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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已有百年的历程。其中五四时期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关键的作用。当时各种主义竞相兴起（注：短短几年内，从新实在论到尼采主义、国家主义，从柏格森、倭铿、杜里舒及康德的先验主义到马赫、孔德以及英美的经验主义、实验主义，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文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各种流派：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议会主义，等等，都在中国形成过思潮。这些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曾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旧文化对立，在不同方面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每种主义都有爱国者加以探讨。但是，究竟哪一种最适合中国，却没有统一的认识，需要进行讨论和选择。因此，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的讨论”等思想运动。经过反复讨论，向往俄国革命并已初步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的先进知识分子，加快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从而对社会主义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何以如此，仍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一
早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社会主义就被引入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刘师复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派等，都曾接受并大力宣传过社会主义。他们接触并向国民介绍社会主义，比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早约十多年。他们都曾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解释有相当大的差异。改良派认为，社会主义的“最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源泉，“社会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梁启超《杂答某报》），但中国无须实行社会主义，因为中国不宜进行阶级斗争。革命派中有人赞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也有人不赞同。孙中山多次讲到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救经济上不平等”与“和平解决贫富之激战”的学说，跟他的民生主义相通，并且对民生主义是一种补充。社会主义的真髓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即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曰社会生计而已矣”。他高度赞赏并表示欢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希望将来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但他也不赞成阶级斗争。他说，“各国尚多反对社会主义之政府，我国则极赞成采用社会主义者也。然则我国主张社会主义之学子，当如何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而鼓吹一种和平完美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乎。”（注：《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24页。）这时他还认为已经取得了民族民权革命的胜利，只有民生主义有待完成。无政府派则把社会主义当作向无政府过渡的一个阶段，要以社会革命达到无政府的共产目标，即废除私产制度，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经济上及政治上完全自由。无政府派以反对强权为要义。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各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不免有派别之见，未能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这也难怪，因为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一直众说纷纭，而中国的现状和各派的局限又使他们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难有全面准确的认识。
辛亥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蛮横，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几乎停止下来。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发起新文化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呼声日渐高涨，中国思想界开始明显活跃起来。社会主义观念，随着形势的发展及各种思潮的起伏激荡，才又不断扩大传播。但是，还没有在全社会引起重视，也很少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坚定的信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这一形象的语言，说明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正是在这之后才开始的。其实，这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对十月革命的真相并不清楚，报刊上“骚乱”、“政变”、“专制”以至“李宁者，德之间谍也”等词句充斥其间。列宁被译为“里林、黎林、李宁、蓝宁、列银、列宁”等。北洋军阀政府及社会上一些人则视十月革命“等于洪水猛兽”，一再要“抵制”、“拒绝”。几个月至半年之后，国内才有略微同情十月革命的报道。李大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具有代表性，也是在十月革命爆发半年多之后。（毛泽东第一次发表《研究过激党》之短文，则在五四运动之后。）1918年7月至1919年4月，李大钊接连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战后之世界潮流》、《青年与农村》、《新旧思潮之激战》等文章，宣传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思想，并揭露日本企图吞并中国，揭露当局腐败及社会黑暗，呼吁广大青年积极行动起来，像革命的俄国人一样，为新世纪开一新纪元。李大钊的文章，受到向往俄国革命的先进知识分子的热诚欢迎，并为他们认识科学社会主义鼓起了风帆。
二
五四运动是在对社会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发生的（或者说是在认识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生的）。尽管五四运动由中国外交失败直接引起，深层原因却在于中国的落后和人们的思想认识，觉醒了的中国人要有所作为。他们深感祖国落后，痛恨当局腐败无能，痛感人民苦难深重。他们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来面临的民族危机，尤其对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日中军事协定及日本在巴黎和会要占青岛等地的侵略行径，具有强烈的忧患思想。出路何在？怎样才能有所作为？这是他们时刻萦怀的问题。传统的封建主义已为人们所鄙弃，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又弊病多端，究竟怎么办？大家都在探索。
五四运动为大家的探索带来了新的契机。
五四运动爆发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宣传，认为只有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1919年5月，正当五四运动高潮时期， 李大钊作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将他主编的那期《新青年》编为“马克思研究号”，同时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力求系统地介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说和剩余价值论，并从社会组织进化、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主义运动方面，阐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认为只有马克思才用科学的论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看，那时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够成熟，还有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有误解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但他的确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相信要推倒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联合劳工阶级，离开人民群众是万万做不到的。李大钊的文章，启迪并鼓舞了一大批青年走向社会主义。瞿秋白就是在李大钊的启迪与鼓舞下，开始信仰社会主义的，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之一。瞿秋白初步确立社会主义信仰后，便如饥似渴地钻研社会主义。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都是这样认识社会主义的。后来，瞿秋白等还到俄国实地考察社会主义。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在积极研究社会主义，其中蔡和森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比较突出的。1920年8 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说，他“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他“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他又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还希望毛泽东在中国准备俄国式的革命，准备建一“主义明确， 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注：《蔡和森文集》，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2页。）。这是极其值得注意的。毛泽东对此表示深切的赞同。这说明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很深刻、很坚定。实际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也已准备建党，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五四运动展示了中国人的觉醒。对社会主义的探讨和认识普遍反映在报纸、杂志和书籍方面。《新青年》、《民国日报》、《星期评论》、《每周评论》、《晨报》、《解放与改造》、《建设》等报刊，都用很多篇幅探讨社会主义问题。仅《新青年》两年内就发表100 多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五四后新出版的400余种报刊， 几乎无一不谈社会主义。各地还成立专门团体研究社会主义，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竞相出版，如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基尔科普斯的《社会主义史》、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运动》、泽利格曼的《唯物史观》、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等，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特受欢迎。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促进并加快了对社会主义的探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相应提高。同时，也有人从其他方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与出路。
在社会主义被广泛谈论之际，胡适于1919年7月20 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是很危险的。应该多研究些具体问题，而不必空谈什么主义。他这样讲不是为了误国，也不是单对社会主义而言，但却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探讨，引发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蓝公武当月在《国民公报》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主张研究种种主义，认为主义的研究与鼓吹，是解决问题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1919年8月17日， 李大钊在《每周评论》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他指出：“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使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个主义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不是冒牌的安福派的社会主义等。他主张“根本解决”中国问题，要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用阶级斗争学说，开展工人运动，解决经济基础问题。这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久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广泛地讨论了问题与主义。他认为，问题都是具体的，主义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事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三论问题与主义》）他说他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同时他认为，输入学说应该注意那发生这种学说的时势情形，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所受的学术影响，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四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这种态度，具有实事求是的一面。但他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因而也不赞成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反对在中国实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
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双方谁都没有说服对方。同时社会上普遍受到许多问题与许多主义的影响。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 日发表的《〈新青年〉宣言》中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显然，陈独秀也不是只受实际问题或单一主义的影响。毛泽东既注重主义的研究，也不忽视问题的研究。他在1919年9月1日提出的《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很明白。他在《章程》第二条中提出73个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其中还有许多小问题；第三条中提出10种主义“特须注重研究”。陈独秀、毛泽东没有表明自己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态度，也没有发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但这场争论却使李大钊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会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述问题。
五四运动后，张东荪、梁启超等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待有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之后，社会主义运动才有所凭藉。他们主张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不同。他们不承认阶级斗争而主张阶级调和，并且反对建立任何党组织。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文中提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12月，他又发表长篇文章《现在与将来》，详细阐明自己的观点。这很快引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戴季陶、蓝公彦、费觉天、彭一湖等当时知名人士，均发表长篇文章，阐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的赞同社会主义，有的误解社会主义，有的反对社会主义。其中梁启超的文章最引人注意。他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中，积极支持张东荪的观点。陈独秀、李达、李大钊、蔡和森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批驳了张、梁的阶级调和观点及其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发展实业，问题是以社会主义发展实业还是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陈独秀等主张社会主义而排斥资本主义。陈独秀认为，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了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了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蔡和森在法国得知陈独秀主张社会主义而张东荪主张资本主义后，很快表示自己是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认定全国人民除极少数的军阀财阀资本家外，不是全无产阶级就是小中产阶级，其中无产阶级最多，半无产阶级次之。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国际五大强国的资本阶级。（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李大钊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非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李达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主张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开发中国产业，要准备进行阶级斗争，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共产主义的团体。对社会主义的讨论，持续了一年多。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坚定了。陈独秀、李大钊等相继在上海、北京等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俄国人的帮助下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付诸行动。这是社会主义后来在中国得以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时期，国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讨也是相当积极的。五四运动爆发之初，孙中山即热诚表示，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后盾，并“屡以此意提撕同人，一致进行”（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他和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从五四运动中看到学生和广大民众的觉醒和力量，看到社会的发展趋向，认识到“工人直接参加政治社会运动的事，已经开了幕”（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69页。）。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和理论刊物《建设》杂志等，以许多篇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国民党人，为此做了不少工作。戴季陶申明自己赞同唯物史观，且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的观点考察历史，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辩护，批评胡适等人的阶级调和观点。他公开赞赏以马克思的经济学为骨干的科学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科学根据的创造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的时代精神。他还借鉴欧美日等国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初起的中国工人运动拟订纲领性意见，包括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改良住宅、普及义务教育、争取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权等。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抱有新的希望。后来国共两党首次合作是与这种认识和希望分不开的。但是，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区别的。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在谋求全社会幸福方面，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确有相同之处，但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一开始就想避免社会革命，不要有阶级斗争。戴季陶虽然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辩护，但他受到上海工人罢工风潮的感动后，又“觉得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一桩很要紧的事。 ”（注：《孙中山全集》第五卷， 第69页。）他同情俄国革命，又觉得革命的专制难以忍受。后来他反对社会主义。这是由他的党派立场和阶级立场决定的。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离不开其阶级立场和党派立场。同时孙中山高举的是三民主义旗帜，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三民主义，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可能和马克思主义者一致。
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异常活跃，在诸多社会主义流派中占据着一定的优势。他们对无政府社会主义的鼓吹，曾迷惑过不少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之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或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此，要确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必须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无政府主义，早在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就已传入中国，具有反对专制独裁及一切强权的积极性。但它主张废除一切政府，实行绝对自由，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和意义之后，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逐步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并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李达等在《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上发表文章，阐明无产阶级专政与剥削阶级专政的区别，提出建立革命政权的必要性。他们指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不会有绝对自由，还需要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关于生产和分配，无政府主义主张没有任何权力管理机构的“生产自由化”，立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克思主义者批评说，在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还需要有生产管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和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还不能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和反动性，使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这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科学社会主义和进行自我改造的一种历程，并使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树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
这个时期，北洋军阀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也是必须注意的。北洋政府与日本关系密切，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对北洋政权的支持。因而镇压五四运动，不让学生及广大民众有反日言行，也不让中国人接受俄国革命的影响。北洋当局和日本当局一样认为，俄国革命是过激行为，列宁的党是过激党，他们宣传的社会主义是过激主义。“过激主义实为召乱之媒，亟应严密查禁，以消隐患。”（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16页。）“一旦过激化酝酿成熟，其结局之悲惨， 为有史以来所梦想不到者”（注：《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34页。）。 北洋政府视社会主义甚于洪水猛兽。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认为是过激党。北洋当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从维护其政权着眼的。他们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并且千方百计压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查禁苏俄对华友好宣言，侦防旅俄华工回国宣传“过激主义”，查禁有关社会主义的报刊书籍，如《平民周报》、《救国周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国家与革命》等。这是一股逆流。但并没能够阻挡住社会主义的传播。相反，人们更积极地追求社会主义，更顽强地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
五四运动后，上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的组织，在上海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工人组织等都支持社会主义者。北洋军阀对上海的控制显得无能为力。因而，社会主义者在那里可以公开从事社会主义的宣传。300多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报纸、 杂志和书籍在那里出版（注：《刘江给俄共（布）阿穆尔州委的报告》（192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广州、长沙等地社会主义的活动也相当积极。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地。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
综上所述，经过五四运动，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一、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来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共产党，建立革命政权，决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也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与主义之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认识。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承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宣称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但民生主义要避免社会革命，不要阶级斗争。这和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重大区别的。三、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要以资本主义的方法发展实业，待有了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之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当前不必谈社会主义。他们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他们的观点受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严肃批判。四、社会上相信社会主义或受社会主义影响的人明显增多，各种报刊书籍对社会主义的大量宣传证明了这一点。五、无政府主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而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这些不同之处表明，五四运动空前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的传播，提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三
为什么五四运动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会成为主流？为什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能够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具有科学真理，适合中国的实际状况，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一点并积极加以探讨、宣传和实践。这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以下事实：中国太落后，北洋当局太颟顸无能，国际强权势力太霸道。由于五四运动，这些事实显得更为突出。人们比以往更深地感受到国内外的压迫，感受到民族的危机，尤其是日本企图通过巴黎和会取得战败国德国在我山东的一切权利。与此相对照，俄国自十月革命后不断向中国表示友好。俄国向中国提议，磋商废止1896年的中俄密约、1901年北京和约（庚子条约），以及1906年、1907年和日本所订的协约，把从前俄罗斯帝国时代所取于中国的，以及取于中国又转让给日本及协约国的特权，一概归还中国。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苏俄以后，俄国于1919 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 重申磋商废除从前所订不平等条约，放弃俄罗斯帝国时代侵占中国的土地，放弃俄国从前在中国获取的各种特权，愿以平等互利原则，与中国缔结友好条约。中国各群众团体表示热诚欢迎。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还很快派人来到中国，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并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筹备建党。受俄国影响，经历过五四运动的青年，也容易追求或接受社会主义。没有俄国革命的先例、影响和帮助，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那时还难以成为主流，更难以同革命实践相结合。当然，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志士一心要有所作为，要改变中国与世界，也是不容忽视的。
总之，五四运动前，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相当浅薄的。经过五四运动，才较为深入，有长足的进步。五四运动开辟了认识社会主义的一个新阶段。通过问题与主义之争，通过社会主义的讨论，通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通过同北洋军阀进行斗争，科学社会主义才逐渐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目中扎下根来，并开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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