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完成了一次历史的转折——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员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会议论文,中共中央论文,书记处论文,全会论文,四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研究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过程中，我感到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至1935年1月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四年中，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究竟叫什么名称、由谁组成，在许多党史书刊中或语焉不详，或互有出入。《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曾刊登《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在这方面作了艰巨工作。但文前说明中提到：“由于材料残缺不全，虽经反复核对考证，一部分名单仍不完全准确。特别是1931年9月以后到1936年这段时间的有关材料很少甚至没有且往往前后矛盾。”本文拟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近来搜集到的新史料，对这四年的中央领导机构——重点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也涉及中央政治局——及其组成成员作进一步考证。对仍然存疑的问题，也仍注明，以求教于党史界同行。
一、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名称
“书记处”究竟始于何时？其职权是什么，迄今无定论。陈云在1982年12月28日“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称：“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立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六届五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为什么在有的历史文件中或一些同志的回忆中会出现书记处书记、常委的名称呢？我想，这是由于当时中央虽然没有正式设书记处、常委，但有一个处理日常工作的领导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名称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严格的缘故。”①但是经中央档案馆李云龙查阅了许多文件、电报和会议记录，发现：六届五中全会时开始正式成立书记处。当时一切组织问题是请示共产国际决定的，因此五中全会召开前曾拟出政治局、书记处名单，向共产国际请示。今有1943年9月7日、11月21日张闻天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记录为证，还存有1933年12月5日博古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及1933年12月12日共产国际对此电的复电，均提到成立书记处。②这是最可靠的原始档案。至于陈云所以会产生以上回忆，我认为是由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重大问题并未召开书记处（常委会）会议讨论，特别是在博古主持工作的一段时间内。如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样重大的事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就未让参加会议的准备工作。③而不是政治局成员，仅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担任军事顾问的李德却在1933年9月到达瑞金后就取得了中央军事指挥上的决定权。所以陈云记忆中未有书记处（常委会），但实际上六届五中全会上是成立了书记处（常委会）的。五中全会成立的书记处，其职权相当于过去的常委会，而且两种名称常常混用。陈云在遵义会议召开后写的《遵义政治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称：“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④但1935年2月28日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电通报遵义会议情况时又署名“书记处”。⑤可见当时两者混用，实际是指一个组织。这种书记处、常委会两个名义混用的时间一直延续到1938年11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刘少奇所作的《党纪党法报告》中提出把“党章的常委改为书记处”。⑥此后就只用书记处不称常委会，其成员称书记而不称常委，一直到党的“七大”、“八大”。
二、关于中央核心领导机构的成员
根据现有资料，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共经过六次变化。
（一）1931年1月10日至3月28日
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组成人员一般党史书中都只讲到：“翟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新选刘少奇、王明、王克全、任弼时、陈郁等5人为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常委会主席仍由向忠发提任”，⑦这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究竟是谁？
这要从六届三中全会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说起。六届三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候补委员：罗登贤、徐锡根、卢福坦、温裕成、李维汉、顾顺章、毛泽东。
六届四中全会上退出政治局的是瞿秋白（正式）、李立三（正式）、李维汉（候补）。新选的正式委员是陈郁、任弼时、王明。由候补委员递补为正式委员的是徐锡根、卢福坦，由正式委员降为候补委员的是关向应。新选出的候补委员是刘少奇、王克全。至此六届四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是：正式委员：向忠发、项英、徐锡根、张国焘、陈郁、周恩来、卢福坦、任弼时、王明。候补委员：罗登贤、关向应、王克全、刘少奇、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⑧
至于政治局常委，六届三中全会时是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⑨四中全会上向忠发、周恩来未变，徐锡根降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张国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因此常委会组成人员是：正式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候补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⑩
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开了一天，完全由米夫操纵，通过政治局名单。1月1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常委名单。米夫曾提出王明担任候补常委，周恩来提出王明仍应担任原任的江南省委书记，通过上述意见，王明未进入常委会。但由于米夫当时仍在上海，不久即把王明塞进常委会。(11)周恩来当时虽然是常委并担负繁重的日常工作，但王明公然说：“这只是‘为的实际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机会’”。(12)
（二）1931年3月28日至9月中旬
3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举行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在讨论张国焘走后，中央常委的人选问题时，周恩来提议罗登贤、聂荣臻可参加常委。会议决定常委由五人组成：向忠发、罗登贤，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军委参谋长参加会议。”(13)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赵容（康生）、宣传部长是洛夫（张闻天）、军参谋长是聂荣臻。有人认为这五人就是常委。我认为这五人应是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张国焘、罗登贤。越容、洛夫、聂荣臻只是列席会议。因为原来的常委王明、周恩来还都在位，张国焘虽去鄂豫皖，也并未免职。罗登贤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什么补为政治局常委呢？因为原来三个候补常委陈郁在四中全会后反对四中全会，参加了罗章龙的“非常委员会”，后来虽“承认了错误”，当然不能再递补为正式常委。卢福坦原任河南省委书记，1931年2月刚到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徐锡根在四中全会后追随罗章龙反对四中全会，1931年1月中央撤销徐锡根（还有罗章龙、余飞）全总党团的领导工作，由罗登贤接任。因此政治局常委会决定递补罗登贤。(14)至于康生、张闻天、聂荣臻当时都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可以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张闻天于1931年2月从苏联回国接替沈泽民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后就列席政治局会议及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一考证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史料证实。
3月28日会议后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4月24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从此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几乎难以举行。6月22日又发生向忠发被捕叛变被杀害事件。周恩来在上海已无法正常工作，决定前往中央苏区，王明决定赴苏联担任中共驻国际代表。这样在沪的政治局常委已只余罗登贤一人。政治局委员9人除向忠发、徐锡根、张国焘、陈郁（1931年6月与李维汉一起被派到苏联学习）、周恩来、王明己如上述外，项英早在四中全会前夕已派赴中央苏区，任弼时也于1931年3月与王稼祥、顾作霖一起组成中央代表团赴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卢福坦一人了。政治局侯补委员罗登贤已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但在9月被派住东北任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关向应于顾顺章叛变后告密而被捕，但未暴露身份，1931年12月被营救出狱后派赴湘鄂西。(15)刘少奇1930年夏即被派至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到1931年秋才返沪，任中央职工部长、全总组织部长，但一贯与王明路线格格不入。王克全因追随罗章龙在江苏成立“第二省委”已于1931年1月30日被开除党藉。(16)温裕成于1931年3月因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及贪污等问题受撤职处分。(17)毛泽东一直在苏区，顾顺章已叛变。因此到1931年夏王明决定赴苏前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已无法进行工作。
（三）1931年9月至1933年1月
在上述情况下，于王明赴苏前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这次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经过据周恩来、张闻天、博古1943年11月、12月整风期间会议记录及所写学习笔记回忆：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这三人是原政治局委员，前两人是常委）和博古（当时不是中央委员，任团中央书记）在一个酒店开会提出由博古、卢福坦、张闻天（中央宣传部长）、康生（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中央委员，四中全会后原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顾顺章叛变后到中央机关协助周恩来处理善后事宜）、李竹声（中央组织部工作人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中方副校长，一直积极追随王明）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6人中除卢福坦是政治局委员、陈云是中央委员外，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得到共产国际批准也就合法了。6人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由博古负责，不再设总书记。(18)1932年3月卢福坦受批评，卢的全总党团书记改由陈云担任。(19)
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成立后，王明于10月离沪赴苏，周恩来于12月离沪赴苏区。当时未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但仍在上海的六届四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成员还有两人：政治局正式委员徐锡根及候补委员刘少奇。徐锡根虽于1931年1月20日因追随罗章龙受到撤销领导全总党团工作的处分，但并未开除出政治局及中央委员会。可是他于1932年被捕叛变了。(20)刘少奇在1932年3月受到临时中央政治局批评为“机会主义”后下放到上海市工联会任党团书记，同年冬奉令到江西苏区。
1932年10月下旬，团中央机关受到大破坏，团中央书记袁炳辉被捕叛变。博古、张闻天原来都住在团中央机关，安全受到威胁。在请示共产国际后，决定“中央首脑机关迁入江西中央苏区。”1933年1月博古、张闻天、陈云三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到瑞金。(21)康生、卢福坦、李竹声三个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留在上海组成中共上海中央局（又称白区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但是卢福坦在1933年一、二月间被捕，(22)康生已决定去共产国际（1933年6月赴苏）所以由李竹声任上海市中央局书记。后来李竹声被捕叛变，改由盛忠亮任书记。以后，几经重建，又屡遭破坏，一直到1935年夏停止工作。
（四）1933年1月至1934年1月
1933年1月下旬博古抵达瑞金后，“同先期到达的张闻天等会合，标志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根据地。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约在六月改称中共中央局。从此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23)这时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的成员究竟是谁呢？
博古到瑞金后第一次召开的会议出席的人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陈云、刘少奇。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24)但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原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常委；朱德是苏区中央局委员，只是因为当时在前方指挥作战而未与会。会议仍推选博古为书记，即负总责。但这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如按六届四中全会选举则当有项英、任弼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则有刘少奇、毛泽东。朱德、邓发这时还未进入政治局。这一年的中央领导成员特别是中共中央局究竟由谁组成，的确尚无史料，但从担负工作情况来看，原来属于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是博古（负总责）、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张闻天（中宣部长，6月后分管政府工作）、项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933年5月后任中央军委代主席，实际掌握指挥红军大权）、任弼时（中央组织部长，1933年5月调任湘赣省委书记）、陈云（负责工会党团及白区工作）、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实际已无实权并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刘少奇（全总委员长）。是中央委员的有朱德（中革军委主席，1933年5月以后为工农红军总司令）、邓发（负责国家政治保卫局）。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有李维汉（继任弼时任中组部长）、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以上这些是当时在中央的负责人。
（五）1934年1月至1935年1月
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全会增选中央委员王稼祥、凯丰（中共中央局书记）。候补中委彭德怀（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总政副主任）、李富春（江西省委书记）、李维汉、孔原（中央驻北方代表）。
改选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项英、陈云、王明、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当时王明、康生在苏联，任弼时在湘赣，张国焘在川陕）候补委员刘少奇、朱德、关向应、邓发、凯丰。
政治局常委即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陈云、王明、张国焘。项英(25)待考。由博古负总责。
1934年夏，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1933年9月到中央苏区）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由博古作主，军事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26)此“三人团”代替了书记处。
（六）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但在组织变动上很慎重。会议决定：毛泽东增选为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27)以后一直到1935年2月5日前后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书记处进行分工，才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在此之前1月18日政治局会议上即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央军委又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由于敌情严重，急需成立一个极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因此在1935年3月11日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埧一带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全权指挥作战，毛泽东至此才实际上成为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完成了这一伟大历史转折。
注释：
①《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3、74页。
②《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第14、15页。
③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259页。
④《遵义会议文献》第33页。
⑤《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⑥《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五期，李云龙文，第15页。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95页。
⑧《中央党史资料》第3辑第181页。
⑨⑩(13)《周恩来年谱》第190、201、208页。
(11)《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12)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第234页。
(14)徐锡根被撤职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大事记》第84页；陈郁情况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1页；卢福坦情况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第244页（卢福坦其人）；罗登贤情况见《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第247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5月版）。
(15)《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5卷。
(16)《周恩来年谱》第202页。
(17)《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1921～1987）。
(18)《遵义会议文献》第133页。
(19)(21)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31、151页。
(20)(22)《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第155页。
(23)《毛泽东年谱》第393页、《周恩来年谱》第241页。
(24)程中原：《张闻天传》第151页。
(25)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及书记处名单此处是根据中央档案馆考证结果，政治局成员名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3辑第182页。常委会即书记处名单见上述李云龙考证。
(26)《周恩来年谱》第262页。
(27)《遵义会议文献》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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