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入退出角度对重复建设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复建设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可以说，适度的符合专业化分工协作要求的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需要。但是，过度的重复建设，“大而全”、“小而全”式的重复建设则制约着经济效益的提高和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1997～1998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达100%，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单纯受资源供给约束、 不受需求约束的时代已经结束。厂商只有以效率更高的生产经营和服务，才能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如果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则生产经营效率就会下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从而被竞争淘汰（注：有的文章提出：“判断产业、产品重复建设的程度，主要看市场供求状况和企业开工率。综合性的数量指标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大体可视为在适度重复建设范围以内，在此以下的就步入过多重复建设的范围了。”“我国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大体处在供求平衡和少量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状态， 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80%以上；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高水平的加工产品则是供不应求。”（《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第2版）。因此，有效地防止和解决“大而全”、 “小而全”式的重复建设问题，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系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文第二部分用一个简单的进入退出例子说明基本理论和思想；第三部分以电视机行业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第四部分是结论及政策含义。
二、一个简单的进入退出的例子
进入，指的是一个厂商进入新的业务领域，即开始生产或提供某一特定市场上原有产品或服务的充分替代品。进入的反面就是退出，有进入必然就有退出，并不是所有的进入都是成功的进入。进入有成本，退出同样也有成本。
假设某一市场只能容纳一个厂商生存，而有两个厂商同时决定进入或不进入。该市场进入的博弈如表1所示。如果两个厂商同时进入， 各亏损100元；如果一个厂商进入而另一个不进入，则进入的盈利为100元，不进入的盈利为0元；如果两个厂商都不进入，则都不盈不亏。 从退出的角度说就是：如果市场上有两个在位厂商，两个厂商要同时决定退出或是不退出。如果两个厂商都不退出，各亏损100元； 如果一个退出而另一个不退出，退出厂商的亏损减为0， 不退出厂商则由亏损转为盈利100元；如果两个厂商同时退出，则都由亏损变为不盈不亏。 该博弈有两个纯战略均衡：（进入，不进入）和（不进入，进入）或者（退出，不退出）和（不退出，退出）。
表1 市场进入博弈
进入(不退出)
不进入(退出)
进入(不退出) -100, -100100,
0
不进入(退出) 0, 100 0,
0
用表1 的市场进入博弈描述和解释重复建设现象的含义就是：两个厂商都不进入或两个厂商都不退出不是一个纳什均衡，因而这种现象从理论上说不应该出现。或者说，在给定两个厂商都未进入的情况下，一个厂商进入而另外一个不进入是社会福利最优的必要条件；在给定两个厂商已经进入的情况下，一个厂商退出而另外一个不退出则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为什么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是厂商同时进入，即（进入，进入），或者在给定两个厂商都进入的情况下都不退出，即（不退出，不退出）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表1的市场进入博弈。 稍微改变上述假设条件，假设一个厂商已经进入（在位者），另外一个虎视眈眈地准备进入（进入者），在位者为保住已经占领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就要想办法遏制进入。在这个博弈中进入者有两种战略选择：进入或者不进入；在位者也有两种战略选择：默许进入或者奋起斗争。进一步假设进入前在位者的利润为100元， 进入后两个厂商的利润合计为50元（各为25元），进入的成本为5元。表2为市场进入遏制博弈的支付矩阵。该博弈也有两个纳什均衡，即（进入，默许），（不进入，斗争）。在给定进入者进入时，在位者选择默许可得到25元利润，选择斗争则得不到任何利润，所以最优战略是默许。对进入者而言，在位者选择默许时，进入者的最优战略是进入；只有当在位者选择斗争时，不进入才是进入者的最优战略。
表2 市场进入遏制博弈
默许
斗争
进入20, 25, -5, 0
不进入
0, 1000
100
用表2 的市场进入遏制博弈解释重复建设现象的含义就是：由于行政分割和市场分割，（进入，默许）是一个纳什均衡。因为其他地区或部门想要进入，在位者无能为力，唯一的选择只能是默许。当在位者选择斗争时，（不进入，斗争）的纳什均衡在现实中会被“打破”，原因在于虽然在位者可以选择斗争（进入者的意识中也肯定在位者会进行斗争），但进入者可以借助市场的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而进入并生存下来。所以（进入，斗争）虽然不是一个纳什均衡，但却可以成为现实中一种“假冒”的均衡。表2的博弈没有考虑在位者的成本情况。 由于在位者率先进入，具有先动优势，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假设在位者的成本函数有两种情况，对应于这两种成本函数的支付矩阵分别如表3 和表4所示。
表3 市场进入遏制：高成本的情况
默许 斗争
进入20, 25
-5, 0
不进入
0,100, 0, 100
表4 市场进入遏制：低成本的情况
默许
斗争
进入 15, 80
-5, 90
不进入 0, 100 100
100
显然，在给定进入者选择进入的情况下，在位者选择默许还是斗争取决于自己的成本类型：高成本在位者的最优战略是默许，而低成本在位者的最优战略是斗争。低成本情况下斗争之所以优于默许，可能是在位者的成本如此之低，使其在非常低的价格下获得的垄断利润（此时进入者亏损）也比在较高价格下分享到的寡头利润要多。对进入者来说，由于不知道在位者的真实成本类型，只能估计在位者为何种成本类型来决定自己的最优战略：如果在位者为高成本的概率是ρ，低成本的概率是1—ρ，进入者选择进入得到的期望利润为20ρ+（－5）（1 －ρ），选择不进入的期望利润是0。所以，当ρ＞0.2时，进入得到的期望利润才大于不进入的期望利润，进入才是最优战略。既然市场的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可以使进入者生存下去，那么无论ρ大小，进入者都选择进入。
对于进入退出还可用协调问题进行解释。假设有两个厂商，i＝1，2，两个厂商都不知道对方的意图， 可以同时选择进入（或退出）或不进入（或不退出）。
令π（E[,i]为第i个厂商进入后的预期利润，相应地，π（X[,i）为第i个厂商退出时减少的亏损。当i＝1，2，π（E[,i]）＞0时，两个厂商均进入，并能生存下来，并且这时该行业的实有厂商数量依旧小于均衡厂商数量，即N≤N[*]，所以就没有协调问题出现。即使N≤N[*]，假如有i＞2个厂商准备进入，进入后N≥N[*]，则有的厂商的π（E[,i]）＜0，这时究竟谁进入谁不进入，理论上说就存在着协调问题。 现实中这种事前的进入协调只靠厂商进行是很难取得预期效果的，可考虑由政府出面规制，当然政府在规制时肯定加入了自己的偏好。反之，不考虑事前的协调，只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当π（E[,i]）＜0时，这时N＞N[ *]，就有N－N[*]个厂商需要退出，究竟要谁退出也存在着协调问题。假设两个厂商在进入和退出上同时做出决策，则纯战略均衡的结果与前述相同。从理论上说，如果协调得好，完全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考虑到协调的成本大于零，谁都不愿意花费成本出面协调（存在正的外在效应），就只能是各自单独行动了，单独行动的结果很可能出现无效率。
用协调问题解释重复建设现象的含义就是：由于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政府管理体制、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不对称，不可能协调好进入退出问题，因而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就“必然地”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三、中国厂商的进入退出：以电视机行业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机行业作为新兴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从弱小的“幼稚产业”发展成为成熟的行业，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开发应用力量和较为合理的产业组织，并且成为该行业的世界级生产大国和具有一定优势的出口创汇行业。中国的电视机行业本身是通过进口替代战略发展起来的，从一起步就注定只能靠挤占原来由外国产品占领的国内市场来开拓自己的国内市场生存空间。正因如此，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电视机行业，今天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从供给的角度看，电视机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关联度（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连锁度）比较高，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基本上不存在进入的较高法律和政策壁垒。从需求的角度看，电视机行业在最近十几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需求的增长特别快，发展是以需求为导向的，其收入弹性为正数。
如果在年份t的统计资料中有n家厂商，而在年份t—1的统计资料中只有n—1家厂商，这就意味着年份t上有一家新厂商进入。 可能还存在下列可能性：在年份t—1之前（即t—2或更早年份）某一厂商已在该产业存在，由于某种原因停产了一段时间，在年份t上又重新开始生产，这在本文的计算中也视作进入。要把这种进入与真正的新进入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的。进一步，如果在年份t的统计资料中有n—1家厂商， 而在年份t—1的统计资料中有n家厂商，这就意味着在年份t上有一定厂商退出，这种退出有的是真正的退出，有的是被同一行业的厂商兼并了，本文对此无法做出区分。（注：以下数据来自《中国电子工业年鉴》及国家统计局编写的《工业统计月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包括了较长时间跨度的纵向数据，从而能比较准确地反映厂商的数量及进入退出的演变情况。）
图1 电视机企业进入退出比率
图2 电视机企业进入退出数
图3 电视机企业数
表5 电视机制造业厂商数量变化的统计
产 第 P N[,p] sN[,s] s-p n[,s]/n[,p]
业 一
年
电视机
19851989
354 1996a
302
70.8297
在图1、图2、图3和表5中，计算了厂商数量的高峰年份P、 高峰年份的厂商数量N[,p]、有退出发生的最后一年s、有退出发生的最后一年的厂商数量N[,s]、退出的时间长度s—p以及退出的强度（程度）N[,2]／N[,p]。（注：如果一个产业生存发展的历史足够长， 厂商进入退出的变化就会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当N[,p]＝N[*] （均衡厂商数量）时，对于所有的t＜P，一定是N[,t]＜N[*]， 这就意味着对于所有的t＜p有X[,t]（退出的厂商数量）＝0，因而，厂商数量直到时期p都是非递减的。在时期p时，N[,t]＝N[*]，所以，时期t的进入和退出为0，这就意味着在时期p+1及其后的各个时期N[,t]＝N[*]，该产业的厂商数量处于均衡状态。因此，如果N[,p]＝N[*]， 厂商数量动态上是非递减的，即没有退出发生。这应该是一种理想的厂商数量演变模式，因为没有进入的厂商退出，表明所有进入的厂商均能够赚到正的利润，也就意味着进入的资源不存在重复配置（重复建设）。第二种可能性是：当N[,p]＞N[*]时，在时期P之后N[,t]开始减少，即有退出发生， 一直到N[,t]＝N[*]时或N[,t]＜N[*]时，退出才会停止。如果一个产业的历史足够长，N[,t]最终会等于N[*]， 产业中的厂商数量会基本上保持稳定。所以，该产业的历史上将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厂商的数量从高峰期的N[,p]开始减少，直至达到N[*]这个稳定值。N[,p]与N[*]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是N[*]对N[,p] 偏离的比率就可以用来度量退出的程度。一般而言，大多数产业都会经历一个经营不成功厂商的退出过程。）
由图1、图2、图3和表5得到电视机厂商数量N[,t] 变化的时间路径的特征：N[,t]在达到高峰量前逐渐增加并伴有某些年份上的减少， 在达到高峰最后数量有所减少，然后稳定在低于高峰量的某一水平上。电视机企业数从1985年后交替出现某些年份上的减少和增加，到1989年达到高峰量354家，此后一直维持在低于高峰量的水平上。如果将表5 中s与p之间的时间跨度作为退出期长度的标准，则退出期为7年。对厂商数量这个随机变量而言，7 年的退出期要短于国外某些产业的平均退出期〔Klepper和Miller（1995）实证检验的结论是至少10年〕。 这或许正是中国的特殊情况。
从绝对规模看，中国彩色电视机年产量与韩国接近，中国彩色电视机的总装厂就有70多家，而韩国彩色电视机总装厂只有6家， 每家生产规模均在200多万台。当然，我国与韩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 国情不同，不能作上述简单的类比。再从企业的绝对规模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资料计算，1995年末彩色电视机已形成的生产能力是44676468台，由207 条国产和109条进口装配线构成，1995年彩色电视机产量为20577363台， 生产能力利用率是46.06%，1995年310家电视机生产厂商的平均生产能力为144117.64台，距估计的最低经济规模（MES）为40万台相差甚远。黑白电视机的情况也类似。1995年末已形成黑白电视机生产能力是30308123台，同年年产量是14384958台，生产能力利用率在47.46%。
四、结论和政策含义
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将诱致厂商进入，厂商的进入又将推动经济发展。谁也不否认厂商的进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特别是改革初期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的市场化和政府管制的放松是导致厂商进入的最直接的原因，换句话说，制度诱致和利益驱动是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厂商进入的最直接原因。
（一）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轨时期，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适应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正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中，那么，在这种经济体制的“非均衡”状态下，诱致厂商进入的特殊制度原因和利益驱动就起着更直接、更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经济分割和财政分割，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机会的激励，“促进”和“鼓励”了许多企业的进入。地方政府为了使自己“灶”中的“饭”多一些，必然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能调动和支配的各种渠道的资金，在本地建设一些投资收益较高的短、平、快项目，以扩大自己的财源。只有当本地生产所需的原材料销往外地能比在本地加工为本地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时，才会作出外销的选择，反之就会作出在本地建厂加工的选择，即使本地的加工技术和原材料使用效率明显低于外地，也会在本地建厂。
另一方面，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在改革开放以前就已存在，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却成为企业“过度进入”的制度根源。例如，在80年代产品的市场分割现象非常严重，而这一时期也恰好是企业进入最多最快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市场分割、财政包干再加上快速增长的耐用消费品市场需求，使得企业快速进入获得了最直接的刺激，这时企业（尤其是国有小型企业及乡镇企业）进入的常见方式是在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和财政支持下从国外进口成套设备和生产组装线，进行产品的加工组装。这样做，企业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投产并赢利，地方政府也会在最快的时间内“得利”，但由于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开始亏损，难以维持生存。这说明80年代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虽可容纳更多的企业进入，代价却是行业利润率的下降以及随后部分企业的亏损以至退出。
第二，投资审批权的下放也成了大量小企业产生的“催化剂”。最明显的是，投资审批权的下放导致地方为了绕过中央政府审批的限制，将规模缩小，使得小规模企业大量重复上马，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现象严重等等。统计资料显示，仅杭州一个地区就曾经出现过30多家电冰箱厂。电视机业经过几年的鏖战，名次大体排定，人们戏言为“七狼一虎”，“一虎”为盘踞在四川的长虹，生在广东的“七狼”为康佳、TCL、 创维、乐华、高路华、康力和华强。
（二）由于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未完全到位，供给系统的反应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给系统可以说是完全“刚性”的，随着90年代以来生产要素市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我国的供给系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变得有弹性，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的作用日渐凸现，但依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第一，供给系统的扩张反应过度敏感。面对市场需求变化所产生的新的消费热点，在诱人的广阔市场前景的驱使下，政府可以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力量（而且地方政府的反应比中央政府要快得多），企业对此也会积极响应，迅速调动起各种生产要素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扩张反应过度敏感的结果是厂商的过度进入，使满足新需求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在短时间内过剩。电视机这个80年代因“过度进入”而倍受指责的行业，在8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进入的厂商实际上都获得了盈利并能在3—5年内收回投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快速增长的行业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度进入”的事实是十分有帮助的。从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考虑，“过度进入”和重复建设是整个社会资源浪费和社会福利的损失，但从地方局部利益或企业利益的角度考虑，或许这种进入就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是“无可厚非”的。
第二，供给系统的低水平反应强烈，高水平反应不足。供给系统在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业上反应非常强烈，而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上的反应严重不足，这不仅表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过低，而且表现在整个生产装备的技术水平过低，大部分新兴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组装能力过剩而部件生产能力不足。当然，这种现象产生的另一层原因也不可忽视，即组装厂商的利润要比零部件厂商的利润高得多，不合理的比价当然导致资源流向组装环节。在国际市场上组装的利润也比零部件生产的利润要高，原因在于很高的产品更新换代率使得零部件厂商的风险比组装厂商更大。80年代电视机行业就存在显象管生产和组装之间的不均衡。电视机组装所需的投资规模较小，技术较为简单，绝大多数组装厂只需借助地方上的各种资源便可建立起来，而购置和安装显象管技术及生产设备，所需资金规模一般较大，如果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很难实现。正是这种供给系统的低水平反应强烈，高水平反应不足，再加上地方政府对市场需求的反应比中央政府在速度上快得多，从而导致组装能力大大超越了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能力。
第三，供给系统对短期需求反应较快，对长期需求反应迟缓和失调。这是与供给系统的低水平反应强烈，高水平反应不足相对应的。对短期需求的反应较快是指供给系统受市场需求和利益的驱使，能够迅速地调动各种资源形成供给能力，在较短时间内满足市场的需求。对长期需求反应迟缓和失调是指面对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动，只是在短期内发生中间投入要素的变化（零部件组装厂就是中间投入要素的改变），而不能随之发生产业的固定资产结构和技术设备结构的变化。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上就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业能力严重不足。例如，在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表现就是组装生产能力过剩，而象显象管、压缩机等关键零部件和技术的生产能力严重缺乏，并且依据市场需求的导向迟迟不能形成供给能力，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力量进行干预。
上面就厂商进入的原因进行了阐释，那么，为什么进入过度行业中的厂商不能迅速退出呢？根据经济学原理，这似乎应该是沉淀成本的作用和影响。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制度方面的阻碍也不能忽视。
正如前文所述，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供给系统在扩张上的弹性是较大的，相反，面对市场需求变化产生的原有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萎缩，供给系统的收缩机制却过于麻木呆滞和迟缓。尽管某些行业和产品的市场需求持续几年锐减，在位厂商亏损严重，但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却缺乏主动削减退出的意愿，往往非要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才能得以收缩。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纺织行业，特别是其中的棉纺织业。不可否认的是，政府出于政治上和社会稳定上的考虑（地方政府也会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亏损企业的退出。
综上所述，在改革日益深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买方市场已形成的条件下，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解决好重复建设问题。一方面要把已有的过度重复建设减下来，另一方面还要避免新的过度重复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