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背景下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干群论文,社会转型论文,农村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12)04-0034-03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揭开了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过渡的序幕，随着这种序幕的拉开，农村干群互信关系的转型亦告到来。本文将计划经济背景下以政治互信为主要内容和以行政服从为主要维系方式的农村干群互信关系视为传统的农村干群互信关系，而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干群互信关系视为一种新型互信关系。这种新型干群互信关系有着与计划经济背景下传统的干群互信关系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产生在国家与社会适度分离的大背景下
计划经济时期，党和国家对农村实行刚性控制，农村社会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这种一体化使农村群众对基层干部高度依附和依赖，二者之间的互相信任是靠权力的强制而不是靠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尊重。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废除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农民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了物质利益的追求与满足上。另一方面，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逐步推广和逐渐完善，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逐步放松和放宽，农村群众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逐渐增强，对村、乡组织及基层干部的依赖和依附程度大大降低。“国家权力从农村的退出造成乡村社会的‘权力真空’，导致了一个时期内农村重新解体和失序。”[1]可以说，这种重新解体和失序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全面彻底的，具体到农村干群关系，它使计划经济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农村干群互信关系几近破碎和解体。因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由高度重合向适度分离变化，都促使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定位，重新评估对方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重新考虑相互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重新审视和考虑的过程中，一种新型的干群互信关系随势而生。
2.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建立在干部公仆性和人民群众主体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
以农村社会转型、国家与社会分离为背景来审视农村干群互信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型互信关系应当建立在干部的公仆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之上，片面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对农村干群互信关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将干部的公仆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有机统一作为建立和维系干群互信关系的基础，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党的性质和宗旨要求农村基层干部必须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必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而不是为自己谋福利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做主的性质也要求农村基层干部牢记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视人民为主人，把自己当公仆，正确处理好干部公仆性和人民群众主体性的关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以强制性政治认同替代干群之间的相互信任，泯灭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更体现不出干部的公仆性。有时则走向另一极端，片面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将农村基层干部推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四清”运动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的全面分化，干群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都在影响和左右着干群互信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总体来看，目前农村干群互信关系仍然十分脆弱，不容乐观。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没能很好地处理好自身的公仆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很多基层干部习惯行政命令，喜欢好大喜功，不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公仆，习惯当老爷、当主人，把人民群众当做权力行使和命令服从的对象。长此以往，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号召力、凝聚力以及政治威望将大大减弱和降低，甚至会完全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干群之间的互信不仅不能建立和深化，而且还很可能被冷漠、不解、猜疑甚至是仇视所代替。
3.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是一种多方面、全方位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
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是政治挂帅的时代，政治高于一切、政治统领一切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从社会构成系统看，政治系统被无限夸大，经济、文化系统被大大压缩。从利益满足看，社会成员的政治利益备受关注，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备受冷落。从关系结构看，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经济、文化关系几近中断。受此影响，农村干群之间的互信在内容上表现为典型的政治互信，即政治方面的信任与合作，而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由于社会成员的经济、文化、社会需求普遍不被重视，也就谈不上在这些方面全面而深度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这一时期，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正是靠着这种政治互信，动员和指挥广大农村群众开展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完成一项又一项政治任务，维系着广大农村群众对基层干部的政治认同和政治信任，保持农村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安定团结。
改革开放后，政治挂帅让位于经济建设，政治权威开始下降，政治权力逐渐世俗化，利益需求和利益追求呈现多样化，社会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人们在追求政治利益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且在一定时期，由于人们急于摆脱贫穷、渴望温饱，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甚至超过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这种状况迫切要求农村基层党组织改善对农民的领导方式，善于把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需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通过建立互信平台，完善民主参与、村务公开、民主监督等机制形式，引导和满足群众各个方面的不同层次的需求，激发群众巨大的内在发展动力，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农村群众需求的变化和基层干部任务的变化，给农村基层干部的执政能力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考验，也给干群关系的内容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农村基层干部必须深入思考如何才能维系农村群众对自身的信任与支持，维系对自身的政治认同，同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的互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计划经济时代靠权力强制维系的政治互信要发生变化，而且，对群众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利益的需求必须正视和解决。社会成员这种生活内容和利益需求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基层干部任务的变化，必然要求干群之间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全方位的信任与合作，建立起一种新型互信关系。
4.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的维系必须确立和遵循双向度的协商合作原则
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必须遵循新的原则。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政治社会高度一体化，党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群众实行严格的刚性控制，农村群众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高度融合，互信关系较为单一，主要表现为政治互信。这种政治互信的维系主要靠干群双方的政治信念和政治信仰。农村干部信任农民群众主要是基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坚定信念，农民群众信任农村干部主要是基于对党的热爱和忠诚而演变出的一种政治服从。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单向度的基于政治压力和政治权威的行政命令——行政服从成为维系这一时期干群互信关系的主要原则。
和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较，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干部和农村群众的自身地位、角色认同、利益认知、政治情感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势必引起干群关系的内容、特征以及维系方式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向度的基于政治压力和政治权威的行政命令——行政服从已经很难维系农村干群之间的互信关系。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民主法治素质的提高，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广泛实行，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的维系必须确立和遵循双向度的协商合作原则。这种协商合作原则的基础应当是群众对干部政治权威的自觉自愿认同，干部对群众利益追求和利益差别的充分理解与尊重，应当是干群双方对国家法律法规的维护与遵守，而不是过去那种单向度的行政强制和行政命令。这种协商合作原则一方面要求农村基层干部“谋划工作、制订规划、出台政策，都要尽可能地扩大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范围，都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3]，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尊重他们的利益需求，以重民意、顺民心、解民忧的实际行动取得农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广大农民群众也要充分理解农村基层干部在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艰辛与困难，相信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执政为民、干事创业的良好愿望和工作能力，以正确的方式反映问题，解决矛盾，以实际行动支持农村基层干部大胆作为，踏实工作。只要本着协商合作的原则，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干群双方的互信与合作肯定能持久和巩固。
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触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种社会大变革、制度大转型、利益大调整的过程中，我们能否坚持执政理念，能否在矛盾与冲突中建立一种新型的互信关系，及时有效地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事关执政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也是建立党和群众新型互信关系的基础”。[4]当前，农村干群之间互不信任，导致农村干群关系持续紧张，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安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我国农村社会长治久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考虑，以建立农村干群新型互信关系为突破口，舒缓干群紧张关系，化解干群矛盾已经刻不容缓。
探讨建立干群互信的方法，首先要客观分析干群之间互不信任、关系紧张的原因。纵观目前研究干群关系的文献资料，大都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干部一方，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农民自身素质是重要原因之一，如：姚晓晖和何珊君提出的村民权利被动和缺乏自主性。[5]赵莉认为，农民的整体素质偏低是影响干群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6]沈泉涌认为，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农民的集体观念大大削弱，部分群众片面理解村民自治，也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7]笔者认为，目前干群之间缺乏互信，关系紧张，既有农村干部的原因，也有农村群众的原因，消除紧张，建立互信，应当从干群双方同时入手，决不能一提到干群关系紧张，要么将责任归咎于基层干部，要么将责任归咎于农村群众。对原因缺乏客观全面深入的分析，也就不可能找到建立互信的正确方法，事实上，消除紧张关系需要干群双方共同努力，建立互信关系更需要干群双方共同努力。
1.建立互信的前提是干群双方相互尊重与理解
仔细分析我国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干群双方缺乏尊重与理解。一方面，农村基层干部对农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不尊重，对农民群众利益追求不理解。不是把自己当公仆，而是当成群众的主人，片面追求政绩，忽视群众的具体利益。另一方面，农村群众对干部的执政权威不尊重，对农村干部工作的艰难与艰辛不理解，意识不到基层干部是在代表党和政府行政，体会不到基层干部身上的责任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的行政一旦遇到阻力，群众的利益一旦得不到满足，都很容易将原因推给对方。因此，要建立干群互信，前提是干群双方须相互尊重与理解。农村基层干部必须切实做到好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将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利益。农民群众要注意维护基层干部的政治权威，密切配合干部落实好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2.增进互信的方法是干群双方加强沟通与交流
干群双方相互理解与尊重只是为建立互信提供了前提，要想切实增进互信，还需要双方加强沟通与交流。农村基层干部要多和农民群众沟通与交流，在沟通与交流中“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掌握民情，做到忧民所忧、乐民所乐、急民所急，关心群众冷暖，为民排忧解难，与群众心心相印、心心相连……这样决策才能正确，事业才能干好，群众才会拥护”[2]。农民群众要多和基层干部沟通与交流，在沟通与交流中，了解干部的初衷和心愿，了解他们行政的艰辛，工作的艰难。这就要求农村基层干部要力戒官僚主义，要加快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要建立民主、平等、通畅的表达机制，让老百姓有地方说话、有渠道反映意见”[8]。同时，农民群众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只有双方共同努力，在沟通中交流，在交流中沟通，才能不断增进互信。
3.深化互信的关键是要把握群众工作的新特点
在我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分配方式多样化，农民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多元化，使农民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农民群众综合素质的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追求层次的提升，也使他们对农村基层干部的要求愈来愈高。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使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群众工作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农村基层干部要做好群众工作，获得群众好感，博得群众信任，必须紧跟时代发展，认真研究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追求、行为方式的新变化，认真研究这些新变化所带来的农村群众工作的新特点，积极探索社会转型背景下做好农村群众工作的新方法、新措施，善于把农村社会的新变化、农村群众的新追求转化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发展中解决矛盾，深化互信，铸就和谐。
4.巩固互信的基础是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和政治核心，其核心任务是要全面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农民群众谋幸福，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如果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真正做到了“察民之所虑，知民之所想，亲民之所爱，急民之所急，为民之所需，把民情作为第一信号，把民愿作为第一准则，把民富作为第一目标”[9]，农村群众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就会理解干部，贴近干部，支持干部，信任干部，干群之间就能和谐相处，干群互信就会坚如磐石，牢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