设时，应当把文化的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纳入其中。促成人们对一个政党的文化认同是其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而文化认同的获得主要依赖政党文化的建构尤其是政党话语的引导、教化与感召。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①这为我们党继承传统优良的话语，同时在新时期、新条件下丰富和创新话语，来引领时代文化，寻求文化认同和提升执政合法性，提供了指南与依据。 一、文化软实力视角下的政党话语诉求 政治文化是文化与政治联姻的产物，从一定程度上讲，文化是政治存在和发酵的母体，政治又可以通过舆论的引导对文化发展施加影响，但政治更需要文化提供滋补与培育，需要其提供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和维巴认为，民主政府需要“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②。政治文化既能决定一个国家民众对待政治参与的态度，从而影响民众的参与途径和方式；又能为民众提供一种有效的政治生活方式，提供一种具有厚重历史感的世界观与哲学观，一种浓郁的人文价值关怀和独特的引导性与规范性话语体系。在诸多的政治范畴中，政治文化已外化为各种话语样态，这些话语实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软实力”，具有一定认同力、感召力、凝聚力与亲和力，显然文化可以通过“话语”这类“软实力”得以展现。“软实力”概念最初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在政治领域，“软实力”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政治观的感召力、政治文化的感染力和意识形态的教化力等。尤其在全球化和信息网络时代，一些政治主体为了生存、竞争和发展，更加重视“软实力”建设。对于作为政治文化的凝集者与体现者的政党来说，其文化价值观念和诉求始终处于政党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地位。 政党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发挥的作用大小，主要通过政党话语表达得以承载与传播。因此，现代政党大都很重视自身话语能力建设，希望通过不断提升话语能力巩固其合法支持与认同。通过话语展现政党的吸引力、辐射力、渗透力、同化力、竞争力、向心力、塑造力、建构力、革新力和创造力等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话语可以为政党提供价值信仰、政治理念和合法性的政治认同，尤其是在政党的意识形态中，话语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环顾世界，无论是在国际与国内，各国政党都在利用各种方法与途径争夺话语权、实施话语权战略以及维护话语文化利益，因为谁拥有话语权，谁就能通过议题设置，占据舆论制高点，控制与引导舆论。可以说，话语权已经成为提升政党文化软实力新的着力点。 话语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体现。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③这说明话语是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话语与思想、观念一样同社会生活保持密切关联，人们正是通过话语来表达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政治参与和利益诉求的愿望。这说明话语实际上已超出了语言实践的意义。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信仰等发生了密切联系；显然，话语具有建构社会的能指，尤其是话语的权力属性越来越明显。正如福柯所讲：“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④而且他还把话语“看做一种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才得以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⑤从上述分析来看，话语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存在与表现，不但具有公共权力的一些功能，还具备其不可能代替的其他一些功能。在现实生活中谁占据话语资源，谁拥有话语权并能够主导话语，谁就可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并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对于中国执政党来说，其价值理念与价值追求，以及如何引领社会文化发展，又如何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同与支持，主要是通过话语表达与传播，将信仰、理想、目标与观念进行有效社会化，同时又依据话语的教化功能将民众各种思想观点，进行充分整合、吸收、融入执政纲领，通过政策实践将政党的价值理想与政策纲要转变为现实：另外，党的话语风格、话语气魄、话语方式和话语诉求还能够产生引导性和示范效应，会成为公众效仿的对象，从而在“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引导与规范社会大众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文化软实力视阈中党的话语结构特征及其转化 在现代社会，政党文化作为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大系统的一种亚文化，同样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软实力。因为政党文化既可以为主流文化不断提供新鲜的养料，也能够对主流文化存在的一些矛盾与冲突进行调整、引导与提升，进一步营造社会自由、开放、宽松与和谐的文化环境。政党文化主要是通过话语方式来进行表达、传播和交流的，使不同政党的文化通过对话、交流与沟通实现相识、相交与碰撞。政党话语作为政党文化软实力展示的一条主要渠道，承载着政党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传播与认同等重要职责：可以说谁掌握话语权谁就能引领社会舆论、占领社会道德的制高点，可以对其他政党产生广泛影响，进而能够赢得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从文化软实力这一视角来看，中国执政党的话语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完整的话语表达系统，既包括一系列的概念、范畴、词汇：又包括表达内容、表达方式和表达形式，并随着时间和执政环境的变迁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与转化，这样才能更有效引领与整合各种社会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以获取广泛认同与支持，进一步巩固其执政地位。 1.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话语结构特征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话语的最大特征，就是用务实的话语表述、承载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在当今时代，中国执政党话语最突出的本质与特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执政党高举的话语旗帜。中国执政党的话语就是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的范畴、命题和结构去表达、承载和传播，并具有外在的务实性、包容性、引导性、认同性、科学性和宣传性等表现力。中国执政党话语既要展示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精髓，又接受中国历史文化深厚的浸润，同时又能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其话语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阶级性、实践性、开放性、一致性、教化性和包容性等几个方面。 (1)阶级性。我们党的话语体系，是体现阶级先锋队及其先进性的语言符号。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没有共同的世界观，就没有共同语言。(2)实践性。丰富鲜活的中国实践，始终是执政党话语产生的源头活水。执政党话语始终根植于实践，坚持从实践中来，而不是从教条和本本中来，具有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又为实践所检验的鲜明特色。(3)开放性。执政党话语始终是伴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开放体系，不是空洞、僵化、单调和自我封闭；开放、包容与进取是其话语生命力的基本依托，又是话语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来源。(4)一致性。执政党话语的一致性主要表现为政党内部一致的话语体系。在当今多元差异的语境下，可能出现诸多的分歧和冲突，更需要政党用统一与一致性的科学话语去引导和示范，以凝聚人心和稳定秩序。(5)教化性。执政党的话语一个突出的功能就是进行有效的政治宣传与教化、维护其意识形态、促成党员、民众信仰统一，化解党内外矛盾与冲突，凝聚人心、有效增强党员、民众的自豪感与归属感的能力。(6)包容性。执政党话语既能够在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得以广泛的传播，又能够为群众认同和接受，显然是政党话语的包容性功能起着主要作用。当然，包容性要以分清是非为前提。并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执政党始终立足当前实践，坚持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用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包容性话语解读好、宣传好、传播好中国道路，凝聚民智民力。执政党话语的这种实践性、开放性、一致性、教化性与包容性并不是分开与孤立的，而是相互交错、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中国执政党话语的结构性特征。这种结构性特征主要通过党的历届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得以呈现，反映出执政党的党纲、党章及政策的历史延续性、现实的调整性与发展的适应性。 2.中国执政党话语的转化与调整 中国执政党话语的演进契合着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时代的变迁适时进行结构性转型，这既是党自身话语自觉性的标示，也是话语创新的条件之一。中国执政党推进话语结构性转向与调整，既是其精神创造力发挥作用依据，也是其开拓创新能力的过程，更是其不断提升其内在思想活力不可或缺的重要实践路径。回顾建党以来的发展与演进，可以简要概括为四次重要话语结构性转化与调整：一是革命性话语，二是建设性话语，三是改革话语，四是新时期话语。从革命性话语到建设性话语，从改革话语到新时期话语是螺旋式叠加与演进的。 一是从“革命性话语”发展到“建设性话语”。中国执政党在科学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系统的“革命”话语体系，同时用“革命”话语的宏大叙事，指引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通过革命走向辉煌胜利。革命话语孕育着的反叛精神和创新能力在于，它要确立的不是“另一个”政治秩序、民族复兴与国家建构，而是“另一种”政治秩序、民族独立与国家建构。在此过程中“革命被建构成为一种与自由、解放、翻身、新生等意涵相关联的主流政治文化。”⑥革命充满了“辩证法”、“意识形态”、“不间断”、“英雄气概”和“浪漫激情”特征，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革命话语在中国的运用，带来新的语言表达想象空间、新的思想特征、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行动风格，并赋予拯救世界于水火中的宏大使命。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国家建构后，执政党的革命话语主题开始适时地转向建设话语主题，主要是加强政治制度和社会现代化建设：但由于中国执政党在新的历史主题与环境状况下实施话语主题转换中，经验不足、借鉴性不够等，使日益膨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逐渐占据了建设话语体系发展的空间，这种宏大的革命话语叙事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转向“建设”意义的主题。其后，改革、开放渐渐成为党的建设话语范畴中的主流话语。 二是以新时期话语丰富改革话语。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执政党对“改革”、“开放”和建设话语的大力宣传与推进，一时间“改革和开放”、“发展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等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新话语。以经济绩效为表征的话语展现，也成为执政党合法性最深厚的诠释。中国执政党一直坚持与时俱进，从不故步自封，在推进“建设”和“改革”话语的同时，又适时地提出“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等新时期话语，这也为党加强和巩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支持和保证。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转变不仅意味着党的历史使命、中心任务、领导方法和职能角色等多方位的变化，同时也迫切要求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与发展，需要以新的话语承载和传播其理论创新的成果，承载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需要以新的话语在国际舞台塑造其务实亲民的大党形象与风格。以“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等为表征的话语不仅迅速构成了中国执政党新时期的主流话语，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党的话语自觉、自信与自强。 三、文化风险境遇下执政党话语面临的挑战 随着全球化、现代性迅速扩展，特别是互联网日新月异的今天，在社会结构、社会阶层迅速变化的同时，又遭遇着“数字化王国”⑦的浸润。当今的社会一如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的是“风险社会”。而风险社会又与媒介、文化的发展存在密切关联，呈现出文化风险的诸多特征：一是人们的话语表达得到了最充分的张扬与诠释，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问题与任何对象进行互动式表达与交流；二是社会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现实话语与网络话语交织在一起，话语表达的平面化、自由化与多样化等所造成的分歧与冲突层出不穷；三是人们日益陷入一种紧张不安的文化焦虑与冲突之中，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层出不穷，如何用核心价值观去塑造与引领社会越来越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四是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及其政治价值观念的认同日益凸现出来；人们在关涉个性、自我和认同等方面进行话语表达时，表现出种种极端化倾向，往往不惜冒着道德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乃至生命风险。这种文化风险境况既为执政党如何进一步提升话语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但所造成的文化问题及风险也愈益增多。无疑对中国执政党的话语内涵、话语能力、话语创新、话语权和话语建构等带来诸多的挑战与困难。 1.话语表达的分歧与冲突带来的挑战 在传统话语体系中，话语资源主要是为政党所掌控，话语权也主要是由政党来分配与调度的：但是，随着全球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话语表达的主体日趋多元化、话语表达的内容和形式也日趋多样性；可以说话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各种话语之间的博弈产生了不同意识形态观的冲突与交锋；话语的分歧与冲突，无疑对政党话语能力建设带来巨大的挑战。政党话语作为“社会公器”不仅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政治资源，同时又是安抚社会情绪的“稳压器”，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正视时代的挑战，表达时代的呼声，以符合社会主流需求的价值观、理念，才能受到民众的欢迎，才能引领好社会舆论。 2.“网络话语”崛起带来的挑战 互联网时代形成的话语表达，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的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与传统话语权相比，网络话语凸显了社会性的特质与功能。不少人就是以网络生活为主题，通过“键盘语言”抒发隋怀和表达诉求。网络语言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纪录，更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它日益凸显出网络群体的思维习惯与言语风格，而且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与思想道德。网络话语展现出简约性、直观感性、快捷性和互通性等特征，往往以轻松活泼、幽默风趣、没有规则、自成方圆和戏谑调侃的语态，表现出话语背后的叛逆性、前卫性、丰富性、自由性、多元性和批判性的一面。而且网络话语还具有一定的权力属性，主要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从而对政治主体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产生巨大的社会性批判力量；同时网络话语因话语表达失范，又可能产生侮辱、诽谤、谩骂和非理性行为；尤其是在涉及民族、民生和公共问题时，毫无理性和规矩可言，畸形使用话语，甚至演变成网络暴力，这是典型的现代性文化风险特征。执政党在提升话语能力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对“网络话语”的规范与引导。 3.媒介“去中心化”与“群体偏好”带来的挑战 在传统和经典现代性社会中，媒介主要是作为权力掌控者进行话语表达、宣传和引导的一种治理性工具，而今在以新媒体为主要内容和特征的现代性和后现代社会中，媒介正成为人在生产、生活中时刻不能分离的一个中介物，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表现为媒介化生存。媒介已经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人们生存的环境，成为人们生存的方式和状态。媒介化社会、媒介化政治、媒介化人、媒介化生存和媒介化关系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道重要景观。媒介化同样对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使文化发展遭遇到解构化风险。解构意味着颠覆、去中心化，解构导致无中心、多元、差异与变动。这种解构实质上就是试图打破社会既存的解构和秩序以追求差异化、自主化。在媒介化时代中，人们所感受的更多的冲动是冲破边界与等级，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所言：“媒介往往会改变其所探讨的事物，改变了原本与指称性之间的同一性。”⑧“去中心化”与“群体偏好”是媒介文化时代中两个最明显的特征。媒介化可以造成传统的话语表达“去中心化”，这对传统意义上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话语对“新闻”和“重大事件”的解释与定性的权威地位进一步遭受削弱；媒介化同样也能造成“群体偏好”的话语特征，话语背后的一些亚文化、网络民粹主义、非公共性和媒介审判冲动，聚集一起必然导致“群体偏好”的冲击。如果不科学有序引导这种“群体偏好”的话语表达，放任“群体偏好”释放的情绪化、感性化甚至偏激化的舆论，必然给政党的舆论引导造成诸多困难。 4.执政党的传统话语结构与功能遭遇挑战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转向“从高度组织化国家一社会一体化的社会形态向国家一社会分立的多元社会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利益结构的分化与重组”⑨。社会结构不断分化，逐渐形成的不同阶层、群体带来的是各种意见和话语诉求，必定对执政党传统话语表达的结构与功能产生挤压。中国执政党传统意义上的话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卡里斯玛”式英雄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一是对意识形态实施高度控制，刻意拉大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以保持自己鲜明的意识形态特色，突显出政纲、主张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二是话语表达的上下一致，宣传口径统一，通过话语表达的团结凝聚功能、激励动员功能、教化塑造功能和规范约束功能等。随着时空的转向和文化风险的降临，传统的权力话语体系和话语表达的结构与功能，显然遭受进一步挤压与削弱。话语表达的主体多元化，表达的内容、形式、方式日益多样化，表达的观点、看法日趋分歧冲突，会直接削弱政党话语的吸引力、控制力与强制力。以往可以依靠某一种媒介就可以强势掌控社会，实现“舆论一律”的时代已经过去；当今，意见市场空前活跃频繁，人们对时政、切身利益更加关注，话语表达的政治诉求与利益诉求更加具有现实性和具体性。人们对时政越关注就越倾向于表达，甚至出现了关心即要表达即要诉说的局面。现实社会出现的热点问题、重大舆情、群体事件、突发性事件和敏感性事件等都为民众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契机，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政党权威享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观念开始动摇，对政党的认同也逐渐减弱，这些变化无疑会对中国执政党的话语造成一定的合法性危机。 四、加强执政党话语能力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 当一个政党开始朝着新宏图跃进的时候，其思想文化领域也必然随之变迁。今天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与交锋更加频繁的大背景，执政党必须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强话语能力建设，提升文化软实力。独特的政党文化传统，独特的政党历史命运与独特的执政国情，注定了我们党必然要追求独特的话语权，要具有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和积极进取精神，主动寻求主流话语形态与当代中国现实的最佳结合点，为坚持党的话语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提供理论支持与依据。党的话语能力建设既要做到由“革命”到“建设”，由“建设”到“改革”的互促共进和螺旋式上升，又要做到能够充分满足民众最根本利益与最广泛精神需求；既要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当代人文关怀精神和科学的理论品格，又能够强化当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增强其指导力、教化力、凝聚力、亲和力与号召力，自觉应对时代的变迁和话语的差异与分歧所造成的一些挑战与困难。 1.在全球化与网络化境遇中增强话语权主导地位 全球化、网络化开放的空间中各种思潮共存与相互激荡，各种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思潮传播分歧与冲突层出不穷。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多元与差异的“话语”叙事与文本，如何提升党的话语能力是当务之急。美国学者雷默曾说：“中国要加强与世界的沟通与了解，多谈谈国家的创新、不断涌现的新思想以及应对诸多问题的新举措，效果都要比古老传统好得多。”⑩中国执政党在话语能力建设方面，应不断寻求新的途径和新的方式，尤其注重学习和借鉴其他政党在话语能力建设方面的一些科学有效做法，通过对话、交流与合作，寻求与其他政党话语的对接和超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话语对话交流中，要坚持有理、有节、有利的原则，做到柔性与弹性的结合；在面对话语权危机的时候，应当主动求变，从话语分歧、冲突转向话语整合、协商，从单向传递转向对话交流，积极建立伙伴关系，抢占话语主导权；尤其是在涉及一些敏感话题的时候，要提前、主动设置好话语议题，加强对话语议题的调控，确保议题的内容与目标的明确性，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执政党理性地在政党政治领域积极开阔视野、拓展思路，以保持与“国际语境”衔接的发展态势；还有利于执政党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网络化带来的知识、文化、思想和现代性意识等方面的变奏，使其在党际对话与交流中显示出独特的中国气度与作风。 2.提升新时期执政党话语的引导力 美国学者雷默提出：“中国一些官员在展示本国的文化时，却仍然习惯于选用那些老掉牙的戏剧、文打武斗的功夫和平淡无奇的茶叶，他们还未意识到如何充分利用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11)这一评价虽有失偏颇，却也道出我们在文化交往方面视野不够开阔、创新性不强，因而需要在文化的聚化、涵化、内化与转化能力方面下工夫，以增强新时期执政党的话语引导力。 提升话语引导力的前提：一要加强执政党话语的聚化与涵化能力建设，即有效地确立执政党话语在多元差异话语生态中的主导地位，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多样话语生态中的核心意义，以吸引、凝聚和引导差异性话语。二要加强执政党话语的内化与转化能力建设。把执政党的话语资源内化于民众的心胸，转变为民众的文化素养、自觉的心理认同与支持。三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话语资源，寻找最能表达新的时代精神和价值理念的话语元素，并对这些话语元素进行新的糅合与重铸，大力推进传统话语的现代转化，注重话语表达与现代传媒技术的结合，以此来强化新时期执政党话语的合法性功能和理性权威。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12)，才能促进话语的更新创造，才能促进话语具有时代性、现代性与民族特色，才能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提升执政党的文化软实力。 3.积极打造与完善理性的公共话语场 当今，各种网络社区、平台，尤其是以网络时代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多元文化和多元思想的生存提供了充分的空间，人们充分利用各种现实与虚拟的空间，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以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和手段说出话语。话语一旦形成，便拥有了一定的释义，形成了特定的规范和概念，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各种话语场域；这些话语场域交错连接，便会制造出一个民意生长与表达的公共话语场。人们希望借助这种公共话语场，进行各种形式表达和诉求。正如桑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共和国，或一个异质的社会，需要一个竞技场，让一群经验、见解和想法各异的公民们，可以在此和他们碰面磋商，讨论什么是对大家都好的，什么才是对的。”(13)中国执政党要充分利用好“公共话语场”资源，完善公共话语场的规则，确保其健康有效运转，以容纳“异质性”，听到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话语”，确保听到不同演讲者对不同主题的不同意见：一是培植公共话语资源。公共话语空间蕴含着丰富的民智资源，这些资源是宝贵的财富。这些民智资源由于过去缺乏一个良好的渠道去吸纳和发挥，许多有价值的民间智慧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执政党一定要充分挖掘和集中民智资源，确保公共话语空间——民间智慧的集散地——得到最便利和最有效的发挥。二是注重公共意识培养。公共意识的培养主要是从公共舆论、公共协商和公共话语等方面进行的；公共意识培养需要有更多的“公共情怀”，多从人道、人性、人味的角度去言说和引导，坚持话语正义观，坚持从人文主义立场去思考民众的生存状态。三是加强公共话语的沟通与协商。查尔斯·泰勒在《公民与国家的距离》中谈道：“公民的心声能够被倾听，并在辩论中也能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由此所产生的决定，是真正为大多数人民所喜好的。”(14)因此，加强公共话语的沟通与协商，促进相互间的交往与合作十分必要。中国执政党的话语责任与任务就是把现实与虚拟社会中的多元话题与意见逐渐集中整合，让理性的声音逐渐成为主导，实现多元话语表达的互动与融合。四是提升公共话语的镜鉴作用。充分感知公共话语在释放过程中的民生、民情和民意，通过公共话语场了解当前社会的舆论焦点、热点以及民众情绪倾向与话语表达倾向等，把握社会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方向，从而制定有效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4.以包容性话语凝聚社会共识 话语表达不是简单地传送信息、指示与释义，而是多元话语主体的共同经历、共同参与和共同创造。中国执政党在话语能力建设方面，要高度重视话语的包容性，使话语表达具有兼收并蓄和达观持中的气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5)，这正好为如何建构、怎样建构包容性话语提供了前提与依据。当前，中国执政党的主张是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实现了以实践为轴心的宏大叙事向以人与人的和谐生活与发展为中心的倡导民生、民本的话语叙事转换，这种内在的逻辑转换，就是以政党话语推进现代多元共存与共进的社会和谐话语发展：以求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才能在博采众长中凝聚起社会的最大合力，在多元中树立主导，在多样中谋求共识。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16)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重要一维就是如何提升党的话语能力。我们党必须坚持尊重实践、依靠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创新话语释义与表述，而绝不简单的是词汇与概念的翻新。坚持用简约、务实与朴素的话语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应当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维习惯、语言风格与接受程度；善于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群众听得懂的道理，善于把深邃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抽象的理论逻辑转化为形象的生活逻辑。尤其要做到：其一，注重核心话语的提炼。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足以打动人心和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话语，以奠立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意识形态的基调。其二，保持话语体系的连贯性与统一性。既要注重历史的继承性，又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世界眼光和开阔胸怀，更要体现中国的特色、气魄和民族风格。其三，打造新政治观话语体系。打造执政党新政治观话语体系，就是以党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新的概念、新的范畴和新的表述来阐述新的话语理论，在回应现实问题，解疑释惑时，注意话语务实性，与大众化的话语贴近，在表达时尽量做到生动活泼和寓教于乐方式，贴近对象和具体分析方式，平等参与和民主讨论方式，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方式。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话语的学理化与大众化结合好，即用严密、科学、专业、系统的学术语言提炼、整合和升华，以生活语言给大众以生动具体而不庸俗肤浅的启示与指导。这是构建执政党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宗旨，以中国特色为中心，对“革命”、“建设”、“改革”进行系统科学的整合，增强政党话语的自觉、自信和自强，展示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注释： ①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②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马殿军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 ④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6页。 ⑤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 ⑥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5页。 ⑦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8－199页。 ⑧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⑨汪凯：《转型中国：媒体、民意与公共政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3页。 ⑩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1)乔舒亚·库珀·雷默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沈晓雷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5页。 (12)《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13)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14)参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8页。 (15)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1－32页。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页。标签：软实力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话语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