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区域经济模式拓展延伸——再论“苏南模式”的创新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苏南模式”的议论由一个时期的沉寂到再次升温，是件好事。这正说明了：如何在客观评价“苏南模式”历史功绩的同时，科学看待其内在缺陷，推动其创新演进，是值得经济界、学术界以及各级领导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在《“苏南模式”：是已经历史终结，还是在创新演进？》一文（注：刊于《中外企业》2000年第6期、《江南论坛》2000年第12期。）的基础上，再略陈浅见。
一、从不同“模式观”谈起
对“苏南模式”，过去尽管也是贬褒不一，但比较起来，还是对它肯定、推崇的声音多些；现在来说，主要不是对它的历史功绩有异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今后“苏南模式”还有没有指导、推动实践的积极作用上，用明确的语言说，就是“苏南模式”是否过时失效，是否可以宣告“历史终结”。
为什么会有此争论？我感到，对什么是“苏南模式”的内函，对“苏南模式”这个研究对象怎么定位，其实一直没有真正统一过。直到现在，人们心目中的“苏南模式”，似乎还各有所属，区别一下，主要有三，不妨称之为三种“模式观”：
一种模式观，把“苏南模式”等同于苏南以集体为主的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经验结晶；
另一种模式观，把“苏南模式”看成是对苏南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功之路，作出的似乎可以长远起作用的理性概括；
再一种模式观，把“苏南模式”作为对苏南现阶段在乡镇企业发展的带动下和受城市经济的辐射下，农村经济转轨变型、综合发展的全貌进行规律性研究，而得出的动态概念。
三种不同模式观下的“苏南模式”，虽然都是来自实践，但它们作用于实践的时空范围相应不同。第一种模式观，局限于集体为主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看重的是“苏南速度”，在苏南“痛失全国领先地位”而又在企业改制中打破了“集体为主”的格局后，这样的“苏南模式”就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第二种模式观，用静止的眼光看待苏南成功之路，略去了其形成于双轨并存体制下的种种体制缺陷和社会弊端，理想化的色彩较浓，所以脱离今天的现实；第三种模式观，从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动态变化角度研究，得出了“苏南模式”需要随改革和发展进程的推进而走向完善化的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从不同模式观争论，话说不到一起，难以起到相互启发的效应。积极的办法是：通过不同模式观的比较，先对“苏南模式”这个研究对象有个正确定位；然后，运用科学方法，把握我国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总趋势，立足苏南实践，探索推进“苏南模式”的创新演进的方向和路径，使不断创新演进的“苏南模式”研究继续发挥推动苏南实践的积极作用。
二、苏南乡镇企业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不等于“苏南模式”的终结
我开始研究“苏南模式”时就认定：“苏南模式”是在我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由乡镇（社队）企业的蓬勃兴起所催化和带动而形成的苏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注：参见《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和苏南模式》，刊于《江苏经济探讨》1987年第4期。）。它以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为动力，以集体农业的积累和周边大中城市的经济辐射为条件，以冲破传统体制束缚、运用市场调节大办农村工业为途径，取得了远远超越于乡镇企业自身发展成效的区域推进效应以至全国示范效应——不仅带动农村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发展和单一化农业结构的转换，造就了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和兴旺繁荣，而且激活了整个苏南地区的城乡经济，为我国加速农村工业化、建设现代化开拓了一条新路。
对这样的“苏南模式”进行研究，既不应局限于乡镇企业发展的实践，又不能静止地以研究苏南某个历史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为任务，而必须联系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的背景，立足苏南，面向全国，环顾世界，以实践为依据，从微观主体与宏观经济的相互联结上，既总结成功之道，又指出存在不足，既揭示矛盾，又提示方向。
从实践上看，“苏南模式”孕育于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框架内而形成于新旧体制双轨并存又相互磨擦时期，因而，它在一开始就明显带有旧体制的“胎里病”，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在运行机制上逐步暴露出种种缺陷和弊端，从而也迫使其不断进行某些自我改革和调整。20多年来，在务工与务农的收入分配上，在乡镇工业企业的上规模、上水平、发展集约经营上，在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协作联合上，在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建设上，以及从面向国内市场到同时走向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上，都有一定成效的开拓进展，初步展现了“苏南模式”动态演进的客观趋势。
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因素，例如：受上下左右政企职责不分的政府行为所决定，受各级政府把“苏南速度”同政绩挂钩因而重发展、轻改革的指导思想的局限，也受“苏南模式”研究本身创新不足的影响，“苏南模式”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大环境下仍然固守“集体为主”甚至“集体唯一”的所有制安排，企业制度改革迟迟迈不开步子。相反，许多企业的经营管理向“小全民”、“二国有”蜕变，早期灵活经营的机制弱化，利益分配制度扭曲，财务管理混乱，出现了所谓“穷庙富方丈”的现象等。同时，外部环境又发生了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国内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变化。这样，苏南乡镇企业增长速度明显减缓，企业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亏损面不断扩大。以至走到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痛失领先地位”的地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苏南乡镇企业“痛失领先地位”不等于“苏南模式”的“历史终结”，而恰巧表明了：顺应国内外大势，“苏南模式”要在反思中创新，在加紧创新中演进。
三、改革在深化，体制在创新，“苏南模式”在演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人在重重矛盾面前看清了前进方向，思想大解放，按照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国际化的要求，终于跨出了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的大步。在新的实践中，“苏南模式”发生了一系列的演变。
例如：在工业布局上从星罗棋布的分散化格局转向以小城镇和工业园区为依托相对集中和成片化发展；在产业层次上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步向以技术创新为手段、发展高新技术产品和深加工产品的技术密集型提升；在企业规模上从小型为主向在专业化协作基础上大型化、集团化发展；在市场化经营上从依托国内市场搞营销转为扩大外贸进出口、扩大对外引资，参与国际竞争。
更大的演变则是原来落后于形势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有了突破性进展。按苏、锡、常三市2000年的统计，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面分别在90%以上，结束了原来固守不变的说法上“集体为主”、现实中“集体唯一”的单一公有制格局，不仅戴上集体“红帽子”的私有企业纷纷摘帽，还私有的本来面目，而且新办大批私营企业，呈现产权主体、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并向着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形式的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和私有企业多种所有制结构形式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现代工业体系演进。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部分企业在按现代企业制度向股份制公司转制的基础上，实行以发行上市股票为重点的资本经营。像无锡市的乡镇企业中，从1996年起就先后出现一批独立上市、买壳上市、搭车上市企业，包括江阴的8家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中形成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标志着一批原来依附于乡镇政府的苏南乡镇集体企业通过制度创新，已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冲破社区经济的封闭性，自由驰骋于市场经济的广阔天地。由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一向直接干预乡镇企业生产经营的乡镇政府不得不相应转变职能，调整其行为方式，而且势将由此突破社区经济的约束，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以及一、二、三次产业一起上、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尽管某些积极变化目前尚未在整个苏南地区形成大气候，但毕竟已从这里进一步展现出“苏南模式”创新演进的前景。
显然，“苏南模式”的创新演变还不能令人满意，还要立足苏南农村经济发展以至苏南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全局，通过客观分析，在揭示矛盾、解决矛盾中继续推进。譬如说，乡镇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操作不规范，让一大批“穷庙”里的“富方丈”以七折八扣的方式占有企业资产，这是不是人为地削弱了社区集体所有的基础，就值得研究。还有，如何对已经从企业退出的一大笔集体公有资本实施规范化管理和营运，确保其保值和增值，也是急待解决的问题。如按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衡量，在体制、技术两个创新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
四、坚持来自实践而又推动实践前进
综观“苏南模式”的形成及其动态演进的过程，可以得出几点基本认识：
其一，“苏南模式”研究一定要以实践为依据，坚持跟踪研究。不能满足于对已有实践经验的概括，而过早打上研究的句号。应当不断跟踪实践，按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推进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经济规律，把握其合理化的前进方向。我在1987年10月“苏南模式”研究会上，曾以“‘苏南模式’的成功之路及其前进方向”为题，作小结性发言时讲过：“从发展的观点看，‘苏南模式’永远处于动态变革之中。但从发展的阶段性来说，还是可以有一个到达一定阶段的目标模式的。这个阶段的来到，就是实现新旧经济体制根本转变，使新体制在我国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我现在仍然这样认识。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坚持跟踪实践，研究“苏南模式”怎样朝着这样的方向动态演进。
其二，要使“苏南模式”研究取得最佳效应，必须坚持科学态度，既合理阐明实践，又正确指导实践。把“苏南模式”以前发展阶段曾经成功而现在跟不上时代发展“过时了”的部分经验同“苏南模式”的整体优势混为一谈，断言它为“历史终结”，这固然是一误区；而把局部经验扩大为全貌，用主观理想的东西加诸于实践，在阐明实践时提出过于完美的概念，其结果，迎合了苏南部分干部把苏南模式的成功与政府政绩挂钩的需要，冲淡其对“苏南模式”在双轨体制下“先天不足”的危机意识，促成其对“苏南模式”认识凝固化的思维定势，这样，不利于“苏南模式”在揭示矛盾、克服缺陷中创新演进，同样是对实践的误导。
其三，“苏南模式”不断创新演进的过程，应该说就是以体制创新、技术创新为动力，对苏南这块土地上的实践经验，不断地有所抛弃、有所保留、有所发扬、有所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前进，无疑要不断借鉴运用区外、省外、国外各种有用于我的创新成果，当然也包括吸收其它地区模式的合理东西。在当前所有制结构调整上，“苏南模式”引入了温州模式大力发展私营个体经济的“因子”，但是，这不等于“苏南模式”从根本上改弦易辙，不等于苏南只能“以温州模式为基本选择”。即使在产权主体多元化、投资民营化、城乡市场通开等的市场化格局上，各种模式将会逐步趋同，但“苏南模式”的创新演进还是要与苏南区情相结合，在产业结构、技术层次、经济国际化水平以及城乡经济整合方式等方面，仍然会带有某些自己的区域特征。因此不能说，今天对“苏南模式”的研究已经没有实际意义。
其四，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苏南模式”研究终将延伸拓展为苏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模式研究。我在1986年首次研究“苏南模式”的那篇论文中，曾强调提出苏南农村经济发展模式要“同苏南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要求联系起来研究”。在以后多篇文章中又多次提及。如果说，在那些时候，这只是作为一个基本趋向提出蕴酿的话，那么，今天随着体制转轨、经济转轨型进程的推进，市县经济已逐步突破“块自为战”的局限走向市场化运作，就可以说，把苏南乡镇企业为主体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扩展为苏南城乡一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的时机已大体成熟。如能走上这一步，“苏南模式”的研究视野将比温州模式更宽广，其符合时代要求的内涵也将更丰富。从这个视角看问题，苏南城乡一体的区域经济模式研究同苏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两者可以既分工又联合。为此，我建议省委、省政府对此加以关注，省的战略研究和决策部门要积极倡导和支持。没有这一条，所谓苏南区域经济模式研究只能流于泛论和空谈，不会有指导实践的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