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光华[1]2013年在《价值导向的集团管控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于集团管控问题的研究,既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又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企业集团是一种重要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反映着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实力。改革开放叁十年来,我国企业集团蓬勃发展,到2012年已有79家企业集团跻身世界财富500强排行榜,但目前我国企业集团管控能力整体偏弱、亟待改善；对集团管控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母子公司关系的研究上,基本属于资本控制的范畴,缺少更进一步的探索。这很不利于我国企业集团参与国际竞争,也不利于我国企业集团在新的市场和科技环境下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因此,研究探讨集团管控提升我国企业集团价值创造能力的途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从学术角度而言,集团管控的概念,产生于我国企业集团的管理实践,还处在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内涵具有动态性,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其理论基础、研究取向和研究内容都有待进一步探索。本文以2007至2011年间上海和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中选取的企业集团为样本,以我国企业集团发展和管控现状为背景,运用规范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相关理论和既有文献回顾与综述的基础上,着重研究了集团管控以下叁方面的问题：(1)适合我国现阶段企业集团管理实践需要的集团管控究竟是什么?(2)如果价值创造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长期目标,那么集团管控对企业集团的价值创造有什么影响?(3)从集团管控的后果看,构建什么样的集团管控框架以促进我国企业集团的价值创造?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企业集团是一个由行政关系、产权关系和网络关系等基本关系构成的企业网络,是一个企业引力集合的价值创造系统,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对立统一。所以,集团管控,应是协调集团基本利益关系,管理集团风险,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是对企业集团这个价值创造系统的驾驭,是基于所有权的资本控制和基于经营权的价值管理的统一。集团管控是中国特色的内部控制,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核心部分。集团管控的主要内容,包括资本控制和价值管理。(2)企业集团内部控制指数与EVA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集团管控是对价值创造驱动因素的驾驭,其对价值创造的影响在国有企业集团里源自良好的内部环境和内部监督,在非国有企业集团则主要通过内部监督实现。因此,现阶段我国企业集团的集团管控应该强调以价值为导向,提升企业价值的途径,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环境和内部监督体系建设来实现。(3)价值导向的集团管控框架包括资本链管控、价值星系管控与风险网管控。资本链管控是对企业集团链状的行政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协调、管理与控制,主要表现为纵向管控；价值星系管控是对企业集团价值创造、业务协作的网络关系的系统管控；风险网管控是对包括资本链管控和价值星系管控在内的企业集团全方位、整体性、立体的管控。本文的主要创新和贡献表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方面。在研究内容方面,本文重新界定了集团管控的概念和内容,构建了价值导向的集团管控框架,得出了现阶段我国企业集团管控提升企业价值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环境和内部监督体系建设实现的结论。在研究角度方面,目前关于集团管控的研究,多在管控模式和手段方面,直接涉及集团管控后果的研究很少,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就更少。本文独到地从价值视角,比较系统的从规范和实证两个方面对集团管控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理论上分析界定了集团管控的概念与内容,从实证上验证集团管控对价值创造的影响程度,研究直接涉及集团管控的后果,将管理控制与企业价值关系的研究由单体企业扩展到企业集团,由分散扩展到综合,从而丰富了内部控制与管理控制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学术界对集团管控研究的范围,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肖柯[2]2014年在《治理与管理融合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上市公司内部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内部监控机制因其在限制公司内部权力泛化,促进公司战略达成、保障公司所有者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关注,近年来上市公司成功或失败的众多案例均证明了构建合理有效的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不仅是公司发展的必然保障,也是公司存续以实现其个体价值的立足之本。综合从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内部监控机制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和公司内部多层次的宏观制度安排统称,监控分别对应着监督和控制职能,两种职能的发挥也分别侧重在治理视角和管理视角并延伸出不同内涵。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专题性研究较少,但理论界对于如何约束公司治理界限和规范管理控制行为作了一定的研究工作,本文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并将之作为研究的铺垫。从治理视角以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结构设计及职能发挥为重点对前人理论进行了述评,从管理视角以管理控制和内部控制领域的理论起源和制度安排进行了综述。在结合现有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治理和管理融合视角来作为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的研究视角,以公司治理和管理视角分别诠释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的运行框架,并以二者融合的视角构建理论框架,这一主线贯穿全文,是对理论界单独以某个局限性视角解读内部监控机制的弥合性回应,也是研究上市公司运行机制的全新视角。公司治理层不涉及具体操作类业务,因此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主要体现为公司内部监督结构安排与制度设计,以内部监督的形式表现出来。公司内部监控在治理层的运行要以现有《公司法》和OECD《公司治理原则》为法律依据,结合上市公司治理实践和运行经验,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作用。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依照信任托管和委托代理的关系进行监督,并在内部监控机制中分别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形成制衡机制,保证公司治理结构井然有序,公司战略制定得当。公司管理视角下的公司内部监控机制要显得更加具体和明确,涉及公司具体运营层面的监控以控制为主,在与内部控制、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的相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以内部控制为框架的管理控制体系,确立了计划、执行、检测、评估和修正的循环模式,以人、财、物、信息四大要素作为管理控制的对象,形成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资产管理和信息管理四个核心方面、检测环节围绕工作流程和控制点进行分别采用显性和隐性的手段加以控制,保证管理层各层次、各组织均能围绕公司目标加以运行。正如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是公司制度相互依存的特性类似,治理层监控和管理层监控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也存在着委托代理层次、解决的问题对象、侧重点、主体和法律范畴、所使用的手段五个方面的分野和比较。二者同时存在于公司这一组织之内,公司的边界决定了监控机制无论是治理层还是管理层都是公司内部运行机制的一部分,在目标、载体、原则、主体上存在一致性,并在战略、内部审计、组织结构和文化层次方面实现契合,此基础上以统合组织目标、优化组织结构为基础提出公司治理与管理融合视角下的内部监控框架。评价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是否有效可以使用内部监控评价值这一指标,构建这一指标体系需要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形成了融合治理与管理视角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进行指标净化,并利用熵值取权法确定每一指标的权重值,建立起内部监控效率的评价体系和量化方法。通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层监控力度主要集中于股东会和董事会,监事会存在缺乏独立性和发挥作用不明显的缺陷；管理层监控中组织目标监控和资产安全监控对内部监控效率影响较大；综合样本指标,我国上市公司总体内部监控效果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不均衡,仍然有提高的余地。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也存在路径选择和跨文化比较问题,文化因素产生于人类实践行为,又反作用于包括公司制企业在内的社会经济要素。文化对于内部监控机制的影响集中体现在治理层,依据各地文化因素的不同在世界上形成了元内部监控、二元内部监控和家族内部监控叁种类型。本文用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比较明确的比较分析了叁者之间在治理层监控机制的不同并分析其文化渊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文化渊源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起源和成长来探索优化和改进目前内部监控机制的路径。在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内部监控效率评价的现实,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在公司治理层面,应从规范和完善股东会制度,发挥董事会轴心作用,树立监事会专业角色入手,从制度完善和规范建设角度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为内部监控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营造制度保障；在公司管理层面,应从建构权责明晰的组织结构、充分发挥内部审计的作用、规划合理的人力资源体系、塑造诚信为本的公司内部监控文化出发,使内部监控的触手能够抵达组织内部的各层次,贯穿于公司运营的每一笔业务。同时还应实现内部监控和外部监控机制的融合与超越,共同建立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监控机制。
杨雄胜[3]2004年在《内部控制发展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内部控制在会计与审计研究中历来倍受关注,随着公司治理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作为其运行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内部控制问题引起了经济、管理乃至政治、社会等学界的高度重视。但是,人们对内部控制的一些基本问题本来就认识不一,COSO新报告的提出使内部控制成为企业风险管理系统的核心内容,更使人们对内部控制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各种推测。在我国,新《会计法》进一步明确“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并把这一规定作为单位负责人必须承担的会计法律责任之一。随后,财政部先后颁发了“内部会计控制规范”之“基本规范”、“货币资金”、“采购与付款”、“销售与收款”、“工程项目”等一系列用于指导全国各单位开展内部会计控制的规范文件,从而引起了举国上下对内部会计控制问题的高度关注,建立健全各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已成为现阶段我国加强会计工作和整个经济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内部会计控制的具体含义及其与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实务工作中如何恰当把握其工作边界,从而使各单位在内部会计控制方面承担的法律责任落到实处,已颁发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却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我国的理论界对此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正是基于国内外研究内部控制问题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内部控制发展”为题,对内部控制发展的历史沿革、理论与实务两方面目前面临的严峻挑战,如何建立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内部控制制度作了探索性研究。 第1章,立足审计角度,较为全面地回顾了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发展的历史,指出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客观上受制于独立审计理论与实务发展,现有的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究其基本内容不外乎是作为独立审计的客观基础而存在的,这正是内部控制之所以迄今为止为什么在审计研究领域特别受重视但在其他与内部控制紧密相关的领域(如管理)研究成果并不很多的一大原因。 第2章,围绕以往内部控制研究界不应忽视的管理控制问题,从理论与实务两个方面,全面地总结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管理控制观点,对代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管理控制实务水平和特点的管理控制做法做了较为系统的挖掘,从而试图弥补传统内部控制研究的一大不足。 第3章,在全面比较“审计意义上内部控制”与“管理意义上内部控制”不同
姜杰凡[4]2016年在《企业预算博弈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的研究》文中提出预算是现代企业最重要的管理工具之一。大量研究表明,预算对于强化计划与控制、合理分配财务和非财务资源、激励员工实现战略和经营目标等,都具有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具有副作用(SideEffect),诱发预算参与者特别是预算执行者或下级采取功能紊乱(Dysfunctional)、“耍花招”(Games)等行为,以损害企业利益为代价而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将这些行为称之为预算博弈行为(Gamesmansip),并界定为预算参与者通过介入或者影响预算编制过程,使预算编制结果或预算指标水平更符合预算当事人的意图。已有的对企业预算博弈行为的研究主要局限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缺少对我国预算实践中预算参与者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尝试基于中国国情,对预算参与者的行为进行梳理并捕捉中国预算实践中特有的典型行为,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研究。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对西方文献材料中提到的预算博弈行为予以确认,通过研究笔者确认了西方研究中存在的预算博弈行为在我国同样存在,对尚未分析、概括的行为进行梳理和补充,发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与西方相异的预算博弈行为。本文将预算博弈行为分为叁种类型:投机型的行为、障碍型的行为和沟通型的行为,发现在中国企业实践中存在几类尚未被识别的重要预算博弈行为。其次,将预算博弈行为引入预算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框架,分析影响预算系统的环境因素以及预算系统对预算博弈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从预算系统特征视角研究上述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预算系统特征在受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对预算博弈行为有显着影响。预算系统特征中的预算强调导致预算博弈行为的增加,预算参与导致投机型行为的增加,预算目标完整性会导致障碍型和沟通型行为的减少,预算目标难度水平会带来投机型和障碍型行为的减少。最后,作为本文的重要创新点,本文首次研究了企业预算博弈行为的经济后果,发现投机型的行为有助于改善企业业绩;障碍型的行为会导致企业业绩的下降;沟通型行为对业绩没有显着影响。预算目标完整性的提高能够显着降低障碍型行为,预算目标难度水平能够增加投机型行为同时降低障碍型行为,从两个方面带来企业业绩的改善。
苏哲[5]2007年在《中油炼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下属兰州石化公司,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炼油化工企业安全管理及国际安全管理现状的分析,利用先进的安全管理理论,找到适合企业发展的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文章的第一部分旨在通过分析公司的历史背景、变革重组过程及企业近期发生的事故,说明企业安全管理现状,提出在企业组成复杂化、人员多样化的条件下,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的和重要性。文章的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安全生产控制系统发展的历史,以安全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安全系统论、安全信息论、安全控制论、安全协调论等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探讨兰州石化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探讨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建立所必须的四个基本要素,再通过国际先进安全管理模板提出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的基本框架。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阐述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的运行机制。通过对企业安全文化理论的分析,针对企业管理控制系统执行力差的问题,提出了用企业的安全文化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建议。文章的第四部分从企业战略管理的高度探讨了企业安全管理战略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的联系,论述了企业安全管理战略的形成与实施,最后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兰州石化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进一步的发展方向。
张秀烨[6]2003年在《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文中认为管理控制系统是由一系列管理控制系统要素组成的用以落实组织战略目标、实现组织经营管理活动的效率和效果的有机整体。要想真正使这一有机系统有效发挥作用，就必须考虑选取哪些变量为关键控制变量、应用何种标准更为适合、采用哪种手段能够奏效，这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组织背景的组织来说不能一概而论，它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内、外部环境。 西方学者对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做了大量的探索。但他们的研究大多数局限于某一个环境变量对管理控制系统某一个单一要素的影响，既没有将环境变量整合起来作为影响管理控制系统的综合力量，也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变量对整个管理控制系统的影响。 国内理论界，对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间适应性的研究基本属于一片空白。即便是对管理控制的研究，也还欠缺普遍接受的、基本的理论框架，能够见到的管理控制着作寥寥无几，为数不多的管理控制的文章也多半为一家之言、难成体系。但同时我国企业目前的管理中，管理控制低效或失效的例子却比比皆是，尤其是国际上一些理论价值较高和应用效果较好的流行做法，如超预算管理、企业资源计划、经济增加值、平衡计分卡等的应用往往流于失败，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管理控制系统与控制环境间适应性的问题不仅仅具有学术研究中弥补理论空白的价值，更在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文通过对国外管理控制研究及不同控制环境变量对管理控制系统影响的研究进行总结、述评，按照斯科特提出的四个系统，分析何种控制环境特征使得管理控制系统如此演变，并进而提出我国企业控制环境特征下适用的管理控制系统模式。文章主体结构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的研究述评；第二部分，管理控制系统理论分析；第叁部分，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演变；第四部分，我国控制环境下企业管理控制系统模式的选择。 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1．对大量文献进行整理、回顾，充分借鉴了西方管理控制理论的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大量研究成果； 2．在界定本文采用的管理控制概念后，指出反映管理控制系统整体特征的内容提要四项核心管理变量，并指出每一管理变量的分析维度，随后按照这一划分清晰的论述; 3.在界定本文探讨的控制环境变量后，指出每一环境变量的分析角度，并按照这一贯的思路加以分析。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 1.对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的关系系统论述，而相关研究在国内理论界尚属空白; 2.以往的研究通常都是仅针对一种环境变量对一个管理控制系统要素的影响，本文将环境变量整合到一个框架中，指出了其对管理控制系统四个核心管理变量的影响，并进而构建了这种综合影响下管理控制系统模式的选择。本文的分析主要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
王宏[7]2008年在《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和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将成为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成为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成为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的国家,成为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的国家,成为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1。在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宏伟蓝图的伟大征程中,特别是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经济竞争中,在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进一步加强为民执政能力建设进程中,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风险和挑战。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被实践证明不仅是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奠基石”、防范风险舞弊的“防火墙”、走向资本市场的“通行证”、接受公众检阅的“试金石”,而且是政府部门切实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益和为人民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研究、借鉴、融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做法、经验和教训,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构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与国际通行做法趋同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律制度、促进我国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公众利益、推动我国企业在内控框架基本趋同的有利条件下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与保护我国企业的切身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影响。本文的题目确定为《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钻研国际做法,是笔者思考命题的专业基础;坚持科学发展,是笔者形成论点的指导思想。通过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控制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国际比较,并通过总结、分析其经验教训,结合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与内部控制建设现状,笔者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当着力推进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基础和主线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应当包括标准体系与实施体系;其中,标准体系根据企业、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的需求和特征分步推进,在现阶段重点建立健全以大中型企业为蓝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标准体系,逐步引导中小企业和其他单位健全内控机制;实施体系应以评价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保证,在探索首先对大型上市公司开展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协调监管部门评价、管理层评估与中介机构审计的同时,切实抓好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配套工作,并且高度重视信息技术条件下实施内部控制和深化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推动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健康蓬勃发展,树立中国内部控制的品牌,展示中国内部控制的魅力。笔者感到,站在较为宏观的角度,通过国际与国内、历史与现实的对比分析,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关于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的观点,在当前我国内控研究领域是较为独到和居前的。围绕本文的基本命题,笔者分六章进行了论述,各章要点如下:第一章:内部控制基本概念的国际比较及其发展历程与启示。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学术界、实务界、国外权威组织与经典文献,以及我国有关方面对内部控制目标、要素和责任主体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正逐步趋于一致,这为我们正确认识内部控制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内控框架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笔者认为,经过内部牵制、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控制结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四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当前内部控制正处于在单位内部管理需求与外部监管要求之间寻求平衡的双轨制运行阶段。内部控制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内部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从来都是相伴相随的,“伴生性”与“服务性”是内部控制最基本的本职属性;内部控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的发挥,在于其适应性;内部控制首先具有内在服务性;实施内部控制的单位所具有的公众性,决定了其内部控制同时具有公共性的一面;如何协调内部控制的内在服务性与公众监督权,从来都是一个重大而敏感的问题;内部控制基本理念和方法技术的发展具有国际趋同性,但内部控制的具体要求和实施机制具有本土化性质;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信息技术等越来越融合交织,使得现代内部控制越发具有复杂性和开放性;内部控制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计审计行业与内部控制具有紧密联系性,但在复杂多维的新形势下,会计审计行业既要保持对推进内部控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又要保持适度的谨慎性;内部控制的建立与实施,处于社会宏观环境的制约之下。第二章:对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我国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取得了重要探索性、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以及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构建中国内控框架体系奠定了扎实基础。当前,应当本着立足国情、促进发展的原则,借鉴国际、基本趋同的原则,突出重点、分类推进的原则,统筹协调、合力实施的原则,重在引导、区别对待的原则,依托财会、稳步推进的原则,原则导向、详略得当的原则,兼容并包、开放互动的原则,着力构建企业、行政机关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相结合,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注册会计师审计评价与政府监督检查相结合,立法推动、宣传学习、教育培训、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人工控制与信息技术控制相结合,贯彻实施与国际趋同相结合,控制标准基本健全、科学合理,实施机制跟进到位、执行有力,方法技术较为先进、相互补充,国际趋同不断深化、影响扩大,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符合内部控制国际发展潮流,具有中国特色与魅力、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良好影响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第叁章: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现状与思考。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部分境内外上市公司全面加强内部控制,取得较好成效;部分优秀骨干企业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推进内控建设,收到良好效果;一些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外合资企业等以预算管理、财务控制为纽带稳步推进内部控制,取得积极进展;但是,其他相当一部分企业控制弱化、管理松弛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内部控制建设任重道远。结合“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对我国公司内部控制状况提出的意见,以及国外上市公司在实施内部控制中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笔者认为,对我国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总体水平,不宜估计过高。我国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建设,应当合理借鉴美国科索理论框架,应当树立以财务报告目标为基础和主线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努力搭建以基本规范为纲、以具体规范和应用指引为目的企业内控标准体系,并重点关注董事会建设、内部审计建设等问题。同时,对小企业实施内部控制保持清醒头脑,采取务实措施。第四章:关于我国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的有关问题。美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政府机构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启示我们:加强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财务报告的真实性与资源调配的适当性是美国政府内部控制的核心关注点;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的发展,与企业内部控制的发展相互影响和促进;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建设是推进政府内部控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和内容;政府部门内部审计机构,在加强政府内部控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内控建设,在我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基本框架结构,应当与企业内部控制标准框架结构保持协调;政府内部控制标准的组成项目和内容,应当体现有利于降低行政风险的中心工作;应当逐步探索将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内控制度情况作为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法定责任;应当逐步引入国家审计机关对政府部门预算执行与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评价制度;应当逐步引导政府部门内部审计由重财务审计向财务与内控并重转变。关于非营利组织内部控制标准建设问题,笔者认为在抓好宣传教育的同时,应以加强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为重点环节和突破口逐步推进。第五章: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实施体系的构建。有效实施是内部控制的灵魂。笔者认为,应当抓紧构建以评价体系为抓手、以配套实施机制为促进的内部控制实施体系。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没有异议,并且日益倾向于管理层应当报告和披露内部控制状况;但在引入中介机构实施内部控制独立审计评估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同时,即使是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内控审计报告的国家,也将审计范围界定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上,而不是全面的风险控制。我国一直在探索上市公司内控评估问题,鉴于国外的经验教训,我国处于征求意见阶段的《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对内控审计范围的规定应当十分慎重,各有关部门应特别重视沟通协调问题。关于配套实施体系,笔者认为美国有七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但同时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汲取的教训,包括应当努力寻求监管目的与手段、强化监管的良好愿望与上市公司的承受能力之间的平衡,避免政策实施出现大的波动和起伏;对影响资本市场的重大监管政策的出台,应当在相关监管部门之间充分沟通和协商;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建立与审计内部控制的知识与经验的估计,不宜盲目乐观;应当未雨绸缪,周全考虑不同主体实施内控评估的执行时间表问题;应当加强对全社会内控理念、知识等的宣传引导等。第六章:加快信息技术内部控制建设与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信息技术支撑与国际趋同观念,是贯穿内控框架体系建设过程的两大影响因素。信息技术条件下内部控制表现出来的新特点,要求我们树立手段与对象并重的观念、财务信息化与管理信息化互动的观念、信息技术内控审计服从并服务于财务报告内控审计的观念,正确认识人“机”关系、以人为本的观念。与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一样,经济规则领域内的国际趋同趋势也在深化。思路对头、决策民主、机制科学、人才济济,成就了我国会计国际趋同与等效事业,也要求我们在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中继续加以重视和坚持,主要包括:秉持会计国际趋同指导原则,坚定不移地推进内部控制国际趋同;进一步做实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更好地发挥其组织协调和国际趋同桥梁作用;全方位加强内部控制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双边或多边协商联系机制;加快培养内部控制专业人才,夯实国际趋同人才基础。
杨佳钰[8]2017年在《基于业财融合的管理控制系统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国际间的竞争、新兴同行业的涌现以及市场需求的下降都使得港口企业也面临着激烈的国内外竞争,单纯的将吞吐量作为港口企业的业绩评价指标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需求。我国港口企业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不断的变化。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提出,也推动着港口企业提高自身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财务业务流程的规范度及管控能力等问题日益凸显,业财融合的理念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于港口公司来说,不仅需要对自身的经营方式以及管理模式进行改进,还要重视财务在企业竞争中发挥的作用,提升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是现阶段港口企业所面临的重点问题。而业财融合真正实现了财务管理系统与业务管理系统之间数据的同步共享,对于港口公司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大的创新作用。管理控制系统是一种体系,业财融合一种思维方式,它们对中国港口业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G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其在应用管理控制系统的基础上,结合业财融合的思想对其管理控制系统的改进进行了分析,可以为我国其他集装箱业务的港口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提供借鉴。
宁华强[9]2011年在《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政府部门内部控制作为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创新,其理论与实践日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我国理论界现有的研究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成果囿于会计、审计学科,尚未在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中引进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研究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还是一片空白。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政府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为政府降低内部管理协调成本、提高效率提供了基本的技术平台。政府管理中信息管理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大大地提高了,它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滞后于政府管理过程的事后反映和事后监督方式,而是演变成为一种实时监控的控制手段。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政府部门管理模式和传统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理论所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滞后)已发生了动摇,信息化对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提出了挑战。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如下基本逻辑思路：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理论假设,以内部控制框架体系作为分析工具,讨论在信息不对称这个理论假设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应做的调整。接着提出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修正模型,作为下一步案例分析的应然,然后以广东地税为案例,验证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修正模型,并总结其成功经验,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全文分为六章：第1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对象、文献综述、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之处等。第2章主要进行概念厘定和分析方法的介绍,界定了政府部门、控制、内部控制、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等概念,介绍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方法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这两个理论假设,为进一步进行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3章从理论上对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框架体系进行详细分析,包括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目标和构成要素。第4章以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变革为论题,指出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假设前提(信息不对称)已经减弱,需要对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框架体系进行恰当的重构,并提出了修正模型。第5章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广东省地方税务系统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为例,验证前文所提出的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的框架体系和修正模型。第6章在前一章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结论和展望,对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建设进行了总结,并指出未来发展的趋势。
姚友胜[10]2004年在《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文中提出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是随着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灵活性、自我学习以及组织虚拟化等特征。这些特征是与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和决策的信息一元导向密切相关的。传统型企业的内部控制具有强制控制的特征，它是建立在管理效率提高和X理论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通过采用一系列监督和控制措施来确保组织成员能够提供与其报酬相对应的贡献，适应了实体经济运行和管理的要求，这是传统的内部控制系统诞生的经济根源。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企业内部控制思想的演变是相互促进的。信息是内部控制的核心问题。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信息成本并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信息分布，实时而充分的信息与沟通已经成为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建立在实时充分的信息基础上的实施的控制活动弱化了传统的事后监督的功能，实时的监督则与实时的控制活动融为一体。因此，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的内部控制要素结构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各要素的内容较传统的内部控制均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环境主要包括组织结构、与企业外部环境的关联性、业务单元的学习能力、价值观、人力资源特征等几项内容。这样的控制环境，要求其必须充分、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识，依靠知识员工的创造能力，及时、准确地进行决策，因此，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的风险将主要是知识员工科学行使其决策权的风险。控制标准的一元化，以及以企业所有员工的自我控制为特征的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的控制活动，使得实时的信息成为衡量整个企业内部控制活动的唯一标准。这些要素的综合作用表现为以优化决策为中心的、全员参与的自我主导型的内部控制特征。 内部控制评价引导企业提高自我控制以及有效配置社会经济资源。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的内部控制评价分别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和控制活动进行。针对内部控制评价所涉及的普遍性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文还提出一般的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评价内部控制的指标体系，探讨模糊分层评价方法(AHP)在内部控制定量评价应用的可行性和广泛性。内部控制评价的定量化，提高了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助于全员参与的自我主导型内部控制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价值导向的集团管控研究[D]. 雷光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3
[2]. 治理与管理融合视角下上市公司内部监控机制研究[D]. 肖柯. 山东大学. 2014
[3]. 内部控制发展问题研究[D]. 杨雄胜.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4]. 企业预算博弈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的研究[D]. 姜杰凡. 清华大学. 2016
[5]. 中油炼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控制系统研究[D]. 苏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7
[6]. 控制环境与管理控制系统[D]. 张秀烨.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7]. 基于国际视野与科学发展的我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研究[D]. 王宏.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8]. 基于业财融合的管理控制系统应用研究[D]. 杨佳钰. 广东财经大学. 2017
[9]. 信息化条件下政府部门内部控制研究[D]. 宁华强. 武汉大学. 2011
[10]. 基于网络环境的企业内部控制研究[D]. 姚友胜. 河海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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