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民族主义的新浪潮_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论现代民族主义的新浪潮_中国民族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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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等的认同,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它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和客观基础,是民族生存、繁衍、共同奋斗的纽带,表现为一种强大的内聚力,成为民族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失去它,民族就会被同化、消亡;压制它,任何力量都会被它所摧毁;由于错误导向而出现的它的异化,对于一切民族、国家乃至世界,都是一种祸害。

民族主义特别是现代民族主义,虽然时起时伏,却始终表现为强大的历史力量,一直是国际关系中最为持久、最为活跃、最为强大的力量。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于17~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方式的发展,促使了现代民族意识在欧洲的觉醒,促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当时,民族主义运动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第一次现代民族主义浪潮催生了第一批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这是“拥有统一的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①]民族国家体制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阿尔温·托夫勒夫妇认为,“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工业革命的产物。”[②]20世纪是现代民族主义的高潮期。第二次民族主义大潮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高潮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表现为亚、非、拉国家以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彻底解放,建立或巩固民族国家。如果说第一次现代民族主义浪潮主要是资产阶级反对国内的封建阶级,其国际意义首先在于推动欧洲范围内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末,第二次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的直接国际意义,则是反对一切国际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其结果终结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开创了国际关系的新时期。这是现代民族主义我最辉煌的时期,它发挥了空前的、进步的历史作用。

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冷战时期向冷战后时期过渡,民族主义新浪潮又有席卷全球之势。这既是对近半个世纪来以冷战为特征的两极国际体制的反动,又是长期积聚的民族主义能量的爆炸式释放。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斯坦利·霍夫曼在冷战刚结束之际就指出,民族主义上升将成为新格局的一大特点。这次民族主义新浪潮呈现出三大特点。

从地域分布来看,这次民族主义大潮具有全球性。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骤然降温,意识形态之争逐步淡化,长期被两极格局所压制和掩盖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抬头,四处蔓延,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和问题。此次民族主义高潮源自“世界岛”的“心脏地区”。苏东集团的瓦解,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与旷日持久的波黑冲突,德国的统一,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冲突,格鲁吉亚的内乱,摩尔多瓦的分裂,车臣危机,以及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中出现的“日里诺夫斯基现象”,都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这一事态发展是全球民族主义高涨的缩影。在西欧,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民族问题升温,新纳粹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席卷了统一后的整个德国。在北美,加拿大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在亚非,伊斯兰复兴思潮、泛突厥主义思潮冲击着北非、西亚、中亚、南亚,韩国的民族主义异军突起,黑非洲的部族残杀更是比比皆是。原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与原先广泛存在并开始上扬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西方国家的民族主义彼此影响,相互激荡,汇成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新浪潮。

与近代的民族主义的单一性相反,这次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具有多样性。经济民族主义是冷战后最盛行的一种民族主义。在多民族国家中,经济发达的民族为了求得更迅速的发展而要求分离出去;在发展中国家中,拉美国家最早起来为经济权益而推行一系列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某些西方大国推行更为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对外来投资、产业发展实行歧视性政策,争夺经济资源,排斥经济移民。宗教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宗教的全民族性,它渗透于民族(国家)的一切领域:历史、文化、社会、道德、法制等等。当代伊斯兰复兴思潮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等的结合,特别是这种结合的政治化倾向,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管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极端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异化,它在欧洲的复活是90年代突显的现象,在西欧它的典型表现是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在政坛的崛起,以及排斥和袭击来自不发达地区的移民和难民;它在东欧尖锐地表现为波黑的大规模民族残杀,日里诺夫斯基的准法西斯主义的大俄罗斯主义言论也震惊了欧洲和世界。随着各大文明的复兴,文化民族主义不再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专利,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也在产生与增长中,以韩国最为典型。文化民族主义是凝聚民族、整合国家、经济起飞的强大资源,它经常与“爱国主义”形影相随,往往受到官方的青睐和民众的响应。此外,还有跨国民族主义如泛突厥主义、泛斯拉夫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等,以及属前民族主义形态的部族主义,它在黑非洲已引起大规模的部族仇杀。

就政治后果而言,这次民族主义新浪潮显著的特点是它的分离性。在90年代初,民族分离主义以其不可抗拒的爆炸力,几乎在历史的一瞬间摧毁了庞大的苏联,分裂了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约2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应运而生。这种“原子裂变”并未就此停止,在俄罗斯等新建国家中引起了连锁反应,至今余波未断。日本学者宇多文雄认为,这对于世界各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必然带来一种示范作用。[③]非洲、中东、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以民族分离为主要特征,尤为突出的是阿富汗、伊拉克和索马里都被不同的民族或部族三分天下,埃塞俄比亚一分为二,土耳其、伊朗的库尔德人要独立。民族分离运动在发达国家亦有发展,在加拿大、英国和比利时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法国、西班牙和美国也有所表现。显然,这股来势凶猛的民族分离主义思潮,对多民族国家构成了巨大威胁。此次民族主义的直接结果就是一批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这是继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主义走上独立道路之后世界政治的又一次重大变化。从形式上来说,民族的分离与民族的统一一样,都表现为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从实际的历史作用看,民族的分离与统一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却要看当时的历史要求。

现代民族主义新浪潮席卷全球,形式多样,冲击力强。人们对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持消极态度者居多。约翰·鲁尔克在分析民族主义在世界政治中所起的作用时指出,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是促进民主,鼓励自决,阻止帝国主义及其间接的控制,顾及经济发展,承认文化的多样化等,其消极作用则可细分为三类:(1)它会导致思想、观点的偏狭性、种族优越感和排外或以救世主自居;(2)它使许多多民族国家遭受暴力之苦,或引发民族统一主义、未建国的跨国界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分裂民族(国家)的问题;(3)它已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微型国家的问题。对于民族主义的未来,有人认为它会日益加剧,有人则认为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④]不管怎样,目前的事态无可争辩地说明民族主义在上扬,民族和国家的主体意识在升华,不少国家对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作出了民族主义的反应,力图填补冷战结束后留下的空缺,但是,民族主义支配一切的时代不会到来。当今,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进程正在日益突破民族国家的狭隘框架,而民族国家恰恰是民族主义的宅基。一般认为,民族主义是国际化、全球化的反命题,是对国际化、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因为国际化、全球化是一种走向未来的开放、融合的进程,因而也是不断克服民族主义的过程,两者是相互冲击、背道而驰的两股世界潮流。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两种历史趋向的竞相发展,一种趋向是分解,一种趋向是联合,前者是冷战后民族主义的主要政治后果,后者是国际一体化乃至全球化的发展。目前的状况是,民族主义不能排除相互依存、国际一体化而独占鳌头,经济国际化、全球化也不足以压倒民族主义而充当魁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者将并存于世,经过长期的磨合,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状态和秩序。在这种状态和秩序中,民族主义仍将因寄生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主体—民族国家而居国家主义的权位,但它将在国际化、全球化进程中,“从别的民族那里‘学到了’民族主义的新形式,体会到本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差距,从而更加激发了民族自尊心。许多人开始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自我,以便在外来冲击面前更好地体现自身价值。国家和民族集团也加紧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宣传民族主义”。[⑤]民族主义也将因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自我克制,逐步融入国际合作和国际一体化、全球化之中,这是大趋势。在民族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以及在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仍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于地区冲突,日益形成中的国际机制有能力加以有力的干预;对于国内冲突,国际社会往往不能制止民族分裂,只能限制大规模民族仇杀,防止其波及周边国家。

开放的中国生存于开放的世界。在当今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代民族主义的大多数表现形态都能在中国找到它们的身影。除经济民族主义的滋生、宗教民族主义和跨国民族主义的影响外,文化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也值得注意。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反帝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凝聚人心,共御外侮,曾经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但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辉煌,夜郎自大的闭关锁国政策的长期影响,造就了华夏中心意识。这种意识自近代始屡遭巨大冲击,却从未受到彻底清算,中国人也很少深思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结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迅速推进改革、开放,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被长期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得以迅速恢复。这是民族主义可能膨胀的社会基础。此时,中国的内政、领土完整被外国横加干涉,中华文明被指为与西方文明相冲突的一方,中国在国际上被层层拦截(特别是在经贸方面),国内的外来资本、外来文化与民族资本、民族文化的碰撞,都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膨胀提供了外部催化剂。如果21世纪中国真的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对这个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一个强势民族的民族主义极易异化,走向极端。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对于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及其国家来说,意义大不相同。有人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及其文化危机的产物。马太·冈多认为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表现得最为民族主义化。这就是说,民族主义与民族及其社会发展的阶段有某种联系。民族主义对于具有不同民族构成的国家来说,其作用也大相异趣,有人说它是一把双刃剑,有人说它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具有不同的功能。民族与国家的结合催生了现代民族主义,同时也铸就了它的政治功能。这种政治功能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它往往是凝聚功能,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凝聚力,可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而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就复杂得多,只有当该民族国家需一致对外特别是作为弱势国家抵御外侮时,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会表现为凝聚力,而在国内,它往往表现为分离功能,因为少数民族往往不认同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只认同本民族的民族主义,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一般只能在主体民族中才能求得共识,起凝聚作用。中国作为一个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也不能例外,何况某些外国势力正处心积虑地策动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分裂。

面对民族主义浪潮,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对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进行鲁莽的压制或盲目的鼓动都会带来负面效应,唯有认清国情,加以正确引导,方为上策。建设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须以社会主义、爱国主义为核心,可以把民族主义的内容和形式纳入爱国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应定位于对内求富强、凝聚,对外求尊严、正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这一政治资源,使之发挥政治动员、价值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又能防止它的严重后果。民族主义情绪煽动起来非常容易,但是,要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它进行“度”的把握,使之理性化,其可能性是很小的。要倡导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结合。要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来看待少数民族地位的发展问题。要推行开放式的非民族主义的外交,更加积极地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推进和平、发展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大力开展周边外交,特别要注意消除跨国民族问题的隐患。要支持和平解决国际冲突特别是民族分裂所造成的冲突,对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只要公正、合理,都给予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予,发挥更大的作用 。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5—256页。

②[美]阿尔温·托夫勒与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8页。

③[日]宇多文雄:《关于“民族问题”的几点思考》,《民族译丛》1994年第1期。

④John T.Roukc,Intcrnational Politics on the World Stagc,Four Edition,The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Inc.1993.

⑤王缉思:《民族与民族主义》,《欧洲》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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