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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135.1
印度两位学者在《世界社会科学报告2010》中认为，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印度是南亚唯一认识到以政策为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的国家，还长期认识到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学术训练的重要性，并实现了社会科学的制度化。”①遗憾的是，两位学者没有对此做详细阐述和分析，而且这三个特征只是相对于南亚其他国家而言。印度国内其他学者也没有对此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本文尝试具体分析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的政策导向性、学科化和制度化三特征，并提出印度社会科学研究还具有另外一个特征。
一、研究目标：政策导向性
与印度学者的观点不同，美国资深政治学家、南亚问题专家保罗·布拉斯(Paul Brass)认为印度的社会科学家缺乏当前感，在印度的社会科学中，一个永恒的主题是对印度的“想象中的过去”的研究。他嘲笑大多数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生活在光荣的过去，其习俗和思想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未来；而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主要生活在现在和未来。②笔者并不认为如此，而是赞同印度学者的观点，即：“印度的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要生产‘有用的’知识。人们希望社会科学能够启蒙公众舆论、为公共政策提供知识。”③具体来说，“扩大社会科学研究有助于国家的发展，从广义来说，可以增加对印度人生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理解；从狭义来说，可以提供专业知识，帮助国家作出更加明智的政策选择和纲领制定”。④正如《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的编辑所言，“虽然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问着不同的问题……但是，他们是跟同一个社会血脉相连的。社会科学追寻的知识正是制定有效而符合民主的政策所需要的知识。严谨的社会科学成果有助于制定更为有效的政策”。⑤
印度的社会科学一直带有国家的印记。政府认为，在民主的社会里，政策导向的研究能够影响政治家、利益团体和各种公众团体的思考。因此，独立之初，国家社会科学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在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过程之间建立起更加有效的联系，核心问题是创造什么样的知识、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创新，即社会科学研究者选择什么去研究、怎样从事他们的研究、向谁宣传他们的知识、知识又是怎样和被谁利用的。⑥在此政策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印度模仿伦敦经济学院建立了德里经济学院，1969年模仿苏联和东欧模式建立了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完全忠诚于政府并为政府服务。他们依赖政府拨款，没有管理机构的提前批准，不能为媒体写作、参加会议和到国外旅行等。此外，除了统计署，中央政府各部门都设立了大量的专业研究所来进行政策导向的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咨询。这些专业研究所完全受政府资助，受政府的控制。
根据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印度问题专家迈伦·魏纳(Myron Weiner)在1979年的研究，⑦那时候，印度政策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可以归纳为六个特点。第一，只是为政策提供数据基础，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第二，大量的研究属于个人发展项目，看似是为政策所用，实际并非政策分析。第三，大多数政策导向的研究由经济学家而非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完成。第四，与政策相关的研究课题的范围很广，却没有比较研究，一般不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第五，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少被政策制定者利用，即使是那些围绕特定的政策问题或根据与政府签订的合同进行的研究，一些政府部门利用，如计划和经济部、教育部，但其他的部门很少利用，因此，除了经济、教育、管理和公共管理外，人类学、心理学基本不研究政策，有些社会学家关心政策问题，但其研究很少可以直接为政策所用。第六，研究所一般倾向于那些政治上没有争议的课题，所以，大部分政策导向的研究很少怀疑政策制定的思想依据。政策一旦失败总是归因于执行不力。可以看出，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实际追求的是双轨道：科学的轨道和国家政治的轨道。科学的轨道意味着社会科学家希望深入了解人类的行为、关系、习俗等，同时也希望他们的理论输出能够从国内外同行那里获得赞同和认可。国家政治轨道意味着社会科学家要改善人类的状况，保护家园、发展经济、加强民主等，为此，他们希望自己的政策研究能够获得管理者的认可，他们也希望通过大众性的写作和传播获得公众的理解。⑧
从印度独立60多年的发展趋势来看，特别是近30年，可以说，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轨道越来越受国家政治轨道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官僚的干预。最有力的证据是，2007年在班加罗尔的国家高级研究所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的全国专家研讨会。专家们认为，“与尼赫鲁时期相比，那时候国家的发展计划是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之上的，而现在，知识分子的灵感则大部分来自政府，社会科学与社会需求的鸿沟正被印度学术圈之外的思想所填补，有迹象显示似乎印度的社会科学不能充分理解和解释过去20年印度经济政治和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⑨这也是印度学界正在认真反思本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原因之一。
二、研究内容：特色学科与跨学科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诞生于17世纪的欧洲，决定性影响因素是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⑩在英国殖民统治的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的课程才开始引入印度的大学。印度的学术研究活跃起来，涉及印度社会和历史的方方面面，无论从学术的视角还是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的公众辩论的贡献来看，他们的研究范围和深度都令人印象深刻。(11)例如，印度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研究的领域包括：政治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福利经济学的制度分析、人类环境变化的地理学研究。其中，历史学家最突出，他们从40年代起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侧重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成为当时印度最富有改革精神的历史学家。(12)因此，独立之初，印度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占有优势，有大量的社会科学家。不过，当时的社会学家主要是经济学家，其他的社会科学领域，如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术水平和基础设施都低于经济学。许多大学，特别是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大学的经济系已经对印度经济、经济社会史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所以，这三所大学的经济系都直接参与了印度工业化发展蓝图的制定，例如著名的孟买计划。
独立后，印度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被打乱。老的学科如经济学和人类学等出现分支，新的学科诞生并得到发展，如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的亮点。同时，学者内部出现了西方的和非西方的文化之争，最终导致批判理论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争论也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独立分支。总之，学术之争打破了旧的学科结构，使一些特殊的议题变成了学科专业。70年代，边缘化的群体也开始要求形成自己的学科，出现了妇女学、少数民族学等学科。80年代后，更加专业的学科也出现了，如后殖民主义研究等。在这一背景下，“印度第二代的社会科学家取代了第一代”。(13)尽管经济学家仍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主体，但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政治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环境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进入社会科学的大家庭。
自21世纪以来，印度社会科学出现了三个新学科：发展研究，其主体是发展经济学，近年来聚焦于社会部门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与卫生；城市研究，聚焦于城市治理、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影响以及媒体的作用；性别研究，涉及大量的议题，包括发展、法律、文化、性别、暴力、科学、政治和美，在政策、运动、社会工作和认识论领域发起了一系列挑战。(14)
可以看出，经济学一直是印度社会科学的特色优势学科。20世纪90年代之前去美国的印度移民一直主要是经济学家，为美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根据世界社会科学报告，与其他国家相比，印度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是“人类社会学研究(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中国则是“商业、管理、旅游与服务”。当然，经济和管理是拉丁美洲、印度和中国共同的主要研究领域。(15)此外，印度社会科学包括的学科与其他国家不同。比如，“家庭科学”在印度很流行，所以印度是独一无二地设立“家庭科学”学科的国家，而西方国家反对设立“家庭科学”，在美国只有“家庭经济学”。(16)再比如，在印度，商业管理和贸易不属于社会科学，但心理学属于。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必然孕育和诞生出不同的社会科学课程。
关于跨学科研究，早在独立前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时期，印度就开始了跨学科研究，当时，《经济周刊》变成了《经济政治周刊》，还出现了新的杂志《印度经济社会史评论》。(17)独立后，印度各界一致认为印度的发展问题必须用跨学科的方式进行研究，很多重要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不平等等仅仅考虑经济因素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的，因此，一些学科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如经济学和政治学，而一些学科从一开始就是跨学科的，如60年代早期才设立的社会学。在一些大学，社会学与经济学、哲学或政治学一起被教授。与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相比，印度的社会学是一门相对较新的学科，由于印度公民社会的发达和非政府组织部门的迅速发展，社会学的发展机会相对较好。(18)80年代，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复兴，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市场力量开始进入认识论领域，人们喜欢那些能够迅速带来收益的学科，几乎没有人对社会科学中的认识论争辩感兴趣，由此带来传统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转向，出现了一批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新颖学科。例如，印度很多历史学家用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包括人类学、经济学、统计学和心理学。典型的例子是把土地问题与欧洲的商业票据殖民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涉及经济学和地缘政治学的理论。(19)自21世纪以来，印度的跨学科意识随着发展研究、城市研究和性别研究三个新领域的出现而得到了加强，同时诞生了两个富有特色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一个是贱民的文化研究，它建立在印度已经获得了国际声誉的庶民研究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把与贱民相关的庶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了起来；二是中产阶级的研究，将中产阶级与消费主义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当前，印度最大的跨学科研究代表是印度的科学、哲学和文化史课题组，他们在努力地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与当代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印度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跨学科学者，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索扎(Peter De Souza)和古鲁(Gopal Guru)等。(20)
不过，在跨学科研究方面，印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第四届调查委员会认为，印度社会科学研究“错失的机会主要是政策空间和社会科学领域之内和之外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热点问题”。(21)在影响跨学科研究发展的因素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学术文化不是跨学科性的，除了尼赫鲁大学，所有其他大学都是按照单一学科组织教学的。其次是各研究中心对教师资质的认可，主流学科的教师不认可非主流学科的教师，非主流学科教师最后往往被迫改变方向。最后，不同中心的同一学科教师的学术交往与同一中心的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交往相互对立”。(22)在笔者看来，尽管如今已是全球化时代，但这三个因素仍然限制了印度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新的因素则是跨学科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有机融合方面尚有欠缺。以社会科学的统计模型来说，“研究议题本来应该是研究的主要产品，却变成了一些被模糊理解的统计学方法、一无所知的软件、经不起检验的数据的副产品。研究变成了以工具为导向而不是以问题为导向”。(23)以至于印度学者感叹，“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那里学到的东西非常少。不同国家的几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巨大的人类基因课题成为可能，而社会科学界却没有这样的共同努力”。(24)
三、研究机构：大学为主、研究所为辅
在印度，社会科学在英国殖民统治的特殊背景下实现了制度化。在英属印度，英印人模仿英国独立的科学研究模式，设立了私人的“英印科学协会”(Anglo-Indian Scientific Associations)，开展了一些关于东方主义和向西方学习等的辩论。但是，由于其活动圈子是非印度人，且受到殖民政府的影响，所以这些协会对印度社会的影响极小。(25)到19世纪后期，这些科学协会逐渐变成为殖民政府服务的行政管理机构。20世纪前，印度传统大学的课程内容基本没有改变，直到20世纪初期，社会科学、人文和科学课程才引入印度的大学。1854年，英国殖民者正式开始在印度设立大学，同时兴建加尔各答、钦奈和孟买三所大学，到1947年共有20所大学。独立前，印度社会科学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在大学，有一批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如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高善必(D.D.Kosambi)、斯瑞尼瓦(M.N.Srinivas)、古尔耶(Ghurye)和安姆贝德卡(Ambedkar)等，他们与欧洲人的思考模式不同，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印度社会科学话语。(26)
独立初期，从1947年到1960年，印度社会科学的高等学习和研究机构的发展是缓慢的、不系统的。1960-1970年，越来越复杂的现实情况迫使政府认识到，必须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教育以促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于是，印度建立了一些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的研究团体和大学。不过，主要是大学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60年代后半期，印度建立了从事跨学科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的学术重地——尼赫鲁大学，它不仅仅是大学学术目标的创新，而且是社会科学跨学科教学的创新，这些创新充分体现在学院研究中心的组织、课程讲授和课程结构上。(27)1966年在西姆拉建立了印度高级研究所(Indian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一开始主要从事历史和社会学的研究，后来也吸引了一些经济学家。1969年建立了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ICSSR)专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海德拉巴德建立了全国社区发展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研究乡村印度。比较独特的是，60年代印度政府模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国和苏联的模式建立了印度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其人类学系的特点是重视现代化、技术发展对社会和人类的影响研究。1970年以后，在绿色革命的影响下，农业教育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扩展，成立了印度农业调查委员会，农业大学的建立成为各级官僚的重点关注领域。(28)
到20世纪80年代，印度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研究体系基本定型。现在，印度共有四种机构(29)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教育机构(大学和大学研究生院里的社会科学系)，政府各部门设立的研究机构，政府资助、在法律上自治的、专业化的研究机构，由私人代理处、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设立或资助的研究单位。大学和公共资助的研究组织一直是印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角色。印度的高等教育部门被看做是世界第三大体制。大学的数量从1947年的20所增加到2005年的357所，学院的数量从1947年的500所增加到2005年的17625所。(30)到2010-2011年，印度有523所大学，33023所学院，(31)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辖有27个研究所。
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方面，印度还有着非常独特的一面。由于私人不能资助大学，又由于印度实行议会民主制，民主的本质是允许不同的利益团体和意识形态组织享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利用特定团体、媒体和公共论坛来表达、提倡和宣传它的观点。所以，印度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一直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和鼓励，特别是自由化、私有化和全球化以后，“为政府和外国资助机构进行研究的私人和半私人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因此，“政府外社会科学研究的急剧扩张一直是独立后印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32)
在社会科学的制度化发展方面，印度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研究所与大学老死不相往来。(33)对此，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的第四份调查报告要求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与大学密切合作，“与大学的院系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或者“将研究计划制度化成新的研究计划”。(34)第二个问题是尽管“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者都负有提高成果质量和增加数量的重任，但是，大多数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的成就有负众望。”(35)印度主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由大学完成的，以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为代表的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较少。
与大学教师相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免受耗时的教学、打分和其他管理事务的阻挠，也没有学生的示威活动、教员与行政之间的派别斗争、政党对大学事务的干涉、一种或另一种意识形态对大学的控制等干扰，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也有机会获得像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大量资助，但是，除了六七个研究所外，大多数研究所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微弱的。(36)原因有四点：第一，如上所述，大学的数量远远多于研究所。第二，大学里教师的薪职提升偏重科研而不是教学成绩，50%的教员负有学术研究的责任。而研究所里研究人员的研究使命是影响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第三，研究所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从长期看，教学与科研的脱节并不利于学术研究。研究所缺乏高素质学生的刺激，也缺乏“学术的快乐”，“其很多研究成果并没有被政策制定者利用，充其量是有利于职位提升或者自娱自乐”。(37)第四，研究所主要靠公共拨款，由于公共资助不足，许多研究所寻找外部资助进行合同式研究，而一旦外援停止，研究所的工作就无法继续下去，或者被迫大幅度削减。而无论公共资助少还是合同式研究，都会严重影响其本职的研究工作质量和数量。
四、研究成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边缘化
印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和教师较多。2005-2006年，印度高等教育机构中1102.8万学生中有45.13%的学生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如果加上商贸和教育，比例增加到64.6%。同一时段，400多所大学和1.8万个附属学院里有教职员488万，大约一半的教师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教职员。还是同一时段，印度有新的博士生17989人，42%是社会科学的，与教师的比例相当，如果加上商贸和教育，比例增加到50%。(38)从世界范围来看，1992-1995年从美国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比例，中国最高，从1992年的65%剧增到1993年的70%，此后基本均接近70%，印度次之，但比较稳定，基本维持在55%左右，英国第三，加拿大第四，德国第五，日本和韩国较低。1993-1999年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外国毕业生中，印度最多，大约2.7万人，然后依次是德国、加拿大、英国、中国、墨西哥、韩国和日本(1.2万人多一点)。(39)
但是，从学术出版物这方面看，印度只有少量的研究机构能够达到国际水平，享有世界知名度。在世界上被引用的社会科学杂志中，就被引用的学术期刊而言，中国在世界排名第九，在亚洲排名第三，印度在亚洲是第一名；但如果拓宽到一般的学术杂志，中国在世界排第五位，在亚洲排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印度的社会科学处于相对停滞状态，与中国相比处于下降趋势。1996年中国发表了606篇论文，印度是706篇，但2007年中国超过印度的两倍。在SSCI数据库中，从1995年到2007年，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篇目排名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位，印度则从第三位下降到第五位。(40)根据Scopus数据库的统计，印度是南亚国家中唯一有国际水平的出版物的国家，在最好的26个社会科学出版国家中，印度名列13。1996-2007年间印度有13596份出版物，占世界的1%。然而，1996-1997年间印度只有19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包括大学)，发表了50多篇论文，占总出版物的28.39%。而且，1996-2007年“在印度8个最好的学术出版社出版的书中，1/3是外国人或不在印度居住的印度人写的。剩下的书中，1/5以上是独立的研究人员写的”。(41)同样，2004-2005年在著名的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的542篇文章中，131篇论文是由侨居的印度人或/和外国人写的。除此之外，印度本土的社会科学家作出的有质量的工作很少。(42)此外，“如果社会科学的博士论文可以作为评估社会科学研究现状的一个指标的话，那可以说印度是糟糕的”。(43)因此，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2007年的报告认为：“国家一直在扩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模和幅度，然而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类型、范围和质量以及对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发展和形成公共政策的贡献方面，都有负众望，而且与花费在它们身上的资源相比是不相称的(经济学例外)。”(44)
对于印度社会科学在国际社会科学界的边缘化地位，印度学者认为，原因有全球性的，如西方的历史政治发展、英语的国际化、全球劳动力市场的转变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结束了对亚非拉国家的主权控制，但仍然从两个方面控制着亚非拉：一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二是国际话语权，“西方在客观上怀疑发展中地区研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在主观上通过引用他们自己的研究、有意忽视其他地区的研究来建立起自己的权威”。(45)但是，不可能完全由西方承担责任，也有地方性因素，如缺乏资金以及研究机构缺乏自治等，从客观现实看，印度400多所国立大学中，只有15%～20%是以教学和研究为主，其余80%只能视为纯教学型的大学。(46)就主观原因来说，近年来印度社会科学研究者似乎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科学的轨道越来越受制于政治的轨道。
综上所述，印度社会科学在研究目标方面的特点是科学与政治双轨道，但政策导向性明显；在研究内容方面不仅实现了学科化，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优势学科，在跨学科研究方面也非常突出；在研究机构方面，大学为主，研究所为辅，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在研究成果方面，领先于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处于边缘化的地位。
注释：
①(18)(29)(46)Venni V.Krishna and Usha Krishna,Social Sciences in South Asia,in 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edited,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0,Paris:UNESCO Publishing,2010,pp.77-81.
②Paul Brass,Political Scientists' Images of India,South Asia,Vol.XXI,No.1,1998,p.251.
③⑧(17)Bhupendra Yadav,Whither the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41,No.36,2006,pp.3845-3848.
④(36)Myron Wein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in Ind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14,No.37,1979,pp.1579-1587.
⑤《“社会科学与政策的关联”国际论坛》，李存娜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6年第4期。
⑥Myron Wein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in India:Ⅱ,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14,No.38,1979,pp.1622-1628.
⑦详情参阅Myron Wein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in Ind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14,No.37,1979,pp.1579-1587,and Myron Weiner,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ublic Policy in India:Ⅱ,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14,No.38,1979,pp.1622-1628。
⑨(41)Rahul Mukhopadhyay,Sahana Udupa,Sailen Routray,Sowjanya Peddi,Research Programmes for Engaged Social Scienc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42,No.48,2007,pp.19-21.
⑩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eds.),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2010,Paris:UNESCO Publishing,2010,p.vii.
(11)(32)A.Vaidyanathan,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India:Some Emerging Issu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6,No.2,2001,pp.112-114.
(12)Ali Kazancigil and David Makinson,edited,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 1999,Paris:UNESCO Publishing,1999,pp.50-54.
(13)(28)T.V.Sathyamurthy,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India,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36,No.4,1984,pp.673-697.
(14)以上四个方面的总结参见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2010,pp.226-228。
(15)这是根据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中，这些国家发表的论文数量来说的。详情参阅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2010,p.158。
(16)(20)George Varghese K.,Rethinking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xlvi,No.31,2011,pp.91-98.
(19)Ibid.,pp.50-54.
(21)Pulapre Balakrishnan,A House for the Social Sciences,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xlvi,No.33,2011,pp.29-31.
(22)(27)Yogendra Singh,Constraints,Contradictions,and Interdisciplinary Orientations:The Indian Context,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xxxi,No.1,1979,pp.114-122.
(23)T.Krishna Kumar,Some Basic Issues in Statistical Modeling in Social Scienc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hly,Vol.42,No.29,2007,pp.3027-3035.
(24)(26)K.S.Chalam,Rethinking Social Science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7,No.10,2002,pp.921-922.
(25)David Gilmartin,Review on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British India,1780-1880:The Role of Anglo-Indian Associations and Government,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0,No.4,1991,pp.962-963.
(30)Sukhadeo Thorat,Higher Education in India Emerging Issues Related to Access,Inclusiveness and Quality,Nehru Memorial Lecture,University of Mumbai,Mumbai,November 24,2006,http://oldwebsite.ugc.ac.in/more/chairman_nehru_lecture.pdf.
(31)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2010-2011,http://www.ugc.ac.in/oldpdf/pub/annualreport/anualreport_english1011.pdf.
(33)Mary E.John,Institutional Citizenship,Research Cultures and the State,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xlvi,No.33,2011，pp.32-34.
(34)Kenneth W.Thompson,Social Sciences in the Developing Nations,Background,Vol.10,No.2,1966,pp.163-176.
(35)G.N.Ramu,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India,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6,No.11,2001,p.975.
(37)P.M.Mathew,Beyond Academic Honesty,Economic & Political Weekly,Vol.xlvi,No.18,2011，pp.103-104.
(38)数字来源于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Annual Report 2005-2006,http://www.ugc.ac.in/oldpdf/pub/annualreport/annualreport_0506.pdf，转引自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2010,pp.77-81。
(39)UNSCO and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2010，pp.90-120.
(40)Ibid.,pp.150-156.
(42)(45)Shyam Singh,World Social Science Report:Whither India and South As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xlvi,No 1,2011,pp.10-12.
(43)V.Subramaniam,Doctoral Work in Social Sciences:Some Reflections,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Vol.34,No.42/43,1999,pp.2986-2987.
(44)The Forth Review Committee,Restructuring the 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March 2007,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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