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战绩再考
★ 周小宁 陈一榛
摘要：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最初由三种报刊发表。其中，《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的战绩准确可信，《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的战绩错情百出，原因多为无线电电文译稿错情。故有关百团大战战绩应以《新华日报·华北版》为准。
关键词： 百团大战 战绩 考证
A Review of Combat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 Campaign with One Hundred Regiments
20多年前，笔者周小宁曾在《军事历史》1997年第2期发表过《百团大战克敌据点等战绩考》，对百团大战战绩的混乱表述予以澄清。非常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一些著作刊文中有关百团大战战绩的表述仍是一本糊涂账。有的著作本已采用正确的表述，但在新版本中却改用错误的表述；有的著作为了慎重起见，对相互矛盾的数据（如克敌据点293个与2993个两种说法）予以回避，但在新版本中又改用错误的数据（即攻克日伪军据点2993个）。有鉴于此，很有必要用更加翔实的资料和更加令人信服的论证，再次澄清这个问题。
一、造成混乱表述的起因：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的同一份《百团大战总结战绩》最初由三种报刊发表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对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3个月又15天直接参加百团大战的部队的战绩进行总结（不包括山东等地配合作战的八路军的战绩）。这份战绩统计首先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太行区出版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2月15日第4版刊登（以下简称“华北版战绩”）。随后，分两期连载于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1940年12月22日第1版、12月26日第4版（题为《百团大战光辉战绩》）；并刊登于1940年12月25日在延安由八路军政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2期第114～117页（延安两种报刊刊登的战绩，内容除个别地方不同外，基本一致，以下简称“延安版战绩”）。
“华北版战绩”与“延安版战绩”排版形式不同，“华北版战绩”分为20个自然段；“延安版战绩”分为8个自然段。二者内容（特别是统计数据）互相矛盾之处大量存在，有的地方相差悬殊，这就是造成百团大战战绩混乱的起因。
“延安版战绩”在许多历史资料汇编中都能很方便地查找到，兹不罗列。下面列出“华北版战绩”有关战绩统计部分的内容，以便对照。
“兹将几项主要战果统计概述如下：（配合作战兵团之战果概不在内）
以后，唐小芹见了张清元总是低着头静静靠在一边。只要张清元与她说事，她就突突地心跳，但只要张清元伸手摸一摸她那颗漂亮的美人痣，她的心跳就平静多了。这种平静最终还是被打破了，原因是，张清元有一天就再不用手去触摸了，而是用舌头尖去轻轻地舔，这让唐小芹把持不住了，全身有种崩裂的感觉。张清元最终是把舌头送进了她的嘴里。
（二）俘虏日军二八一人，内有副大队长山田和沼中队长田本石野和小队长登木等八人。俘虏伪军一、四〇七人，俘日寇武装移民五六人，俘骡马一、五〇一匹，军犬二九只，军用鸽五七只。
（三）消灭了敌伪据点共二九三个，其中最大而最险要者，计有正太线上之娘子关、磨河滩、芦家庄、马首、狼峪、乏驴岭、北峪、乱柳，晋东南之榆社、管头、石匣，平西北之龙门所，冀东之蓟县、官屯，晋察冀边区之上社、杨兴、西烟、东团堡、三甲村，冀中之子牙镇、白洋桥、东固安，晋西北之阳方口、忻口镇、轩岗、康家会，冀南之隆平大城村等。这些据点虽有若干据点得而复失了，但最多数仍在我控制之中，大大的缩小了敌占区，扩大了我占区。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为二级；地基基础（建筑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地下室防水等级为一级，抗渗等级为P8；结构耐火等级为一级；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拟建场地地基土类型属中硬土，场地类别为Ⅱ类。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0g，设计特征周期为0.40s。本工程相对标高±0.000m相当于绝对标高为517.650m，室内外高差为0.300m。
（四）缴获了大批武器，计步马枪五、四三七枝，手枪二八一枝，轻机枪一七九挺，重机枪四五挺，重炮（八八式野炮）三门（其中两门被炸毀），山炮一六门，平射炮八门，迫击炮二六门，掷弹筒一六六个，信号枪四一枝，军刀一九一把，瓦斯筒二三四个，各种炮弹八、一八五发，步机枪弹三六七、〇〇五粒，手榴弹四、九三四颗，掷弹筒弹三、〇七七发，烧毁飞机六架，毁装甲汽车一三辆，毁唐克车（坦克--笔者注）五辆。
（五）缴获与破坏了大批军用通讯交通器材，计汽车九八辆，大车一、三四八辆，自行车五九一辆，火车二七列，火车头二四个，车箱四四九个，获无线电台三〇部，袖珍无线电台七架，无线电话八架，有线电话机二四六架，收音机二八架，探照灯一架，降落伞二九个，木船六一只，汽艇四只。
（六）破坏交通的成绩，计破坏铁路九四八里（其中以正太路被我毁灭为最厉害，直到现在刻已三月有余，仍未修复），公路三、〇〇四里（内以冀中冀南区为最厉害），桥梁二一三座，火车站三七个，隧道一一个，铁轨二一七、〇四〇根，枕木一、五四九、一七七根，电讯杆一〇九、〇〇二根，收电话线八四九、九二三斤。
目前，尚未见到第120师进行百团大战攻克日伪军据点的完整统计数据。根据已有资料，加上考虑到第120师参战部队最少，且不是主攻方向，攻克据点数不大可能超过晋察冀军区或第129师。可见，“293个”的说法，与百团大战参战三大集团自身统计比较接近。
（八）破坏煤矿五所，其中以井陉新矿为最厉害，据最后调查该矿损失在一万万日元，破坏仓库一一所。
“延安版战绩”称百团大战攻克日伪军据点“2993个”，竟然超过全华北地区八路军驻区周围的日伪军据点总数量“2291个”，违背基本史实。
（十）解放煤矿工友一〇、一二〇人，铁路工友二、〇五五人，被迫修路同胞六六、七三一人。”
（一）消灭敌伪之有生力量，计毙伤我们已经发觉者有日军二〇、六四五人，内有大队长以上之军官，据已证实者有永野千秋、冈崎、吉田、渡边佐佐木、山田、山峙、板井、浅峙、野村、石田、新松叶、永石秀、苗尻、中岛、中原、永井等十六人，毙伤伪军五、一五三人，毙伤敌伪骡马一、九二二匹。
二、两种命运：准确可信的“华北版战绩”几乎无人提及，而错情不少的“延安版战绩”被广为采用
新中国建立以来，无论是档案类期刊刊登的百团大战战绩，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的历史档案资料选编，还是百团大战的专题历史档案资料选编，几乎无一例外地选用了“延安版战绩”。与此相反，“华北版战绩”则尚未见哪种文献汇编选用。
与此相适应，学术著作，军事文选的注释，文学作品，图书报刊，影视作品，纪念碑，纪念馆等等，绝大多数是按照“延安版战绩”叙述百团大战战绩的，如称百团大战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2900多个”，或“近3000个”。百团大战的一二十种专著，绝大多数也是采用“延安版战绩”。
根据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要求，客观分析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源条件和现实需求，发现水资源条件、种植资源条件、劳动力资源条件与现有的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现实的灌溉物质条件和发展需求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些先天的物质条件或者改变了的物质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进而也极大地影响着灌溉方式的选择，只有客观认识这些影响灌溉的重要物质条件，并以此为基础自觉能动地选择适宜的灌溉方式，才能实现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有的著作有意回避百团大战中攻克日伪军据点的数据。不过，百团大战主要是交通破击战和攻击据点作战，交通破击战也首先是打据点，不先把守备交通线的日伪军据点打掉，交通破击战便无从进行。攻克日伪军多少个据点，是百团大战战绩中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八路军总司令部的统计表就把它排在战果的第一位。回避这么重要的一个数据，很难全面真实地反映百团大战。再者，这类著作尽管回避了百团大战攻克日伪军据点的数据，但其他类别采用的也是错误的数据。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战史部根据1945年12月延安总部所制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战绩统计及损失统计》等档案资料，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逐年作战次数及主要战绩统计表》记载，抗战第四周年（1940年6月～1941年5月）八路军攻克日伪军据点共1731个。③ 参见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制：《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逐年实力统计比较表，逐年抗击敌伪军统计比较表，逐年主要战绩统计比较表》，第8页，1958年12月31日，索书号3010403/10，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延安版战绩”称百团大战攻克据点“2993个”，超过八路军抗战第四周年克敌据点的总数，不合情理。
三、七个方面的史料足以证明：“华北版战绩”准确可信；“延安版战绩”错情百出
（一）从行文看，“华北版战绩”合乎逻辑，符合史实，通顺自然；“延安版战绩”错字、漏字多，有的地方明显语句不通，含义不明
（二）从列举的被攻克的日伪军据点名称看，“延安版战绩”错情率超过40%
华北版、延安版战绩采用的地名，孰是孰非，对于了解山西、河北省地理的人，显而易见。战绩中列举的被攻克的日伪军据点只有27个，延安版错情竟有11处，错情率超过40%。
（三）从俘虏伪军数量看，“华北版战绩”的“1407人”有充分的一手史料佐证；“延安版战绩”的“18407人”不可信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唐延杰签署，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41年1月26日编纂的《百团大战总结报告》（1940.8.20～1941.1.4）统计，该军区从1940年8月20日～12月4日俘虏伪军747人。①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百团大战总结报告》（1940.8.20—1941.1.4），1941年1月26日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1959年5月30日翻印，第164页。
（3）美化了作业环境，保障了员工的职业卫生健康。改进转运方式以后，消除了物料转运过程中洒落的现象；同时，自动化水平提高后，减少了人员和物料的接触，保障了操作人员职业卫生健康。
1941年2月1日第129师师部于河南涉县编制的《第129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记载，该师在百团大战三个阶段中共俘虏伪军官兵412人。② 参见何理、王瑞清、刘威选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百团大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6页。
第120师师长贺龙1940年9月8日撰写的《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③ 载于1940年9月25日的中共晋西北区委机关报《抗战日报》，以及1940年10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0期，第71～72页。 文称，第120师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俘虏伪军一百四十二名”④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447页。 。贺龙、第120师政治委员关向应1940年9月25日致彭德怀、左权、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和聂荣臻的电报称，第120师在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俘虏“伪军廿三名”⑤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05页。 。据此，第120师在百团大战前两个阶段共俘伪军165人。
推动土地确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村社集体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现象，而且这种侵犯往往是在绝大多数村民的强烈要求下由村社集体实施的，这种侵犯引发了个别农户上访。为防止农民土地承包权被侵犯及减少农民上访，国家试图通过限制村社集体调整土地的权力来减少土地调整中的矛盾与冲突。这样一来，后果就是村社集体失去回应农民生产生活诉求的能力，一个积极、主动的具有主体性的集体变成一个被动的客体，成为被各种规范所束缚的缺少活力的执行上级命令完成上级任务的下级。充当国家与农民对接平台的灵活的基层组织因此不再存在，国家直接面对分散的农户，并因此使得国家失去了对基层简约有效的治理能力。
此外，西南军区战史编审委员会晋绥组根据第120师百团大战多种档案编制的《一二〇师百团大战各阶段战斗统计表（1940年8月20日～11月10日）》称，该师俘虏伪军军官6人，士兵129人，共135人。① 参见西南军区战史编审委员会晋绥组：《参加百团大战资料汇集》，第62页，索书号3030206/167，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如图9所示，尽管在单个脉搏波内进行了基线校准，使得每个脉搏波的起点与终点均落在一个水平线。但从整体PPG信号来看，各个脉搏波的位置却不在同一水平线。本文对PPG信号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各个脉搏波的起点均落于0。本文将序列Po(n)进行归一化，得到归一化后的序列Pn(n)，如式（4）所示。式中PMIN和PMAX分别表示当前脉搏波的最大与最小值，i=0,1,···,N-1。基线校准和归一化即保存了脉搏波原有的特性，又消除了噪声对幅度参数的影响。
也就是说，按照百团大战所有三大参战集团的统计，百团大战共俘虏伪军1324人（若按照贺龙文章与贺龙关向应电报计算），或者1294人（若按照《一二〇师百团大战各阶段战斗统计表（1940年8月20日～11月10日）》计算）。这虽然不包括第120师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俘虏伪军数量，但基本能反映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俘虏伪军数量的实际，与“华北版战绩”的俘虏伪军“1407人”的说法比较接近。
此外，1940年12月21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中提到俘虏“伪军一千四百七十人”② 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1986年编印，第375页。 ，也与华北版“1407人”的说法接近。
“延安版战绩”称俘虏伪军“18407人”，考虑到当时华北伪军数量还不多，这个数量很值得怀疑。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1944年8月3日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时的讲话《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况》称，至1940年底，华北伪军数量为14.5万人③ 《叶剑英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包括山东地区的伪军；山东地区八路军没有直接参加百团大战，只进行配合作战，《百团大战总结战绩》的歼敌数量统计不包括山东地区八路军的战绩）。
1958年军事科学院战史部根据1945年12月延安总部所制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战绩统计及损失统计》等档案资料，编制的《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逐年作战次数及主要战绩统计表》记载，抗战第四周年（1940年6月～1941年5月）八路军俘虏伪军共15355人。④ 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制：《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逐年实力统计比较表，逐年抗击敌伪军统计比较表，逐年主要战绩统计比较表》，第8页，1958年12月31日，索书号3010403/10，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延安版战绩”称百团大战俘虏伪军“18407人”，超过八路军抗战第四周年俘虏伪军的总数，不合情理。
（四）从解放修路同胞人数看，“华北版战绩”的“66731人”真实可信；“延安版战绩”的“673人”错情太离谱
1940年12月21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称，解放“修路工人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一名”。⑤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75～376页。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1月19日第4版发表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撰写的文章《百团大战中交通战之胜利》称，解放“修路工人六六、七三一名”。
1941年2月1日第129师师部于河南涉县编制的《第129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记载，该师在百团大战第一、第二、第三阶段解放修路与护路群众分别为13310名、2000名、1500名，即共解放修路与护路群众16810名。⑥ 参见何理、王瑞清、刘威选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百团大战史料》，第240页。
“士人精神”影响的是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读书人对自我的要求，即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或者是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士人精神”是一种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士人精神”的第一自我要求便是坚守这种良知而为人处世。这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追求，它不是体现在哪一个朝代或者历史时期，而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继承与拓展。
1940年9月14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百团大战”战绩初步总结》，首先刊登于《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9月15日第2版，随后刊登于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1940年9月22日第8版，以及1940年9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第101～106页。
其中，《新华日报·华北版》称，百团大战第一阶段（1940年8月20日至9月10日），八路军解放“修公路同胞三万二千五百人”。
《新中华报》称，八路军“解放修路同胞三二五〇〇人”。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称，八路军解放“修路同胞一二二五〇〇人”⑦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1940年9月25日出版，第102页。 。
值得注意的两点：
（1）上述资料足以证明，“延安版战绩”所说的百团大战三个阶段解放修路同胞“673人”错得太离谱。
那个姓田的遭杨剑拒绝后，恼羞成怒，便给杨剑设下了一套，把原来科里跟杨剑签下的协调纳税明细的表格换成假的，直接查两年前的底帐，便构成了纳税方法人代表杨剑的违法。因为当时跟杨剑签协议书的那个税务所的办事员也在一年前携公款潜逃，据说是欠赌债不得已而为之，这正好使那个姓田的钻了空当。
（2）《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错将汉字“三”，拆成“一”和“二”两个字，结果称解放修路同胞“122 500人”。
（五）从攻克日伪据点看，“华北版战绩”所说的“293个”有充分的一手史料佐证
这些资料包括：
1940年12月21日朱德、彭德怀致周恩来、叶剑英转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① 参见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75页。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12月15日第1版发表的社论《论“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
《新华日报·华北版》1941年1月19日第4版发表的八路军总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撰写的文章《百团大战中交通战之胜利》。
以上3份资料均称攻克日伪军据点“293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1941年1月26日编纂的《百团大战总结报告》中称，该军区从1940年8月20日～1941年1月4日共攻克日伪军据点109个，并一一罗列了这109个日伪军据点的名称。其中，1940年8月20日～1940年12月4日，共攻克日伪军据点85个。② 参见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百团大战总结报告》（1940.8.20—1941.1.4），1941年1月26日编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1959年5月30日翻印，第164～165页。
1940年11月19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汇报了太行区部队进行百团大战及反扫荡战斗中的情况。内称：“我军参战部队：五、十两旅全部（六个团），六旅七七二及十六两团，十一旅两个团，第卅四团随校（两个团），师特务营，总部特务、炮两团，抗大总校，决一纵两个团及另一个营，决三纵两个团，共十九个团（地方独营除外）。”自8月20日起至11月10日止共计2个整月另21天，历经正太、榆辽及三次反扫荡战役，“攻克据点碉堡：县城一，市镇七，小据点三七，碉堡五九”，即攻克大小据点45个。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编审组：《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第146、147页。1941年2月1日，第129师师部于河南涉县编制的《第129师遂行百团大战三个阶段的战绩统计表》称，爆破碉堡59座（何理、王瑞清、刘威选编：《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百团大战史料》，第239页）。
2010年之后，行业竞争态势激化，企业经营成本加大，二二〇七工厂审时度势，针对印刷主业开展了一系列调整、转型的举措。具体而言，压缩印刷规模，撤消印后胶订工序；调整印刷产品结构，定位数字印刷+特色印刷。并辅以盘活优质房产资源，全员竞聘上岗，改革分配制度等系列措施，较好地完成企业调整、转型、改革的阶段性任务，走出了一条新形势下企业发展转型新路。“经营效益明显增长，员工收入大幅提高，企业抵御风险能力增强”，张仲伯如此总结公司改革的成效。
（七）缴获大批军用品，计防毒面具一、〇五一个，工作器具一一、九四四件，图囊九九二个，军毯一五、九〇〇床，大衣五、七〇〇件，皮鞋九、八三一双，皮靴二九双，军帽五、八〇一顶，钢盔二、一五七顶，军用地图五三幅，日伪军旗二五〇面，文件百余箱，军用粮秣及其他食品无算。
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于1940年11月撰写的《“百团大战”在冀中》称：百团大战前，“敌人将其在冀中区的三九〇〇三名敌伪，分散配备于五百四十个据点中”② 吕正操：《论平原游击战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这一统计与左权有关1940年底冀中地区的日伪据点为534个的说法相近。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1年3月31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所作的报告《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中，对1940年华北日伪军据点作了统计，并有统计表。
左权说：“一年来据点碉堡在华北的发展是很大的，据不完全的统计，各区域的据点大概如下表”：
续表
“这尽是敌伪据点，其他反动武装据点不在内；在地域上，这只包括我军驻区，较远的地区如平津一带，冀东大部，察省、绥远、雁北、胶东及其他反共军的地区都未计入。总共据点是2291，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① 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656～657页。
需要说明的是，百团大战的作战范围，主要是在八路军驻区周围。左权统计的是全华北八路军作战区域的日伪军据点数量，其中山东地区不在百团大战主体作战范围之内。
（六）“延安版战绩”攻克日伪据点“2993个”，背离基本史实
（九）伪军反正者，计一四次，共一、八四五人，日军自动携械来投诚者七人。
当然，也有少数著作采用与“华北版战绩”相同的说法。如：王政柱（百团大战时任八路军前方总部作战科长）：《百团大战始末》，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血栓形成可以导致严重心脑血管方面疾病，其中肺栓塞、大面积脑梗死可以直接致死和致残，此类患者往往预后很差。静脉血栓方面疾病具有一定的发病率，在住院患者中尤其危重病患者亦有较高的发病率，可增加死亡率[1]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embolism，DVT）是最常见的静脉血栓疾病，在大手术后及危重病患者人群中，其发病率较高，往往可能导致较严重的并发症。有研究显示，可导致肺动脉高压[2] 等并发症。甚至出现意外死亡和严重伤残，这对该病的治疗及预防提出了巨大挑战。下面详细阐述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
（七）“华北版战绩”与八路军总司令部编纂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高度一致
(6) 从原电机配套冷却器风机来看，计算最大风机电机功率15 kW 2P ，但实际配了22 kW 2P，实际风压约达3 000 Pa左右。但电机系统最大也不到2 000 Pa。总配用电机功率88 kW，功耗大，造成系统效率降低。
选文中蕙揽茝、蛾眉、鸷、兰皋、椒丘、芰荷、芙蓉等意象均有同样的规律，即都表现了作者对美好高洁品行的追求，象征自己高洁的品德。教师的讲解，能让学生懂得屈原为什么总爱用花花草草装扮自己（因为这是他特立独行的表现）；让学生懂得屈原在艰难困苦中反复强调“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的决心与勇气；明白其形象正是有了这些意象群的运用而变得更加鲜明、高大，艺术气息更加强烈，其精神境界因这些意象群的运用而更加美好，更加充满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
八路军总司令部编纂的《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一九四〇年）》（亦称《战斗汇报——1940N“百团大战”》）,长达234页（含附图附表页码），内容详尽，真实可信。其中，《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华北百团大战战斗卤获及我军损耗统计表（1940年8月20日～11月30日）》内容如下：④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百团大战各阶段作战概述（一九四〇年）》，第232～234页，索书号3020206/0006，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说明：为制表方便，笔者制作的本表与原表形式上略有不同，但内容是相同的。大括号及其内容，为笔者所加，注明原表与公开发表的“华北版战绩”的差异，原表前三个阶段数据之和与总计之间的差异，以及原表字迹不清之处。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华北百团大战战斗卤获及我军损耗统计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统计表与“华北版战绩”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华北版战绩”真实可信最可靠的证据。
四、“延安版战绩”错情原因推断：源于无线电电文错情
八路军晋绥军区汇编的《总部对百团大战电报摘抄（1940年）》收录如下一份电报：
“8月31日 总部
百团大战在外已有很大反映。为扩大胜利宣传，请你们及前方军政负责同志均写一篇关于百团大战意义经验教训一类内容文章，一千字以内亦可，刘邓集团的请寄稿来，聂贺关集团可用电发来，并于六号前集稿。
杨左罗 一科已抄甘”① 晋绥军区：《总部对百团大战电报摘抄（1940年）》，第80页，索书号3030201/044，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杨左罗：杨尚昆、左权、罗瑞卿；甘：甘泗淇。说明：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原资料没有标点符号。
“刘邓集团的请寄稿来”的原因应当是：电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牵头发出的，这些文章按理将刊登于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第129师（刘邓集团）师部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都驻于太行区。它们一般驻于晋东南的辽县、武乡、黎城三县和河北省的涉县之间的山村。有时甚至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与第129师师部住在同一个村子，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与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住在同一个村子。《新华日报·华北版》报社一般住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附近的村子。同住一地，或者住在附近，寄稿（或者送稿）很方便。
曾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兼秘书长、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史纪言在《回忆〈新华日报〉华北版》一文中写道：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于1939年1月1日创刊，到1943年9月底终刊，历时4年又9个月，驻过四个县——沁县、武乡、辽县、涉县的8个地方。其筹办和创刊是在山西沁县南部后沟村。半年后，由于沁县被日军占领，乃迁移到武乡县东部大坪村和安乐庄，在这里住了约一年。由于日军侵占到武乡县的腹心地区，报社又迁移到辽县东南部的山庄村，经理部住山庄村附近的岭南村，发行部住麻田镇。② 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1982年，第122～129页。
“聂贺关集团可用电发来”的原因应当是：晋察冀军区（聂集团）、第120师（贺关集团，师部位于晋西北），远离北方局机关，特别是与晋东南分别被正太铁路、同蒲铁路等日伪军封锁线阻隔，寄稿送稿都很不易，只好将稿子用无线电报发来。延安离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晋东南更远，除了白晋铁路、同蒲铁路等日伪军封锁线之外，还有黄河阻隔，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战绩自然只好靠电稿传送。
按照寄来的书面稿件直接排版印刷，可以有效避免错情；而无线电报译稿则可能出现错情。上述史纪言的文章《回忆〈新华日报〉华北版》，对当时的通信技术手段有过一段生动描述。他写道：“通讯电器材料特别困难。一开始，只能收报，不能发报，收新华通讯社的电讯，也收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用的是干电池，干电池购买困难，就间用自己做的水电池。收到的电讯有的译不出来，有的译错。一九四一年抄收毛主席写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把文件中的‘哗众取宠'，译为‘雾中取宝'。这还不说，编辑部又据此写了一篇短评，叫做‘雾中焉能取宝'，真使人哭笑不得。发报还是搬到辽县山庄以后开始的，用手摇马达。”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23辑，第127～128页。
1940年9月14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百团大战”战绩初步总结》，首先刊登于《新华日报·华北版》1940年9月15日第2版，随后刊登于在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1940年9月22日第8版，1940年9月25日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第101～106页。
《新中华报》在这份初步总结的最后特意申明如下：“（编者注：因电稿不明，恐有错误遗漏之处）。”
(2)集体发展价值的体现。企业管理现代化的转变，不是毫无目标的随意性变革，而是新的管理方法，必须要与企业发展相互适应。如，Y企业进行企业管理模式探究时，始终坚持企业管理模式变革计划的形成，须与企业当前发展情况相互适应，或企业未来管理模式变革过程，始终以“是否满足企业发展需要”，作为计划可行性评价的主要依据。这一点，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个体与集体发展协调进步的要点。
《八路军军政杂志》在这份初步总结的最后也特意申明如下：“（注：因电稿不明，恐有错误及遗失之处，特此申明）。”②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1940年9月25日出版，第106页。 就是这期《八路军军政杂志》，将八路军解放“修路同胞三二五〇〇人”误为解放“修路同胞一二二五〇〇人”③ 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9期，1940年9月25日出版，第102页。 。
可以推断，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联合发表的《百团大战总结战绩》，《新华日报·华北版》可能是直接按照书面稿件排版印刷的，因而相对准确；而《新中华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可能是用无线电报译电稿排版印刷的，由于电讯译错，因此导致不少错情和遗漏之处。
五、两点建议
（一）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及研究著作在涉百团大战内容时，希采用“华北版战绩”而勿再采用“延安版战绩”。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主动向日军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战役，规模大，时间长，是八路军最著名的战役，被称为“抗战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对如此重要的战役，因考据不严谨而仍采用“错情百出”的资料，是说不过去的。
（二）考虑历史技术条件的限制，当地发表的历史资料，应考虑用当地的出版物为基本依据，其他地方的出版物作为参考。“华北版战绩”尽管相当准确可信，但最后一个自然段也有两处排版错误；而“延安版战绩”恰恰就在这两个地方排版排对了。可见，依据权威历史资料与参考多种历史资料，都是应当的。
中图分类号： E297.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2-0050-12
［作者简介］ 周小宁，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解放军党史军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一榛，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闫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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