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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能源“走出去”战略
1.中国能源不安全感的根源。最近诸多研究已经注意到，中国对进口能源尤其是进口石油的依赖性日益增长，国有石油公司不断移师海外获取未来油源供应。要弄清为何国外能源供应已成为关键的经济和政治焦点，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中国政府担心国内能源短缺、能源成本上升可能破坏国内经济增长，从而对就业构成严重危害。对一个日益依赖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来稳定政治的政权，经济停滞的威胁会带来社会动荡，继而危及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因此，能源安全战略是中国国内政治的核心所在。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对过去3年中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感到不安，并对全球长期能源紧缺愈加恐慌。
其次，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刺激能源需求剧增，远远超过国内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能力，这一供需缺口今后将日益扩大。自2000年以来，中国能源利用率大大降低，新增单位GDP能耗不断上升。石油问题尤为敏感，在未来15年内，中国石油需求将增加一倍。到2020年，石油进口量将从目前占总需求量的40％提升至70％。长期来看，汽车数量激增也将带动石油需求增长，由目前约2200万辆升至2020年的1.2—1.5亿辆。
因此，中国将更加依赖波斯湾的石油供应以满足未来需求，越来越多的石油进口要经过脆弱的海运过境要道。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预测，截至2015年，中国70％的石油进口将来自中东，其他来源包括非洲油轮运输、俄罗斯石油管道和铁路运输以及中亚管道运输。中国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天然气需求也将呈现同样的长期趋势，虽然对进口的依赖到2010年后才可能加速。据美国能源部预测，到2025年，来自东南亚、波斯湾、非洲和俄罗斯的天然气将占中国天然气总需求量的40％。
面对雨后春笋般的能源需求，中国国内能源供应体系的其他部门也面临着供应瓶颈问题，包括严重的电力短缺（可能是暂时的）和煤炭生产、运输瓶颈。这些都加剧了能源部门的危机感，强化了领导层对供应中断的担忧。
中国能源政策和体制强调能源需求增长、能源供应形势恶化和基础设施短缺。能源价格补贴促使需求过多增长，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能源供应和基础设施的压力。与此同时，提高能源效率的投资严重不足。尽管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能源需求改革的必要性，却更加担忧能源的高价格对就业、通货膨胀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中国的领导层似乎越来越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最近对能源政策进行一系列整顿，最引人关注的是2005年新成立的国家能源办公室，直接对温家宝率领的新能源领导小组负责。然而，改革的步伐仍显缓慢。
2.中国能源“走出去”战略的根源。政府认为能源安全的重要性使之无法完全依靠市场运作，决定采取“走出去”战略。
三大石油公司已在波斯湾地区获得更多石油股份和长期原油合约，与伊朗开展广泛合作，并在最近越来越多地发展与能源巨擘沙特阿拉伯的能源、外交关系。在中亚，中国着重围绕收购哈萨克斯坦大规模石油股权展开行动，今后石油可经正在修建的远距离管线运至中国西部地区。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油供应地，石油通过铁路运至东北地区，中俄筹划建设一条自东西伯利亚至中国境内的大型原油管道。然而，日本试图劝说俄罗斯管线改道至太平洋沿岸。中国虽进行了多次尝试，却尚未在俄油气资源股权上取得成功。
三大石油公司在非洲同样忙于获取股权和签订供应协议，主要集中在中国拥有股权最多的苏丹以及西非出口大国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在西半球，中国在加拿大西部重油带拥有的股权份额增多，并正同委内瑞拉缔结关系。中国最近在厄瓜多尔通过收购获取投资权，并与巴西Petrobras公司结成能源战略联盟。中国能源“走出去”在东南亚进展迅速，如在印尼原油和液化天然气、澳大利亚液化气等领域开展合作，并有意同缅甸发展石油管线项目合作。
三大石油公司目前每天获得40—50万桶海外股份油，大约相当于中国石油进口量的15％。中国政府已经至少同9个国家签署“战略性”能源同盟协议，包括伊朗、苏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沙特阿拉伯、巴西和委内瑞拉等。因此，在寻求扩大海外石油股权以及发展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仍必须依靠广大的石油进口市场。
“走出去”战略的重商主义思想反映了中国获取可靠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为国家直接干预和支持提供了理由。从美国的政策角度看，中国主要有三点立场：
首先，重商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全球能源市场的不信任。政府认为目前中国面临极端不稳定的世界能源市场，被先进的国际石油公司、西方工业国家以及不稳定的石油输出国所掌控，不能单靠市场保证供需平衡并稳定油价。由于石油供应受众多地缘政治风险干扰，确保可靠供应的唯一办法是，通过获取主要生产国、运输系统的股权和签订国家间合作协议控制石油供应。
第二，中国认为能源市场以美国为主导，而美国正在利用中国的能源弱势海外寻油，加剧中国的不信任感。基于美国对波斯湾享有战略主导权、海军对能源关键海运航线以及美国对全球石油工业和机构的控制，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国际油价以及流向的影响举足轻重。9.11事件之后美国在波斯湾和中亚力量的增强加重了这种忧虑，2005年中海油收购尤尼克事件中美国的激烈反对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就能源部门本身来说，政府认为，中国正处于弱势，必须“迎头赶上”。中国被排除在全球能源合作管理组织IEA之外，并不得不依靠力量相对薄弱的新国有石油公司，而这些公司被大规模、高技术的石油公司左右。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帮助其抵制西方工业国家的围攻。
二、能源和美中关系
中国的全球能源扩张引起美国决策者的广泛关注，如果美国希望更有效地回应中国的影响，需要认清问题区别对待。这些问题大致分为两类：市场和地缘政治。
1.关于市场。中国对石油市场和价格的影响。美国的政策关注点在于中国对全球石油市场和油价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最近美国舆论更指，中国飞速增长的石油需求是国际油价暴涨的罪魁祸首。中国的确在世界原油需求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近几年约占全球需求的30—40％），成为石油市场趋紧的重要因素。但高油价是一系列供需发展的产物，包括强劲的全球石油需求、缓慢增长的生产能力，以及近几年对新增生产能力的低投资（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全球炼油能力十分紧张，美国尤为如此。这些紧缺因素反映到价格上，引发美国乃至世界油价攀升。
认为中国对油价上涨有特殊作用的说法并不恰当。实际上，美国已经成为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1995—2004年，美国石油进口增长了3.9MMBD（百万桶／天），而中国增长2.8MMBD。在此10年中，美国石油需求增量相当于整个欧佩克石油新增出口量的3／4，成为全球石油市场供求紧张的元凶。
垄断石油市场？美国的又一担忧是中国石油公司进行全球性的收购股权活动。由于这些石油公司可以直接将石油运回国内，许多美国人因此判定中国在垄断市场。这一论断认为中国的“囤积”行为将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的开放和灵活，导致高油价和供给短缺。国会和媒体对中国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石油投资非常敌视，认为中国在夺取美国的传统石油供应渠道。
这些担忧反映出美国某些政策制定者对全球石油市场职能机制的混淆。中国领导层似乎认为，控制股权可以保证石油供应安全，但即使权益油储备是提高石油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重要筹码，现实中在保证能源安全方面也仅与长期原油供应合同的作用相当。石油流向的地缘风险——如主要出口国政局不稳、战争、种族冲突、运输瓶颈以及台湾政治危机导致美国对中国石油封锁——同样会中断权益油和合同油流入。权益油和能源安全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认为唯有拥有实物才能提供能源安全的观点是基于1970年以前对全球石油市场的认识，那时的市场还不是动态、灵活的全球商业市场。在过去5年中，尽管油价上涨、地缘政治风险连续不断以及天气恶劣造成供应中断，却并无任何经济体遭受严重的石油短缺打击。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存在同样过时的观点，把中国获取权益油视为对美国石油安全的威胁。美国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政府控制尤尼克公司在墨西哥湾的石油生产，将危及美国自身石油供应。该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适度再分配大西洋盆地石油供应可替代输往中国的石油，不会对油价和供应安全产生实质威胁。
持有这种观点的后果是，中美决策者继续在未来石油供应上各自对对方保持猜疑。出于类似的考虑，中日在输油管道和天然气田问题上也展开激烈竞争。同样，中国同印度虽然迈出了有限合作的步伐，但基本上认为两国在非洲和中东是不相上下的竞争关系。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摒弃这种“囤积”的心态。虽然石油股权对中国国有石油公司的商业成功至关重要，但已经成为国家“囤积”行为，被打上政治和国家安全的烙印。美国决策者应当避免回应这种过时的做法，以免加重中国对石油安全的偏执和多疑。
石油的全球管理。鉴于中国日益庞大的石油进口规模以及市场影响力，而被排除在IEA的“紧急石油分享计划”之外，在石油短缺时代会增加能源价格波动风险。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由于石油供应中断的预期，中国引发大宗石油购买风潮，从而在美进驻伊拉克之前助推油价暴涨。IEA的“紧急石油分享计划”的有效性已经大大弱化，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国际能源需求被排除在制度之外。中国正在发展自身的战略石油储备（SPR），到目前为止无应对危机的区域性或全球共享机制。由于所有进口国都将从价格下降中获益，中国的做法可能招致反感：中国拒绝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分享储备，却在IEA成员国在国际能源危机中释放紧急储备以平抑油价的努力中搭便车。此外，紧急石油储备的缺乏易使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成员国受到视能源为外交杠杆的供应国的政治压力，1973—74年石油危机中西方联盟政策的严重分裂足以说明这一问题。
2.关于地缘政治。与“问题国家”的能源纽带。美国关心的是，中国的能源部门同一系列“问题国家”包括伊朗、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古巴和叙利亚的联系日益紧密。很显然，由于伊朗潜在核武器发展构成的挑战和苏丹严重的人权问题，这两国十分令人关注并引发诸多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伴随更广泛的军事和武器销售等内容，对美国决策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只要中国政府认为石油股权对能源安全至关重要，三大石油公司就有在这些“问题国家”扩大投资的强烈动机。从商业角度讲，对中国来说，这些“问题国家”具有重要而独一无二的股权投资机会。
中国石油公司在世界石油勘探和生产方面起步较晚，并且要同来自欧美的大石油公司进行竞争。国际石油公司已经同石油投资前景广阔的主要国家发展了几十年的长期关系，并具备丰富的勘探、生产知识和明显的投资优势。三大石油公司正在奋起直追，但即使最具竞争力的公司获得规模可观储备的机会也在减少。75％的世界探明储量分布在禁止或严格限制外部投资的国家。因此，正如其他主要国际石油公司一样，竞争压力进一步促使中国石油公司深入到高风险、勘探开发机遇不确定的国家。美国对这些能源富国的单边禁运只会限制中国的竞争，使中国石油公司更加无法抵御资源的诱惑。因此，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控制这种紧张局势。
能源与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国争取油气供应和管线运输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紧张。东北亚主要进口国（特别是日本）的竞争政策、俄罗斯对东北亚能源供应摇摆不定的政策承诺，更加深了紧张程度。俄罗斯政府正设法利用能源作为战略工具重塑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从而激化本地区、特别是中日之间的竞争。能源纠纷日益蔓延到广阔的地缘政治争斗中，“能源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区域稳定的潜在威胁，而地缘政治对抗反过来会破坏解决能源需求的合作。这种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美日益关注的重大区域性问题。
能源安全与中国的军事发展。对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来说，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潜在威胁促使军事现代化。中国对马六甲海峡和东南亚其他狭窄航道的高度依赖，促使中国加快发展海军力量保护航线安全。中国已经大大加强了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缅甸海运方面的联系和合作，签订港口准入协定，显然是为了在未来危机中保护海上运输线的安全。鉴于中国军事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日益增加的速度和规模，这会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
中国将成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新兴力量。最后，中国同主要能源出口地区日益广泛的联系必将使中国成为重要的外交力量，并将与美国在这些地区展开直接较量。中国将成为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重要竞争对手，中国已同伊朗、沙特阿拉伯开展合作，并可能与科威特、伊拉克建立联系。同时，美国盟友（如沙特阿拉伯）正寻求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实行外交政策多元化。能源也是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日益介入中亚事务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正同哈萨克斯坦建立广泛的能源联系，增加在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投资，并扩大在里海地区的发展。能源也将改变中国在东南亚、尤其是美国的主要盟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影响力。中国在西半球表现活跃，在加拿大和委内瑞拉进行重油开发的重大投资。美国历来是上述国家能源地缘政治的主导力量，面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现实，中美应当共同发展管理机制以消除潜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