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转型逻辑与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10-0082-06
一、引言：中国模式之谜
中国经济转型的成绩为世界所瞩目，但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景却并不被普遍看好。尤其在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框架中，转型经济的“中国奇迹”和“中国危机”论调此起彼伏，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转型经济的“中国奇迹”是暂时的，转型经济的“中国危机”或“中国崩溃”是可以期待的，并以西方理论的制度框架和模式特征来苛责中国转型实践。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西方转型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中，“所谓‘中国奇迹’的提法，由于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经济信条的质疑，在主流系统中也就往往被否定。一种每隔一段期间就会冒现的论调是：只要耐心等待，早晚还是可以见到经济灾难降临中国，作为对它偏离世界主流规范的惩罚。这种论调的学术化版本，认为改革以来经济体制是一种混合体，同时包含着符合市场规范和压抑市场调节的成分，而过去20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应该归功于符合市场的成分，积累的问题则应该归结为压抑市场的成分；从而，当中国的经济‘转轨’从所谓容易阶段过渡到困难阶段后，问题就将超过成就。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的经济前景即使乐观地看也很不明朗，更有可能的是将出现危机”。①这里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信条，其实也就是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通过把市场经济等同于价格机制甚至等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理论教条。西方转型理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此，缺乏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突破性认识，是关于市场机制运作的经济学理论，而不是关于市场机制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②个别观点虽然可圈可点，但整体理论框架和转型逻辑并不认可中国的转型模式，不可能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作出合理说明。③因此，阐明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理论依据就显得尤其迫切，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框架所无法破译的中国之谜。1980年代以来进行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丰富实践，为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的实质和结构提供了难得的经验，通过对经济转型实践的反思，可以得出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命题，这恰恰构成了中国经济平稳转型的内在逻辑。
二、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中国模式中的经济学创新
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还是看做一个层次性的制度建构，是西方转型经济理论和中国转型实践理性的根本区别。在国内外转型问题研究上影响很大的J.Kornai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体制不像超市，不能保证得到计划与市场两个世界的最好部分拼凑起来装入一个篮子里。④认为经济体制不可分割相互替代，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其转轨结论就是大爆炸式的激进改革路径。这就是被G.Roland作为“华盛顿共识”重要理论基础的比较经济体制理论代表性观点。⑤其实，能不能把计划和市场最好的部分“装入一个篮子里”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目标模式的精髓所在。如何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可能是中国经济转型模式研究能够作出的最有价值的理论贡献。这必须从现代市场经济破题。市场经济的实践伴随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漫长的演进历史，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更是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博弈的实践痕迹。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49年甚至明确提出，通过修改资本主义宪法或通过国有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逐步社会主义化和平过渡政策。⑥这事实上，成为二战后发动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期政策。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尽管一度占据社会主流地位，但有计划、有调节、有明显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在国际市场上，资产阶级政府不惜以外交胁迫甚至武力威胁来维护其经济利益。历史经验表明，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获得了迅猛发展的动力。英国、日本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框架和美国、法国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并不完全一致；现实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上，还存在着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萨克逊模式在企业组织形式、具体经济制度等一系列方面的差异。对此，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76年曾经精辟地指出：“我所抱憾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如同在社会主义世界一样，人们拒不区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⑦在他看来，市场经济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生产、生活形态，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进，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获得发展和繁荣的社会制度；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把二者混为一谈，却恰恰是转轨和转型问题研究中国外主要文献的一贯思路，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内文献的理论走向。这种转轨观点曾经深刻地误导过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里并不存在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问题，市场经济是在他们的生活中本来就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互融合存在的一种经济制度，既不存在重新建构的问题，也不存在打破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可能，所以，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转型研究，与其说是转型经济学，不如说是“移植经济学”，就是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如何移植到转型国家的实践中去，这大大束缚了西方学者的眼界。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有没有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教条和逻辑路径演进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问题，只有遵守了其理论教条，才是好的，否则，不是扭曲就是危机。
毫无疑问，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激进转型的苏东模式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模式，不但取得了截然不同的实践绩效，而且揭示了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按照西方转型理论亦步亦趋的俄罗斯转型模式遭到彻底失败，甚至遭受严重的经济灾难、失去十多年的发展机会，不得不通过独立自主的改革实践，才摆脱转型衰退的市场经济噩梦。而中国却通过阶段式的改革，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框架的基础上，开创了经济30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年均9.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刷新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纪录。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中国转型经济奇迹的根源就在于突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有关市场经济制度认识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创造了市场经济制度生成的制度变迁理论，这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理论创新。⑧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内在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简单来讲，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安排。
首先，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市场规范三个层次。价格机制是处于市场运行机制最核心的层次，是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核心机制。就价格机制而言，市场经济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全面的价格放开才能发挥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功效。当然价格机制作用的全面发挥还必须健全市场体系、严格市场规范，但这仅仅是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微观层次。“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教条恰恰是从这个理论逻辑出发，提出市场经济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转型必须采取一步到位的价格放开和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私有化转型方案，其理论局限性不言而喻。
其次，市场经济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市场运行机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业部门管理形式等三个层次。微观层次的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和市场规范共同构成中观层次的市场运行机制，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经济体制的核心性制度安排，但在中观层次上来看，市场运行机制效率的发挥并不完全取决于价格机制，而在根本上决定于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演进的结果，但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发挥又具有独立的作用：一是企业形成相互衔接的产业链条和产业体系，这是市场经济长期演进的结果，二是企业在市场行为方面涉及充分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三是企业在社会制度方面涉及所有制或产权的具体安排形式。因此，企业组织形式具有价格机制所无法取代的市场经济制度架构内容，而企业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几乎在所有西方转型经济学中都被狭隘的私有化观点所掩盖了，由此在激进转型国家所引发的产业低构化和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现象，⑨是造成转型国家经济持续衰退的重要原因。
最后，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确立、宪政性的法律安排和社会秩序的形成。其中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是宏观层次的制度核心，这是确立与社会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经济体制的关键性制度安排，它决定建立的经济体制是否公正、有序，体现社会制度的理念，涉及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的问题，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和原则，政治结构和经济生活原则等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问题。西方转型经济学的“宪政转轨论”，⑩是西方转型理论框架中的最后教条，最为明确地反映了西方转型理论市场经济认识的狭隘逻辑，凡是按照这个教条转型的国家，虽然拷贝了资本主义制度但都没有取得市场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创新，只不过是开历史倒车。转型作为大规模社会制度变迁过程，必然要求社会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相应改革和完善，但更为重要的是转型应该在一个稳定的社会框架中寻求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恰恰是中国区别于其他转型国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宪政性法律制度框架的稳定使中国的经济转型实现了有序、高效的经济成长和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过程，迎来了市场经济确立、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制度创新和市场经济制度完善，确立了转型经济的中国模式。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这是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深化了人类社会有关市场经济制度生成和变迁的一般理论认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理论贡献。
三、中国模式平稳转型的实践逻辑
中国模式通过微观先行、中观突破、宏观完善的转型实践，完整地体现了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逻辑。通过对中国经济转型实践历程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的理论逻辑，也可以更加合理地解释中国模式各阶段各项改革措施成败的根源。按照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历程，我们可以把中国转型经济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从1978年12月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微观层次制度安排价格机制的确立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1978年12月3日国务院财经委经济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提出《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带有全面改革的战略意图。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基本上是同步发生，(11)只不过这种全面改革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完全是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的角度出发，摸着石头过河。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中国经济的改革模式，改革才进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特别是1985年价格体制改革的开启，标志着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开始。从1985年1月开始，中国正式实施了在转型经济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农产品统购统销价格改革和生产资料供应定价的“价格双轨制”战略，这成为局部改革战略的典范。(12)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是这个阶段改革的两条主线，但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的改革实践，取得了根本性的成功，而企业改革在放权让利的基础上，围绕两权分离尝试了五花八门的改革形式，却始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革进展，反而陷入发展困境。这个阶段，最核心和突出的改革成就是通过价格双轨制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微观运行机制，价格开始由市场形成。1992年，事关国计民生的粮食价格的放开，标志着农村经济的市场运行机制已经完全确立。1992年末，我国在社会消费品总额中市场调节部分达90％；而农产品中国家定价的只有6种，工业消费品中除食盐、药品外，价格基本上放开；重工业品中，国家定价的已不足100种。(13)可以说，价格最终由谁决定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大的区别，一旦市场形成价格，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利益主体的行为便只接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就得到了确立。这个时期，另一条改革主线，国企改革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尚未明确，市场运行机制正在建立之中，国企组织形式难以实现有效的创新和规范，使面向市场的生产经营模式在根本上难以形成，市场微观机制的不健全更使企业组织形式和行为模式摇摆不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市场微观运行机制即价格机制的建立，就不可能建立适应市场机制的企业组织形式，更不可能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而价格机制的建立，就奠定了市场经济微观层次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在根本上土崩瓦解。
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到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目标，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国有企业的改制是这个时期的转型主线和改革重点。中国从局部性改革为重点，开始转入全面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转型阶段。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层次制度、特别是市场价格机制已经基本建立，外围市场体系和市场法规的建设与完善，成为这个阶段微观层次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主要任务。这个阶段，转型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问题上，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全社会经济转型的焦点问题，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制度框架的建构，则是相对处于次要的位置。国企改制名副其实地成为这个阶段的改革主线。在市场价格机制发挥作用的经济活动中，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探索逐渐让位于国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制进程之中。这个阶段，国企改革中的利益主体缺位和市场困境突出表现出来；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成立尽管明晰了国企的产权问题，但由于国企利益主体身份界定迟延，导致国企市场化行为的迟延，经济行为与市场机制的不合拍，使诸多国企陷入无法面向市场生产经营的困境。政府已无力控制市场动力，因此国企的亏损、破产、下岗便成为国企制度创新的必然结果。改制中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所有制变革和调整的道路，因此实现了企业组织形式改革的突破。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决策，抓五百家大企业，其他中、小国企被卖的局面必然出现。利用政策漏洞，钻改革空子，利用MBO、股份制等各种形式的私有化改革措施，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者和国有企业的腐败分子。郎咸平的《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就揭露了这个阶段国企改制中的问题。但这是在激进改革和层次性改革中都没有能够避免的问题。作为农村市场微观价格机制在中观层次上自发演进结果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的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发展局面。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市场经济中观层次的制度安排，国企改制事实上已经涉及依靠微观价格机制成长起来的体制外私有制力量和既有社会制度框架中公有制宏观制度安排力量问的博弈。因此，除了与之相伴的社会行业管理部门等诸多方面的改革外，宏观层次的市场经济制度建构，成为重要的改革内容。
从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到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第三阶段，也是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创新成为改革的中心环节。2001年加入号称市场经济联合国的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目前，中国进入了经济转型的新阶段，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秩序的确立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难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伴随市场力量的壮大，政府力量已越来越退出经济领域，利益主体已纷纷利用市场规律和市场力量来获取利益，经济自主发展的机制已经完善，外力的作用已无法控制经济主体的市场化自主行为，按经济规律宏观调控成为政府唯一能采取的干预经济的方式。政府直接参与和控制制度变迁的能力减小，市场体制中市场化的利益主体成为推动国民经济运作的主导动力，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经济现象如失业、通货膨胀等开始凸现，市场化利益主体和市场化行为日趋成熟，市场体制自身的局限和弊端，例如：市场失灵、市场缺失、市场抑制以及市场化主体行为的不理性都开始出现。市场经济的许多社会问题急需相应的社会保障组织、机构和设施以及相应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在市场经济宏观层次的核心宪法性制度安排上，公有制为主体和民营化的争论成为社会制度创新的尖锐对立，并引发激烈的修宪争论，改革中的不同利益阶层明显形成不同的修宪主张。自改革开放以来，宪法已经在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修改。其中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的内容被宪法加以规定，但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也在不断寻求机会促进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转轨，但他们的努力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中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社会秩序方面，思想意识观念领域的前期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和创新为正式制度变迁和创新奠定了基础，人们对制度的预知和心理感受早已超出传统思维和价值观念，社会进入观念、道德、心理、行为和思想的深刻变革期。农村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确立，成为此后农村改革的重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土地制度的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成为这个阶段农村经济宏观层次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因此，加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步伐，利用明确而又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利益主体资源配置及效率的发挥，利用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消除新体制导致的经济不稳定性都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转型深化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对宏观层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一个全面的回答。
可以说，市场经济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存在的这种层次性制度安排，基本上构成了经济转型次序性改革的逻辑线索。逻辑主线就是市场运行机制的培育，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微观层次价格机制的形成、中观层次企业制度的规范、宏观层次经济体制的完善三个阶段，这可以看做是构成经济转型的基本次序。结合不同的转型实践，可以有不同的微调，但无论激进模式还是中国道路，都没有脱离转型实践的这个基本发展脉络。不同的转型和改革次序，造成截然不同的转型后果。可以说，这个次序性制度安排完全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首先，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微观市场运行机制是实现社会资源配置方式转型的关键，有了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和各种配套的市场体系，就能够实现微观经济制度的根本性转变。这是建立市场经济微观运行机制的阶段。其次，中观层次企业组织形式的市场化创新，是培育市场效率和市场主体的关键，产权结构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保证了市场运行机制的竞争效率。这是建立市场经济中观运行机制的阶段。最后，宏观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宪政性法律制度安排的结合，以市场运行机制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框架形成和社会制度创新确立了规范和秩序，社会转型就能够稳步推进。这是建立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运行体制的完善阶段。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次序性问题，只能在层次性制度建构的阶段性转换过程中有效解决。这些次序性的问题，也存在一个伴随市场经济层次性制度安排培育发展而使之实施条件渐趋成熟的过程。通过阶段性的改革和发展能够为市场经济次序性的改革奠定层次性制度基础、提供改革条件，从而使改革变得更加容易接受，在利益调整的改革格局中阻力更小而共识更多，这显然是解决市场经济改革次序性难题的有效途径。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制度存在层次性，才为中国的双主题阶段转换式经济转型提供了可能性；(14)正是由于这个层次性存在，中国经济才从微观建构到中观突破、一直到宏观完善不断推进，才成就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
注释：
①卢荻：《变革性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结构分析》，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张宇：《论中国的转型模式：反思与创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③陈平：《新古典经济学在中国转型实验中的作用有限》，《经济研究》2006年第10期；林毅夫：《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光明日报》2007年12月18日。
④科尔奈：《短缺与改革》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⑤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⑥需要注意的是，熊彼特所谓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列宁所探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他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和“社会主义行得通”的命题，并提出“资本主义自动进入社会主义的”结论。
⑦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78页。
⑧张建君：《市场经济制度层次性及改革次序》，《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年第5期。
⑨陈兼指出，“内卷化”(involution)概念是从著名社会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爪哇地区农民对荷兰殖民者在当地的经济扩张行为反应的研究中借用而来的，指的是经济活动虽有变化及扩展却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与改造。这对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非常恰当的概括，虽有经济转轨但无经济发展，只有衰退，成为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写实。见陈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
⑩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Janos Korna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Economics of Transtion,Vol.14(2),2006,pp.207-244。
(11)就在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签名画押，包干到户，成为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先锋。但从否定到肯定，经过了两年的时间，1982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农村政策的第一个“1号文件”才明确了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方向。而1979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发出《关于地方工业扩大企业权力，加快生产建设步法的试点意见》，把试点企业从6家扩大到100家。1980年9月，国务院就批准扩权让利从1981年起在国营企业中全面推开。1983年初，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从1980年底的14.9％(1980年初是1.1％)发展到93％。此数据引自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120页。
(12)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3)《国家统计局公报》，《人民日报》1993年2月11日。
(14)张建君：《中国经济转型模式及其引申》，《改革》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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