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实证论文,而不是论文,哲学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10-0024-09
一般说来，现代文明在精神形态上是由四大板块——宗教、艺术、哲学和实证科学组成的。哲学与其他三大板块的关系，尤其是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哲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科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不断地攻掠原来属于哲学的领地，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滥觞于孔德以来不断滋长着的实证主义思潮提出了“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试图使哲学消失在实证科学的硫酸池中。由此，不仅一般的哲学理论，甚至连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面临着类似的命运。2008年底，段忠桥教授发表《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一文，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① 的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不仅涉及如何理解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论这一重大问题，因而必须表明我的态度。
哲学与实证科学
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已把自己的思索聚焦在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问题上。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一书（1936）中，胡塞尔这样写道：“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② 在这段论述中，胡塞尔明确地告诉我们，实证科学并不探究人生意义这一根本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属于哲学思考的范围。胡塞尔还尖锐地抨击了实证主义思潮对一切基础性的、重大的哲学问题的拒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可以说，实证主义在扼杀哲学。”③
其实，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比他的老师更早地意识到阐明哲学与实证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讲稿（讲于1927年，出版于1975年）中，海德格尔指出：“哲学是关于存在的科学。……因此我们将一切非哲学的科学称为实证科学以与哲学之科学相区别。实证科学研究存在者，也就是说，向来研究特定的领域，例如自然。”④ 在这里，海德格尔把哲学与实证科学的根本差异说得非常清楚：哲学研究“存在”（Sein），实证科学则研究“存在者”（Seiende）。由于实证科学拘执于对存在者的研究，所以对存在问题（毋庸讳言，胡塞尔所说的“人生意义”也从属于这个问题）视而不见，“它们只是偶尔从梦幻中醒来睁眼注目于那它们所研究的存在者之存在”。⑤ 尽管海德格尔并不否认，不同的实证科学在各自的研究范围内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他坚持认为，只有哲学才有资格先行地为一切实证科学澄清思想前提。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启示我们，虽然实证科学在当代十分繁荣，但它们永远不可能取代乃至废除以存在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不但以存在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对这一问题作出了原创性的阐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初步叙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马克思写道：“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⑥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系统地阐述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马克思以更明确的口吻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⑦ 在这里，“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s Sein）概念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对存在问题的探索，而且也为正确地思索“人生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社会哲学的前提。
恩格斯在谈到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时，曾经指出：“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⑧ 不用说，在哲学史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乃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它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在当代哲学家中，海德格尔独具只眼地肯定了马克思在存在意义的探讨史上的重要地位：“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题，但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⑨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实证科学”。那么，为什么段忠桥教授会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呢？理由很简单，他误解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一段重要的论述（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把这段德文论述称作“文本A”）：
Da,wo die Spekulation aufhoert,beim wirklichen Leben,beginnt also 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neschaft,die Darstellung der praktischen betaetigung,des praktischen Entwicklungsprozesses der Menschen.Die Phrasen vom Bewusstsein hoeren auf,wirkliches Wissen muss an ihre Stelle treten.Die selbstaendige Philosophie verliert mit Darstellung der Wirklichkeit ihr Existenzmedium.An ihre Stelle kann hoechstens eine Zusammenfassung der allgemeinsten Resultate treten,die sich aus der Betrachtung de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der Menschen abstrahieren lassen. Diese Abstraktionen haben fuer sich,getrennt von der wirklichen Geschichte,durchaus keinen Wert. Sie koennen nur dazu dienen, die Ordnung des geschichtlichen Materials zu erleichten,die Reihenfolge seiner einzelnen Schichten anzudeuten.Sie geben aber keineswegs,wie die Philosophie,ein Rezept oder Schema, wonach die geschichtlichen Epochen zurechtgestutzt werden koennen.⑩
中央编译局对这一德文段落是这样翻译的（我把这段译文称之为“文本B”）：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1)
由于“文本B”没有把“文本A”中一些起重要作用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含义翻译出来，从而造成了译文中一些概念在指称上的含混性。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本意，澄清段忠桥教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错误观点，我从德文原著出发，对中央编译局的译文做了一定的修改，并把它称作“文本C”：
在这种思辨（die Spekulation）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这些空话（Die Phrasen）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这种独立的哲学（Die selbstaendige Philosophie）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综合（eine Zusammenfassung）。这些抽象（Diese Abstractionen）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这种哲学（die Philosophie）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图式（Schema）。
除了把“文本B”中的“概括”改译为“一个综合”、把“公式”改译为“图式”外，“文本C”的主要努力是把一些起重要作用的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的含义翻译出来了，从而为人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本意奠定了基础。显然，从“文本C”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思辨”、“这种独立的哲学”、“这种哲学”、“这些废话”等，指称的都是同一个对象，即德国思辨哲学。这种哲学热衷于思辨，以为自己可以脱离现实生活，拥有完全独立的发展历史。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种哲学终止的时候，出现了以下两种新的东西：
一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实证科学”概念是以单数的形式出现的，又涉及历史资料整理方面的内容，所以它应该是指历史学。当然，历史学在古代已经发端，但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以“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为出发点的这一历史学才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实际上，正是通过“die”这个定冠词，马克思把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学（理论）与以前和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学（理论）严格地区分开来了。
二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综合”。马克思这里使用的名词“一个综合”是以单数形式出现的，而在下文中使用的“这些抽象”则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显然，正是“这些抽象”构成了“一个综合”。那么，这种“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一个综合”究竟是指什么呢？在我看来，正是指马克思创立的伟大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告诉我们，在德国思辨哲学终止的地方，出现了两个新东西：一是作为“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的新的历史学；二是取代德国思辨哲学的新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乃是新的历史学的理论基础。
然而，段忠桥教授却认定，在德国思辨哲学终止的地方，出现的只有一个新东西，即“真正的实证科学”，而它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以，段忠桥教授说：“‘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指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地方。”其实，他之所以引申出这样错误的结论，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德文原著的理解是以“文本B”为基础的。
如前所述，“文本B”没有把一些起重要作用的定冠词的含义翻译出来，其最大的失误出现在下面这个句子上：“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12) 从字面上来理解，既然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些抽象”是“与哲学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也就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了。实际上，“这些抽象”不是不同于“哲学”，而是不同于“这种哲学”（die Philosophie），即德国思辨哲学。所以，马克思并不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哲学，因而不是哲学；而是说：历史唯物主义不同于德国思辨哲学，因而是一种新的哲学理论。显然，在“文本B”中，译者忽略了“Philosophie”前的定冠词“die”。其实，这个“die”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马克思要借助它来表明，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泛泛地谈论“哲学”，而是在谈论“这种哲学”，而“这种哲学”就是德国思辨哲学。同样地，“文本B”也没有把“die Spekulation”译为“这种思辨”，而是译为泛泛的“思辨”；没有把“Die selbstaendige Philosophie”译为“这种独立的哲学”，而是译为泛泛的“独立的哲学”，所有这些译法都容易因为指称不明确而引起误解。
在“文本C”中，上面提到的这个句子被译为：“但是这些抽象与这种哲学（die Philosophie）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图式（Schema）。”显而易见，如果段忠桥教授见到的是“文本C”的话，他就不可能引申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这样的结论来。事实上，一旦“文本B”在翻译上的失误得到纠正，段忠桥教授的上述结论也就失去了基础。
在我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理所当然是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实证科学”。众所周知，马克思从青年时期起就十分重视哲学的作用，作为哲学博士，他受过系统的、良好的专业训练。在1837年11月10日致父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13) 在发表于1842年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14)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强调：“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5) 马克思甚至认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而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则是无产阶级。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理论，把这一理论降格为“实证科学”乃是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真正的亵渎。
理论思维与经验直观
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无疑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的发现，但毋庸讳言，这两个伟大的发现都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经验直观而达到，它们同时必须诉诸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的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6) 尽管“吃、喝、住、穿”这些基础性的生存活动是每个人每天都能凭自己的经验直观到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仅仅借助于这种直观，他就能够发现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这些活动的意义“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经验直观上，正是借助于理论思维，他才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真理。
然而，为了替“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错误观点寻找依据，段忠桥教授不仅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而且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这样就把历史唯物主义降格为一种单纯经验性的理论，从而把它与“真正的实证科学”等同起来。段忠桥教授的主要依据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的两段论述：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按纯粹经验的路径来确认。(17)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直观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8)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马克思会在这两段论述中特别强调“纯粹经验的路径”或“经验直观”的重要性？从上下文可以看出，马克思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与完全漠视经验、完全以任意的想象为基础的德国思辨哲学鲜明地对立起来。此外，我们也应注意到，马克思在这两段论述中谈到的只是历史活动的前提，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因此，段忠桥教授的上述结论是十分轻率的：
第一，马克思在谈到历史活动的前提时，只是说，“这些前提可以按纯粹经验的路径来确认”。在这个句子中，“可以……来确认”在德语中的对应词是“sind……konstatierbar”，而“konstatierbar”作为形容词也可解释为“可证实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只是肯定，历史活动的这些前提可以通过经验直观的方式来“确认”或“证实”，但他从未说过，这些前提也可以通过单纯的经验直观被发现出来或提供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马克思在提到历史资料在整理和阐述上的困难时，这样写道：
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19)
这就深刻地启示我们，在单纯感官接受和经验直观的范围内，这些前提根本不可能自动地被提供出来的，只有诉诸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发现这些前提，而研究活动不但要诉诸经验直观，更重要的是要诉诸理论思维。尽管段忠桥教授把马克思这段话中所说的“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错，但他故意忽略马克思在这段话中表达出来的重要思想——无论是历史活动的前提，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都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经验直观而自行提供出来，表明他的理论思维完全屈从自己的主观随意性。
第二，马克思并没有以笼统的、抽象的态度来对待经验，他对经验及有关经验的不同理论采取了分析的态度。事实上，紧接着段忠桥教授引证的第二段论述，马克思继续写道：
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abstrakten Empirikern）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0)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既批判了“唯心主义者”，即德国思辨哲学家，又批判了“抽象的经验论者”，因为他们把历史理解为“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这就启示我们，至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验直观：一种是马克思所倡导的，即对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的经验直观；另一种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倡导的，即把经验直观视为“一些僵死事实的汇集”。事实上，马克思对“抽象的经验论者”的批判表明，他并不主张无分析、无批判地谈论经验现象。段忠桥教授不是把马克思的第二段话完整地加以引证，表明他的研究是受不正确的先人之见的引导的。
第三，应该看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还是初步的。当时，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德国思辨哲学，所以，马克思特别强调经验直观的重要性。但是，决不能把马克思在这个时期表达出来的思想理解为完全成熟的、没有任何片面性的思想。事实上，当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系统地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再未使用过“纯粹经验的路径”或“经验直观”这样的提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哲学思考中，马克思不但摈弃了“纯粹经验的路径”和“经验直观”这样的不成熟的提法，而且其许多论述都蕴涵着对这些提法的批评。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曾经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Die Abstraktionskraft）来代替。”(21) 显然，马克思这里说的“显微镜”和“化学试剂”都从属于经验直观的范围，而“抽象力”则涉及理论思维。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马克思在批判亚当·斯密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指出：“粗率的经验主义（Der grobe Empirismus）一变而为错误的形而上学、经院主义挖空心思要由简单的、形式的抽象，直接从一般规律，引出各种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empirische Phaenomene），或用狡辩，说它们本来和这个规律相一致。”(22) 在这里，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粗率的经验主义”，认为它与“形而上学”和“经院主义”是相通的，习惯于从某些错误的规律或概念出发，随意地解释各种“经验现象”。这实际上暗示我们，“纯粹经验的路径”是不存在的，因为总会有理论思维渗透在经验中，而只要这些理论思维是有偏向的，经验和经验直观就必定会出现相应的偏差。
恩格斯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单纯的经验直观和经验主义。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指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23) 也就是说，对必然性问题的探索只能诉诸理论思维。在批判经验论的时候，他又写道：“甚至用实验确定了的事实，在经验论那里也渐渐和这些事实的相应的传统解释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在解释最简单的电现象时，也用了偷运来的例如两种电的理论来加以歪曲，这种经验论已经不再可能正确地描写事实了，因为在它的描写中，那些传统的解释也一块混进去了。”(24) 显然，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也表明了无任何前见地、完全客观地描述事实的“纯粹的经验路径”的不可能性。正是在对这种单纯的经验直观的批评中，恩格斯反复强调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的联系都无法了解。”(25)
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当我们完整地、全面地、准确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时，决不会赞同段忠桥教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经验事实出发的”这样轻率的、简单化的结论。段忠桥教授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偶尔提到的“纯粹的经验路径”和“经验直观”无限地加以拔高，以至于视之为对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的确认，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
谁都明白，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凭“纯粹的经验路径”就可以发现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研究活动才得以发现的。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既要诉诸经验直观，大量地占有经验材料，又要运用理论思维，批判地审查和概括这些经验材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6) 何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普适性的、原创性的哲学理论，没有高屋建瓴的理论思维和卓越的理论眼光，光凭经验直观，是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一伟大的哲学理论的。
批判性与描述性
作为哲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方法论与实证科学所崇尚的方法论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是辩证法，而辩证法的核心特征就是其批判性的话，那么，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实证的方法，而实证的方法的核心特征就是其描述性。由于段忠桥教授力图把历史唯物主义曲解为“真正的实证科学”，所以他完全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蕴涵的辩证法及其批判性。
恩格斯曾经指出：“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27) 这段话以十分明确的口吻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就是辩证法。那么，作为哲学方法，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告诉我们：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8)
如果说，从实践上考察，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革命性，那么，从理论上考察，它的根本特征就是批判性。这种批判性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一是马克思喜欢把自己的哲学视为批判哲学。在1844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表示要建立一种以“批判哲学”（kritische Philosophie）为主导的新的世界观，对当代的斗争、愿望和意识作出分析、批判和自我阐明：“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9) 这种批判哲学不仅在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30)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不仅主张把当时德国的整个批判引向对现存制度的批判，而且主张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的继续——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并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31) 的著名口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初步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并肯定它“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erst wirklich kritischen Anschauung der Welt）”(32)。
二是马克思不少著作的正标题或副标题是以“批判”这个词来命名的。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1845）、《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1885、1894）等。
三是马克思无情地披露了黑格尔哲学的非批判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写道：“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既构成了现代国家制度形式（χαι’εξοχηυ［主要是］它的等级形式）的一个谜，也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33)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进一步揭露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秘密和诞生地的《精神现象学》中已经潜伏着的非批判因素：“在《现象学》中，尽管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尽管实际上已包含着那种往往早在后来发展之前就有的批判，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现有经验在哲学上的分解和恢复——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34) 显然，马克思对非批判性，即虚假的批判性的揭露，倒过来印证了他对批判性的强烈的渴求。
与历史唯物主义所蕴涵的辩证法的核心特征——批判性相反，实证主义所崇尚的实证的方法恰恰体现了马克思所披露的那种非批判性。这从“实证主义”（Positivismus）这个词的字根，即作为形容词的“positiv”的含义上就可以看出来。“Positiv”既可以解释为“实证的”，又可以解释为“肯定的”或“积极的”。众所周知，“positiv”的反义词是“negativ”，而“Negativ”可以解释为“否定的”或“消极的”。如果说，辩证法兼具“positiv”和“negativ”的含义，那么，实证的方法却只具有“positiv”的含义。所以，辩证法通过“negativ”的含义而导向批判，同时又通过“positiv”的含义避免了批判中的虚无主义或全盘否定的倾向；而实证的方法却缺乏否定的、批判的因素，它只能通过“positiv”的含义而导向描述。为什么？因为既然实证的方法对自己探讨的对象采取“肯定的”态度，那么，它剩下来就只有一件事情可做了，即对自己探讨的对象做非批判的描述。所以，马克思会说：“在这种思辨（die Spekulation）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这一真正的实证科学（die wirkliche，positive Wissenschaft）开始的地方。”（参阅前面的“文本C”）而“描述”（die Darstellung）这个德语名词则充分体现了实证科学、实证主义和与之相应的实证的方法的根本特征。
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剖析上。马克思不仅在青年时期批判过异化现象，而且在其思想成熟时期的手稿和著作，如《经济学手稿（1857—1858）》、《经济学手稿（1861—1863）》、《价值形式》（1867）、《资本论》（1867）中，也对异化现象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批判。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深入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异化的种种衍生现象，如作为异化的物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从而极大地拓宽了滥觞于康德的批判理论和滥觞于卢梭、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并使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研究对象上会合起来。
异化（包括异化劳动）批判不仅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拥有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地位，而且对后马克思时期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肇始人的卢卡奇，还是作为在这一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最著名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都把异化（包括物化和拜物教）批判视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部分。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谈到尼采在其著作中表露出来的“无家可归”的感受时，曾经写道：
马克思在基本而重要的意义上从黑格尔那里作为人的异化来认识到的东西，和它的根子一起又复归为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了。……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35)显然，海德格尔的这段论述不仅印证了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其整个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也阐明了它的理论贡献和巨大影响。
关于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我曾在《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36) 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37) 中作过探讨。而段忠桥教授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一文中认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异化”这一概念，并指出：“俞吾金教授说‘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不符合实际情况”；他还指责拙文把异化理论视为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表示：“俞吾金教授所说的异化（劳动）概念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因为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连象征性的、边缘性的地位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实质性的、基础性的地位了。”(38) 显然，段忠桥教授的立论是与事实不符的。他既不尊重马克思本人在其思想成熟时期留下的关于异化问题的大量论述，也不看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在当代理论界的重大影响。这不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作者的用意无非是想消解马克思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消解这一哲学所蕴涵的辩证法和批判精神，把它降格为只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无批判的、肯定性的描述的所谓“真正的实证科学”。
综上所述，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理论，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哲学而是真正的实证科学”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一观点反映出理论界长期来涌动着一股暗流，即把马克思哲学降格为一门单纯以经验的、描述的方式进行研究活动的实证科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有必要对这种错误观点予以澄清，表明我对马克思哲学理论的见解。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结尾处所写的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39)
注释：
① 段忠桥：《质疑俞吾金教授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两个说法》，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6)。以下所引均见此文，故不再注明出处。
②③ 倪梁康选编：《胡塞尔选集》（下），第982、98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
④⑤ ［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第14—15、66页，丁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⑨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38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⑩ Marx Engels:Werke 3,Berlin:Dietz Verlag,1969,s.27.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
(12) 正是在这个错误的译句的引导下，段忠桥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像哲学那样‘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药方或公式”’。他错误地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全部哲学对立起来，而不是准确地把它与“这种哲学”即德国思辨哲学对立起来。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4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67页。译文有更动，其中的“auf rein empirischen Wege”译为“用纯粹经验的方法”不妥。在德语中，“Weg”（复数为Wege）的直接含义是“道路”或“路径”，间接含义才是“方法”。如按其直接含义进行翻译，“auf rein empirischen Wege”应译为“按纯粹经验的路径”。这一比喻性的表达方式本身表明，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从严格的方法论（Methodologie）的角度出发来使用这个短语（Sehn Marx Engels:Werke 3,Berlin:Dietz Verlag,1969,s.20）。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译文有更动，其中的“empirisch anschaulichen”译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不妥，应该译为“可以通过经验直观到的”。因为在德语中，“anschaulich”（en）作为形容词通常译为“直观（到）的”，只有“beobachtend”才译为“观察（到）的”（Sehn MarX Engels:Werke 3,Berlin:Dietz Verlag,1969,s.27）。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Sehn Marx Engels:Werke 3,Berlin:Dietz Verlag,1969,s.27.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Sehn Marx Engels:Werke 3,Berlin:Dietz Verlag,1969,s.27.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9—100页；Sehn Marx Engels:Werke 23,Berlin:Dietz Verlag,1973,s.27.
(2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第68页，郭大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Sehn Marx Engels:Werke 26(Erster Teil),Berlin:Dietz Verlag,1973,s.60—61.
(23)(24)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207、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5)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43页。
(26)(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112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
(29)(30)(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416、46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8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1—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5) 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第38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36) 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
(37) 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1)。
(38) 段忠桥：《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俞吾金教授商榷》，载《江海学刊》，2009(3)。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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