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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曾国藩创建湘军，残酷地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反动军事活动的分析，概括了曾国藩颇具特色的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 清朝 曾国藩 湘军 军事思想 战略思想 太平天国 捻军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1839年中进士，历任清朝礼、吏、兵、刑、工诸部侍郎。1853年，丁忧在籍的曾国藩奉旨办理湖南团练，创立湘军，征战11年，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成为清王朝的一代“中兴名将”。1867年，曾国藩奉旨北上剿捻，无功而返。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所，享年62岁，追赠太傅，赐谥“文正”。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从戎，历经磨难。作为湘军统帅，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善于从全局着眼，把握主要矛盾；不仅善于从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且善于总结现实军事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十几年的戎马生涯，铸就了其独具特色的军事思想。
一、曾国藩的建军思想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湖南人民的反清运动风起云涌，反动统治摇摇欲坠。1853年，丁忧在籍的曾国藩被任命为湖南省团练大臣，负责办团剿“匪”事宜。其间，太平军东征西讨，所向克捷，清朝绿营兵望风而逃。武汉、九江、安庆、南京等重镇先后失守。曾国藩目睹绿营的腐败，深感靠绿营兵对付不了太平军，地方团练也只能剿剿“土匪”而已。他决意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创建一支新军，与太平军争雄于大江南北。经过一年多的苦心经营，曾国藩练成水陆两军共一万七千余人，号称“湘勇”，即后人所说的“湘军”。1854年2月，湘军正式出省作战，成为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从湘军的创建过程，我们可以窥见到曾国藩建军思想的大貌，归纳起来，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改革选将制度
清朝八旗、绿营的腐败，与清朝积弊丛生的选将制度关系甚大。清朝的选将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重骑射，轻枪炮；重体能，轻战略战术；重资历，轻实绩。由此而导致将领年龄老化，军事素质低下。曾国藩认为，要建设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关键在于将领的选拔得当。他参照戚继光组建戚家军的经验，对清朝的选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在湘军内部，实行自上而下的逐级选将制度。清朝绿营将领的铨选、任免、调升之权属于兵部。曾国藩一反常规，规定：“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于由什长挑选。”①湘军将领的设置由统帅决定，将领的调任升免，兵部不能过问。曾国藩认为这种选将方法有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②能提高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2.规定了严格的选将标准。曾国藩的选将标准大有四：一是忠义血性。曾国藩把忠义血性放在选将标准的首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将领们卫道、保教，誓死捍卫清王朝。曾国藩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③二是勤恕廉明。曾国藩认为，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军勤则胜，惰则败。他要求将领们在点名、查哨、修城、扎营、察地形等军事方面，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所谓“恕”，就是指要以仁治军。他要求将领们治军如治家，带兵如同父兄带子弟一般，如此则士兵咸感知遇之恩。“廉”就是要求将领们廉洁奉公。“明”是指为将者必须知人晓事，是非分明。曾国藩要求高级将领做到“高明”，即具有全局观念、远见卓识；要求一般将领做到“精明”，即对士兵、部下在作战中的表现，平时的贤愚优劣，都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三是简默朴实。清朝绿营官气重，军中投机取巧、钻营逢迎之风盛行。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为了防止湘军受其影响，曾国藩规定湘军不用守备以上的绿营将官，主张“军营宜多补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醇正”。他说：“大抵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者。”④四是坚忍耐劳。曾国藩以儒生治军，建军之始虽无多少军事经验，但他深知行军作战是最艰苦备尝的事情，因此，他选将以“耐冷、耐苦、耐劳、耐闲”为警句，提倡“习苦为办事之本”。所谓“坚忍”，就是要求将领们在作战时不怕苦，不怕死，身先士卒。
3.成立营务处，以储备和培养人才。曾国藩在湘军创建、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中都深感优秀军事人才的缺乏。为了培育人才，他把有军事才能的人罗致他的幕府，把长于治军的人安置到营务处锻炼。营务处的主要任务有二：施号令，执军法。在营务处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学习军务，为将来出任将领作准备。曾国藩说：“营务处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⑤曾国藩通过营务处培养了一大批得力将领。
4.选拔将领不拘出身，不拘资格，用其所长，不求全责备。他提出：人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⑥又说：“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⑦强调对于人才，要适时适地用其所长。对于不合格者，坚决撤换，不讲情面。
曾国藩对清朝选将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绿营将领腐败无能、贪生怕死、互不统属、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年龄老化、素质低下等弊端，选拔和培养了一大批既具有较高文化和封建道德素养，又能征惯战的优秀将领，如左宗棠、罗泽南、塔齐布、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由于曾国藩选用将领把“忠义血性”放在首位，所以造就了湘军将领异常突出的封建性，超乎寻常的残暴性。湘军将领在作战时好杀及很少投降叛变就是一个例证。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曾国藩对清朝选将制度的改革是达到了预期目的的。此外，由于曾国藩选将以“忠义血性”相标榜，而有“忠义血性”者，多为知书识“礼”者，这就使得一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走上投军从戎的道路。据罗尔纲先生考证：湘军将领可考的179人中，书生出身的有104人，占58%；武途出身的75人，占42%。统帅3人及15个重要幕僚均为书生。统领13人，书生出身者8。分统43人，书生出身者28。湘军以书生为将的选将制度，打破了清朝文武殊途的用将模式，不仅收到了特殊的效果，而且开了近代书生从军的先河，改变了中国传统的重文轻武的习气，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但曾国藩在选将制度上的改革，也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首先，按照曾国藩的标准选拔和培养出来的将领仍是一批封建旧式将领，不具备近代军事知识，在镇压农民起义时尚能显示“才干”，在对外战争中则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其次，营务处培养将领的方法仍是封建时代的师徒传授的培养方法，不能适应大规模的战争需要，更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随着湘军的发展壮大，将官匮乏的现象日益严重，最后不得不以才力不足的军官去充当高级将领使用，结果常常招致失败。其中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起近代式的军事学校，没有用近代的军事科学理论与知识去培养将官。再次，曾国藩这种只凭选拔者私意层层选拔将领的方法，也很难保证将领的质量，选将不当的事时有发生，如营官刘腾鹤被拔为统领，因才力不胜任而兵败身死。
（二）变世兵制为募兵制
曾国藩认为，绿营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最可伤恨的，在“败不相救”四字。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绿营经制的腐朽。东调一百，西调一千，成军之后，兵不习将，将不知兵。鉴于此，曾国藩在创建湘军时，决心改弦更张，别开生面，仿明戚继光之束伍法，用募兵制代替世袭兵制。其具体募兵制度内容有四：一是募兵标准。明戚继光招兵时强调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主张首先招募乡野老实之人。曾国藩十分欣赏其募兵标准，极力加以仿效。曾国藩喜募穷乡僻野、朴实土气的农夫为兵，主要是因为朴实土气的农夫身体健壮，适于作战；为人老实，便于整肃成军；愚昧少心窍，便于实行“愚兵政策”。二是取保具结。曾国藩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名结，附册以便清查。取保具结之法，实际上是把民间的“保甲法”移用到募兵制度上，它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兵勇们的手脚，使他们不敢犯上作乱或临阵脱逃。三是原籍招募，士兵由统兵将领亲自挑选成军。曾国藩主张原籍招募，以乡亲邻里关系组建成军，其主要原因是想利用乡土感情和封建地域观念所固有的排外心理来维持军队的团结，增强军队的向心力、凝聚力。主张士兵由统兵将领亲选，则是为了克服绿营兵将不相习的弊端。“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⑧四是厚饷养兵。曾国藩制订了湘军官兵俸禄优于绿营兵的制度。陆师正勇月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为一两五钱；马勇月饷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兵士月饷的3倍。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另湘军兵士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有赏银。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军心自然稳定。正如王定安在《湘军记》中所载：“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可怜之色”。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农民的一大副业。
曾国藩对清朝兵制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湘军的战斗力，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造就了晚清的所谓“中兴”，但也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统兵亲募之制，使得湘军对内结成死党，对外则力谋独立，自成体系，军队由国家的武装力量变成带兵将帅的家兵家将，成为统兵将帅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武装集团。手握重兵的湘军将领，兼任地方督抚，把持包揽地方上的财政、民政、司法大权，打破了清朝地方各省事权相互牵制，权归中央的局面，形成了晚清的督抚专政。李鸿章、袁世凯继承曾国藩的衣钵，把曾国藩首创的这一套发扬光大，最后导致了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是曾国藩所始料不及的。史界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改革军队编制
针对清朝绿营编制的弊端，曾国藩在湘军编制上进行了一些改革，突出之处有二：第一，模仿戚继光军队编制之法，采取以“营”为基本单位的兵员定编制度。按清朝的兵制，绿营的编制分为标、协、营、汛四部分。“标兵”相当于现在的野战军，协、营、汛相当于现在的守备部队，故又称“差防兵”。不论是“标兵”还是“差防兵”，兵员定制不一。这样，平时军队难以进行必要的训练，战时统帅对所统兵员心中无数，难以合理使用和调配兵力。鉴于此，曾国藩在编练湘军时，一律以“营”为基本定编单位，营下设“哨”，哨下设“队”，每营500人。“营”的兵员固定不变，兵员增加，“营”的数目也增加。这样的军队编制，平时利于训练，战时利于调遣。第二，在湘军编制中，增加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按清朝的兵制，绿营兵除主司分地镇守之职外，还担负河工、漕运、守陵等各种差役。这样，军队的任务很庞杂，军中又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队来承担军中杂务，因而平时无法集中精力训练，战时则到处拉差抓夫，扰害民间。曾国藩为了缩小对立面，加强湘军的镇压职能，在成军之初，就别出心裁地增加了长夫之制和帐棚之制。增加“长夫之制”有两个好处，一是每营配长夫180名，足以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二是湘军行军作战时不必如绿营兵那样抓差拉夫，扰害民间。这样，正兵平时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曾国藩建立“长夫之制”，是加强军队后勤的一项重要措施，对近代军队建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长夫之制”实际上是近代军队中“辎重兵”的雏形。“帐棚之制”规定，湘军每营共用夹帐十八架，单帐八十架。“帐棚之制”建立后，湘军行军作战、驻扎时，士兵可以自支帐棚，自择营地，自设营房，而不用占住民房。自设营房，既便于士兵的训练和管理，一旦有警，又便于迅速集结和调动部队。
（四）加强军队训练
曾国藩由一介书生而成“中兴名将”，这首先得力于他善于练兵。湘军由一地方团练崛起而成劲旅，则是曾氏善于练兵的结果。曾国藩练兵思想有四个方面：1.十分重视军队的训练。曾氏认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兵不练精与不练同，强调军队不仅要训练，而且要练精，兵不练精不出战。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氏始终坚持兵贵精不在多的观点，认为带兵重数量，轻训练只会徒耗粮饷，增加混乱。2.曾国藩认为常规训练是控制军队的重要途径。他以“训练之才”自居，规定湘军每天按课程操练，不得间断。手订营规、家规，饬令官兵严格执行。曾氏认为，军队的工作就二项，战时作战，平时训练。决不能让士兵们整日无所事事，否则，士兵们就要惹是生非。3.曾国藩不仅十分重视军事训练，也十分重视精神训练。他把军营纪律与封建道德揉合在一起，强制灌输，教化士兵。他在阐述“训练”时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⑨所谓“训作人之道”，就是向兵士灌输忠君卫道等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使兵士们心甘情愿地充当炮灰。湘军每逢三、八操演，曾氏必亲到校场演讲，每次都一时数刻之久。曾氏苦口婆心说教的目的，就是要使士兵“有礼、有法、有号令”。4.曾国藩针对士兵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因材施教”。他把军纪、营规等等编成通俗易懂易记的“顺口溜”式的歌曲，教士兵们唱，使之深入人心。前后记有《陆军得胜歌》、《水师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等。这确实是教育文化水平低下的士兵们的好办法。
二、曾国藩的军事战略思想
曾国藩青年时代醉心于科举功名，中进士后，又做了十年京官，热衷于宋明理学，但他并不是一个皓首穷经、古板呆滞的道学先生，而是一个注重经世致用，关心国事民瘼的开明封建官僚。他出身于书生，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但他熟读中国的兵书、史籍，熟谙历代战例，很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和总观全局的观念。这正是一个统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战略家的“才能”。
（一）高屋建瓴、以上制下的战略思想
曾国藩针对太平天国占据武汉、九江、安庆，定都天京的情况，在创建湘军之初，就坚决主张实行“以上制下”的战略。即首先攻占武汉，建立两湖根据地，然后顺流东下，攻占九江、安庆等沿江重镇，最后进兵攻占天京。他总结中国古代秦灭楚、西晋灭东吴，隋灭陈之战的经验，精辟地指出：“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距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故在太平军北伐西征，清政府顾此失彼，穷于应付，方寸大乱之时，曾国藩极力主张湘军全力援鄂，确保武昌。他向咸丰帝上奏：“论目前之警报，则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得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川之饷道。若武昌不保，则恐成割据之势，此最可忧者也。”⑩湘军攻克武昌后，曾氏立即进兵攻占湖口，围九江。他认为，湖口跟武汉战略地位同等重要，都是东南所必争之地。湘军占领湖口，则扼截长江之腰膂，能截断安庆太平军与湖广的联系。湘军攻克九江后，曾氏立即率兵围安庆。是时，李秀成部太平军东进苏南，攻占苏、常。因为苏、常是清政府的财赋所出之区，故清政府令曾国藩撤安庆之围，进兵收复苏、常。针对清政府的错误决策，曾国藩指出：“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手，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重蹈覆辙，终无了期。”(11)曾国藩坚决顶住了清政府的压力，坚持围攻安庆的战略。为解安庆之围，李秀成、陈玉成两支太平军主力夹江而上，进攻湘军后方基地武汉。湘军内部出现战略分歧，湘军副统帅胡林翼也主张撤安庆之围以保武汉。曾国藩识破了李、陈围魏救赵之计，不为浮议所动，坚持围攻安庆。1861年8月，安庆陷落。由于安庆失陷，天京西面战略屏障尽失，门户洞开。湘军顺流东下，直逼天京。太平天国陷入全面被动。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曾国藩“以上制下”的战略取得全面成功。
（二）水陆相依，互为犄角的战略思想
湘军建军之初，太平军依仗船民组成的“水营”，纵横长江两岸。曾国藩深为此种“千里长江，任其横行”的严重局面所震慑，感到要攻克天京，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首先须取得长江的制水权。而要取得长江的制水权，就必须拥有一支比太平军水营强大的水师。曾国藩曾明确指出：“非舟楫无与争利”，决不能“徒步三千里，以当虎狼百万之强虏”，千里长江“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12)为了创建一支精良的水师，曾国藩无论在船式设计、火力配备，还是水师营制、饷章上都苦心孤诣，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衡阳、湘潭设立了造船厂，重金招募船户水手数千人，严加训练，又从广东购置洋炮1000余尊，装备水师。1854年，湘军水师正式成军。这支水师虽然在数量上远不如太平军水营，但在质量上、装备上远优于太平军水营，成为太平军水营的克星。
曾国藩不仅十分重视水师的建设，而且十分强调水陆配合作战。他要求陆师临阵作战，“与水师处处相依”，告诫陆师将领“时时以保护水军为心，如龙抱珠，百变不离其宗”。(13)水陆相依，互为犄角，是湘军制胜的一大法宝。湘军水师在配合陆师作战中，发挥了如下作用：1.攻夺沿江重镇。曾国藩说：上游三千里，滨江城隘，皆由水军苦战得来。2.协助陆师围城打援。长江流域的城镇，多位于水陆交通要道处，如果仅仅依靠陆军围城，往往截不断水路的供应，达不到困死敌军的目的。湘军由于有水陆两军，在围城战中配合作战，相得益彰。武昌、九江、安庆、天京等战略重镇都是在湘军水陆军长围久困下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而失陷的。曾国藩曾得意地说：“前此武昌之围，九江之围，瑞州、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亦在水师。”(14)3.担负运输和后勤任务。曾国藩为保障军队的供给，建立了粮台制，湘军水师在保护粮台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湘军把粮台设于水次，随军而行，所到之处，兵勇用钱购买船上的货物，从而“无米盐缺乏之患，无昂贵数倍之苦”。随意移动的后勤补给站，随战况的变化而进退，适应了战时的要求。威丰十年后，湘军又设立了陆路粮台，水师又兼领了保护陆路粮台的重任。前方需要的军械也仰仗水师的运送。正是由于水师控制了长江，能源源不断地给陆师补充军械、粮饷、兵员等，曾国荃才不怕犯兵家之大忌，有恃无恐地孤军深入雨花台，围困天京。4.切断大江南北，城内城外太平军的联系。安庆战役时，湘军水师巡游在安庆一带的长江江面，切断长江南北岸的联系，使江南太平军不能北渡增援安庆。接着湘军水师又攻克菱湖两岸堡垒，切断城内守军与城外陈玉成部的联系。湘军水师还经常截获太平军用小船接济城内的粮食及城内资送陈玉成部的武器，扣住向安庆运送粮食的外国船只，用高价将其所运粮食买下来。正是由于湘军水师的严密封锁，城内守军才陷入孤军奋战，弹尽粮绝的境地。天京战役时，曾国藩一再指示曾国荃：“合围之道，总以断水中接济为第一义。百余里之城，数十万之贼，断非肩挑陆运所能养活，……弟与厚（杨载福，字厚庵）雪（彭玉麟，字雪琴）以全副精神查禁水次接济，则克城之期，不甚远矣。”(15)后事果如曾氏所料。5.回援后方。
在长江流域作战，水陆相依，互为犄角的思想并非曾国藩一人所独有，太平天国领导人也懂得这一点。他们也重视发挥水师在战场上的作用，但却忽视水师的建设。如太平天国始终没有设置象湘军那样的大规模的造船厂，船只主要来源于缴获或征用民船，这不能不影响水师的战斗力。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具有战略远见，能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水师的重要地位，把力争水上优势，把水师建设作为全局性的问题来考虑，并且自始至终地、坚定不移地把既定的战略付诸战争的实践中。正是曾国藩的这一过人之处，使得湘军强大的水师能补陆师之弱，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太平军强大的陆师不能补水师之弱而处处陷入被动之中。
（三）集中优势兵力，攻势防御，以围为攻，围城打援的战略思想
集中兵力是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遵循的共同原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曾国藩作为一代名将，对此亦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常说：“兵分则力单，将分则谋寡”，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为什么要采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呢？这主要是曾氏审时度势，对作战双方力量作对比分析的结果。众所周知，太平军陆军强大，不仅兵员多，而且善长于运动战，而水军则相对弱小；湘军水师强大，而陆师虽精但兵力相对弱小。如果利用兵员相对弱小的陆军作消极防御，结果必然是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因此，曾国藩觉得，要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然取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以攻为堵。即集中局部优势的兵力，进攻敌所必救的沿江重镇，充分发挥水师强大，水陆配合默契的优势，迫使太平军在不利于己的地区与湘军作战略决战，进而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毫无疑问，曾国藩的这一战略是十分正确的。
曾国藩用兵，很注重主客奇正。从其军事生涯看，在奇正方面，他最重视的还是“稳”，其次才是“奇”。他曾写过一首对联很能说明这一点：“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因此，湘军攻城掠地，凭借的是坚忍耐劳，百折不挠，很少是靠投机取巧，出奇致胜的。在主客方面，曾国藩很有创造性。关于什么叫主客，曾氏曾经作过详尽的阐释。他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并认为主客变化无定时，转移无定势，为将者能一一加以区别，则于用兵之道掌握过半了。曾国藩强调对太平军作攻势防御，以攻为堵，按其理论，即处于“客”的一方，如何反客为主，保证以攻为堵的战略顺利实施呢？曾国藩发明了一套看似笨拙，实则藏妙于拙的战法，即以围为攻，围城打援的战法，湘军进攻武昌，挖了前后二道壕，控前壕以围困城内的太平军，控后壕以防太平军救兵。时人虑不及远，笑控后壕为拙。后石达开率军救援武昌，湘军后壕变前壕，抵御石达开援军，一时人又叹其巧。曾国荃进兵围安庆，整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安庆城外挖了二道长壕。曾国荃部进驻雨花台后，又利用四个月的时间赶挖内外壕，并筑起高垒。结果，李秀成率二十万太平军反攻雨花台也奈何不了曾部二万余湘军，围攻一月有余而撤退。曾国荃也因此而得了一个“曾铁桶”的浑号。“以围为攻”的长处有二，一是困敌。通过长围久困，使得城内守军弹尽粮绝，迫其出城进攻湘军的深壕高垒，这样主客易位，胜负可知。二是阻敌。利用外壕和高垒，以逸待劳，以静制动，以主待客，挫败太平军援兵的攻势，使城内城外太平军难以会合。曾国藩这种集中兵力，攻势防御，以围为攻，围城打援的战略贯穿于湘军作战的始终。太平军对此无计可施，武昌、九江、安庆、天京都是用这个法子打下来的。这一战略实施起来虽有旷日持久之弊，但其最大妙处在稳打稳扎，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相机歼灭敌人。
（四）对“窃贼”以攻剿为主，对“流贼”以防剿为主的战略思想
曾国藩将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分为两类，一是“窃贼”，一是“流贼”。所谓“窃贼”，即“窃号之贼”，指有固定的根据地，建国定都，称王称帝的农民起义军，如太平天国等。“流贼”则是指没有根据地，流动作战的农民起义军，如黄巢、李自成、捻军等。曾国藩认为，办“窃贼”与办“流贼”的方法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其老巢。因此，对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他主张坚决进攻，以湘军这样的精锐之师先剪武昌、九江、安庆、苏州、常州等枝叶，后拔天京老巢。对闹分裂而渐成流寇之势的石达开部，曾国藩则拒绝清廷的尾追令，让各省就地“防剿”，认为如此就足以制其死命。以后事实果如其所料。1865年5月，清廷命曾国藩北上剿捻。曾国藩认真总结了僧格林沁败亡的教训，分析了捻军的流动战术，认定捻军是一股“流贼”，如果官兵节节尾追，与之俱流，必然“著著落后”，必须采取“防剿”的办法，在捻军必经之路，驻扎重兵，以主待客，以静制动，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师制无定之寇。为此，曾国藩设计了“四镇六游十三区”的“重点设防”方案。所谓“四镇”即在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驻扎由湘淮军组成的重兵。“十三区”就是指在四省的十三个州驻扎地方部队。四镇十三区的驻防之师，专重迎剿，不事尾追。“六游”就是指挑选马步劲旅，组成六支游击之师，追剿捻军。以后，曾国藩又炮制了“划河圈地”之策，首创了河防战法。即利用河流作为天然濠堑堵剿捻军，防御由点发展成线。他在东面的运河，北面的黄河，西南面的贾鲁河、沙河、淮河分道层层设防，重点布防贾鲁河、沙河，妄图将捻军压迫到豫西南的荒瘠之地，聚而歼之。捻军识破曾氏的阴谋，在开封附近突破豫军的河防，跳出包围圈。曾国藩剿捻二年，无功而返。曾国藩的“防剿”战略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其正确性无庸置疑，接替曾国藩督师剿捻的李鸿章，正是利用曾氏的老办法，才把捻军最后镇压下去。
曾国藩是一个军事战略家，其军事战略思想十分丰富，以上所述，只是其大端。研究曾氏的军事战略思想，有助于我们正确总结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注释：
①②⑧《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
③《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
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六。
⑤《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咸丰九年九月初九日。
⑥《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
⑦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五章《男毅》。
⑨《曾国藩智谋全书》，中州古籍出版社，第843页
⑩(1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
(1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一。
(13)《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五、卷六。
(14)《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九。
(15)《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第9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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