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到市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权力协调模式的发展趋势——兼论伯顿#183;克拉克的市场整合观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拉克论文,市场论文,官僚论文,发展趋势论文,教育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市场协调模式
1.由总体矩阵组成的高等教育系统
伯顿·克拉克以“知识”作为其逻辑起点，以“工作”、“信念”、“权力”为主要范畴构建其高等教育的逻辑体系。在工作这一范畴中，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是围绕“知识”的特性按学科与院校进行划分的。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由院校与学科相互交织而组成的总体矩阵，交叉点是系、研究所或其他基层。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老师或研究人员是这两个矩阵的中横纵轴的交叉点。因为他们常常属于一门学科，也属于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他们常常属于一门学科和一个多学科的单位。同时他们又属于一所特定的大学或学院，又属于全国整个高等教育系统。是他们居于整个矩阵的中心（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09.）。而这正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特征，因为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具有同样范围和强度学科事业单位组成的矩阵。“在这种组织内，教学事业中的每个学科（或跨学科）单位在第一线任务方面都具有不证自明的重要性。当每个单位都在这个组织内或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中变得有权威时，它们就获得了不同的特殊地位”（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13.）。
2.市场协调模式及其特点
由于学术工作的表达和任务的安排方式不同，位于学术系统内部不同部门的人们必然产生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这就是学术信念或学术文化，众多的学术群体表达他们的利益诉诸权力。这样，工作、信念、权力构成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要素，它们共同制约着系统的协调和变革。工作和信念的分裂力量是要通过权力的整合而达到平衡（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20.）。伯顿·克拉克认为由不同的部门、等级、部类、层次所组成的组织结构中从底部到顶部分了六层权力：第一层是即系或讲座，第二层是学部，第三层是大学或学院，第四层是多校园的学术管理组织，第五层是州政府，第六层是国家政府所设的部局或立法机构。在学术权力的形式上分为扎根于学科的权力、院校权力和系统权力。由于高等教育的任务激增，信念繁杂，各种不同的形式往不同的方向牵拉，高等教育系统在整合方面遇到许多难以描述和解决的困难（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53.）。因此伯顿·克拉克提出三种理想的权力协调模式：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
而在这三种协调模式中，市场协调模式是伯顿·克拉克所认为的与高等教育的主要特点最相适应的，能够促进高等教育系统中各权力平衡的协调模式。而这也正是伯顿·克拉克所推崇的一种高等教育权力整合观。
(1)市场协调模式的社会选择性与高等教育系统组织松散性是相一致的。
班费尔德提出的：“社会选择……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事者，他们被称为‘有利益关系的各方’的行动的偶然的副产品。他们有共同的意图，他们在进行选择时相互竞争，或不顾彼此的利益。在社会选择的过程中，每个人追求达到各自的目的；一切行动的总和，即一切行动共同产生的情境构成这个群体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并非有人计划作为一个‘问题解决’办法”（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4.）。伯顿·克拉克认为这种结果与有计划的解决办法是同等的。它们都来源于利益集团，都可能导致新的可行的结构，成为永久的解决办法（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54.）。美国研究生院的兴起就是这样一种社会选择的结果。科尔曾说：“多元化巨型大学是一个缺乏一致性的机构。它不是一个社群，而是若干个社群——本科生社群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者社群、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一切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等。多元化大学的界限很模糊，它延伸开来，牵涉到历届校友、议员、农场主、实业家——而他们又与这些内部的一个或多个社群相关联。”传统大学是：“有机体，在有机体中，部分和整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巨型大学只是多个社群组成的松散的联合体。“很多部分可以增加也可以取消，但对整体无多大影响，甚至不会为人所注意，或者不会遭受任何损失”(Kerr,1963)。伯顿·克拉克也认为高等教育系统是松散结构，并处于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托尼·布什认为松散结合系统主要有这样一些特征：组织目标的不明确性，组织手段和程序的不清楚性，组织间联系的不紧密，各组成部分权力界限不清，组织内部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组织管理中参与者的流动性强，很难明确个人的责任，组织对外部信息的把握具有不确定性（注：托尼·布什，强海燕译.当代西方教育管理模式[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8.）。与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比较相适应的是市场协调模式。各系统内部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应对环境提出的复杂、易变的多样化要求，增强组织的整体适应性，焕发各组成部分的创造力与活力。虽然可能有些混乱与无序，但这无序中却存在一种非设计所能及的自生秩序，而这正是大学所凭依维系的根本（注：阎光才.识读大学——组织文化的视角[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2,94.）。如果上层管理者试图通过制定具体明确的措施来寻求高等教育的有序状态，就会使基层组织失去应变能力，使高等教育系统僵化。
(2)市场协调得以发生的一般条件：要素的自由与大学的权力的多样性和分化性相一致。
在市场活动中“人们是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但是他们的行为完成协调的功绩，这些功绩他们不一定意识到，也不是有意的”（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77.）。大学因为松散的组织结构，因而其内部各种权力成分也就变得极其复杂。伯顿·克拉克将大学组织的学术权力划分为十种类型：个人统治（教授治校），集团统治（教授统治），体现专家的仲裁的思想；行会权力，是前两者的混合体，主要来自传统的学者行会管理；专业权力；董事会权力（院校权力）；官僚权力（政府权力）等（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84.）。在这种众多的彼此割裂且利益相冲突的权力中，如果某个或某些阶层专权，会引起激烈的权力斗争。因而权力的分级与分化就成为必然。市场协调作用在这种权力的分化与分级中可带来这样一些益处：以部门自身角度出发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当各部的利益发生抵触，通过谈判与仲裁的方式解决。当与其它大学发生竞争时以各部门联合的形式解决问题，成为联邦。
市场协调不会带来整体性或全盘性的失误。以国家政府部门资金投入作为主要经费来源的国立高校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不同层次的需求。这样使高等教育系统产生分化：出现以国家政府投入为主的公立高校与学生的学费为主要资金来源的私立高校。如果国立高等教育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高等教育，大部分的“更多的”的高等教育就进入了私立高等学校；如果公立高校能够提供“更多的”高等教育，私立高校中可能要求“更好的”高等教育。这种分化能在不同高校的管理上进行不同程度的相互作用和补偿。如果只存在一个部门，那么它的失误除了它自身之外不能得以补偿。如果存在多个部门，特别是在公立部门和私立部门之间，一个部门的弱点能够通过另一个部门的活动来得到补偿（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83.）。同时市场协调模式可保证大学传统精神——学术自由。伯顿·克拉克认为如果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受到了严重削弱，整个系统都会受到损失。而一旦保护了这种自由，近乎垄断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权力的分散就会得到促进（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306.）。
二、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权力中的市场协调
从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趋势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两条线：实行分权制的国家呈现出朝向集权制方向的改革趋势；而实行集权制的国家则呈现出向分权制方向的改革趋势。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模式的走向也符合这一趋势。伯顿·克拉克认为市场协调具体表现在消费者市场、劳动力市场与院校市场上。
1.消费者市场
消费者市场是人们正常用金钱交换所需要的物品和服务的地方。在教育上，学生给学校缴费是最清楚的例子：当我们听到学费这个词时，我们就在消费者市场面前（注：伯顿·克拉克主编，王承绪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80.）。当政府授予一个个学生奖学金和其他形式的财政资助，学生能选择在不同的大学花这笔钱时，政府就在利用消费者市场。当政府按各校吸引学生的人数拨给各校经费时，政府就在间接地利用这种市场。市场协调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市场的整合作用表现在两个层次上。一是表现在消费者权力增加上，二是表现在经费来源上从官僚模式到官僚与市场相结合模式的改变上。
(1)消费者的权力增强
①市场等价交换原则初露端倪。在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通过交换来实现自身的目的。这中间最主要的原则就是等价。如果高等教育中存在着一种市场关系，那么高校与市场的交换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直接的交换，即高校通过向受教育者（学生）提供教育服务而获得各种费用，或通过转让成果取得收益。二是受教育者通过教育服务将知识能力卖向社会从而获得报酬，这是高校与市场的间接交换。
我国高校的直接交换首先体现在各高校不同的收费上。质量高、知名度高的高校或学科，所收的学费要高一些。毕业生毕业之后社会回报率高的专业所收的学费高，如计算机、电子通信、艺术、钢琴等专业。因为考虑了高校与市场的间接交换，我国名牌高校与普通高校在收费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这主要是考虑了名牌高校的学生在录取分数上比较高、整体素质相对比较高，毕业后一般所获得的工作稳定性高，收入也相对较高。这样，这些毕业生在社会上为所在高校赢得更好的声誉。这种声誉在市场条件下就成了高校的另一种资本。而对一些社会经济回报不高或者不明显的专业或学科且又是国家发展所必需的，国家以高财政补贴的形式进行补偿。如地质、农林、矿业等专业。也就是说在这类学科或专业上，国家的收益率大于个人的收益率。这样国家给予补贴也体现了一个等价与公平原则。
②消费者选择权的增加。自从学生交纳一定比例的学费以来，学生对高校有了一定的选择权。我们可以从近来出现的高校学生报到率的下降可见一斑。在高等教育的计划管理时代，高校的录取率与报到率是基本一致的。但近年来，许多学校的新生报到率在下降，特别是农业院校与高职类的院校更为突出。对此有学者表示了焦虑，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些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其实，这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起作用。由于高职类院校或农林类院校与重点研究型大学或热门专业的收费差别并不大，而就业机会的选择上却有重大的差别，也可以说在回报率上有差别。学生报到率的降低正是学生选择权加大的表现。这种现象可能在短期内会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但是从长期来看，正因为有了学生的选择权，才会促进各高校的改革，促进各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2)经费来源上从官僚模式到官僚与市场相结合模式
加雷斯·威廉斯认为大学的经费主要有三种来源：国家、大学、学生。他根据经费在一所大学或院校中所能支配的全部资源中所占的主要部分把大学的经费获得模式分为三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是经济决策由校外如中央政府作出，资源根据明确规定的分配标准分配给各院校。在这种模式中政治和官僚的调节方式占统治地位。第二种模式是院校有条件获得独立的经费来源，即通过院校所拥有的土地、毕业生的捐赠等方式。在这种模式中专业起主要协调作用。第三种模式是大学通过出卖服务来获得收入。在这种模式中经费权掌握在无数的消费者个人手中，市场起主要的调节作用。这就是伯顿，克拉克所说的市场协调模式（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78.）。
没有任何一种高等教育经费分配制度是绝对的官僚模式、学院模式或市场模式。我国高校教育经费来源似乎经历一个从单一的官僚模式到官僚和市场模式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计划经济的时代，大学的主要经费来源于中央政府，当然所有的决策都是由中央政府作出，大学是作为国家公务部门的一部分。大学的课程设置与科学研究都是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大学中缺乏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精神。正如加雷斯·威廉斯所说：“由于学术衡量高等教育的输出困难，因此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学术人员的活动加以控制，而不是控制他们的结果”（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78.）。1996年原国家教委等部委颁发的《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这样，我国高等教育从经费来源的角度来说，就从官僚模式走向官僚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具体表现在高等教育系统经费来源结构的变化和大学经费支出模式的变化上。
①政府对高等教育系统经费拨款模式的变革。以前我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拨款模式是预算拨款模式。即政府根据前一年的开支情况，对大学的日常经费进行预算后拨款。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我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拨款模式转向公式拨款模式和绩效拨款相结合的模式。公式拨款模式是政府根据大学的招生人数、毕业率、和按时获得学位的人数进行拨款；绩效拨款与预算和公式拨款模式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是政府根据大学在某些方面的特殊表现或特别成就而划拨专门的款项，并指定其用途。这样由于政府拨款模式的改变导致各高等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经费，开始了学生、老师和学校的声誉的竞争。
②高校经费来源的多元化——第三渠道经费的拓展。伯顿·克拉克认为高等教育的经费模式主要是三种渠道所构成的复合模式：第一种是来自于政府大学资助与预算模式。第二种是来自于各种研究委员会的科研补助和合同经费。除以上两种之外的其他所有经费来源统称“第三渠道”。“第三渠道”经费主要由三种资金构成：一是来源于其他政府部门。既包括其他同级别的部门（如农业部、林业部、科技部），也包括其他层次政府部门（如地区、市级政府部门）。二是来源于私人组织。这些私人组织包括其他产业部门所属的各种公司、鼓励开展继续教育的行业协会以及提供各种专项资金和无偿援助的慈善基金会。三是来源于大学自身的创收。包括基金和投资的收入、大学校园服务机构（如医院、书店等）所得、学生的学费和生活开支、校友的捐款、大学和教职工共享的知识产权专利等（注：Burton R.Clark.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Guildford:IQUElsevier ScienceLTD,1998,84-85,5-6.）。
我们以北京大学1998年的经费来源为例来说明：北京大学1998年来自于政府投入的资金占北京大学总经费的45.56%，而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学费、培养费和住宿费占学校总收入的8.4%，来自于私人、校基金和捐赠占其总收入的11.32%，从其它渠道获得的经费占其总收入的34.72%（注：叶战备，潘天舒.北京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经费比较[J].北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3):61.）。可见，我国高校第三渠道经费来源在拓展。
2.劳动力市场
伯顿·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人们为金钱而献出他们的才能和精力的地方。因此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教授和行政工作人员就构成了这种市场（注：伯顿·克拉克.王承绪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80.）。
前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有这样一句名言：“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才的质量。一个学校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这道出了教师在大学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著名教育家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继任的就职演说中曾这样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本大维和兹洛佐威曾提出这样一个假设：地方分权和竞争性的国家高教系统比中央集权的和非竞争性的高等教育系统更有助于科学进步，主要因为由此给予有前途的青年学者从较少吸引力的环境中走向更多吸引力的环境，发展他们的思想。市场协调促动了我国高校的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包括校际间与高低层次间的流动。为此，各高校在出台了诸多优惠政策吸引优秀教师的同时，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这是市场协调促进教师即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开始。也是各高等院校为了提高其大学声誉、获得更多的资源而进行的一次改革。
清华大学人事制度改革。清华大学提出了：“在流动中优化教师队伍，让人才在流动中升值”的观念。并作出了这样的规定：清华大学教师约占45%，每年调离在8%左右。在职称评定上作出这样的规定：青年教师在规定聘任年限3年内晋升不了讲师，10年内晋升不了副教授，就应该转岗或调出。
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为了打破教师的铁饭碗，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师的校际流动和岗位流动提出：新聘教师在讲师岗位上最多工作6年，理工医科专业教师在副教授岗位最多工作9年，人文社科专业教师在副教授岗位上最多工作12年。讲师和副教授若在两次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的机会中不能成功，学校将不再与其续约。提出讲师岗位公开向国内外招聘。副教授与教授岗位的空缺通过外部招聘与内部晋升的方式实现（注：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49-50.）。
3.院校市场
伯顿·克拉克认为院校市场是各事业单位彼此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产生于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易而产生不规范的交换关系的经济组织间。院校间的竞争是由各个院校的消费者（学生）市场和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性质及各高校当时所处的地位（声誉）所决定的。在这种交换中，学校声誉成为交换的主要商品。因为这种相对高的声望不仅引导消费者和内部的工作者，而且可以引导各高校。这种具有极高声望的院校可以跨坐整个高校结构，这样的话，它们可以引领各种学术潮流，从而引起各高校的模仿与学术的汇集，同时引导消费者与劳动者的选择。这种声誉上具有优势的院校，不仅引领各种学术潮流，还为自己带来各种各样高的回报：优秀的学生、较好的工作条件、高的个人声誉和丰厚的资金投入（注：Burton R.Clark.Higher education System.P165.）。在对中国和韩国大学生择校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学生认为影响中国学生选择大学的因素依次是：大学的声誉(65.9%)、就业(22%)、其它(7.3%)、兴趣(2.4%)。影响韩国大学生选择大学的因素依次是：大学的声誉(48.8%)、就业(24.4%)、其它(12.2%)、兴趣(7.3%)（注：徐小洲，蒋帆.韩中大学学生择校影响因素比较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2003,(7):42.）。
市场协调在院校市场的整合作用表现在对大学排名的关注与高等院校的分化与分层上。
(1)关注大学排名。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大学排名的探索。1992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教委关于加快改革和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意见》后，中国大学的排名研究更为活跃。从1987年9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研究所发表中国第一个大学排名，到2001年6月广东管理科学院发表《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中国共有14个单位发表了30多个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注：武书连.中国大学排名综述[J].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8).）。《2001年中国大学评价》包括以下方面：本科大学排名、专业大学排名、研究生院排名、学院排名、专业排名、分类排名、分省排名、单项排名。后来广东管理科学院又陆续推出了《2002年中国大学排名》《2003年中国大学排名》。武书连将《中国大学排名》作为高中毕业生报考本科院校、本科生报考研究生的主要参考书。许多高校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科研成果的数量与档次，并在校内建立了科研奖励机制。尽管这些大学排名受到了众多的指责和批判，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学生、社会、大学自身对大学声誉关注的开始。
(2)促使高校分化与分层。人们对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在不断增加。而国家所属的公立高校又无法满足这种需要，这必然产生私立高校。截至1999年底，中国共有民办高等教育机构1200所，在校学生1488万人。到2002年末，得到教育部认可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普通高校已达131所（注：陈学飞.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构及其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2003,(4).）。而这结果正是市场协调与官僚协调长期博弈后而产生的。我国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态度是随着民办高校的态势而变化的。似乎经历了不认可——谨慎支持——到鼓励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民办高等教育就开始涌现出来，但是中央政府一直不予认可。直到1993年《纲要》的颁布，中央政府才明确宣布：“改变办学体制，改变政府包揽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质”。199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标志着政府的态度开始从谨慎走向鼓励与支持，其中有这样的规定：“国家鼓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它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注：陈学飞.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构及其前景[J].高等教育研究，2003,(4).）。
自1993年7月我国政府开始实施“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在1998年底，经中央政府批准，教育部又设立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简称“985”计划），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若干重点大学尽快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这样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就形成了分层明显的金子塔结构。
三、反思
综上所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协调所产生的整合作用已是不争的事实，竞争和多样化是整个过程的主要特征。当然，市场协调并不是没有缺陷的。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述，市场协调模式同样会产生系统的僵化。因为市场协调造成的流动性会不断减少院校与部门之间的差异。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国家权力、学术权威与市场力量只是三种不同的调节手段而已，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好坏、优劣之分，在对高等教育的整合调节中各有利弊，应各有侧重，各尽其职，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不同的国家在某个发展阶段以某种协调模式为主。现在各国高等教育系统权力发展的趋势是强调三种权力的动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