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俄华工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特殊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工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俄华工受俄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党组 织，他们同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并肩战斗在一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俄罗斯开始从中国招募华工，从事挖掘战壕、装卸搬运物资、 生产军用品、建设铁路和港口、开发西伯利亚、开采煤炭等工作。
“二月革命”以后，俄罗斯粮食、原料以及燃料供给十分困难，特别是彼得格勒和莫 斯科两城，差不多已经空仓，企业相继倒闭。失业人数剧增，旅俄华工困苦不堪。华工 王鸿勋回忆说：“在彼得格勒没有东西吃，我不得不经常往乡下跑，找农民讨点吃的” ，“我虽然在工厂干活，却仍然和一个流浪者差不多”，“俄国厂主不给我们房子，没 有地方住”；华工刘福回忆说：“最恼人的是俄国资本家昧了良心，不发工资”，“已 经工作几个月了，可是连一个俄国子儿也没拿到”，“吃的东西，只有黑面包，不仅没 有菜，连盐粒都没有，也没有烟吸，实在苦得难于忍耐”。旅俄华工生活在异国他乡， 星期日不休息，每天劳动十小时以上，吃不饱、挣不到钱不说，还经常遭到歧视和攻击 。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华工问题。经常找他们谈心，讲述天下工人是一家，应该 团结起来，走解放的道路。旅俄华工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开始 自觉地同俄国工人团结在一起，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废除了不准华工参加工会组织的条 款。1917年4月18日，分布在各地的旅俄华工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华旅俄华工联合 会，中国华工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旅俄华工在彼得格勒参 加并看到了人们欢迎列宁的热烈场面。王鸿勋说：我第一次听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的声音，感受到了彼得格勒的变化，“厂主不敢再随便打骂工人兄弟了，也不再拖欠 我们的工资了”。王鸿勋跟着彼得格勒工人冲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刘福、李应龙、宫 庆好、佟文柯等40余人，在河里雅车站参加了十月革命。他们开始懂得“穷人要不把国 家大权拿过来，走遍天下也找不到生活，也找不到幸福”。
旅俄华工联合会千方百计保护华工利益、护送旅俄华工回国。1918年12月15日，旅俄 华工联合会要求北洋政府为华工拨款，协助苏俄政府代办粮证，保证粮食供应；同时“ 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者的革命斗争”。 12月30日，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刘绍周发言说：“联合会要与俄国革 命并肩前进”。刘绍周被选举为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将主要精力放到领导华工 保卫苏维埃政权上。他发出呼吁书，号召国内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掀起反对北洋军阀的 斗争，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运动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 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
旅俄华工联合会总会在俄共(布)的领导下，成立了党组织。许多华工亲耳聆听过伟大 领袖列宁的教诲。
旅俄华工党组织还参加了共产国际。1919年3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和华工工 会负责人张永奎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刘绍周向各国代表介绍了 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以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革命斗争的情况，同时，他 对苏俄政府给予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说这是中国第一次从外国同志 的话语里听到自己的宿愿被人理解。他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大 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们所有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 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向旗帜鲜明的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 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1919年11月，列宁再次接见刘绍周，希望他充 分认识中俄团结的重要意义，努力从事国内工作。1920年5月16日，刘绍周致电列宁， 表示旅俄华工决心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给俄国无产阶级以全面的帮助。不久，刘 绍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进入执委会和殖民地委员会工作。他在大会第 五次会议中做发言时，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谈了个人对民族和殖民 地问题的认识，论述了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恳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 给予更大的重视和支持。他说：“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 表大会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整个 世界运动都具有意义”。列宁十分关心苏联共产党华员局、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工作。他 先后两次分别指示俄共中央、苏维埃各级机关，“请中央书记克列京斯基接待刘绍周” ，“恳求苏维埃各级机关对刘绍周同志尽力给予协助和方便”。俄共在旅居俄国的华侨 当中做了大量思想政治工作。
旅俄华工在俄国“亲身经历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目睹了俄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同资本家斗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等一系列革命实践”，并在参与中 了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旅俄华工归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吹俄国“十月革命”，他们同中国工人运 动先驱们成为朋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十月革命以后，旅俄华工有约4万人陆续回到祖国，这4万人成为中国组织苏维埃运动 的第一块基石。受苏俄政府外交部委托，旅俄华工联合会创办了中文刊物《大同报》， 自1918年底至1920年秋在旅俄华工中发行。开办了华工政治学校，对华工进行政治教育 、文化教育。旅俄华工通过《大同报》，通过华工政治学校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提高了阶级觉悟。回国以后，旅俄华工念念不忘《大同报》和华工政治学校对自己的 影响，并用“大同”为名组织了大同社。
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旅俄华工归国问题，在免费护送华工的同时，拨款300 0万卢布办理救济。“成千上万到东北谋生或到海参崴、双城子、海兰泡等地做苦工的 贫苦农民，回来后，宣传俄国穷人闹革命的情形。”归国华工开始影响国内马克思主义 传播。
归国华工开始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欧阳强、陈友茹、王德振在唐山，王德山在开 滦矿，瞿永棠在秦皇岛，张华清在丰南县，刘绍周在中东路，张含光在北京，传播马克 思主义和十月革命。中国北方的工人阶级在中东路响应十月革命，组织罢工斗争。唐山 的华工家属在归国华工的鼓励下组织请愿斗争，归国华工提出复工请愿斗争。……苏俄 外交人民委员会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领土上活动的合法注册的无产阶级组 织，从该组织中产生的共产党支部，出版华人共产党机关报《华工报》，不仅在俄国， 而且在中国进行宣传并同工农政府携手工作”，列宁向归国华工提出的“考虑中国问题 ，从事国内工作”任务得到落实，并取得相当成绩。
北洋政府对归国华工始终保持警惕，曾三令五申“禁止传播(苏)俄情况”，“禁止传 播十月革命的消息”；一些资本家对归国华工也持敌意，故意违背合同，千方百计阻止 重新就业，拒绝支付合同中规定的归国返程路费。归国华工问题一度成为社会问题。比 如，有旅俄归国华工的唐山市出现过两种情况：其一，那些不能按时归国的华工家属看 到有的华工已经回来，便整天到当局询问家人何时回国。在合同超期得不到明确答复情 况下，发动了请愿斗争。1919年10月，开滦矿区旅俄华工家属聚集到矿局，“电台上， 井口上，天桥上都坐满了人，有的家属不让火车开动，没有具体答复别想开工”，赵庄 的一位居民，“领着全家老小找黄阶平要人”。归国华工十分同情华工家属，华工家属 、归国华工和国内工人汇在一起，提出不同要求，“闹得轰轰烈烈”。其二，回国的华 工要求履行合同。根据合同，华工归国后，开滦矿方应该安排工作，并负责返程路费。 许多归国华工“沿街讨吃”，历经磨难回来后“屡向矿局介绍人恳求安插工作”，要求 履行合同，发放回国路费，矿方置之不理。归国华工集体请愿要求履行合同时，矿方纠 集矿警、地方警察，镇压和毒打归国华工。回国前后两种政权的剧烈反差增加着华工对 苏俄政权的留恋，禁令与镇压不但不能阻止归国华工的宣传，反而激发出他们对黑暗制 度的憎恨。归国华工在开滦煤矿、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启新水泥厂的井下、锅伙、窝棚 及居民区、农村，通过聊天介绍俄国苏维埃政权、列宁和十月革命。归国华工的宣传像 磁铁一样吸引着在黑暗制度中挣扎的人们，“资本家压迫工人，俄国工人就和资本家斗 争，他们的方法就是罢工，罢工前先响汽笛，工人们就从四面八方集合到广场上，领导 人在台上讲话，对工人说资本家住高楼、坐马车，咱们工人的血汗都叫他们喝去了。咱 们要团结起来，打倒资本家”，“革命后的俄国。赶走了资本家，工厂归工人管理”、 “咱们进行斗争也可以那样”。
北洋政府的禁令根本不能阻止归国华工的宣传，那些“关于苏俄工人阶级历史功绩的 生动语言”，感染着中国工人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杨韵谱根据归国华工讲述的苏联红 军闹革命的故事，创作了《党人魂》，在天津、北京演出。工人、农民说：“今天等， 明天盼，盼得是俄国一样天”，“我看中国早晚非这样不可”。归国华工的宣传，使俄 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向往的地方。
归国华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的朋友。邓培、梁鹏万通过归国华工了解了十月革 命、欧洲见闻、社会主义运动和法英工人斗争，知道了同资本家斗争的方法和手段。他 们希望中国出现“像列宁这样的人”，并相信“早晚会出来”。他们组织职工同人会、 乡农爱国会、讲演团、开滦工人大同社等进步团体。张国焘回忆说：“五四运动的时候 ，京奉路唐山南厂工人即开始组织职工同人会。民八‘五七’国耻日举行示威运动，曾 有三千余工人参加，该会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做各种爱国运动”。李大钊很关心归国华 工集中的唐山地区，他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 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经渐渐觉醒，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有 一日工作八小时，一周工作四十小时，假期休工不停给种种的要求”，归国华工的宣传 也影响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国内劳工阶层”，开 始从事“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的工作。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归国华工的宣传形成了统一。1920年5、6月间，归国华工首 领从“远处乡村中招集一些群众在洋槐林里讲演，怂勇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并组织 了大规模的开滦罢工斗争。京津《泰晤士报》评论说：“大战后，欧美劳工中之不安情 况极为显著，不意这种情形传到中国之快，出人预料之外。在过去数星期内香港、上海 及直隶煤田地区等处均曾发生罢工工潮”，“以往中国普通工人要求加薪一事还是极少 见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的大批苦工，带来很多激进思想，极 近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英国公使馆迫不及待地想找到这方 面的证据，多次提醒开滦煤矿当局特别注意“赴俄返回之华工，或者他们携带回国的妇 女与这次罢工有无活动关系”。归国华工已经形成一种威胁力量，引起中外反动势力的 担忧。南满铁路总裁山本毫不掩饰地说：“今天的中国工人不像往昔时候，而是完全地 变了”。英资更是担心地说：“今潮流澎湃，如此甚(神)速，瞻前其途，实堪畏惧”。 在归国华工影响下，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城市、乡村、学校 、工厂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归国华工一起，从事各种革命活动。通过归国华工这条纽带 和桥梁的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独立地走上政治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
旅俄归国华工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上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一大批归国 华工党员成为党的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
俄共和共产国际非常重视归国华工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条渠道。1918年2月，在中国政府 召回驻俄使节的情况下，苏俄政府积极支持旅俄华工联合会，从事保护华侨利益和协助 华工回国工作。他们批准旅俄华工联合会进驻中国驻俄使馆开展工作。苏俄外交部发给 证明书，说明华工联合会工作是合法的，已经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1919年前后，俄共 派鲍立维、缪勒、布尔特曼等人来到天津，秘密从事推动中国革命的活动。天津旧租界 成为他们活动的场所。国内先进分子、归国华工、国内工人通过中国驻俄使馆和俄国驻 华领事馆、通过华俄通讯社、通过外国语学社密切地联系俄国革命者，获得宣传资料、 革命的指示。旅俄归国华工介绍俄共和共产国际代表“与天津的纺织和码头工人建立密 切的联系”，并按他们的指示“组织当时还没有的工会”和共产党小组。五四运动期间 ，归国华工王德山积极参加唐山爱国组织救国十人团，并公开在报刊上宣布自己的主张 。1919年11月，共产国际驻天津代表鲍立维明确指示谌小岑，“到唐山后直接会见三个 人，一个是南厂的邓培，一个是交大的学生，一个是铁路工人”，归国华工成为共产国 际和俄共在中国从事革命的中坚力量、桥梁和纽带。
旧俄租界成为李大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主要地方。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 北京、天津以后，曾到天津旧俄租界拜访国际代表，探讨组织中共问题；共产国际通过 华工杨明斋联系了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杨明斋“成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党工作 组的合适人选，在共产国际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间起了最早的桥梁作用；并在建党前 后，为开拓党的革命文化事业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上海组织外国语 学社，将各地大批青年送往莫斯科学习，北京、天津、唐山、山东、上海成为归国华工 工作的集中地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成为共产国际代表、 归国华工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企业。1920年6月18日——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 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刘绍周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国内情况，他认为中国受着外 国的压迫，北京政府无能为力，有觉悟的中国大众正紧张地探索摆脱这种悲惨境遇的道 路。1920年7月1日，俄国共产党华员局成立。7月13日，上海《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 刘绍周代表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孙中山的致电：希望加强中俄两国革命的 联系，以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十分重视刘绍周的呼吁电，并转发各省市，要求 民众给予注意。华籍党员为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努力工作，那些在俄国参加过 工会、红军、共产党的归国华工成为主要依靠力量。刘绍周是共产国际派往中东路从事 革命工作的华籍党员。在归国途中，刘绍周与赴俄的瞿秋白等人交换了意见和情况。刘 绍周通过瞿秋白了解了国内，瞿秋白通过刘绍周了解了俄国。中东路、京奉铁路、唐山 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成为北方工运基地，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 ，并受到共产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支持和援助。1920年8月，在俄罗斯工作学习的王 维舟“回到北京”，他向吴玉章详细地“介绍了苏联的状况”。吴玉章后来回忆这段情 景时说：“使我对这个新起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当 时苏联正处在国内革命战争的困难时期，物资非常缺乏。王维舟同志和我(吴玉章)就在 北京东安市场召集许多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俄灾救援会，向各方募捐，募捐到几万元 钱，买了许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后来，王维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几万元。那时 候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支持苏俄。”归国华工对革 命的贡献越来越大。1921年6月，张太雷给共产国际三大的书面报告中明确记载：“天 津组织及其唐山站分部，该分部的成员是津浦铁路上这个最大车站的各铁路修配厂的工 人。党特别重视唐山地区，因为它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我觉得这个地区正竭力通过 开办工厂、学校、工人俱乐部以及工会的发起小组的办法来巩固自己。我们在这里除了 共产主义组织外，还有两个小组，一个是五金工人小组，另一个是铁路工人小组，在它 们周围团结了一批有关的工会”。张太雷的报告是根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材料写成 的，并与共产国际驻津代表鲍立维向谌小岑发出的指示相一致，无庸置疑地说明共产国 际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已经帮助天津、唐山建立了早期党组织，而且还详细说明了该 组织的工人阶级基础。
归国华工在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华籍党员杨明斋创办了外国语 学社，负责接待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来准备赴俄学习的青年，并向他们传授俄语和革命 理论，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柯庆施、吴芳等都在杨明斋影响下，通过“ 杨明斋的关系”“分批前往俄国”；北方党组织还派遣唐山归国华工王德山回到俄罗斯 学习；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队伍通过归国华工这条渠道，实现了国内、国外两大群体 的结合。
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后，为了解决华工跨党问题，社会主义青年团 和中共各级组织付出了相当心血，经过不断考察使华工转为中共党员，其中一大批归国 华工党员成为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继续履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的 历史使命，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归国华工这块基石，创造出马克思主义 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形成直接的积极的联系形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渠道。归国华工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发自内心的，是建立在亲身体验 对共产主义向往基础上的。归国华工自觉地充当着桥梁和纽带，推动着中国共产主义运 动的向前发展。他们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历史性贡 献是应该得到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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