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门票高位运转的伦理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位论文,伦理论文,透视论文,门票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四大入境旅游国和亚洲最大的旅游客源国。但不和谐的是，各旅游景区门票的频频涨价，高位运转，让老百姓刚刚跨出家门的脚显得沉重不堪。以我国的40处世界遗产为例，云南石林175元，湖北黄鹤楼80元，山东三孔景区联票185元……。对比国外的世界遗产，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每人12美元，16岁以下免费，门票价格大约只是他们月工资的1/200；英国白金汉宫票价12英镑，相当于英国人平均月收入1/125；韩国“世界文化遗产”昌德宫门票是3000韩元，约合3.3美元，在韩国相当两个苹果价值。“我国现阶段旅游景区门票价格在居民人均月收入所占的比重达7.6％～32％以上，已经远远高出发达国家通常门票价格占居民人均月收入不到l％的水平”。[1]
各景区将涨价的原因归结于增加收入，限制客流量以有效保护资源等。那么涨价后的收入有多少是用来保护资源的？以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为例，158元门票收入中真正用于资源保护的只有8元。有学者认为差别垄断使得景区自动趋向完全垄断价格，这是根本原因。[2]我国技术性和制度性的旅游供需矛盾也是导致门票上涨的原因。[3]
旅游门票居高不下，是利还是弊，绝大多数学者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旅游门票价格太高导致旅游产业链的恶性循环，对旅游业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如果换个角度，从伦理角度看，旅游门票高位运转对旅游社会功能的实现、旅游权利的保障及人的全面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一、旅游门票高位运转的伦理透视
(一)意味着旅游仅仅是一项产业，其社会功能被忽略
旅游究竟是否产业，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产生意见分歧的关键是旅游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多变性。努力获得“旅游作为一种产业”观念的广泛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取得广泛的政治优势，而这些政治优势可以被用来获取经济利益。[4]旅游的经济利益包括：外汇收入和国际收支；创造收入；创造就业；完善经济结构；鼓励企业行为；激发区域经济、减少区域经济不平等。[5]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的旅游业是新生力量，特别是那些生产力落后、人力资源缺乏，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方，更是把发展旅游业作为首选。我国有五分之四以上的省级行政区把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政府对旅游业高度重视，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点。旅游门票价格的不断拉升，就是旅游产业化的表现之一。旅游门票能带来直接的收入增长，简便宜行，没有其它做法能获得如此明显的经济收益。
旅游景区的性质属于准公共产品，即政府为公民提供的福利性的产品，“准公共产品类别的旅游景区门票设立的目的主要是借助价格弥补费用，对于这一点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价格弥补费用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定价多少以及价格波动背后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其基本定价准则是完全成本补偿和低利润。”[6]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旅游景区门票定价的原则是义利统一，只要补偿成本即可，它的最重要功能不是赢利，而是实现其社会福利属性。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公园也是公益性质的。美国国会1872年通过的《黄石公园法案》(Yellowstone ParkAct)，明确了黄石公园“为了人民的利益被批准成为公众的公园及娱乐场所”。[7]
“我们忘记了旅游的目的就是为满足人类需求服务，而不仅仅给经济部门带来利润或者是增加政府收入来促进经济增长。”[8]相关论述我们还可以从国际旅游文件中找到。如1980年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第8条认为“不论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多么现实、重要，都不会也不可能是各国作出鼓励发展旅游业之决策的唯一标准。”第14条宣告“现代旅游是采取工人每年享有带薪假期的社会政策的结果，是对人类休息和娱乐基本权利的承认。除了众所周知的经济方面的意义，现代旅游又有文化、道德方面的意义。”旅游在经济贡献的同时，还具备增加个人幸福，增强族群认同，促进跨文化交流、发展、保护，实现人类和平以及形成全球意识等其他积极影响，旅游的社会功能是全面而又重要的。旅游大于行业，它既促进了经济发展，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其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相得益彰，只是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片面地追求了其经济收益而忽略了其社会功能。
(二)剥夺了旅游作为人人享有的一项权利，而成为有闲有钱阶层“专利”
以上说明，人类在争取旅游作为一项权利方面所付出的不懈努力。从休息、休闲权利的争取到带薪休期的实行，从上层人士的游历到普通大众对地球资源的享受，旅游作为特权阶层的权利开始下移。人类生存权得以满足之后，发展权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对旅游权的认识不断深入，强调人类个性自由解放的旅游，是发展权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1841年托马斯·库克组织了从英国的莱斯特到拉夫巴勒的火车旅游，它标志着普通大众的旅游权利从理论走向了实践。
我国于2008年施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为旅游权利的实行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行性，但人人享有旅游权利还是可望而不可即，原因之一是带薪休假实际操作上的大打折扣，二是难以承受的高价门票。目前高额的旅游门票已剥夺了普通大众旅游的权利，根据《2009年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2009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约为19亿人次，人均旅游1次以上。在人均数字光环的背后，却有相当的人群没有享受过现代旅游的乐趣。人人享有旅游权利，但现实社会只有少数人能获得这个权利，高价门票是阻碍人们实现该权利的一个因素。有人认为对我们这样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旅游属于居民日常基本消费之上的高层次支出，在我国参加旅游的人大多为中等以上收入阶层。这就人为地将我国公民分成两等，旅游成为有闲有钱阶层的“专利”，把更多的人挡在门槛之外，让他们望“旅”兴叹。高价门门票还挡住了宗教信徒前往庙宇道观朝圣。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的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递交议案，建议取消佛院门票。认为国家政策规定宗教信仰自由，设置门票等于阻挡了信众，这是违反政策的。把国内旅游看做是奢侈品的观念明显过时了，实行低价门票，让更多的普通老百姓享受旅游权利，让宗教信仰者自由出入庙宇道观已是百姓的正当需求。
(三)掩盖了旅游在克服外化劳动、实现人全面自由发展方面的作用而等同度假娱乐
从人与劳动的关系上看，就可以看出它仅是人们为获取自己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活动，谋生的目的使劳动这种人的本质外在化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就是外化劳动的基本内涵。[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者与人类的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因私有制赋予外化劳动的种种特殊规定性，它通过异化劳动得到了典型的表现，发展为成熟的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异化劳动随之消失。外化劳动将继续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仍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它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但是，外化劳动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消亡。克服外化劳动，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要使生产的增长成为扬弃外化劳动的基本动力，必须使生产的增长方式获得新的性质。社会应创造条件，使人们将更多的个人财富(剩余劳动)转换为自由时间，在这种自由时间中，人的活动不再是以谋生为目的，而是以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为目的。[10]1980年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宣告“使用闲暇时间的权利，特别是由于工作权利而带来的度假、旅行和旅游自由的权利都为《世界人权宣言》及许多国家的法律视为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一个方面。”(第4条)而且“在旅游实践中，精神因素比技术和物质因素占有更重要的地位。”(第21条)条款中列举了五项，其中之一是彻底实现人的自身价值。旅游在争取自由时间，实现人类自身价值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这和人类社会克服外化劳动，达到“自然王国”的追求不谋而合。旅游是一种在不同社会拥有不同意义的文化活动，“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是可能实现的，在这个制度之下，当代的阶级差别将消失；而且在这个制度之下……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1]在阶级剥削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旅游作为“享受资料”，不只是我们理解的狭义的度假娱乐，它更深远的意义是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激发人的创造力，让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在的巨大生产力涌流而出，使人达到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二、我国旅游门票价格回落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旅游景区具有公益性质，门票价格低廉；随着旅游景区的市场化运作，门票价格也水涨船高。降低旅游门票需内外兼修，大胆进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成本；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旅游景区建设；张扬旅游的公益性，发展社会旅游；促使学术研究转向，寻求旅游研究的智力支持。
(一)进行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降低成本
我国的景区名义上是国家管理，通常一个景区隶属于多个管理部门，根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涉及各类旅游资源管理的部门超过20个，形成旅游景区资源的“条条”管理。政出多门，利益纷争不断，增加了经营成本。为此，要大胆改革，创新发展模式。浙江省80％的县市设立了风景旅游局(或文化旅游局)，将风景名胜区和原属于多个部门或跨区域的景区(点)统一划归旅游部门管理，理顺了旅游景区(点)的管理体制，促进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被誉为“最具生命力的风景资源与旅游市场一体化管理模式”。旅游景区的统一管理带来了高效的工作效率和运营模式，2002年，杭州西湖景区突然宣布取消门票，“还湖于民”，成为开放性景点。杭州也因此以每年2530万元的门票损失换来了上百亿元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也取得了好的社会效益。历届中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评选，杭州总是名列前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还要借鉴国外的旅游管理体制，为我所用。云南省在探索旅游管理体制改革中，参照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创立了国家公园式的管理体制，其目的是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及其景观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它的成功与否将为我国国家公园的本土化建设提供借鉴。总之，在旅游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不管采用何种模式，各地要因地制宜、权衡利弊，找到最适合本地旅游发展的模式。
(二)鼓励基金会及其它非营利机构参与旅游景区建设
美国国家公园的公益性之所以得到很好的体现，原因之一是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广泛地参与到国家公园运动的推动中。国家公园基金会和塞拉俱乐部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国家公园基金会在2000-2005年度，共为美国国家公园局提供了1.37亿美元的拨款和项目支持。而塞拉俱乐部则致力于自然保护，为国家公园的发展和建设增添了力量。[12]国外基金会及其它非营利机构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基金会及其它非营利机构开始形成，在30年的发展中不断壮大。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检索，截止到2010年8月，各类基金会已达1880家；非营利机构354家。各类基金会及其它非营利机构的功能已由最初的扶贫、赈灾、医疗、教育扩展到“着眼于人类的未来，追求一个好社会”作为自己的使命。例如：卡内基公司基金会的使命是“增进和推广知识与理解”；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促进全球的人类幸福”。[13]它们做了政府做不了、做不到的事，有着超越政府部门的远见卓识。旅游景区作为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理应受到基金会和其它非营利机构的关注。政府部门应在政策扶持、税收制度、监管力度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基金会和其它非营利机构健康发展。并创造一切机会，促使基金会及其它非营利机构在资金筹集、环境保护、公民教育、专家咨询、志愿服务等方面和旅游景区展开交流合作。
(三)张扬旅游的公益性，发展社会旅游
在旅游门票逐步回落过程中，为了人人能享受旅游权利，还要争取条件，大力发展社会旅游。现代社会旅游的理念是20世纪初期提出来的。它的最基本原则是：“使所有的人获得旅行和休闲的机会。”[14]1963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社会旅游组织，现成员国遍布全欧洲及世界各地和12个政府机构。其宗旨是促进致力于给所有人享有旅行和休闲的权利。作为新事物，社会旅游在我国的实践滞后国外三十多年。目前，一些企业和个人已通过实际行动尝试让所有人享有旅游权利。2009年由桐庐旅游企业和个人自发组织成立了首个专门资助旅游的社团——桐庐爱心旅游联盟。其基金主要来源是加入联盟组织的旅游企业按照年接待人次，每人次捐助一分钱。除此之外，联盟还接受旅游从业人员个人和其他社会单位或个人的赞助。该联盟已开展了几次旅游活动，在社会上起到了示范作用。
我们要创造一切条件，积极开展社会旅游。首先，国家要监督落实带薪休假制。带薪休假制既能保证度假时间；也能避开旅游高峰，享受旅游淡季价格优惠，降低旅游成本。其次，地方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实力，向经济贫困者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发放一定数额的社会旅游消费券，为他们创造出游机会。第三，旅游景区要完善旅游设施，如设置和维护无障碍通道，为伤残人士提供专用洗手间等。第四，高等院校及培训机构要为旅游从业者提供伦理培训，帮助他们消除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并学习服务伤残人士的技能，提高服务水平。
(四)促使学术研究转向，寻求旅游的学术支持
通过中国“知网”数据查询可知：2000年至2010年间以“旅游经济”为关键词的文章14021篇；以“旅游社会功能”为关键词文章122篇，显然，现在学界研究的兴趣偏向说明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是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其社会功能。从国外旅游观的发展历程及研究动态来看，东欧和西欧某些国家已将实现公民和社会旅游权利作为国家的义务，澳大利亚为促进不同民族之间和平相处的“和解旅游”，国际观光和平机构提出的“和平旅游”，韦尔林对“志愿者旅游”的研究，沙伊芬斯描述的“正义旅游”等，说明发达国家、国际旅游机构及一些学者已经关注旅游的社会功能。国内学术研究的转向，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还能大力宣传旅游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旅游业的急功近利行为，有利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它也能提高大众对旅游功能的深层次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