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早期探索
朱荣英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青年马克思基于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立场，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状态，认为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批判可以把人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进而在社会性劳动中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占有，使每个人得以自由全面地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实践性理解，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马克思早期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探索，虽然仍然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已对其做了实践性的重构，不再是什么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人本学。
关键词：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实践本质
关于人的发展问题，马克思在早期就对之进行了探讨。这里的“早期”是指从马克思大学毕业到《共产党宣言》的公开发表这一段时间。马克思早期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和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状态，并通过实践批判而力图实现人的本质的还原，从人的历史形态出发指出了实践唯物主义人学的根本使命就在于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1]，实现对人的本质的完全占有。对于马克思早期所阐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探索其根本旨趣。从个人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意味着人们有目的、有组织地联合起来，共同操控和利用社会资源与文明成果，消除因自发性与盲目性而导致的人的片面发展的负效应，促使人在实践中达到劳动与享受一致、存在与发展统一，使其天赋与潜能、兴趣与才能、个性与自由均达到全面、和谐的发展。就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一个社会的全面革新、全面开放、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二者共同统一于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在青年马克思看来，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与其片面发展相对立的。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都会对人的生活质量的全面提高产生巨大影响。社会制度是否公正、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价值取向是否正当、终极目标能否实现，这些都会对人能否获得自由全面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今天，分析马克思早期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实践本质，弄清其基本内涵、实践维度、价值原则，有助于激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元动力，真正实现社会共享、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2]。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步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既体现为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大生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创新发展与协调发展，也体现为遵循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人与自然生态整合规律的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更体现为遵循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文化建设的现代性的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显然，这是对马克思的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做到社会理想与艰苦实践相统一、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契合、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协调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与人的全面发展。这样，人与社会的发展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3]。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尽管是一个充满复杂矛盾与历史曲折的过程，但其发展的总趋势与历史走向将不会改变，这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本质的当然要求。
当今时代，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金融化浪潮，既在推动历史变革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又极易使人类陷入受“丛林法则”支配的狼群撕咬状态，从而招致人类精神世界的堕落和自我毁灭，这就需要反思资本逻辑所主导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那么，怎样才能从资本逻辑普遍统治的金融化世界及其背反性和负效应中解脱出来、搭建一种把人民主体性、社会进步性和政党的先进性集于一体的制度框架，从而“辩证地引导资本发展的积极作用，使自由放任的资本历史进化到促进人类全面进步的自由历史”[4]？对此，西方现代人学思想与后现代的人学体系，对资本逻辑下人的这种现代生存悖谬与发展困局，只是诉诸抽象的幻想或非理性的体验，试图依靠什么“人性觉醒”“爱欲解放”“总体革命”来消解“多余的压抑”，以实现所谓的自由发展等，这不但不能触及资本逻辑的畸形发展与人的片面发展的本质，反而会消除马克思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人学真义。为了科学阐释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真谛及其阶级立场，积极回应西方人学思想的挑战，本文拟从思想源头上探析青年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实践本质，以使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划清界限。
一、青年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及其本质的初步探索
青年马克思受学校与家庭进步思想的影响，追求真理、向往自由，自觉地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立场上与专制势力进行斗争，立志为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终生。马克思在其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表达了一生一世要为全人类的普遍发展和人民幸福、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志向而奋斗：“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5]7在大学期间创作的诗歌中，马克思反对脱离人民大众的虚幻的幸福期许和自由意志，反对将“应有”与“现有”对立起来，认为必须从现实社会矛盾及其自我展开中，“在自身求得自身的统一”[5]11，必须“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务”[5]652，并把“应有”与“现有”自觉地统一于现实的自由斗争中。这些论述初步表达了马克思试图通过与封建专制的斗争而寻求自由与解放的思想。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分析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二人在自然哲学上的区别与联系为切入口，分析了原子偏斜运动所蕴含的对机械决定论和盲目必然性及其破解的人学意义，为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就像原子偏离直线一样，人的自由既在于思想自由，更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获得现实自由，因而不同意将人的自由看作是摆脱外在必然性的心灵宁静。人的自由与人的发展内在同一，人民需要的不是什么心灵上的慰藉，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强调，人民不只是需要自由的权力，更需要在民主政治上保障人民为实现全面发展而奋斗。马克思认为，“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6]75而人应该在某种抽象性的概念化活动中才能达到自由，唯有克服个别性而实现普遍性，精神自由才能在自我意识的解放中摆脱限制获得独立。人的自由只有在自我解放中才能实现，在纯粹的观念中人不能够实现什么真正的发展，“而事实上，直接存在的个别性，只有当它同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才按照它的概念得到实现，即使这个他物是以直接存在的形式同它相对立的”[6]237。这里，马克思对人的自由发展的分析似乎很令人费解，但是，只要认真品味还是能够领悟到其对人的全面发展意义的解析的。在马克思看来，人不可能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获得全面发展，恰恰相反，人需要借助自然与社会实现对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来支配自然与社会，反而要受到自然与社会的制约，从而失去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一些哲学家幻想在自我意识中实现人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纯粹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并强调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消灭现存的社会制度，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跳出了过于专业化、技术化、纯粹化的思维窠臼，摆脱了研究的小众化和只在小圈子中秘密传递的书生气，开始投身到为广大无产阶级争取现实利益的火热斗争中，通过批判当时的书报检查令而把矛头指向了封建专制统治，认为自由是人类的精神特权，只有实现出版自由才能在言论上代表人民的自由呼声，彰显人民大众的自由意志和神圣权利，而反对出版自由，实际上就是违背了黑格尔所主张的国家和法的自由本性，唯有废除这一封建专制制度才能还人民以自由权利和全面发展的机会。不可否认，此时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把自由理解成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的类本性，“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因而也就是新闻出版的类本质”[6]37，但他已经认识到人民的自由与政治等级相对立的事实，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不是“人民”个别人的战斗而是“人民”整个等级的战斗。在此时写成的其他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物质方面的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公开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为那些在政治上、社会上备受迫害的劳苦群众的权益进行辩护，尖锐地揭露了封建贵族和地主阶级对人民利益的侵害。国家和法本来应该是自由精神、自由意志的最高体现，理应维护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当时的普鲁士政府却践踏了这种自由精神的类本质，将之变成了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工具。马克思把人的发展问题与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认为要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必须把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对准现存的政治制度本身。此时，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强调了真正的哲学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哲学对人民、对时代具有根本的依赖性，哲学是时代性的、人民性的智慧，是时代精神之精华、社会文明之活的灵魂，人民群众中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思想精髓都集中在自己时代的哲学思想里，任何有社会良知的哲学家，都“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6]219，哲学是推动世界前进的理性精神和伟大动力，它随时随地要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需要相联系，与人民和时代相脱离的哲学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总之，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马克思由于接触到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和矛盾以及阶级冲突，特别是随着对经济利益的发展、物质利益的满足对一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意义极大的认识的提高，虽然从黑格尔普遍理性的善的本质出发，力图用理性的普遍法则战胜私人利益，但私人利益还是处处占据首要地位，这使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抽象理性感到不满，并在随后由于受到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开始与黑格尔哲学决裂。另外，马克思也觉察到普鲁士国家与法的实质不是捍卫普遍理性，而是成为欺压人民、维护私有财产的工具，君主政体无论其形式如何，都是在压制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7]，使世界不成其为世界。而法国大革命才是真正的能够“使人复活”的革命，其目的是“实现民主的人类世界”，要建立真正的属于人民的国家制度，就要经过真正的革命，因为唯有“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8]72，人民才能实现真正的全面发展。后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哲学，一方面认识到了到处寻找普遍逻辑的努力是徒劳的，重要的是“把握特殊事物的特殊逻辑”；另一方面又受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负面影响，在谈论国家、市民社会等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作人的本质的实现，看作人的本质的客体化”[8]51，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导致了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由此将对人的发展问题的研究开始转向了对现存国家制度本身的批判上，由此踏上了历史唯物主义人学道路，开始唯物辩证地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出发，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教条主义和空想主义，认为自己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唯有把理论批判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探索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路径。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把人的发展问题神学化或宗教化，是人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而创造了自己的宗教，而不是上帝依据神意而创造了人，因为“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0]1。正是这种颠倒了的国家与社会，才产生了颠倒的世界意识；也正是这种颠倒的世界观，才把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希望与幸福寄托于幻想的世界。因此，要克服这种颠倒的世界观与人学思想，就必须首先推翻造成这种颠倒的世俗基础。资产阶级倡导的“政治解放”只是本阶级的解放，它所推动的人的自由和发展仅仅限于本阶级，所以它不是人类的彻底解放，要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推翻私有制这种制度基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特质与历史地位决定了它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而彻底解放全人类，才能获得自身的阶级解放和全面发展，即“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10]15。而对资产阶级私有制的批判不能仅仅依靠理论上的批判，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物质批判。哲学唯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彻底击中素朴的“人民园地”，才能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使人真正“解放成为人”。这种对人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性理解，是立足于无产阶级立场的科学理解，距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实践本质已经很近了。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人的真正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能消灭自身。”[10]16
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阐述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使私有财产和一切异化都能够获得积极扬弃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能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从人的终极发展的意义上说，就是最大意义上的人本学或人道主义。因此，共产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恰恰是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的自我异化、自我矛盾、自我生存悖论实现积极扬弃的人学体系。共产主义运动与纯粹的思想活动不同，它完全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并且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对人的全部本质的真正占有的过程。因此，共产主义就是人通过自己的阶级解放运动而向人自身全面本性的真正复归，也是人向社会意义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真正复归，而且人所实现的这种双重意义上的复归，是在完全的、自觉的活动中实现的，是作为内在目的和规律，时时处处起着决定性引导作用的。这种在全面意义上实现了人的本质复归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真正实现了的自然主义，是人与自然高度统一的社会形态，当然也是人与社会相统一的真正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实现了全面发展的自然主义与全面发展的人道主义的真正结合，“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1]120。显而易见，马克思在这里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并以此来说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来说明克服异化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实际上是力图把人的发展问题归结为实践的发展问题，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视作在生产劳动中产生异化并消除异化的历史辩证运动，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历史辩证法以实践性的本质，赋予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以实践性的意涵。当然，在这里马克思只是谈到了要将人的发展理解为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未能指出改造对象的实践活动对人的发展所具有的基础性意义，未能指出实践活动的首要目的乃在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这一基本事实，未能指出实践活动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本体论意义和终极性价值。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的、生活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意涵理解得还很不完备、很不全面，把人的实践发展和人的实践本质看作一种一成不变的理想性的东西，认为是某种抽象性的人性在支配着人的发展，抽象的人性既是人的原初的类本质，又是历史预设中的乌托邦幻想。这些局限性马克思后来都认识到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都一一克服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人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本形式的实践活动，本是人的特殊的存在方式，是人发展自我、确证自己类本质的“生命的活动”，是“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重要手段，是人的类生活。但是，这种活动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相异化。作为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本来是人的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确证并表现着自己的本质和类特性。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产品作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异己力量，与人相脱离，甚至与人相对立，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越丰富，自己就越贫穷、越廉价，就越受制于它，“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0]51，劳动的现实化即劳动产品表现的仅仅是物的现实化，是资本家资本积聚的实现，而非工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工人被自己的劳动对象无情地占有、工人阶级的人性的全面丧失、工人完全受自己的劳动对象奴役和支配，工人对物的占有和改造恰恰表现为工人被自己创造的物所异化或外化。而且，劳动的非人化、异己化竟发展到如此的严重地步，以至于工人创造了一切财富，却养活不起自己；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竟表现为人在对象化中的全面丧失，以至于工人连必要的生活对象都被剥夺一空；工人对对象的占有，竟表现为人与人的异化，以至于工人生产得愈多自己占有的就愈少，自己受自己生产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就愈强烈、愈明显。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产品竟然成了支配工人的异己物、一个束缚工人自由发展的锁链。这样一来，人非但不能在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发展，恰恰相反，却在自己的劳动中创造了一种制约乃至否定自己的异己力量。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MDS和KL滤波器相结合的机器人传感器网络节点有效定位跟踪算法.使用4个已知位置的信标,可实现对任意位置处节点的定位.利用MDS提供了所有传感器节点的成对距离矩阵,针对MDS法定位中受到噪声的影响,特别是当传感器节点远离其他传感器节点时,噪声水平会增加,引入KL滤波器有效降低了噪声引起的定位干扰.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该算法的有效性,表明该算法在定位精度上优于传统的MDS和EKL跟踪算法，同时，该算法有效地降低了实际环境中的噪声影响,具有很好解决移动传感器定位问题的潜力,满足了高精度定位的实际要求.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28 d龄期时，胶凝材料固铅试样和水泥固铅试样均生成了C-S-H凝胶和AFt晶体，但是形貌和数量上略有不同。图5(b)水泥试样水化产物主要是呈六方板状的羟钙石和凝胶，仅有少量钙矾石存在于孔洞当中，另外，试样中裂纹纵横分布，结构相对松散；而图5(a)矿渣-钢渣基试样水化产物主要是针状钙矾石穿插在团聚状C-S-H凝胶当中，形成致密的结构。这也可能是矿渣-钢渣基胶凝材料比水泥固化铅效果好的原因之一。
劳动的对象化并不直接表现为异化，也不必然就导致异化，相反，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导致了劳动的异化，要消除异化及其消极后果，就必须首先消除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是实践的，消除异化必须诉诸革命性的实践，“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8]294，正是自我异化的发展为消除自我异化铺平了道路。而异化与自我异化的扬弃，也就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复归，它自觉地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辩证的发展。从对象化到异化再到异化的扬弃，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也是在劳动过程中实现的，这唯有在完全消除了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全面实现。共产主义是全部历史运动的产物，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变成现实，“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11]140。共产主义既要扬弃私有制及其所导致的异化，又要承继以往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不是退回到野蛮的原始状态，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所实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恰恰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的对自己各方面能力与本质的历史回复，是人的自然史与社会史的高度整合与辩证统一，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6]12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劳动过程中人必然会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意涵，彰显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本质。
二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人与自然、人与人自身、人与人的劳动相异化，也使得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纯粹外在性的异化劳动，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了仅仅维持个人生存的外在手段，从而使类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异化，本来作为表现人的生命本质的合理性的实践活动，现在却变成了维持自己肉体生存的、只具有片面生存意义的动物性活动。正是由于人从事的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类生活，才显现了人的类本质，反过来也一样。这是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本身相异化、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10]58，当一个人同自身相异化、相对立时，也就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发生了矛盾和对立。因为，人同自身的全面性的关系，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彼此关联才能成为对象性的、现实性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关系，人与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类本质相异化，必然导致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全面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既是人同他人相异化，也是人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相异化，从而使他全面丧失了人的本质和类生活。导致这一切的不是别的什么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对自己造成不幸和痛苦，而给主宰自己的他人——那些非劳动者带来幸福与快乐；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之所以会变成异己性的敌对关系，那是因为有一个主宰自己的他人存在，使得自己的劳动成为不自由的强迫劳动，劳动的获得感丧失，“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0]59-60。对人来说是异己性的对象，对他人来说却是自己的成果，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了畸形发展的个体而且还生产出了畸形发展的社会关系。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了站在劳动之外却能够支配这种劳动及其产品的人——资本家。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批判者”们的学说的唯心主义本质进行了批判考察，认为他们通过采用神秘的、诡辩的方法，将主观的概念变成了主宰人的上帝，并把它视作一切感性事物包括人本身实现自身发展的原动力。“神圣家族”中的批判者将概念实体化、主体化，变成创造并支配一切的神圣力量，变成现实事物发生、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变成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内在目的与归宿。这样，自我意识就成为了世界万物的本原、自然和人的本质；人与世界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是自我意识本身的发展。所谓自然史和人类史，也就成了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以此看来，人的一切实践活动、人的一切发展、人的所有价值，就是自我意识的“批判的批判”的思维活动，“把存在于我身外的现实的、客观的链条转变成纯观念的、纯主观的、只存在于我身内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12]。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异化和灾难都存在于工人的头脑中，只要从工人的头脑中消除资本、雇佣劳动、剥削等观念，就能够医治好资本主义的所有弊病，工人们不必苛求什么在资本面前的平等发展，只要有了平等发展的观念，具有了自我的批判意识，也就“得着了一切”，就可以实现人人公平发展、人人求得全福的“全面享有”了。照此而言，自我意识就是推动人与世界发展的动力，人类历史除了显现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人的存在与发展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在显现而已，或者说，就是主观意识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世界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史，人的全面发展不是在物质领域的全面发展，不是什么物质生产的全面化和文明成果的全面化，而是自我意识及其批判力的极致化、全面化了；在自我意识中就能实现人谋求发展的一切方面，在思想领域而不是在现实的生产领域就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了。“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13]191，人的本质力量的最大化恰恰就是自我意识的神圣化和纯粹化。
一是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0]53劳动产品之所以能够与工人相异化，原因就在于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劳动对人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它显现的是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实现的过程，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生活，是肯定自我、发展自我的一种自觉自愿的活动，通过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各种能力与素质而满足自己各种不同的需要，这种劳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属于人自己的劳动。但在异化劳动中，劳动对人来说却成了制约自己全面发展的异己力量，不是全面地肯定自己而是彻底地否定自己，不是使自己感到幸福而是使自己感到不幸，不是全面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使自己的身心备受异己力量的严重摧残。异化劳动使工人唯有在劳动之余才感到真正的自在与思想舒畅，而在奴役般的异化劳动中却丧失了一切，艰苦的劳动不是什么积极的享受而是极不情愿的被迫劳作，不是在劳动中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而是成为满足劳动之外的那些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结果，工人总是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这种非人的、自我折磨的、牺牲自己的外在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别人，不仅不能发展自己反而导致了自身的丧失，其结果是：人徒然发展了自己的动物的机能(吃、喝、生殖等)，并被视作是人的最后的唯一的目的，而属于人的机能——劳动的机能，却异化成为与人相对立的东西。总之，在资本的驱使下，人完全地自我异化了。
三、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人的发展及其本质的批判考察
两个主成分的得分y1、y2以及综合得分y综与表层土壤中铜含量[13]的相关性分别为0.182、0.381、-0.032,说明各个采样点的得分与土壤中铜的含量没有直接关系,既与土壤的污染等级无关。
相反，如果排除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和现实关系、剔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对人的发展的实际影响，不从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产方式入手去研究人，那么对人的发展问题就不能获得现实的、历史的、实践的把握。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的真正来源，那么唯有从生产方式出发才能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有正确的认识，而要正确认识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就必须研究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的发展正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关系即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是人在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相互关系。在物质生产中产生的社会财富，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基础，社会生产就是人的社会存在本身。换言之，人存在于、发展于自己的社会生产之中。但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利益总是与国家利益内在统一，资产阶级国家维护的不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市民社会和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国家和法不过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资产阶级不是“致力于挽救世界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相反地，他们把这个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看做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13]158，他们谋求实现的不是什么普遍的人权，因而也不可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社会基础。
表2中Zn的相对灵敏度因子接近1，表明由归一化法计算所得的标准样品中该元素的测定结果和认定值较为吻合，所受基体效应干扰小。Sn、Sb和Bi的相对灵敏度因子较其他元素较高，可能是因为Sn，Sb和Bi的熔点、沸点较低，在剥蚀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气溶胶颗粒所导致的。
《神圣家族》所针对的“批判者”们把人的发展理解为自我意识和精神实体的对立与统一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人的发展归结为精神主体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对立及其消除的过程，认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或者群众，而是自我意识及其批判者的批判。例如，在布·鲍威尔看来，历史上的很多伟大活动之所以归于失败并陷于悲惨的结局，关键原因就在于引起了群众的真正关心。他们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堆消极无用的沙石，不会对社会发展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只能导致社会的严重混乱与倒退，他们什么也不能创造，简直是一无所用、一无所有。而自我意识及其批判才是积极的、能动的、主导的因素，人的一切历史及其所实现的任何发展都是由它引发的。自我意识实现了社会改造并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说到底，是所谓批评者的思维活动——自我意识批判，才是历史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张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端与实现人的发展的基础，由此而认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而“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13]22。历史活动说到底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和社会进步的不断深入，必然是人民群众队伍的不断扩大和活动质量的不断提升。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还深刻分析了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人的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辩证关系，认为人的思想一旦离开物质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以往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取得成功并陷入一种“表面的热情”或者一时的热闹，不是因为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热情，而是由于旧的革命没有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将革命的目标指向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说：“如果说革命是不成功的，那么，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13]104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与任务，早就由其历史地位与生存状况决定了，早就由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将自己推向灭亡，当然，这必须依靠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无产阶级开展共产主义斗争。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全面把握人类达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那种社会形态的规律与趋势，为人和社会的彻底解放指明道路”[14]，这实则也是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做历史解读、实践解读的目的之所在。
四、结语
在论及无产阶级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地位与使命问题时，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二者构成了一个矛盾统一体：针对私有制，资产者的保守与无产者的破坏之间的矛盾。离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仅仅依靠“比工人的意识更强有力的意识”[13]21，是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行灭亡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被颠覆、被消灭，靠的不是“批判者”进行意识领域中的观念革命，而是资本主义自身矛盾运动的自酿苦酒——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把自己推向灭亡”[13]44。当然，唯有无产阶级发展壮大并逐渐成熟起来之后，即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明确了自己要争取人类解放并最终解放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它才能作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力量——革命的阶级——而完成消灭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任务。这实际上就是用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提升到了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度，认为资本主义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同时，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从自发到自觉的历史转变，视作人类解放和实现自身解放的重要步骤，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成为政治上成熟的革命阶级，唯有把人类解放和自身的解放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才能发挥自己进行革命冲击的全部威力”[15]，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根本变革、不断推进人类解放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上分析可见，马克思实践人学思想一以贯之，对人的全面发展作实践性理解是马克思的一贯立场，并没有出现阿尔都塞所说的什么“认识论断裂”[16]，虽然此时马克思仍然沿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但已对其做了实践性的重构，不再是什么抽象的人类之爱，而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人本学。作为现代人学形态的马克思人的发展理论，之所以拥有“活在今天的过去”的经典意义，就在于它对资本逻辑与现代科技内在联姻的现代性依据进行了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批判，从而能深入到人的发展的历史性维度中去把握人的生活的实践本质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规律，这也是马克思实践人学与非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原则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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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 early exploration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it’s essence of practice
ZHU Rongying
[收稿日期] 2019-01-07
[基金项目] 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H：2018-1-01)
[作者简介] 朱荣英(1963—)，男，河南省尉氏县人，河南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引用格式： 朱荣英.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实践本质的早期探索[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3)：1-10.
中图分类号 ：B17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9-3729.2019.03.001
文章编号 ：1009-3729(2019)03-0001-10
标签：马克思论文; 人的全面发展论文; 实践本质论文;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