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领导艺术探析
刘长明，刘广鑫，王玉堂
（山东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不仅开创了为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而且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领导艺术：心存百姓、严以律己的为君之道；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用人之道；唯在得人、民富国强的为政之道。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是在治国安邦的实践中形成的，经过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是具有借鉴价值、科学合理的为政治国理论。
关键词：唐太宗；贞观之治；领导艺术
由于经历了多年战争的摧残，唐朝建国初期，举国百废待兴，亟需招纳各方人才以图建设。唐太宗正是在此严峻形势下，励精图治，广纳天下贤才，君臣合力开创了历时23年（627―649年）的被后人称为“贞观之治”的昌盛局面。李世民的领导艺术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其中的领导艺术、用人原则等，放之当代依然具有借鉴价值。本文试从唐太宗的为君之道、用人之道、为政之道三个方面来探析唐太宗的领导艺术。
一、唐太宗的为君之道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1]1唐太宗虽君临天下，却心系百姓，不仅没有沉迷于一己私欲，而且严以律己。唐太宗作为一代君王，手握生杀大权，却能做到谦逊、宽厚、爱民如子，的确难能可贵。唐太宗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1]1唐太宗非常注重自身的修养，秉持严以律己的精神，崇尚黄老之道，内以修身，外以治天下。即使作为一国之君，他依然能够保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思想自觉，近君子而远小人，终成一代明君。
孔子说过：“良药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孔子家语 · 六本》）墨子也说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士。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墨子 · 亲士》）如果帝王身边全是吹捧的声音，而没有逆耳的声响，帝王就无法保持清醒。唐太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这样，他“左右羽翼者皆良”，“助之视听者众”，吸纳了越来越多有才能、一心为国效力的谏臣谋士。“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孔子家语 · 子路初见第十九》）唐太宗开明地接受忠臣的谏言，不断革除国家的弊端。久而久之，国家的弊端自然会越来越少。国家的弊端少了，国家才会变得强盛。唐朝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以魏征最为著名。唐太宗和魏征虽有君臣之别，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是相辅相成的。魏征之所以能够直言进谏，以至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生共进谏两百多次，正是因为唐太宗对魏征的谏言能够听而行之。然而，伴君如伴虎，敢于直言进谏的勇气不是谁都拥有的，因此敢于直言进谏正是魏征的可贵之处。魏征的直言进谏，不仅受到了唐太宗的赏识，而且其行为也为朝中其他官员树立了榜样。唐太宗在魏征离世后悲痛地感叹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1]42
“这个狠心的小姐姐，鲲的背上，还有位子的，捎我们一程多么好，早早到万花谷，洗一个热水澡，睡上一觉，多好，我已经多少天没有在有被子跟枕头的床上睡了？” 上官星雨还在抱怨，真是难为上官家的小姐了。
概言之，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就是：坐拥天下，心中先存百姓；治理天下，首先端正自己的心态并严以律己，虚心纳谏；只有君、臣、民三者的关系都处理得极为妥当，才能政治清明、令行禁止，从而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繁荣富强。这个道理，虽然看似浅显，却不是每一个身处君位的人都能够认识到并且长期践行的。“黄老之术要求帝王清心寡欲，克制欲望，力行节俭，避免骄奢，以防上行下效。”[2]唐太宗修黄老之道，行无为之治，其为君之道体现了他超前的思想境界。大道无处不在，不可一一道尽，唐太宗却能体悟此道，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二、唐太宗的用人之道
唐太宗用人原则之四是英雄不论出处。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唐太宗发现并任用马周这一出身贫寒的有识之才。马周客游长安，寄居于中郎将常何的家中。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令文武百官上书谈论朝政得失，常何乃一介武夫，不知所言，马周便替常何写了奏疏，提出建议二十余条，且条条在理，唐太宗看了常何的奏疏之后，甚为满意，意欲奖赏常何，并倍感诧异地问常何何以写出这些建议，忠厚老实的常何坦然告知唐太宗，该奏疏是由家客马周代为写之，唐太宗闻后立即下令召见马周，并予以重任。
病例排除标准：既往已确诊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如肺癌、肺转移瘤、间质性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症及重大心血管疾患，近1月明显的呼吸道感染。
唐太宗用人的首要原则就是德才兼备。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他虽然求贤若渴，但并非饥不择食。唐太宗认为，招贤纳士，用以谋事，须德才兼备方可，且“德”在“才能”之上。有德无才之人难以成事，不足用；有才无德之人于战乱年代尚可一用，然于太平之世，这样的人虽能成事亦能败事，亦不足用之。
唐太宗用人原则之二便是“用人所长”。世上无全能之人，人人皆有所长亦有所短。唐太宗用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他在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论述道：“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才，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3]唐太宗在此明确表明了他的用人之长原则，即有一技之长且品质良好之人皆可为其所用。名相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个长于谋，一个善于断。唐太宗在任用他们的过程中，善于发挥二人的优势，使其优势互补，从而成就了“房谋杜断”的历史佳话。
唐太宗用人原则之三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4]44。唐太宗在选用人才方面强调公正无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他依据官职的需求来选人，从国家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出发，选择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关职位。如果没有才能，即使是自己的亲属亦不加以任用，比如襄邑王李神符这样的人；如果有真才实学，即使是曾经的仇敌仍然要任用他，比如魏征这样的人。
唐太宗虽有雄才大略，却不自恃而妄自尊大。他谦虚谨慎，对隋炀帝的昏庸之道引以为戒，遇事三思而后行，让“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4]68，给有才能的人以充分的施展空间。老子有言：“为无为，则无不治。”（《道德经》第三章）万里长城并非凭一人之力所能筑成，而是集众人的智慧和力量共同筑成的，唐太宗深谙此道。朝中政事繁多，唐太宗倘若事无巨细，凡事皆亲力亲为，纵使有三头六臂，亦难以及时地将所有政事都处理妥当。于是，唐太宗就把具体政事都交给朝中有才能的人去做，这便是践行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说过：“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墨子 · 所染》）唐太宗极其注重人才的选举和任用。他广招天下德才兼备之人，多次要求房玄龄多为国家推荐人才。众多贤才汇聚于他的朝堂之内，自然有助于他治理朝政。
唐太宗的用人之道有二，其一是得人，其二是用人。虽然理论上得人应在前、用人应在后，但是两者的关系实质上是相互联系、合二为一的。得人的目的就是为了用人，用人的具体需求是得人的标准和要求。在唐太宗当政期间，得人与用人是不分前后的。第一，如果唐太宗发现了有才能的人，便会将其招纳过来，给予其合适的职位，以使其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这便是得人在前、用人在后。第二，唐太宗会根据具体职位的需求选拔人才，这便是用人在前、得人在后。可见，唐太宗得人与用人是不分前后且相互统一于一体的，务实是其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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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1]349可见，唐太宗的为政思想就是选贤举能，任用德才兼备之人治理国家，而且要做到人尽其才，把人才分配到适当的岗位，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三、唐太宗的为政之道
唐太宗上述用人原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需求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选拔人才。他坚持与时俱进，其用人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依据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的。比如，在战乱年代，他会任用有才能而品德稍有欠缺的人，因为在战争年代死伤都已经司空见惯，自然无道德可言；然而，到了天下大局已定、大部分战乱都已平息的时候，他就不再任用品行不良的人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当代，我们选人用人之时，如有据可依的话，一定要先确定其品行是否良好，然后再考察其才能大小，最后方可确定是否可以任用。
仿真时，设定d=4.2/5.0 mm，分别取交变压力频率为10,50,100和200 Hz进行仿真分析，仿真结果如图8所示。仿真结果表明：交变压力频率为10，50，100 Hz时主阀口均异常开启，交变压力频率越大，主阀口异常开启量越小，并且当交变压力频率为200 Hz时，主阀口仅在开始阶段开启，之后保持关闭，此时先导式溢流阀正常工作。这是因为负载频率越高，负载阻尼孔直径在1个周期内处于4.2 mm的时间越短，系统建压未达到峰值时又切换至5 mm降压。同理，系统降压未降到谷值时又切换至4.2 mm建压。因此交变压力频率越高，交变压力幅值越低，则主阀口异常开启量越小，溢流阀T口泄漏量越少。
唐太宗说：“国家法令，维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1]401唐太宗体恤百姓，要求国家法令的制定一定要简约明了。他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1]379也就是说，人的生命只有一条，死后不可复生，对于刑法的使用务必宽简，而且施法者一定要做到公正无私。因此，唐太宗非常注重选用善良公正的人才审案断狱，并鼓励他们公正施法，只要他们断狱公正，就增加其俸禄，赏赐其金帛。这些做法极大地抑制了犯罪，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自贞观元年到贞观四年，全国被判为死刑犯的仅29人；贞观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定于贞观七年（633年）秋天问斩，唐太宗下令让这290个死刑犯在贞观六年年底回家处理后事，等来年秋天再回来接受死刑。到了贞观七年九月份，这290个死刑犯全部返回，无一逃跑。可见，在唐太宗的治理之下，当时的中国政治十分清明，几乎没有冤假错案的发生，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很少有人铤而走险做违法犯罪的事。
社会要发展，国家需要制定各种政策、法律等用以规范和指导社会实践，同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支撑。如果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国家就无法运行，也就谈不上社会发展进步、国家繁荣富强。唐太宗作为一代封建帝王深谙此道，坚持民富则国强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并一以贯之。
古人有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 · 王制》）唐太宗曾多次引用此语。国家的发展不仅需要朝堂之上的文武百官齐心协力地辅佐皇帝，为国家出谋划策，制定国家的发展方案，更需要天下百姓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一国之君不重视百姓的作用，不关心百姓的疾苦，只顾自己贪图享乐，那么他的百姓自然不会推崇和拥护他。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如果农民越来越少，那么这个国家的生产力就会逐渐降低，税收总数便随之降低。唐太宗对此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贞观二年（628年），京城大旱，出现了大量蝗虫，唐太宗在园子里捉了几只蝗虫，说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5]说罢，不顾左右侍臣的阻止，便生吃了这几只蝗虫。由此可见，唐太宗爱民如子，十分关心百姓切身利益。
唐太宗以隋朝的灭亡作为前车之鉴，以黄老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励精图治，知人善用。在他统治下，君臣相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力逐渐强盛。唐太宗的年号为贞观，后人把他在位期间的统治称为“贞观之治”。“贞观之治”为后来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基础。唐太宗的领导艺术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其为君之道、用人之道、为政之道以及民富国强思想，对于当代依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价值。通过对唐太宗用人之道的分析和领悟，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人才观，树立良好的用人观念，科学合理地看待人才、引进人才、任用人才，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唐太宗“清净”的为君之道、灵活的用人之道、开明的为政之道，并把其民富国强的思想贯彻到实际工作中。
“古之道”不能解决“今之有”[6]。我们在借鉴唐太宗领导方法的时候，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味地照抄照搬，而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灵活地借鉴唐太宗的领导艺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7]我们不仅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更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从中汲取丰厚养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裴汝诚．贞观政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 刘长明．隧道之光：史上三个半和谐盛世述论（上）：一种基于和谐伦理维度的研究[M]//贾英健．伦理与文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2．
[3] 张希清，王秀梅．官典：第1册[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320．
[4] 李肖．李世民成霸业的用人韬略[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
[5] 司马光．资治通鉴：第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7：515．
[6] 王玉堂．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N]．大众日报，2018-10-17(11)．
[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6．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9)03–0126–04
收稿日期：2018-11-13
作者简介：刘长明（1963―），男，山东昌乐人，教授。
〔责任编辑 叶厚隽〕
标签：唐太宗论文; 贞观之治论文; 领导艺术论文; 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