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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静：您这一代学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是比较特殊的：“文革”后进入高校或科研机构，拥有较为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亲历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您能简略谈谈自己如何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吗？ 赵园：我从事学术工作，完全赖有机遇，没有任何预先的规划。当时我在郑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只是姑且一试。考不取，无非继续教中学，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至于倘若考取会怎么样，无从设想。因为我对“中国现代文学”是什么模样，几乎没有概念。应试之前，除了鲁迅，没有读过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包括《子夜》、《骆驼祥子》。从小学到中学，直至“文革”，读的是外国文学。高中又迷上了中国古代散文。即使1964年进入北大后，因为只有不到两年的学习时间，对中国古代文学，至多算个爱好者，谈不上“专业基础”。1978年的研究生招考，不过给了我一个改变处境的机会罢了。“走上学术研究之路”，是读研之后的事。与我的大学同学不同的，或许只是我敢于冒险一试，而有些人不敢，错失了机会。 幸运的还有，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至1980年代，是鼓励学术写作的时代。出版界以发现与扶持“新人”为己任，你不难“脱颖而出”。并非你真的有怎样的实力，而是你有可能在生荒地上耕作——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原有的积累不够深厚——只要播种，总会有点收获，压力较后来的年轻学人小多了。 项静：“文革”期间京沪等地曾经有地下读书活动，您的阅读和这些活动有没有交集？ 赵园：较少有交集。由我读到的材料看，那个部分知识青年——还应当说，只是极少部分的知识青年——的读书活动，主要在进入1970年代之后，而我1970年代初就到了河南农村，之后又在郑州教中学，没有机会跻身那些“沙龙”、“村落”、读书会。信息时代之前，京沪这样的城市，与“外省”氛围的不同，已经不是时下的年轻人所能想象。我在远离北京的地方，漫无目的地读书。除了“文革”初期的读鲁迅，当时的阅读与之后的专业研究几乎没有关系。但那种普通读者无功利目的的阅读，是一种美好的经验。进入了专业，也就渐渐失去，即使告别了学术工作，也未必能找回阅读的单纯性，回到那种状态。如果说学术工作有什么代价，这就是一种。 项静：纵观您的文学研究和散文写作，知识分子始终是一个不变的中心和线索，始终伴随着您的生命体验。您对于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与您所论及的知识分子肯定经常有纵向的对比，您能简略地说一下吗？自明清以来，这个群体的组成，价值追求和自我界定，肯定有变迁；“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延续的话题，其间的关联是什么？是不是主要和您的写作气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您说过的追求大人格、大气象？ 赵园：古代直至近代的知识人，有自身的传统，有知识群体的自律，有对行为规范的要求。即如清议、乡评，再如明清士人的“省过”活动。知识群体内部严别君子/小人，讲求“流品”，区分清/浊(如有所谓的“清流”)。在我看来，这种传统有中断的可能。应当说明，近代这一重要环节，我不曾涉及，因此难说“连续”。这个环节太重要了，不能省略。此外我还要说，我并不始终专注于知识分子，还涉及了北京的胡同(《北京：城与人》)，“农民文化”(《地之子》)。《论小说十家》考察的主要是小说艺术，而非知识分子。给别人“一贯”的印象，主要应当因为后来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似乎与我的第一本学术作品《艰难的选择》“遥相呼应”。 以知识人作为论题，当然与我的个人取向有关。追求大人格、大气象，不是预设的目标，更像是考察活动的结果：我与一些我心仪的人物遭遇，他们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我，或许也影响了我对于学术研究的“气象”、“境界”的追求。我的确爱用这种说法，“气象”，“境界”。这也属于我评估学术的重要尺度，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他人。 项静：社会对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模糊大概的认识。萨义德的定义是，现代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您论述中的士人还不具有这种现代意识，他们是不合时宜者，是在天崩地坼王纲解纽中形成了一种精神乌托邦而自我放逐的一群人。他们的存在形诸叙述，就有一种审美的倾向。您对他们是如何选择的，谁可以进入考察的视野吗？有遗民文化，就有这种文化的反面，比如“贰臣”，可能是遗民最主要的客体和精神“敌人”。“江左三大家”，您的论述中也多次引用他们的文字，再比如现代知识分子中的周作人、胡兰成等，这种知识分子可能有另外的世界。如果研究他们的心态，也可能是更艰难的选择，会不会有比“光明俊伟”更丰富的内容？ 赵园：我不熟悉萨义德的定义，较熟悉的是“社会良心”、“社会批评”之类。近代以来知识分子职业化、专业化，专业知识分子也是知识分子。 “光明俊伟”是我的向慕，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是另一回事。复杂，可以作为选择的理由。贰臣的问题，在答《上海书评》刘明扬问中已经谈到。我说自己之所以不对贰臣作专项研究，是估量了自己的能力，自知力有未逮。研究钱谦益、吴梅村、龚鼎孳，更要求古代文学的修养，而我在学养方面有明显的缺陷。也因此对于贰臣，更多地在综论中处理，不是有意地避难就易。在对议题的选择上，我首先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而非兴趣。不选择鲁迅，就是如此，尽管他对我影响极大。 项静：在选定了一个群体以后，逐渐延伸出话题，比如戾气、士风、谈兵、家人父子的生活世界等等，一个特定的群体是相对容易把握的，条分缕析，而且还会在聚焦之下产生新的话题。但是作为一个士人阶层，除却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庞大的下层。如何在这种以案例、个案为主的论述中，不遗漏，至少不忽视可能更接地气的普通士人，可信地转化为对一个群体和阶层的描述？ 赵园：无名无姓的知识人若没有文本传世，该如何研究？当然，或许可以利用另外的材料，比如明清两代(据说主要是清代)数量庞大的家集，家谱，族谱等等。此外还有方志一类地方性文献。但由文集入手，是我的方式。做现代文学就已经如此，由此也形成了路径依赖。我并不势利，仅以知名度为考量；涉及的有不少非知名之士，至少非一流人物。我们只能经由文本进入“历史”。“普通士人”如没有相关的文献材料，就难以成为考察的对象。希望年轻学人在材料方面更有拓展。陈寅恪说“新问题”、“新材料”，是不刊之论。新材料固然赖有新问题的烛照，也会助成新的问题意识。 项静：历史研究首先必须言之有据，但您如何看待历史写作中的想象力？ 赵园：历史写作的确需要想象力。但是文学性的写作与学术写作的不同，仍然在于是否有文献的支持。我不能欣赏学术写作中的信意发挥。我更愿意承接古代中国那种“传信”、“多闻阙疑”的传统。你如果不愿受这样的束缚，那就去写历史小说。当然可以有猜测。但猜测就是猜测，不要将猜测作为“事实”叙述。尽管史料并不就可靠。或许我们永远不能确认有些“事实”。即使如此，言之有据仍然比凭空臆造更符合学术工作的规范要求。 项静：您可能对整体性、概括性这种词汇比较抗拒，但分类或者概括是进入一段历史必需的。中国地域宽广，地域、乡邦是非常重要的塑造人格的要素，比如乡土知识分子，薄海型知识分子(东南沿海、吴中士人)的区分。傅山跟江南的知识分子就是不同的类型。当然，在易代之际，共同的情感结构可能同大于异。您能谈谈明清之际地域对于士人选择的影响吗？我有一个印象，南方文人可能更容易走向反抗，不知是不是如此。 赵园：我其实已经作了这种比较。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较早写的《明清之际士人的南北论》就发表于贵刊。王夫之有地域偏见，强调北部中国的“夷化”。但北方民族的进入由北而南，南方士人更有抵抗的准备，是一个事实。 也有其他造成你那种印象的因素。比如士文化的发达程度，士人能量的聚集。这些我也都涉及了。明清易代间士大夫的选择，除了与品质有关，也有认识上的差异。有些士大夫的降顺(顺即李自成的“大顺”)反清，无非将前者视同照例的改朝换代，自居为“从龙”之士，开国之臣；后者则涉及夷夏之辩、春秋大义，并不就等量齐观。当然，作为个案，只能逐一考察，不便作一概之论。 我并不抗拒“整体性”、“概括性”。学术工作分析与综合并重，不可能排斥“整体性”的描述与概括。我“抗拒”的毋宁说是王夫之一再批评的抹煞差异的“一概之论”。作一概之论较之呈现差异更容易。当然我的个人取向也造成片段、零碎，难以抟合。得也由此，失也由此。 项静：我想谈谈女性视角的问题，《易堂寻踪》中已经有女性视角。在叙述易堂诸子的生活世界的时候，很难避开女性，尤其是他们避居山林之后。魏叔子的朋友批评他对妻子的过爱，“率以其服内太笃，待之太过，白璧微瑕，乃在于是。”妻子的地位、作用，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阅读《家人父子》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女性视角。我发现您在说明传统社会的生活实践与伦理原则的错位，尤其是乱世中伦理实践中的弹性、缝隙的时候，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对传统社会的论述的对话关系。您似乎没有强调陈子龙、柳如是、钱谦益的故事中陈、钱两位夫人的视角，未将两人作为关注对象。冒襄夫人苏氏，是否有未被讲述也不欲讲述的故事？那个时代也有另类的女性故事，比如朱彝尊记述的女性独身的故事，因为家贫五嫁的故事等等。您觉得性别视角在面对一个大部分是男性的群体时会自觉凸显吗，还是有意不去强化这个方面？ 赵园：《家人父子》这本小书直接或潜在的对话方，女性论述外，还有婚姻史、宗族史等等，但都不深入，未能充分展开。我应当说，我本来做的就是“士大夫研究”，而不是“明清之际面面观”。 至于“未被讲述也不欲讲述的故事”，只能猜测。你不能仅据猜测立论。关于陈子龙、钱谦益的夫人也是这样。其实你想到这个问题，已经有可能接受了我的叙述中包含的提示。当然，野史、笔记中或许有我没有经眼或不采用的说法。我的论旨毕竟在彼而不在此。古代中国女性留下的文字太少。留下的，大多被反复研究过了。在这一点上，学术对女性还算得上公平。 明清易代间的女性，是另一个题目，可以发展出另一个“明清之际”，但我不是适宜的作者。在“士大夫研究”这一框架下，无从“强化这个方面”。海外学人在这方面已经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尤其女性学者。何不去读她们的书？ 项静：您这一代女性学者赶上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过程。这个思潮对您有没有影响？ 赵园：应当承认，女性主义思潮对我影响不大。这或许与我们的早年经历有关。我们是在一个不强调性别意识的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那个时候耳熟能详的，是“男女都一样”。应当说，1980年代涌入的各种“主义”，直接间接、或深或浅都对我发生过影响。我喜欢用的说法是“暗中”。暗中发生的影响也是影响。但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主义者”。 项静：我感觉到您在材料选择的问题上有一个矛盾和紧张，一方面是明清之际的研究基本上倚赖叙述，主要材料都是靠士大夫的个人言论，文集，书信，后人记述等等，《家人父子》也这样。而士大夫则因所受教育，最有可能遵礼守法；同时也因所受教育，较有个性的自觉，有不受制于流俗、自主选择的可能。关于普遍的生存状态，常态与非常态，不能确证的部分，怎么进行考察？写作中往往最让人兴奋的是这种矛盾之处，但是阅读中又有不满足的时候，就是在论述中到处是这种矛盾、不确定，读起来会不爽快。因为许多论述都是在申明了丰富性、复杂性之后，往往就止住了，再往后是什么？ 赵园：不能确证就不确证，留出余地。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再往后，或许可以由别人接着说。有人批评《想象与叙述》缺乏对于明清之际历史的“深入、可靠的整体认识”。其实《家人父子》也一样。提供“深入、可靠的整体认识”，不是我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我不向自己提超出能力限度的任务。呈现复杂、丰富、相互矛盾的面相，揭开遮蔽，丰富对历史的认知与想象；“再往后”，有人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向前推进，达到更高层次的认识。我所有做过的题目，都可以重做。空间很广阔，年轻学人对此应当感到高兴。 项静：明清之际的部分士人面对时代交替，不肯认同新朝。有人强调精神生活，也有人由此亲近了世俗事务，日用伦常，言论著述有了较多涉及日常伦理的部分。这也可能是知识分子接近常态的时段。您的《家人父子》对明清之际这个时段的考察涉及了许多文化命题。对这一段历史，会不会有不断变化的感觉和感情？ 赵园：常态与非常态是相对的。明清易代前与易代中，“生活都在继续”。我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即如祁彪佳在清军即将打到家门的时候，仍然在经营他的寓园。不必对“板荡”想象过度。 对于明清之际这一特定时段，我的兴趣的确会随着论题而转移。至于感情，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在学术工作中不过多地投入感情——这或许与别人的想象不同。当然，个别题目除外。如分析“戾气”，很难不动心。但我一向避免影射比附，也避免滥情，绝不在对象世界中扮演一个角色。我认为这不符合从事学术考察的工作伦理。 由1990年代初至今，我作为学术考察对象的这个时段，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一份收获，对象对于我的馈赠。这是浮光掠影地读过一点不可能体验到的。你的精神生活也因此而丰富。在我看来，这是件美好的事。 项静：您在明清之际的人伦关系的重新叙述中，除了还原出彼时彼地的情景，还着力描述了士人关于人伦的理想：严于等差伦序却又不无变通。这种追求，是伦理的又是审美的。父子兄弟雍雍穆穆，夫妇琴瑟和鸣，母子泄泄融融。在天崩地坼的历史瞬间，未失粘合性的，仍然更是家庭及相关伦理。那些相延已久的经验与世故依旧发挥着缓解压力、维系人与人的关系的作用。我在阅读《家人父子》的时候，时时回到当代的中国人伦日常。我发现由于对道德化的反感，似乎在私人记述中已经少有类似的表述方式。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单位，也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基础。您在《家人父子》余论之二里，也谈到了家庭对于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以及在近现代历史沿革之中走过的破坏之路和家庭在传统社会内部自我瓦解的历程。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在今天依然是不待言说的。今天的社会有人称之为一个无宗信(宗教信仰)的社会，个人很容易在这种空间中无所依傍走向虚无。2014年出过一本翻译自日本的书《无缘社会》，书中说现在的日本社会是血缘、职场缘、地缘关系淡薄的社会。其实中国也在这条路上。向传统寻求修复伦理的资源，是不是我们当前一个选项？ 赵园：我在那本小书里的确写到了某些诗意的方面，但却无意于将传统社会诗意化。你会注意到，我也写到了严酷，像冒襄的夫人所遭遇的，像叶绍袁的妻子所遭遇的。我理解五四青年对于来自家族、宗族的压迫的反抗。我所设目标，是补充、丰富我们关于“传统社会”的认知，而非以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其他场合我更愿意强调的，是对“传统”的“去芜存菁”，尤其不以为然于提倡“孝道”，认为修复破坏了的伦理，资源应当更丰富。我们所能做的，就包括了对发生在近代以来的伦理破坏深入反思。整顿吏治，也是修复伦理的必要手段。没有这种强有力的动作，“社会风气”是不可能改善的。 项静：在阅读您的著作的过程中，下意识地会有一种简单的比附，讽喻的想象。您对明清之际的研究背后一直有一个可以偶尔回溯的“五四”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文革”。这些历史似乎是一种潜在的背景。比如关于流入的论述与20世纪的政治流放，与“文革”中以“战略疏散”为名义的大规模流动。这些历史背景与您的论述是怎样的关系？ 赵园：只能说是背景，而且有时未必清楚地意识到。我所避免的，正有你所说的“简单的比附”。考察历史，我努力的，是进入，无论能做到何种程度。但你的经历不可避免地影响你的选题，你的论述的态度等等。我的经验是，如果你的分析足够深入，别人自然会从中读出更多的东西，不必刻意提示、诱导，尤其不宜煽情。 项静：您说自己参与构造了笔下的明清之际，也就是说您所作的毕竟是一种叙述，叙述就是把事情清理出前因后果的时间线；而且您说自己的阅读方式，兴趣范围和期待，早在新文学研究中就已经形成了。这是对于自己研究限制的一种警惕。您是1945年生人，与明清之际的士人相同的是，您也处在许多重大变革的现场，比如现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转换。您经历了“文革”、插队。当代中国一些重大的变化，对学人的影响都是深刻的。您在散文中追述过您的家族的命运(《乡土》)。作为亲历者，您叙述的历史和作为明清之际士人言论和著述的历史，肯定是两种质地。您对自己亲历的历史，准备如何叙述？尤其是在已经有了大量同代人、亲历者叙述的情况下，您如果重新叙述这段历史，会继续选择知识分子作为切口吗？主要依据什么进行叙述和需要警惕的是什么？ 赵园：如果以当代史为考察对象，我关心的会是问题与现象，不限于知识分子，也不以知识分子为切入点，但仍然会大量利用知识分子的文字。与明清之际的情况类似，至今在讲述当代史的，主要是知识分子。让底层民众开口发声，需要条件，即如大规模的社会调研、访谈，但这可能吗？我知道有人在努力推动这类工作，希望他们的工作不受到压制，也希望更多年轻的知识人从事社会调查，让尽可能多的沉默的人们开口说话。网络空间已提供了便利，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如果以当代史为考察对象，我只能希望在既有的基础上向前推进：提供我自己的视角，发掘我发现的材料，提出我关心的问题，对一些现象做出我的分析与解释。我会继续严守学术考察的工作伦理，即使所写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作品。我会充分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努力与既有的考察建立对话关系。我不会为了取悦谁而过甚其辞，也不会刻意回避或掩盖。 项静：您也谈到自己的家族记忆，其实我本来以为您会写一本回忆录。学术研究毕竟要由他人的著述入手，隔着文字资料，而自己的生活对于叙述者来说可能更直接。您有没有这样想过？ 赵园：没有。我没有写回忆录(包括精神自传)的计划。我以为有更值得做的事。关于家族和我个人，我已经在多篇散文中写到了，还会在其他场合继续写，但不是自传或回忆录。尤其在日益临近生理极限的时候，我要考量什么是更有必要做的。当然也因为我不以为自己有特别的经历需要述说。借用别人的书名，我只是大时代中的小书生。当然小书生的命运也可能有大意义，只是我缺乏强烈的叙述的愿望罢了。 项静：问一个关于文体的问题，这可能是您所不在意的。您说过“文体、感觉这类被别人所褒奖的东西，并非我自己所珍视的，我渴望的，是洞悉世界与体验生命的深，我渴望体验与传达的深度和力度”；“在我，最猛烈的渴望，是认识这个世界，同时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但我特别看重文体意识。文学评论、历史研究的写作，当然是由写作者的旨趣、修养、性情决定的，但跟写作对象的贴近，会有一个移情的过程，文体风格会不自觉地被沾染，往往要选择一种与写作对象相匹配的叙述语调。您理想中的研究文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您喜欢什么样的写作风格？ 赵园：其实我还说了另一面，即文体的重要性(见《想象与叙述》附录二“思想·材料·文体”)。事实上我在文体方面很挑剔，对人对己都苛刻，但也并不偏狭。比如对文学，就既喜爱鲁迅，又喜爱郁达夫，也欣赏张爱玲的才情。对学术文体，我希望有内在的力度，能节制，有分寸感，不轻下断语。或许因为做“明清之际”，会更能接受陈寅恪、陈垣、孟森那种写作方式，不喜欢渲染，尤其不能忍受“绘声绘色”，那更像演义。当然中西有不同的学术传统，有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这只是我的个人偏好。 对象也会“暗中”影响我的文字表述——不是有意模仿。比如写《北京：城与人》，再如写张爱玲。当然影响更大的，还是明清之际士人的文集。二十多年浸淫其间，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这也属于对象对于我的赐予。我也仍然爱读当代文学评论。贵刊就是我爱读的一种。比如张定浩、黄德海的文字，再如王家新论诗的文字。洪子诚先生的诗论是我必读的。他的敏锐细腻在时间中毫无磨损，真的令人惊叹。你问到我喜爱的文体，洪先生的文体，就是我喜爱的一种。深度之外，那是一种令人有信任感的文字。修辞立诚。现在已少有人知道“诚”为何物了。 项静：关于写作，您说需要不可重复的对象，同时在对象中写入不可重复的自己。但凡不可重复，必须有大量的阅读和对同侪写作的观察，以及在对象中投注不同的自己。不可重复是一个很高的写作要求，在怎样的意义上不重复？ 赵园：我已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事实是，我的确不曾重复考察同一题目、同一对象，有点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半是“为己”，为了激发活力、潜能。对象的不同，也改变与丰富着自己，使朦胧的意识清晰，不具备的知识，经由不同的题目而扩充。我不太和别人较长论短；由别人那里汲取启发、获取灵感是有的。不同的面向、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材料，足以使我自己发生变化。我很享受这种被学术工作丰富、自己感到日见饱满的过程，不以为学术劳作必然会斫伤性情。 项静：您在《自选集》自序里提到过生活在专业中的感觉，也写到了“认同”所构成的限制：“我们至今仍在所研究的那一时代的视野中。”您还说到学术有可能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经由学术读解世界，同时经由学术而自我完善。对您更重要的是，学术有可能提供“反思”赖以进行的空间。这是一种人生选择，也主要是一种纸上的生活，您对这种生活一直非常信赖吗，有没有产生过虚无感？有没有想象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那种实践型的，参与性的知识分子生活？譬如您也积极写提案，写过一些针对现实发言的文章。 赵园：无所谓“信赖”。至今我已经可以相信，从事学术工作，是适于我的一种选择。在不间断的阅读与写作中，有过对自己的失望，也有过“学术疲劳”，却谈不上“虚无感”。为什么从事学术就要面对关于价值、意义的追问，就有可能产生“虚无感”，而其他职业则不这样？对“以学术为业”的偏见由来已久，与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成见不无关系。我所过的，也不尽是“纸上的生活”。使我关心甚至焦虑的问题很多。你由我的随笔中应当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什么是“实践型、参与型”的？于建嵘、孙立平、温铁军吗？我佩服他们，但并不以为那种方式适于自己。他们有各自的专业，他们的参与、实践与专业相关。我有自己的“参与”方式。除了你提到的“提案”，我已经说过的批评性随笔外，你不以为分析“戾气”，分析“井田”等等是参与？对“实践”、“参与”不妨有宽泛的理解。我不将做“公知”作为目标，也不相信自以为“公知”者都能称之为“公知”。“公知”与专业活动并非必然对立。与其有其志而无其力，不如实实在在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对于知识分子的偏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更早。“象牙塔”、“故纸堆”仍然被作为现成的标签。将专业精神与现实关怀对立，也来自偏见。不必要求别人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明清之际“三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既是优秀的学者、思想家，又深度参与了他们时代的政治。将知识人类型化，而且是简单、粗糙的分类，再进一步道德化，此优彼劣，只能更加挤压知识人的生存空间。如果身在高校或研究机构，却又对专业精神鄙夷不屑，我会怀疑其人在职业伦理方面出了问题——何不去选择别的职业？ 项静：您在社会科学院工作。社科院作为一个科研机构，不同于高校和其他单位。您平时的生活是怎样的？ 赵园：我读书，写作；有机会就出去走走。比如今年春天，就在台湾“中研院”与那里的学者交流。我偶尔会会朋友。尽管大家都老了，走动已不能像1980年代那样频繁，但友情依旧。甚至我能随时向有的朋友求助。与朋友一起，我们几乎不讨论学术，谈论的是中国，话题极其广泛。即使对朋友，我也不苟同。和老伴也一样，不讨论学术，谈天说地，还常常要聊聊电影。电影是我们共同的爱好。1980年代我们就曾参与电影界的活动。不再写“观后感”了，就边看电视边评论。 还有一些小朋友。和小朋友在一起话题也很广泛，常常谈的是“社会问题”。即使讨论学术，也并不都是我在施教，他们也会向我提供建议或帮助。今年春天不慎骨折，《家人父子》出版后，就有小友主动“勘误”，那本书重印时，就据此做了修订。 项静：您平时是怎么规划工作时间的？是有固定的时间吗，还是比较随性？ 赵园：我的生活秩序比较刻板。这或许因为我出生在教师家庭，自己又教过中学。如果没有人来访或其他事，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固定的。近些年日老一日，工作时间不能延长，只能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工作时极其专注，精力高度集中。其他时间则会在附近走走，或随意读点什么，比如读社会新闻。不是在网上读，而是读纸媒，在这方面很老派。对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尽力去了解。比如去年圣诞节，就和老伴到不太远的“爱琴海”购物中心感受“节日气氛”。一下子看到了那样多的“90后”，觉得很震撼。 项静：最后一个问题，看您写了那么多城市文学的文章，您现在还会思考这个话题吗，今天的城市文学好像已经跟过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在年轻一代的写作中，地标性的表达几乎开始有意识地淡薄，这可能是在回避前辈们刻意树立的那种城市写法和意识。 赵园：我已经无暇关注“城市文学”。《北京：城与人》之后，始终关心的，是城市，尤其近几十年来以“城市改造”名义的破坏。我的周围，有实际参与城市建设的小朋友。我认同他们的思路，关心他们的项目。这种人才，既是专业型的，又是你所说的“实践型”、“参与型”的，将二者结合得很成功。我只能“坐而言”，他们则能“起而行”。对于这样的朋友，我只能说“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工作选择论文; 明清论文; 历史论文; 实践论文; 赵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