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宝贵论文,精神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5-0009-05
延安精神，主要是指以延安为政治地标，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它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其主要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概括和阐述。江泽民同志指出，延安精神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胡锦涛同志在看望延安老区人民时指出，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这三个“集中体现”，是对延安精神历史地位和巨大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对延安精神的高度概括和深刻阐述。总之，在延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学习、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就是要从延安精神中获取更多的思想营养和政治智慧，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搞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贡献我们的力量。
一、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实现党的纲领和主要任务——反帝反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国，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过程中形成并为之服务的。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在中华民族面临日本侵略、面临亡国亡种的严重关头，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高举起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旗帜，制定了全面抗战的路线，领导和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延安成为中国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模范的抗日民主区，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指导中心。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雏形。在延安形成的延安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着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断发展壮大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只有完成这些任务，才能体现出党的先进性质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建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实现党的最低纲领。在中共中央刚到延安时，党的力量和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力量、军队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4万多名党员、5.6万人的军队。而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又十分艰巨。抗日胜利就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而是要经过好几年甚至更长期的战争才能实现的目标。这力量从哪里来？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靠国民党，靠单纯的国际援助，那么，靠谁呢？只能靠“发展自己”，即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扩大党员，不仅要扩大党，同时还要扩大军队。不但要扩大军队，全国人民也要组织起来，组织在工会、农民协会、妇女会以及各种抗日的团体里，这就是增加一个很大的抗日力量。因为日本鬼子说中国这个地方很好，他不走有什么办法，我们有办法，就是增加抗日力量，要他走。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延安精神就是在增强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力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正确地认识到：“发展力量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就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力量。发展哪些力量呢？毛泽东明确指出：“发展力量有三个方面，一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二是瓦解争取敌方的力量，三是扶助争取同盟者。主要是巩固扩大自己的力量。”[1]如何发展自己，在大多数时间，大家认识是一致的，但个别时期也有过争论，关键是要不要有独立自主的政策。到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克服了“一切经过国民党”这个右倾的错误，解决了如何发展的问题。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作报告：“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的力量，抗战以来，中央就是这个政策。”[2]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制定了正确的大力发展党和人民力量的决策，用主要的精力寻求发展，谋划发展，使党和人民的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到1945年，党员发展到121万，人民军队120余万，民兵260万，解放区扩大到近1亿人。这就为延安精神的形成、生存、发扬、光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发展党和人民力量，完成党的主要任务的过程中，延安精神得到培育。所以，延安精神能够形成、生存、发扬、光大，离不开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否则，党的任务不可能完成，延安精神也失去了依托。
全国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年至1940年，是发展游击战争，采用“麻雀满天飞”的办法到处发展的时期。第二阶段：1941年至1942年，日本主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进行了扫荡，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军队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一面坚持反“扫荡”、反“蚕食”，一面出台了许多政策。第三阶段：1943年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和军队又得到了发展。由于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抗战中得到了迅速壮大，党员增加，政治、思想等各个方面完全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地方政权、群众组织等等，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并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巨大的作用。这就为完成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提供了充分的保证，也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准备了雄厚的组织基础和力量源泉。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事实充分说明，没有发展，没有力量，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领导人民坚持长期抗战。而没有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也就没有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形成，就在于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大力发展党和人民力量；而延安精神的形成，又促进了党和人民力量的发展。可以说，在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前提下发展党和人民的力量，是延安精神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雄厚的组织基础和力量源泉。学习和弘扬延安精神，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必不可少的。
二、延安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的精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环境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自觉性，这也正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所在。毛泽东在处理党在局部执政期间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时，曾深刻地指出：“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3]这里所说的管事，实际上就是执政的意思。既然是共产党执政，党和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就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就要采取各种措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卫生防疫等事业，逐渐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多次强调：“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4]
延安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被誉为“抗日民主堡垒”。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被誉为抗日民主的“模范”。抗日民主政府为人民，政府是清正廉洁的政府。1938年8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要求，冀南抗日新政府成立后必须实行6件善政，包括：救济饥饿群众，组织秋收运动，规定二五减租等等。毛泽东还强调：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个政府也是这样。要随时把老百姓的疾苦挂在心上。毛泽东形象地比喻说，不吃老百姓的鸡蛋而给老百姓以鸡蛋，这是所谓改善人民生活。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社会风气很好。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5]。这正是延安精神的体现。因为人民政府为人民，廉洁从政，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是蓬勃向上的。
为了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建构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抗日民主政府还制定了不少法律法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对“根据地的平安小秩序负责”[6]，因而先后发出保障人权、财权的通知、条例等等，保障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这些措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积累了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治国安民的经验，也闪现着延安精神的光芒。中国共产党不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都是延安精神的体现。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也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之处。艰苦奋斗是为着实现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这个理想、目标，就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自然灾害，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有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菜吃，没有鞋袜，没有被盖。但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于1941年3月命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指战员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的南泥湾垦荒。指战员们经过艰苦奋斗，把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终于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辛勤的汗水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业、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的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作出了贡献。毛泽东在七大时讲到可能会出现17种困难，但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就可以克服和战胜困难。“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去实现党的纲领和任务，也是经典性的至理名言。
三、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是没有一党的私利，而以推动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为己任。为了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中国共产党把生产力作为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标准，并在可能的条件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是检验一个政党政策作用的好坏、大小的标准。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来说，新社会制度的建立，都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7]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只有生产力发展，才能使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幸福。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的条件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雏形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政权组织经济建设，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出了“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的劳动政策、“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土地政策，推广“公私兼顾”、有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等。同时组织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这些政策的实行取得了很大成效，有力地改善了人民生活，使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情怀集中体现于为着抗战胜利，团结一切抗日力量，重视和党外人士的合作，争取国际友好国家和人士的支持。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逐渐克服了“左”倾错误统治时党内严重存在的冒验主义和关门主义，在抗日的前提下，同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没有中国抗战的胜利。所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推动者、维护者。“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8]整风运动期间，中共西北局和边区党委经常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意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意见，进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根据抗战的实际，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为原则，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策略总方针。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和争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初步奠定了以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中国共产党提出政权人员构成的“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既争取和吸收了广大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党外人士的呼声，也有利于调动一切抗日力量的积极性，更好地集思广益，坚持抗战。还要求党员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大力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合作，为世界的永久和平而战[9]。毛泽东还希望国民党也扩大党员。所有这些，对于争取和团结国内外的抗日力量，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认为，党员和党外人士的数量相比，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在中国，不同的党派和非党人士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利害关系。“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不得其所”，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曾说：民主，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能起来说话、活动、想办法[10]。因此，共产党必须争取和团结最广泛的抗日力量，同各党各派实行长期合作。即使在局部执政的情况下，也必须发扬民主，保证党外人士在政权中占到相当比例，争取和吸收广大党外人士参加政权，充分反映党外人士的呼声。共产党员要发扬民主作风，广开言路，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有利于对共产党人进行民主监督，使共产党更好地集思广益，带领各抗日阶级、阶层争取抗战的胜利。抗日民主政权就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1]。
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还体现在高度重视党的领导能力和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建设，这也是延安精神的突出之处。中国共产党早就宣布：“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12]。因此，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高举起团结抗日大旗，表现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的坚定理想、信念，并把“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13]视为自己责无旁贷、义不容辞的使命。中国共产党高屋建瓴、统筹全局地提出了一系列指导中国抗战走向胜利的主张，在政治上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提出持久战战略和抗日游击战方针，在思想理论上创立新民主主义。这些“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14]，有力地组织、凝聚和鼓舞了全民族力量，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的领导水平和能力，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中国共产党“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领导这次战争达到胜利”[15]。
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以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第一次提出“谦虚”的问题：“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必须使军队干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责任，以谦虚的态度对待地方干部，才能使根据地的战争工作和建设工作得到顺利进行的条件。”党员要注意对党外人员的态度。共产党员是不能有任何的自满和骄傲的。就算某些同志很能干，做好了某些工作，获得了大的成绩(如我们军队的指挥员率领几万几千人的军队打了胜仗，我们各地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者在工作中创造了较大的局面等)。然而，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整个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微不足道了，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所以，不应该自满，还要继续作自我批评，还要继续求进步。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6]。克服党内的不正之风，必须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的主体是党员。党的先进性必须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出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各方面发挥先锋和模范作用。具体来说，在部队，应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时，应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从事民众运动时，应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还要求共产党员“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17]。广大党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18]的良好形象，使党的主张逐渐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总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进一步理解延安精神的实质和丰富内涵，把延安精神作为凝聚人心、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作为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让延安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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