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受非对称性和汉语迁移效应 *
——人造语言学习的eRP实验发现
王路明1 贾 磊2彭国珍1**
1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3 2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提要 文章考察汉语母语者内隐式学习一门人造语言格标记规则的过程，揭示语言学习的普遍规律和母语影响。这门语言的句子由名词-名词-动词(NP1-NP2-Verb)构成，格标记的隐现取决于论元生命性。汉语者在实验室内接触这门语言，随即参与句子合法性判断的eRP实验。实验结果支持施受非对称性：在NP1上，违反施事者在先的条件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在NP2上，无生命条件的格标记违反产生了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并且，违反典型(有生命)施事者的条件诱发了一个更早的N400。此外，线索层面上存在母语迁移。随着训练的增加，学习者能发挥母语中生命性线索抑制语序线索，直至掌握这门语言的规律。实验结果有利于重审语言学习的神经机制以及外语教学方法。
关键词 人造语言 施受非对称性 格标记 生命性 eRP
1引言
探求二语学习中的母语迁移效应首先需要明确语言加工的普遍机制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语言会呈现怎样的加工特点，其次需要从二语加工中分离出母语加工特点。在心理/神经语言学领域，一个比较得到认同的语言加工普遍机制是“施事者-受事者非对称性”(Actor-Undergoer Asymmetry，简称施受非对称性)。例如，在一个及物事件(transitive event)的场景下，人脑总是试图又快又准地指认句子的施事者，偏好施事者在先的语序。并且这种加工优势跨语言类型存在，例如英语、意大利语、德语、土耳其语、日语以及汉语(Wang 2011)。有趣的是，施事者在认知上的这种“特殊地位”也反映在某些语言的语法中。例如，曼尼普尔语使用主格标记典型的施事者，通常是具有施动意图和控制能力的人，也就是有生命的施事者；印地语使用宾格标记有生命的受事者，避免其当选为施事者。可见，这些语言的格标记使用具有一定的功能，它们或用来识别施事者(identification)或用来区别于施事者(distinguishability)(Aissen 1999；Malchukov 2008)。因此，格标记规则的学习为我们提供了验证语言加工普遍机制和考察母语迁移效应的良好环境。
有关二语学习，早期竞争模型也从跨语言的角度考察过母语迁移现象。该模型认为，任何句子理解都是多种线索互相竞争的结果(又见prominence information，Bornkessel-Schlesewsky & Schlesewsky 2009)，但是对句子理解起主要作用的线索可能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有所不同，如英语句子的理解主要依赖语序，汉语主要依赖生命性，德语主要依赖格标记。根据这个模型，二语句子理解过程就是学习二语主要线索的过程(MacWhinney 1997)。在二语学习初期，学习者会把母语的主要线索迁移到二语句子理解中去；但随着二语学习的继续，他们会逐渐摆脱母语影响开始掌握二语句子理解的主要线索(McDonald 1987；Su 2001)。然而，这种假说主要基于行为实验结果，无法对母语迁移的时间进程做出精准的预测。过往eRP研究也主要关注母语和二语在形态句法方面上的相似性，例如汉语“被”字句和英语被动句的对应关系(常欣和王沛 2013)，而对线索层面的相似性并未做深入探讨，因此很难对汉语者学习一门形态句法完全不同而在线索层面有所相同的新语言做出预测。以上述印地语为例，在形态句法上，汉语与这门语言完全不同，它的常规语序是SVO，没有格标记；然而，在主要线索上，汉语可以和这门语言十分相似，因为汉语句子理解，特别是SOV和OSV句子理解十分倚重生命性线索(王路明 2015)，而这门语言的格标记规则与生命性紧密相关。
1.2.3 松弛治疗法 对患者进行每天30分钟1次的放松治疗,首先,令患者放松头部,引导患者在紧闭嘴唇厚闭目,将舌头压紧,使两颊肌肉有紧迫感,慢慢松紧牙关,放松头部的肌肉;再后,引导患者放松四肢,使患者双手握拳,脚尖用力向上,之后逐渐放松,使患者在逐渐重复这些动作时进行四肢的放松。
我们利用eRP技术记录汉语者学习一门人造语言的格标记规则的过程。通过让汉语者在实验室中内隐式接触这门人造语言，验证语言学习过程是否呈现施受非对称性，同时考察汉语迁移效应的表现形式以及发生作用的时间进程。
2人造语言和实验假设
我们选用人造语言而非自然语言是因为：首先，经过设计的人造语言同时具备语序、生命性和格标记三个线索，提供了比较全面和集中的测试环境；其次，人造语言只限在实验室规定的时间内学习，有利于控制二语的输入量；最后，组间比较譬如高水平二语者和低水平二语者会涉及不同人群样本，很难排除其他无关变量。而人造语言只有少量词汇，学习者可以通过短时间训练成为高水平者，实现组内比较。此外，过往研究也表明学习者在加工人造语言时能产生与自然语言类似的脑电反应(Friederici et al. 2002)。
3.1被试
在NP2处，主要有两个发现：首先，存在格标记效应，该效应受生命性的影响。表现为，带格标记的论元相对于不带格标记的论元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400～600ms)-Late Positivity，该效应在无生命论元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也更为广泛。这是因为无生命论元带格标记违反了这门语言格标记规则，即叠加了格标记违反效应的结果(*a-ne vs. a，*u-ko vs. u)；其次，无生命论元的格标记违反效应受到题元角色的影响。同样是无生命论元错误地携带了格标记，只有当无生命论元做施事者时会更早地出现格标记违反效应(*a-ne vs. a)。这个更早出现的N400(350～500ms)也是预期失匹的结果。
在NP1上格标记违反只诱发了一个Late Positivity却没有N400是否是因为学习者未能检测到格标记违反？为排除这一可能，我们对第一次测试的eRP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无生命的格标记违反条件相对于有生命的格标记正确条件产生了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a-ne/*u-ko vs. A-ne/U-ko)，如图3所示。无论在400～600ms还是600～1000ms都存在生命性效应，主要集中在后区(所有Fs (1，21) > 6.90，ps < 0.02)。由此可见，在第一次测试中学习者就能识别格标记违反。在第二次测试中，格标记违反诱发的N400消失，(施事者在先)语序违反的N400出现，体现了学习者逐渐摆脱母语影响充分掌握这门语言的过程。
2)由于缺乏格标记语言学习的前人研究，目前无法对该效应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发生作用的时间进程做出确切的预测。但是可以推测，如果形态句法的不同造成学习障碍，那么汉语者将无法正确识别格标记违反；相反，如果母语的生命性线索迁移到二语学习中，那么汉语者很容易识别格标记违反，并且随着训练的增加，完全掌握这门语言的格标记规律。
3实验
这门人造语言由印地语简化而来，它语序自由，有主格标记-ne和宾格标记-ko，但格标记出现与否具有一定规则，即，有生命的施事者和有生命的受事者必须带格标记，无生命的不带格标记，否则产生格标记违反。我们共操作三个变量：语序(SOV-OSV)、论元生命性(有生命-无生命)和格标记(有-无)。用大小写字母来区分有生命和无生命论元。A表示有生命施事者，a表示无生命施事者；U表示有生命受事者，u表示无生命受事者。*处表示格标记违反，如表1所示。动词前两个论元NP1和NP2是比较脑电反应的关键区，将验证以下假设：
3.焦灼无奈的现实接纳期。经过一定时间周期的内心反复，大部分协解人员基本接纳了自身已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但仍然沉浸于自身从此与在职职工不一样的身份计较中难以自拔，自己尽量减缓心理焦虑，无奈应对现实生活。
汉语母语者30名，其中3名因行为测试错误率过高(使用d-prime对每位被试能多大程度区分合法和不合法句子进行计算，这三名被试两次学习d-primes 皆低于0.72。后经问卷调查证实行为处在机会水平)，2名因眨眼过度，3名因未能参加第二次学习而被剔除eRP分析。共22名被试(其中女生12名)，年龄范围19 ～ 23岁，平均年龄20.7岁。词汇测试平均正确率为96.6(SD=3.1)，均无和这门人造语言类似的语言学习经历。皆右利手。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并填写知情同意书，实验结束后或得到一定报酬。
到2020年，农村居住环境明显改善，村民健康意识显著增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和有条件的地区需全面覆盖垃圾处理装置，实现厕所无害化改造，从而让农村污水治理效率得以提升，建立完善且长效的管护机制。该制度的落实，使中西部条件较好的地区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卫生厕所普及率在85%以上，村内通行状况显著好转。且偏远地区在保证农民生活条件的前提下，应确保居住环境干净整洁。
3.2设计
实验设计如表1所示，所有句子由NP1-NP2-Verb组成。A/a=施事者，U/u=受事者。大小写字母分别代表有生命和无生命。在NP1上有2个变量，题元(施事者 vs 受事者)× 生命性(有生命 vs. 无生命)，共4个条件。在NP2上有三个变量：题元(施事者 vs. 受事者)× 生命性(有生命 vs. 无生命)× 格标记(有格 vs. 无格)，共8个条件。
表1中*代表格标记违反位置，例如Kasaaii-ne chor-ko Khaderaa.(“屠夫-主格 小偷-宾格 做了什么”)属于A-ne U-ko Verb 条件，施事者和受事者都是有生命的人，都必须带格标记，因此是格标记正确条件；而Caakoo-ne larkii-ko kurchaa. (小刀-主格 女孩-宾格 做了什么”)属于*a-ne U-ko Verb条件，施事者是无生命的小刀，却带了格标记，因此是格标记违反条件。同理可推其他条件。
表1实验条件
3.3材料
分别制作词汇学习和句子学习材料。该人造语言共有20个单词，由印地语简化而来。其中10个为有生命名词(人)，10个为无生命名词(物)。我们制作了20个图片对应20个单词，用于词汇学习。由于比较脑电反应的关键区是动词前两个名词而不是句末动词，动词不在词汇学习之列，只在之后造句时放入动词以呈现完整的句子。句子学习分输入和测试两个阶段。首先，我们制作了30张图片对应30个NP1-NP2-Verb格标记正确句子，用于句子输入。所有图片中都有一个箭头从施事者指向受事者以表示动作方向(即谁对谁做了什么)，因此这些句子均为表达施受关系的及物事件。由于该人造语言语序自由，一个图片可以有SOV和OSV两种语序表达，这样共有60个图片-句子组合。其次，我们制作了64个条件句，56个填充句，共有120个句子，用于句子测试。这些句子只有文字没有配图，NP1-NP2为所学名词之间的新组合，动词为120个新动词，与之前的输入句子都不重复(参照Amato & MacDonald 2010)。填充句包括句首NP1不带格标记的句子，动词形态违反(动词本应该是“aa”结尾的变成“ii”结尾)的句子。总之，这120个句子中施事者和受事者在带和不带格标记方面几率相等，格标记正确和违反的句子在数量上相等。
3.4步骤
被试先后参加词汇学习和句子学习。在词汇学习中，被试通过纸质文档上的20个图片记住这门语言的20个单词。学习时间由被试掌握。当被试认为自己记住了这些单词后，可以进入实验室完成电脑上的图片-单词匹配任务。该任务最多执行两次，只有当正确率达到90%以上时，方能参加句子学习。句子学习分两次进行，两次间隔1-2天，每次学习过程相同：首先，被试需要接受句子输入。他们在电脑上看完60个图片-句子组合，每个组合呈现10秒，不可返回，也不可调速。所有句子都是表达图片含义的格标记正确的句子，视为正确的二语输入。随即，被试参加句子测试，句子测试使用eRP技术记录。电脑逐词呈现120个新句子，不提供配图。一个句子中，每个词显示1000ms，当句末动词显示完毕后，被试有4000ms时间按键判断句子是否合法。判断正确，电脑反馈笑脸，反之哭脸。学习全程需被试自己发现这门语言的语法规则，工作人员不得给予有关语言的任何提示。40个句子/组共3组，组与组之间有短暂休息。正式测试之前，被试进行简短的练习以熟悉实验任务。每次测试结束有问卷调查被试对这门语言的掌握程度，两次测试全部结束后有问卷要求被试写下其发现的语法规则。
eRP实验结果也体现了汉语迁移效应。下面针对NP1和NP2依次进行讨论。
3.5脑电记录
采用德国Brain Products公司的eRP记录系统，通过固定在64导电极帽上的26 个AgAgCl-电极记录脑电。接地电极为AFz，以双耳乳突连线的中点为参考电极。双眼外侧记录水平眼电，右眼眶额上下记录垂直眼电。所有电极的头皮电阻小于5kΩ。采样频率为500Hz/导。在离线处理eeG时使用0.3～20 Hz 滤波带排除慢漂移。自动和手动排除头部移动等波幅大于±40μV的伪迹。平均eRPs时分析时程1200ms。叠加所有条件句子的脑电反应(VanRullen 2011)，最后得到eRP 波幅总平均图。
3.6数据分析
为了客观准确地描述eRP成分的变化，对200～1100ms进行50ms连续视窗统计分析，即使用ANOVA依次分析200～250ms，250～300ms … 1000～1050ms，1050～1100ms的效应，若相邻两个以上的50ms窗口 (> 100ms) 显示相同的效应，则视其为稳定效应(参考 Gunter et al. 2000)，合并时窗，最终确定 400～600ms和600～1000ms两个主要分析时窗。使用ANOVA计算NP1上2个因素：题元(施事者 vs 受事者)和生命性(有生命 vs. 无生命)；NP2上3个因素，题元、生命性和格标记(有 vs. 无)。统计每个条件中NP1和NP2处每个时窗的平均波幅。其他因素有兴趣区(regions of interest，ROIs)，分为4个侧区和1个中线：左前区(F7，F3 ，FC1，FC5)；右前区(F8，F4，FC2，FC6)；左后区(P7，P3，CP1，CP5)；右后区(P8，P4，CP2，CP6)；中线包括Fz，FCz，Cz，CPz，Pz，POz。只有当交互作用的p 值小于边际值 0.05时才会被进一步分析。当涉及到自由度大于1的因素的多重比较时，使用Huynh & Feldt(1970)纠正统计结果。
4实验结果
行为数据结果显示，第一次测试正确率M=84.8%，SD=35.9，反应时M=683.4ms，SD=441.2；第二次测试正确率M=95.5%，SD=20.8，反应时M=496.3ms，SD=230.2。整体上，学习者都能较好地掌握这门语言的格标记规则。第二次测试比第一次测试水平有显著提高(正确率t=-9.63，p <0.0001；反应时t=13.15，p <0.0001)，脑电模式也更为清晰。下面分别展示第二次学习中NP1和NP2上的脑电反应。
Zhang J.等人[23]报道了Nd∶GGAG晶体的生长和激光晶体性能，并获得了最高功率2.44 W、斜效率为28.8%的连续激光输出．Zhi Y.C.等人[24]利用Nd∶GGAG晶体获得了最高功率为5.7 W、斜效率为54.5%的连续激光输出，该晶体被动调Q激光最高功率为1.12 W，单脉冲能量为66.7 μJ，显示了Nd∶GGAG晶体在高效率激光领域的应用前景．Agnesi A.等人[25]研究了Nd∶GGAG晶体的锁模激光，其输出功率为65 mW，脉宽为3.7 ps．Nd∶GGAG 晶体作为一种优异的激光增益介质, 也可以在1.3 μm波段以锁模的方式实现激光输出[26]．
本次研究数据均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0.0处理,诊断率异物取出率均采用[n(%)]表示,并用x2进行检验,结果经P值检验,P<0.05则表明差异统计学意义成立。
NP1带格标记，题元角色明确。根据这门语言只标有生命的施事者和受事者不标无生命论元的格标记规则，此处格标记违反条件为NP1无生命却错误地携带了格标记(*a-ne，*u-ko)，格标记正确条件为NP1有生命并带格标记(A-ne，U-ko)。因此，NP1上格标记违反效应体现为生命性效应，应表现为无生命论元相对于有生命论元产生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然而，我们只在Late Positivity时窗观察到一个明显的生命性效应，如图1所示。
图1第二次测试NP1处的eRP波幅总平均图
(蓝线为格标记违反条件: 蓝实线为*a-ne，蓝虚线为*u-ko；红线为格标记正确条件：红实线为A-ne，红虚线为U-ko。)
统计结果也显示，在400～600ms，生命性主效应并不显著(侧区和中线Fs(1，21)<2.44，ps >0.73)，但是存在题元主效应(右后区：F(1，21)=4.90，p 
=0.19)。在600～1000ms，生命性效应显著(左前区：F(1，21)=5.13，p <
0.20；左后区：F (1，21)=6.06， p 
=0.22；中线：Pz：F(1，21)=5.54，p <
=0.21；POz 边际显著：F(1，21)=3.49，p 
=0.14)。总之，在NP1处，受事者相较于施事者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U-ko/*u-ko vs. A-ne/*a-ne)；其次，格标记违反条件相较于格标记正确条件则诱发了一个更大的Late Positivity (*a-ne/*u-ko vs. A-ne/U-ko)。
2）任务规划。利用Qt的信号槽机制和事件类QEvent，处理软件内部的消息，从而协调各子程序的关系，实现任务规划。
NP2的题元角色也因为NP1而明确，只是带或不带格标记。在NP2处，无生命的格标记违反条件诱发一个强烈的N400-Late Positivity，该效应的强度似乎在不同题元上有所不同，如下页图2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在400～600ms，格标记效应显著(右前区：F(1，21)=9.47，p 
=0.31；左后区：F(1，21)=8.58，p 
=0.29；右后区：F(1，21)=17.02，p 
=0.45)；生命性×格标记的交互作用在Cz边际显著(Fs(1，21)=3.57，ps <0.08)，在CPz，Pz显著(两个Fs(1，21)>4.93，p <0.04)，来自有生命论元带和不带格标记之间的显著差异(图2A：A-ne vs. *A；图2B：U-ko vs. *U；Cz：F(1，21)=5.02，p 
=0.19；CPz：F(1，21)=6.96，p 
=0.25；Pz：F(1，21)=3.69，p <
=0.15)，以及无生命论元带和不带格标记之间更为显著的差异(图2A：*a-ne vs. a；图2B：*u-ko vs. u；Cz：F(1，21)=13.28，p 
=0.39；CPz：F (1，21) =21.49，p 
=0.51；Pz：F(1，21)=14.63，p =0.41)。这种差异也一直延续到Late Positivity时窗。在600～1000ms，生命性×格标记在侧区显著，归因于有生命论元带和不带格标记之间的差异(左前区：F (1，21)=19.89，p 
=0.49)和无生命论元带和不带格标记之间更为广泛的差异(左后区：F (1，21)=11.90，p 
=0.36；右后区：F (1，21)=16.68，p 
=0.44；中线：F(1，21)=14.67，p =0.41)。
图2第二次测试NP2处的eRP波幅总平均图
(A：NP2为施事者条件；B：NP2为受事者条件。蓝线为格标记违反条件: 蓝实线为*A、*U，蓝虚线为*a-ne、*u-ko；红线为格标记正确条件：红实线为A-ne、U-ko，红虚线为a、u。)
同时，统计结果也揭示，在350～500ms这个更早的N400时窗范围内，题元×生命性×格标记的交互作用十分显著(侧区：F(1，21)=4.67，p <0.05；中线：F(1，21)=7.00，p <0.02)，归因于无生命施事者带和不带格标记之间的差异，即无生命施事者的格标记违反(图2A：*a-ne vs. a；侧区：
中线：
总之，在NP2处，存在生命性×格标记的交互效应，无论是施事者还是受事者，带格标记的论元相对于不带格标记的论元都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A-ne vs. *A，*a-ne vs. a；U-ko vs. *U，*u-ko vs. u)，但其在无生命论元上更为显著，分布也更为广泛(*a-ne vs. a，*u-ko vs. u)。此外，在比这个效应更早50ms的时窗内，存在题元×生命性×格标记的交互效应，当带格标记的论元是无生命论元同时又做施事者时，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350～500m，*a-ne vs. a)。
5分析与讨论
5.1施受非对称性
eRP实验结果支持施受非对称性假设。在NP1处主要表现为施事者优先的语序偏好，受事者在先的语序，不论是格标记正确与否，都相对于施事者在先的语序产生了一个更大的N400(U-ko/*u-ko vs. A-ne/*a-ne)。在以往日语eRP实验中也有类似发现(早期又称scrambling negativity，Wolff et al. 2008)。该N400属于一种失匹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 Lotze et al. 2011)，是语言加工机制预期句首论元是施事者和实际看到句首论元带宾格标记(故为受事者)之间的不匹配造成的。
1)假如施受非对称性具有语言认知上的普遍意义，那么在一个完全对称设计的实验中可以观测到一个完全不对称的加工效应。以格标记违反效应为例，前人研究显示格标记违反条件会诱发一个N400-Late Positivity双相效应(参见德语：Frisch & Schlesewsky 2001；日语：Müller et al. 2007)。如果存在施受不对称性，那么该效应在施事者上比受事者上更为明显，反之则没有差异。
过往行为实验和eRP实验结果表明，当句子只有一个论元时，该论元常常被分析为主语，成为潜在的施事者；而当句子涉及到一个以上论元时，这些论元将竞争施事者角色(Bornkessel-Schlesewsky & Schlesewsky 2009)。一个典型的施事者应该具备有意识、是动作的原因、能自发运动等特征(Primus 1999)。显然，一个有生命的论元(人)比一个无生命的论元(物)更能胜任施事者角色(贾广珍等2013； 董燕萍和蔡振光 2007)。
在本实验中，NP2为无生命论元却成为施事者(有主格标记)违反了典型施事者这一预期：一方面，语言加工机制已知NP1为受事者，根据受事者-施事者的语义依存关系，预测NP2为施事者，并且期待施事者有生命；而另一方面，其实际遇到的是无生命施事者，造成和原先预期的不匹配从而产生N400。这和Philipp et al.(2008)的汉语实验结果十分相似。Philipp等人在eRP实验中使用了“NP1-被/把-NP2-Verb”结构的汉语句子，当NP1通过“被”确定为受事者时，无生命NP2做施事者诱发了一个N400，而这一效应在把字句中NP2处没有出现。这说明，语言加工机制偏好施事者是有生命的典型的施事者，而对受事者的典型性没有偏好，因为受事者依赖于施事者。在本实验中，同样是无生命论元的格标记违反，这一N400只出现在施事者上而不出现在受事者上，证明了施受非对称性。在潜伏期上，该效应与无生命论元的格标记违反效应多有重合，但早于后者50ms发生，说明语言加工机制对施事者典型性极其敏感，在评估施事者典型性之后再进行生命性和格标记匹配加工。
上述实验结果进一步证实施受不对称性具有普遍性，这条认知规律也会影响语言学习。可是，本实验中还有一些数据模式有待解释：按照之前的研究假设，格标记违反条件应该诱发一个N400-Late Positivity的双相效应。有趣的是，在NP1上，格标记违反条件只诱发了一个Late Positivity(*a-ne/*u-ko vs. A-ne/U-ko)，却没有N400；在NP2上，我们只在无生命条件中观测到了格标记违反效应(*a-ne vs. a，*u-ko vs. u)，但在有生命条件中却只是格标记效应(A-ne vs. *A，U-ko vs. *U)。然而，从行为数据的正确率和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学习者不太可能没有检测到格标记违反。后期数据分析显示，这可能与汉语迁移作用有关。
解决中小学思想政治课教师政治素质存在问题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要在“疏”与“导”两方面下功夫。所谓“疏”，就是要关心思想政治课教师，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教书育人创造宽松的环境；所谓“导”，就是要重视思想政治课和思想政治课教师，就是要加强对思想政治课教师的教育培训管理引导。具体对策如下。
5.2汉语迁移效应
风影他们在东泉岭承包了数十亩荒山，种植高山野茶，还养殖鸡鸭牛羊。风影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无可名状的、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的感觉，他已经无意去追寻虚无缥缈的梦幻与禅境，在时间的流程中，慢慢地在他的心底里沉淀下来，凝成一个化不开的内核，红尘也许就是这个内核的外形。
现如今，各个高校都意识到实验仪器在实验课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都在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购买实验设备，最大化的保障各个专业的实验教学。但是，高校购置的实验设备往往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因此，对于实验教学仪器设备的管理也有更高的要求。只有科学地管理实验设备，才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实验的进行，最大化地发挥这些仪器的功能，体现它的价值。
图3第一次测试NP1处的eRP波幅总平均图。 图4第一次测试NP2处的eRP波幅总平均图
(黑线为格标记违反条件*NP1-case，包括*a-ne，*u-ko；灰线为格标记正确条件NP1-case，包括A-ne。) (黑线为有格标记条件NP2-case，包括A-ne，*a-ne，U-ko，U-ko。*u-ko；灰线为无格标记条件NP2，包括*A,a,*U,u。)
在形态句法方面，这门语言更接近印欧语系，与汉语没有相似性。它具有表音文字以及格标记系统，语序自由，动词有稍许屈折变化；而汉语是表意文字，没有格标记，词语缺少形态变化。即便学习者可以把汉语中的“把”和“被”分别迁移到NP1上的主格标记-ne和宾格标记-ko上，也很难做到句法上的完全匹配，因为把字句和被字句的NP2并没有标记，并且在汉语中这两种结构论元脱落现象也比较常见，如“自行车被?偷了”“?把悲伤留给自己”。然而，在线索层面上，学习者可以迁移汉语加工的主要线索即生命性，较为容易地发现这门语言的格标记规则。前期研究表明，汉语的动词后置句(NP1-NP2-Verb，把字句和被字句除外)的加工极其依赖生命性，生命性可以促成或阻碍语言加工机制对语序的选择，即决定题元角色分配(OSV或SOV，王路明2015)。因此，第一次测试出现格标记违反效应证明了学习者并没有因为目标语言与母语在形态句法上没有相似性而产生学习困难，在线索层面上母语发挥了正迁移作用。
而在第二次测试中，格标记违反的N400消失，(施事者在先)语序违反的N400取而代之，这说明学习者开始抑制母语语序线索的影响，掌握这门语言的语序特点。前期研究表明，并不是受事者本身就能诱发语序违反效应，只有在受事者之后必须出现施事者这种论元依存关系建立的情况下，才能观测到这个效应。例如在德语中，NP1-宾格相对于NP1-主格能诱发此效应，在日语中则不能。研究者指出，该效应很难用受事者在先的句子出现频率低或者工作记忆负荷大进行解释，它的出现与受事者-施事者依存关系有关。显然，德语不允许主语省略，受事者做句首论元势必引发对施事者出现的期待，而日语则允许主语省略。有趣的是，当研究者在日语NP1-宾格后通过语音停顿加大被试对施事者出现的期待时，也同样观测到了这个效应(Schlesewsky et al. 2003；Wolff et al. 2008)。同理，在本实验中，如果受汉语语序影响，则无法观测到语序违反效应，因为汉语允许主语省略。而事实是，学习者看到NP1-宾格产生强烈的NP2-主格预期，诱发了该效应，这说明学习者开始掌握这门人造语言的语序特点。第一次测试和第二次测试NP1上的效应变化揭示了学习者从利用汉语生命性线索转变为习得目标语言语序线索的过程。
NP1和NP2题元依存关系的建立也能解释NP2上的格标记效应。查看第一次测试NP2上的脑电结果发现，带格标记的NP2相对于不带格标记的NP2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集中在个别区域(400～600ms：右后区：F (1，21)=5.69，p <0.03；POz：F (1，21)=8.50，p <0.009；600～1000ms：Pz：F (1，21)=4.92，p <0.04)，如图4所示。这说明，格标记效应在第一次测试中就已经出现，并且在第二次测试中，与生命性产生交互作用。同时，该效应发生的时窗与格标记违反效应重合。学习者在NP2上不存在题元指派的困难。根据对这门语言的了解，学习者看到带格标记的NP1，就能确定NP2题元角色。因此在指派题元角色方面，NP2的格标记是“多余”的，反而会产生加工负荷。在第二次测试中，在无生命的NP2上，除了格标记出现所带来的加工负荷，还叠加了一个格标记违反效应，因此观测到一个比有生命条件下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a-ne vs. a，*u-ko vs. u)。这也说明了，学习者掌握了这门语言的语序特点和在生命性的帮助下掌握格标记规则。
艺术与文化教育是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在法国，艺术与文化是公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艺术与文化教育在其国民教育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历任总统都将文化与艺术教育作为国家的“优先工作”。因为艺术教育不仅有利于发展青少年的综合能力，还有利于解决价值观、社会融合、种族与民族等问题。
5.3启示
实验结果有助于拓宽我们对N400和Late Positivity(或P600)的认识。长期以来，二语加工研究在句法语义两分法的基本思想下进行，即语义违反产生N400，句法违反产生P600，通过比较学习者和母语者的eRP数据，得出学习者是否掌握二语的词汇意义或句法知识。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eRP实验证据挑战句法和语义的两分关系：一些非(纯)语义加工也会诱发N400，如主语-宾语歧义名词在消歧过程中产生的N400(“reanalysis N400”，Haupt，Schlesewsky，Roehm，Friederici，& Bornkessel-Schlesewsky，2008)，无生命物体做施事者时产生的N400(Philipp et al. 2008)；而一些非句法加工问题也会诱发P600，如句法正确而题元角色颠倒的句子所产生的P600(“semantic P600”，Kuperberg et al. 2007；Chow & Phillips 2013)。
本实验中出现的N400和Late Positivity也很难单纯地定性为语义加工或句法加工，需要进一步思考产生这些效应的认知神经机制。在本实验中，我们倾向于把N400视为失匹负波，由违反预期造成。Late Positivity属于一种P3家族成分，与被试在执行是或否双项选择任务时的确定性(decision certainty)有关(参见“binary categorization”，Kretschmar 2010；Nieuwenhuis et al. 2005；Sassenhagen et al. 2014)。随着二语输入的增多和试次反馈的积累，学习者开始熟悉这门语言的规则，对格标记违反的检测也越来越准确。与第一次测试相比，学习者在第二次测试中，除了对格标记，对论元生命性和题元角色也有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在NP1(格标记违反)和NP2上(无生命施事者的格标记违反)都出现了这个显著的晚期正波，这也和正确率显著提高的行为结果保持一致。
实验结果也揭示了语言学习受到施受不对称性的普遍制约，施事者比起受事者更具语言认知上的优先性。线索层面也存在母语迁移作用，学习过程是主要线索逐渐变化的动态过程。面对一门形态句法完全不同的新语言，汉语母语者并未显示太大的学习障碍，相反，在第一次学习中，生命性作为母语加工中的主要线索就能发挥正迁移作用。而在第二次学习中，学习者能够抑制母语语序线索的负迁移，掌握这门新语言的语序规律。在外语教学上，需要引导学生关注目标语言的主要线索，介绍语言学基础范畴如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对立，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等，以期学生更好地理解二语句子特点。
6结语
本文首次利用eRP实验考察汉语母语者内隐式学习一门人造语言的格标记规则过程。这门语言的句子由NP1-NP2-Verb构成。格标记出现与否取决于论元的生命性。实验结果支持施受非对称性：在NP1上，违反施事者在先的条件诱发了一个更大的N400；在NP2上，无生命条件的格标记违反产生了一个更大的N400-Late Positivity。并且，违反典型(有生命)施事者的条件诱发了一个更早的N400。实验结果也揭示了母语迁移作用。学习者能够发挥生命性的正迁移作用，抑制汉语语序的负迁移作用。实验结果对于重审N400和P600的产生机制以及外语教学方法具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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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or -Undergoer Asymmetry and Transfer effect —evidence From Learning an Artificial Language
Wang Luming1 Jia Lei2 Peng Guozhen1
1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Zhejiang 3100232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To explore language universal and language-specific influence o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how Chinese students implicitly learn the case-marking rules of an artificial language. This language had an NP1-NP2-verb (actor-initial or undergoer-initial) order.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the case markers was based on animacy. After being exposed to this language in the lab, participants made grammaticality judgments for novel sentences while their eeG was recorded. Our findings support actor-undergoer asymmetries: at the case-marked NP1, there was a larger N400 for the actor’s case violations; at the NP2, there was a more significant N400-Late Positivity for the inanimate case violations. especially, the inanimate actor’s case violation led to an N400 with an earlier onset. Furthermore, it was also observed that Chinese transfer effects could happen at a cue-level. As the learners’ language exposure increased, they could successfully make use of animacy rather than word order, until they mastered the case-marking rules. Our results may shed some new light on neurophysiological mechanisms of language learning as well as 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Keywords artificial language; actor-undergoer asymmetry; case marking; animacy; eRP
中图分类号 H0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 9484( 2019) 04- 0372- 12
[收稿日期] 2018年8月33日
[定稿日期] 2019年4月11日
doi: 10.7509/j.linsci.201904.032787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9YJC740078)、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6NDJC212YB)的资助。感谢《语言科学》编辑部和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疏漏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通讯作者： penggz@zjut.edu.cn
作者简介 王路明，女，1981 年生，浙江富阳人。德国人类认知与脑科学马普研究所、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神经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贾磊，男，1984年生，江苏扬州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浙江省第三批“之江青年学者”。研究方向为认知神经科学。
彭国珍，女，1979年生，山东淄博人。浙江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兴趣为句法学、语言类型学、神经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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