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后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变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启示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同情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诋毁者、怀疑者，都未曾想到，在苏东剧变后，自90年代中期起，在国外，而特别是在西方法、英、德、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其中尤以所召开的一系列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大型国际性的会议特别引人注目：
1995年9月27日至9月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国际马克思大会”。与会者上千人，均是来自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和同情者。法国《人道报》报道这次会议所用的新闻标题是“马克思引起了轰动”。《解放报》在“马克思没有死”的鲜明标题下指出：“这次会议的成功使我们得以测试马克思的现实性；它集结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和广大的公众，证明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新生”；
1996年4月12日至14日， 在美国纽约召开“社会主义学者研究讨论会”，有1500多人到会。会议的主题是“欢呼乌托邦：对社会主义的再展望”。被列入会议研讨的问题有72个之多；
1996年6月22日至23日， “民主和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协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届国际学术年会。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21个国家的39名外国学者及50余名俄罗斯学者与会。会议的主题为“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改革还是改良？市场还是计划？”会议分大会讨论和专题讨论两阶段进行；
1996年7月12日至19日，来自英国各地以及西欧、北美、 亚洲十多个国家的6000多名代表云集伦敦，举行了为期一周的“’96马克思主义大会”。大会每天按不同议题分近10个会场同时举行会议，前后共举行了260多场报告会和讨论会。 许多大学生身穿印有“马克思主义”字样的T恤衫，来回奔忙，义务为大会服务。 不少经济拮据的青年人身背不轻的行李风尘仆仆地从国外赶来赴会。在与会者中，还不时见到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和怀抱婴儿的年轻母亲；
1998年5月13日至16日，在巴黎召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名人士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收到论文349篇，编成12卷资料集出版。 大会的主题是：如何取代资本主义？如何实现人类的解放？会议组织了6次全体会议和26 个小组专题讨论会。《人道报》指出：今年，从纽约到东京，从圣保罗到耶路撒冷，从新德里到伦敦，到处都奏响了《共产党宣言》的乐章，而这次会议将“再次使历史沸腾起来”。《星期四事件》所用的新闻标题更是引人注目：《〈共产党宣言〉150周年华诞， 谁来吹生日蜡烛——马克思老爹后继有人》；
1998年9月30日—10月3日，第二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的近50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200余篇。会议的主题是：资本主义、批判、斗争、抉择。大会召开了3 次全体会议，组织了76场小型研讨会和题为“21世纪”的专题讨论会。巴黎“群言”电台对大会作了跟踪报道。主办者连续两天在蓬皮杜文化中心电影馆放映与大会主题有关的电影和录像。会议期间还举办了马克思画像展览和有几十家杂志社和出版社参加的书展并出售马恩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杂志和光盘。这些安排形成了颇有声势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
世界上所有关心马克思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都会为这一系列会议的召开感到欢欣鼓舞，并从中受到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着剥削和压迫，不管出现多大的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不会消逝，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会倒下。
苏东剧变后，从东方一些“改换门庭”的政客，到西方一些一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政要”，都不断地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但实际情况是，马克思主义非但还顽强地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些会议的召开就是明证。
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中召开的，因此它们的第一个主题都是要向世人回答：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现实性。可以说，一方面这些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有力测试，另一方面这些会议所讨论的主题又使人们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何以具有现实性的认识。
在“’96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的开幕式上，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托尼·克利夫就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的演讲。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过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不仅没有消除，而且越来越尖锐，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就具有现实性。当他讲到“马克思主义是代表被压迫者的理论，它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日益显示强烈的现实性”时，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的一些代表纷纷踊跃地作即席发言。托尼·克利夫在开幕式的这一演讲后来就成了整个会议讨论的主题。与会者从各个角度反复说明：马克思提出的思想仍然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密切相关，以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50年前为由而宣布马克思主义已过时是愚蠢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有“过时”之处，那么决不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比马克思当初所批判的制度要合理，而仅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破坏性估计和揭露得还不够。
“’98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150 周年国际会议”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论证这一主题更为鲜明，因为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目的就是说明《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马克思世界园地”领导成员之一乔治·拉比卡教授在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宣言》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向大会递交的几百篇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大会的论文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要对革命进行重新思考；第二，马克思主义没有死亡，马克思仍然活着。”他还说道：“右翼势力认为，马克思会把人类引向灾难，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与此相反的事实。我们在这里举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大会，就是要证明这一点。”在讨论中，不少学者认为，一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但马克思揭示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存在。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证明《共产党宣言》精神还是完全正确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布兹加林教授说，《共产党宣言》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但《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社会矛盾至今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不断加深。他确信，21世纪《共产党宣言》将面临新生，实践要求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解释世界。法国著名经济学家G.杜梅尼尔和列维更是直接了当地说：“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来说是理解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最好办法。”
这些会议上的所有发言，特别是这些会议所表现出来的气氛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与会者对马克思主义保持着崇高的信念，而这种信念又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现实性的认知上。他们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仍然存在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理由是充分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揭示出来，活生生地摆在世人面前，相信一切正直的人都会有所触动的，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总无法解决其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总无法消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总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内在矛盾还存在，由这些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客观规律还起作用，揭示和反映这些矛盾和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也就决不会过时。这是这些会议反反复复阐明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最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二：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地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源泉在于同具体实际的结合。
必须承认，所有这些会议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而这种推进是借助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实现的。这些会议探讨的是马克思主义，但具有极强的现实感、时代感。正因为如此，这些会议同一般的学术性研讨会有很大的区别。
只要浏览一下各次会议的一些具体议题，就不难看出，这些会议确实是与实际息息相关的。所有这些议题大致可以归为三个方面：一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二是社会主义问题；三是全球化问题。他们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与此同时，在这过程中修正、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从这些会议的具体成果来看，由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结合，所以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这里，仅以“’98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会议”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认识为例加以说明。
这次会议把《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应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得出如下新的认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消失，但是现代资本主义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产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将在民主力量的推进下、在强大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为自己开辟道路，资本主义的某些因素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创新的原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但确实也有了某些变化：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对劳动者的技术剥夺。这就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二类矛盾的重叠与交叉：资本家与工人的矛盾同作为管理人员的职员与工人的矛盾；这样，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资本—管理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两类矛盾并存，其二是管理主义阶段，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将为消灭奴役性分工、进入共产主义作最后准备；剥削、统治和异化的多样化要求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对资本主义保持长期的日常压力、改革的积累、突发的斗争形式，各种选择都是可能的。所有这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都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关于资本主义理论，使之更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
这些会议的参加者在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际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对脱离社会现实而把马克思主义“学究化”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人总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认为存在两种理论倾向：一是像卢卡奇、葛兰西等人那样结合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提出了一些非正统的观点，但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明显的贡献。而另一种倾向是关在大学校院里，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学术的东西来研究，结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少数学者的“专用品”，变成了晦涩而乏味的东西。这些人竭力推崇前者而批评后者。
显然，这些与会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的正确理解。确实像他们所言，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理论，实践性是它的本质特征之一，即它必须面向现实。我们必须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对社会实践的发展作出新的概括，对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必须当代化，也就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实践相结合，在探索和解决时代实践的新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方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之不落后于时代而保持勃勃生机，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些与会者把马克思主义是否面向现实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并不是过甚之词。
启示之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是平坦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在于要严于解剖自己，以培育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活力机制。
纵观所有这些会议不难发现，它们充满着一种自我批判的精神。这些会议开成了自我反思的会议，尤其是那些原共产党的理论家，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曾经走过的弯路，检讨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场面十分感人。这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也是会议的一个成功之处。
他们把这种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与总结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教训结合在一起。“’98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国际会议”就是这样做的。与会者从各个角度总结了现实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吕西安·塞夫指出，超越资本主义必须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其内容包括：管理的非垄断化、国家的非国家化、公民对社会活动手段的重新占有等等，而所有这些现实社会主义都没有做到，这是其陷于困境的根本原因。有的学者指出，社会主义不能靠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一纸命令就可以建成，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法国学者法朗西·科恩指出，30年代苏联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西方经济危机形成鲜明对比，而西方的经济危机在客观上起了为计划经济辩护的作用，苏联陶醉于自己的胜利，认为找到了超越利润规律的新的经济理性并以此作为建设新社会的基础，但实际上，高度集中的官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同工人民主监督的原则是对立的，它宣扬劳动英雄主义，对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现实采取唯意志论的态度，正是这种反民主的政治原则，脱离实际的经济实践和意识形态阻碍了苏联的发展。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有它的物质形式，苏联没有找到这种形式，因此失败了。卡特琳娜·萨玛丽认为应从所有制、国家和民主的角度总结苏联的教训。政治和社会民主的缺乏使这种制度丧失了活力和改造自身的结构以求得发展的能力，但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那样，任何社会形态如果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不能生存下去。
归纳起来，这些与会者，特别是与会的一些原共产党的理论家所作的自我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的，即在评价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标准、理论出发点方面的错误。他们提出，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出发点，主要批判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另一种是以异化劳动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本性的歪曲和摧残，使人畸形发展。他们检讨说，以前太拘泥于第一种批判方式，因此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因严重脱离实际而没有说服力。他们说，现在认识到正当第一种批判方式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过时而不合时宜时，第二种批判方式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现在就是要用劳动是否异化、人性是否得以实现、人是否全面发展作为标准来衡量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要害之所在。在此基础上他们进而提出，从今以后，左派要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来重新赢得人民的支持。拉扎尔指出，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人民的吸引力确实大不如以前，但如果从整个社会尤其是精神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要做的事情很多，法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来逐步改变资本主义的统治状况，吸引广大人民群众。
其二是涉及社会主义方面的，即在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方面的错误。他们认为，原来他们普遍具有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取消市场才能取消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无非是市场的普遍化，而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实践证明这一观念是错误的。实际上市场概念要比资本主义概念宽泛得多，因此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是不对的。如果取消市场，改而采用“纯粹的计划经济”，不仅不能导致社会主义，反而可能导致新的阶级差别。他们强调，这一点已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失败所证实，所以必须改变原先在市场与社会主义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念。雅克·彼岱指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最消极的一面是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无商品社会，反对商品拜物教，鼓吹建立一种完整的、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他说，现在不得不通过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来考察原先关于无商品社会这一理论所起的作用。哈贝马斯也反对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样把市场经济、商品社会仅仅与资本主义相联系，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有一种危险的、失控的发展趋向，应当拒绝资本主义，但拒绝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拒绝任何形式的市场，而仅仅是指必须防止市场经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他认为，如果现代社会不通过市场来调节自身的经济运行，它就不可能再生产自己。法共中央委员、《出路》杂志主编、著名经济学家保尔·博卡拉也说，根据新的历史经验教训，未来的社会主义应是市场经济与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与非商品经济混合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效益标准不能放弃，但必须以社会效益标准来进行补充。可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认，是这些与会者通过自我反思所获得的一大成果。
不管这些与会者所作的这些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内容，以及从中得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有一点必须肯定：他们这种勇于自我否定、自我修正的精神十分可贵。正视错误是改正错误的起点。敢于公开地作自我批评是对自己的事业有信心的表现。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正是缺少这样一种精神。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批判的功能，这种批判功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刺向敌对的阵营，同其战斗，拨正视听，并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用以解剖自己，使自己在扬弃中前进。我们在这些会议上终于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批判功能的双刃剑的完整使用，从中也真正观察和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希望之所在。
启示之四：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的装饰品。
可以说，这些国际马克思主义会议的召开，已使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功地实现了一大转换：从以前以政党、政治团体为依托的研究转向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参加会议的代表基本上都不是以某党派、政治团体的成员的身份出现的，从他们的发言也基本上看不出其有任何党派、政治团体特定政治倾向的背景。
这当然首先是由于苏东剧变后新的形势造成的。苏东剧变前，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从属于一些政治团体或政党，如共产党。苏东剧变后，许多政党或政治团体削弱了，甚至不存在了，因此，大量学者和教学研究人员脱离了政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研究中心和各种小组，出版自己的刊物。这些研究机构一般从属于大学或科研机构。他们不再以政治家或党的政论家的身份，而是以学者的身份参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所以这些会议都是由这些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发起并主持召开的。这样，这些机构的研究人员的与会自然不再具有政党、政治团体的背景。
但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缘由还不是在此。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追求者，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思考，特别是通过亲身经历苏东剧变以及随之带来的西方共产党及左翼力量的严重挫折，已经对从属于政党、政治团体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情绪，他们认定：马克思主义研究只要受党派利益的支配，就必然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实用主义的态度，从而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政治的装饰品。于是他们提出，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研究务必要摆脱政党、政治团体的束缚。他们中有的人还提出马克思主义有“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术马克思主义”之分，并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官方化。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艾蒂安·巴里巴尔就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就不再具有创造性，如果想使马克思主义恢复活力，就必须使之与官方色彩分开。他们决意要把这些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开成独立于任何党派、政治团体的会议，企图通过这些会议改变马克思主义是政治装饰品的形象。
他们解释说，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反对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否定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指导功能。在他们看来两者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政治主张，公然申明自己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的人民群众谋利益，求解放的，它是人民群众利益的护身法宝。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功能，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政党的主观意志决定的。真实情况是，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决定的。因此，越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客观的、科学的真理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越是显示出其强烈的阶级性，越是发挥出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功能。他们中有人甚至这样说：“即使把所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都烧毁，这些书籍中包含的思想仍然存在，而人民仍然会按这种世界观办事。”他的意思非常明白：马克思主义需要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同样也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密切联系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决定的，这不随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转移。
这些自奉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会上还提出，他们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变成政治的装饰品，说到底是反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原苏联与东欧的一些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他们的这种面目还不是十分清楚的话，那么，在苏东剧变后，他们的面目已暴露无遗。这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时，处处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似乎是马克思主义忠诚的卫道士。他们也因而以此为资本，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那里捞尽好处。但一当马克思主义失去统治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执政党失去政权以后，他们则摇身一变，竭力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又企图通过反马克思主义来谋取个人的利益。时间之快，行动之迅速，令人咋舌。这些“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假如这些人原先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性的认同才追随马克思主义的，那么他们决不会一当马克思主义面临困难就远离它，甚至转而反对它。因此这只能说明他们原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假的，是一种伪装。
在现实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抱实用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政治的装饰品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这些与会者在会议上，把此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来，并身体力行，非常及时，十分必要。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解释，特别是提出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直接发生关系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从总的方面来看，他们的立论还是站得住脚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直接发生关系，理解成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来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私利服务，先作了这样一个前提设定再提出反对，那他们的理论就无可非议了。他们竭力论证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的装饰品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并不矛盾，说明马克思主义具有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服务功能，并非出于使用它的人的主观意图，而完全由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使然，这又使他们的理论几乎达到了圆满的程度。
启示之五：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严密的体系，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
所有这些会议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表现出一个重要的特色，这就是：打破学科的界限。从过去门别类的研究转向整体的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雅克·彼岱在概括“’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以及自此会议召开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动向时，就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的研究视作其一个重要的新特点。
这些会议尽管按传统的学科分为若干个专题小组，但是讨论的内容却是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化学、历史学、法学等各个专题都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其中有的干脆不按学科分组，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分组讨论，如“’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就将大会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立足于历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总结和回顾；二是立足于当代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研究；三是立足于未来角度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展望。“’98第二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组织者在讲到这次会议确立的原则和方法时指出：“参与大会筹备工作的有关杂志和研究机构在多元合作的基础上提出各自领域的具体现实意义的具体议题，按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学科界限，把经验分析、理论分析和政治分析结合起来，从社会科学各重要领域的总体上来理解社会和历史，从而把握整个人类精神生活在每一个具体学科中的表现。这就是说，每一个学科领域中的问题都要由许多专业化的集体共同负责研究。”
按照这些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研究的学者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这样去做，一方面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正确地研究社会现实的需要。他们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按其本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应该被机械地划分为各个学科，只是后来到了其继承人那里，才被肢解成各门分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被肢解为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国家、教育制度、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批判。由于马克思的整体性遭到破坏，所以它必然变成僵化的教条，从而也必然陷入危机。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如果一定要作这样的划分，那必须进一步明确：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与之关系不仅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是有机整体或有机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器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一部分从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简单地抽取出来，就必然使之受到曲解而丧失原有的科学性质。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活生生地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完整性，因为人们无法说出《共产党宣言》究竟是一种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理论。
他们还提出，当代世界社会现实的发展，也越来越显示出只有求助于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得以充分地被认识。社会现实本来是全面的，其内容在表面上有很大的差别，但实际上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马克思主义要正确地对现实作出反映，其理论也应是整体的、综合性的。用人为抽取的马克思主义某一特定的组成部分去研究现实，呈现于前的现实必然是片面的、歪曲了的。而且，现在的世界越来越呈整体化的趋势，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非但与马克思主义的本意不相符，而且与时代趋势背道而驰。
他们提出要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切中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要害。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早已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但人们一直对此置若罔闻。人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一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在一定范围内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其带来的危害也是明显的，这就是由于受理论视野的局限，导致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现在是到了改变这种思路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把思路倒过来，即把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去考察，只有这样，才不会把本来具有有机联系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弄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极大地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从而游离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状态。这是这些与会者带给我们的一大启示，也是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要求。
启示之六：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搞“唯我独革”，应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无谓的争论，求同存异，把马克思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
国内外的许多评论者一致认为，这些会议的最成功之处在于，都开成了团结的盛会。与苏东剧变前召开的那些国际马克思主义会议相比，苏东剧变后举办的国际马克思主义会议不但在规模上大大超过了前者，而且一扫过去类似会议的那种吵吵嚷嚷，乱哄哄的现象，会议始终笼罩着团结友好的气氛，没有发生因政治歧见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而引发争吵或抗议的局面。
“’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雅克·彼岱会后这样说道，主办者动议之初有些犹豫，数千名代表具有不同的政治倾向，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对能否坐在一起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没有把握，说不定因争得不可开交而不欢而散。但事实表明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大会之初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举旗之后马上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认同，不管原来具有什么政治倾向，隶属于什么政治派别，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都愿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这面大旗下进行交流和讨论。
这些会议开得如此团结友好决非是偶然的，大致说来是由以下各种因素促成的：
其一，如前所述，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从以政党、政治为依托的研究转向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随着政党与政治团体的消失和削弱，原属于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纷纷来到独立的研究机构工作，他们在同一机构工作，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政治上的界限不明显了，也不在意了，大家在交流中寻找共同点，寻找真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参加了这些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会议上，他们更不会去进行无谓的争论了，而是倍加珍惜已经创造的和衷共济的气氛。
其二，这些会议召开之际，也正是国际上的反马克思主义力量尘嚣甚上之时。可以说，这些与会者是在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叫骂声中走到一起来的。他们心里非常明白，为了对付敌人，使马克思主义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生存下来，扩大影响，发挥作用，一切拥护马克思主义的人必须保持高度的团结。大敌当前，一致对外。“’98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国际会议”的组委会主任弗朗塞特·拉扎尔夫人在会议开始之前意味深长地说道：“值此世纪之交之际，面对社会生活变革的新挑战，面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新挑战，我们认为，所有的进步势力应该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同时，摒弃几十年间形成的分歧，共同思考，一起工作和进行讨论。”
其三，这些年，一些国外特别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一个多元的体系”的观点。他们用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按照他们的说法，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世纪，而新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是多种多样的。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总标题发表了英、美、法等国学者论述社会主义多样模式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五种新模式。在他们看来，既然社会主义具有多种模式，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应有多种模式。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出发，他们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为取得“正统”的地位而争论不休，反对企图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排除出去的做法。由于他们持有这种马克思主义本来就应是多元的观点，他们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进行争执的“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这种摈弃前嫌，求同存异，团结一致探讨新问题的新气象相一致，苏东剧变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出现了国际联合的新动向。社会主义力量、左翼的国际联合出现了少见的活力。这主要表现为以国际性组织为载体的“大左翼”合作。社会主义力量国际联合的形式正朝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有组织上的联结，有思想上的交流，也有具体事务上的协调配合。随着各种形式的国际联合逐步展开，社会主义力量不同派别之间的传统对立和敌意正在消除，彼此更加冷静、客观和宽容。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自本世纪初走向分裂以来，经过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力量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以后，值得人们庆贺的一种局面。许多人评论说，社会主义力量的国际性联合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戮力同心是相辅相成的，而在更大程度上前者是由后者推动的。
我们虽然不能同意这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把马克思主义多元论，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进行无谓的争论，而提倡众志成城、存异求同的依据，但还是对在这些会议上，及至当今国外整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出现的这种新气象，深感高兴。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经过漫长的过程，终于认识到了内部团结的重要性，尽管已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有理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明天持乐观态度，因为团结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原动力。
上述是我们归纳的这些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带给我们的六点启示，当然还可继续讲出一些，但无疑这六点是最重要的。
从国外传来的信息表明，类似这样的会议还将不断地召开，如第三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就将于2001年在巴黎召开。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在逐步引向深入，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有增无减。我们应该加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跟踪分析，不断地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显然，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科的发展，都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
注：
本文所用的素材大多取自于参加这些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的中国学者所写的《会议纪要》。它们是：周穗明、李其庆：《再次走近马克思——’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2期）；运林、启明：《改革还是革命？市场还是计划？ ——莫斯科社会主义学者国际学术会议纪要》（载《社会主义研究》1996 年第5期）；段忠桥：《1996年纽约社会主义学者研讨会简况》（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1期）； 郝立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魅力——’96伦敦马克思主义大会侧记》（载《当代思潮》1997年第4期）；李其庆：《面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法国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纪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5期）；曾枝盛：《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巴黎国际大会述评》（载《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10期）；靳辉明：《〈共产党宣言〉与现时代——巴黎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 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纪要》（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李其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动向——第二届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述要》（载《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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