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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08)04-0250-04
关于唐代乡学的性质，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后人已不易明了，故研究者往往意见不一，甚至截然对立。①乡学在唐代是官学还是私学，需要做一些辨析。据今人研究，唐代官学有如下特征：由国家兴办；教师由吏部或地方政府选拔；对学生有入学身份、年龄、员额、在学年限的明确规定；有明确的学规、学礼和严格的考试选拔制度等。可知凡兴办者为国家，师资为官员，其招生、分配及其教学活动受国家相关法规约束的教学实体即为官学，否则即为私学，据吴霓先生的界定，即是“从广义上来说，不由政府主持，而且不纳入国家学校制度之内的教学活动都应属于私学的范畴”，②本文即据以讨论唐代乡学的性质。
一、唐代乡学的官学性质及其演变
唐代置乡学的最早记载见于武德七年(624)二月置学诏。《通典》卷53《礼十三·大学》：
（武德）七年，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
武德七年二月置学诏过于简略，据之，我们仅能确知初唐乡学由地方政府主持兴修。如果依据前述唐代官、私学的界定进行判断，则初唐乡学的性质处于官、私学两可之间。所幸我们尚可从出土文书中找到虽然极其有限却足资佐证的材料，推断初唐乡学属于地方官学体系。阿斯塔那179号墓出土有学童习字共十三片，其中九片为学生令狐慈敏习字，其他四片为学生和阇利习字。《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有存字较多的令狐慈敏题记两片。兹移录如下，其一：
［前缺］三月十七日令狐慈敏放（仿）书。
其二：
［前缺］三月十九日学生令狐慈敏③
这两件文书虽无纪年，但其中出现了武周新字，故整理者推断其时间在武周时期。按敦煌吐鲁番遗书残卷后的题记，出自私学者往往要在“学生”之前加上“义”字或“私”字以正名分。而出自官学生者迳署“学生”，“学生”之前不需加一“官”字，因为官学生被认为是“正宗”学生。④上录文书中令狐慈敏习字第二片在“学生”前未加“义”或“私”字，由此可以推知令狐慈敏和和阇利均属官学生。他们是学童，应该就读于较低级的官学，即乡学。⑤如此，则西州乡学属于地方官学体系。
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正月，又颁布了新的置乡学诏，内容比武德七年诏具体。《通典》卷53《礼十三·大学》：
其天下州县，每一乡之内，里别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唐朝廷明令，在州县以下，每一乡都设置学校，并由官府配备师资，教授生徒。依前述唐代官、私学的界定，此学校性质属于官学，非常明确。⑥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诏令所置之学虽然在里中，但就唐代地方学校体制而言，是乡学而非有些学者所理解的“里”学。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载此置乡学诏，系日于丁丑（初八），非常简洁明确：
天下州县，每乡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即明白无误地载为州县以下置乡学。而且，就乡学的数量而言，恐怕也是《旧唐书》所载“每乡一学”的规模更近乎唐代实际。按唐代地方行政规划是“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依当时的教育发展水平，要达到每里一乡学的规模，实难置信。此其一。
开元二十九年(741)十月，玄宗遣使分巡天下，诏：“其天下道学，固已有置者，并乡学等，此并切于生人，比来兴置，盖为教导，各宜敦劝，使有成益。”⑦诏令遣使敦促地方政府兴办“道学”与乡学。关于乡学，显然是对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置学诏的重申，值得注意的是，诏令只称乡学不及“里”学。在短短的十来年时间内，唐政府连续颁布诏制令文，重申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置学诏，只云乡学不及“里”学，足见唐代地方学校体制建设规划本来就是州、县、乡学三级制，没有所谓的更低级别的“里”学。此其二。
此外，史书中确实有盛唐人就读于乡学的记载，如开元中后期，王栖曜曾“游乡学”；⑧也有盛唐人助乡学的记载，如天宝六载(747)，苗晋卿请归乡里，“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⑨表明了盛唐乡学的事实存在。但文献中却未见有士子就读于“里”学或兴“里”学的记载。⑩不仅如此，《唐会要》卷35《学校》载德宗贞元三年(787)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疏：“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虽未被采纳，但宇文炫要求变乡村废寺为乡学而非“里”学；又《全唐文》收有两篇出自贞元中后期的《对为其师扫判》，(11)判题为：“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亦只云乡学而非“里”学。可见盛、中唐人的观念中，县学以下只有乡学，没有官学意义的“里”学。此其三。
综上所述，前引《通典》、《诏令集》、《册府》、《会要》、《通鉴》称各里置学，强调的是乡学置于里中的事实，符合当时实情，因为唐代“乡”为虚设，“里”才是实体；(12)《旧唐书》称“每乡一学”，更得开元二十六年置乡学诏之精义，因为唐代地方学校体制本来就是州、县、乡学三级制。两种记载其实并不矛盾，后人不明就里，将乡学置于里中的实情，与唐代县学下只设乡学的学校体制混为一谈，理解为乡学下置“里”学，却是对唐代地方学校体制的失察。
贞元以后，文献中不再有唐政府置乡学的记载，推测大致在宪宗时代，唐代乡学演变成属于私学范畴的乡里村学，不再是地方官学州、县、乡三级制中的乡学。作此推测的理由：其一，唐代州县官学自高祖武德年间开始兴建，到玄宗朝时即已显露出衰败之象，虽然之后几代统治者均力图恢复，仍无可挽回，到元和六年(811)废中、下州文学后，州县官学的存在就只是个别州府的个别现象了（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既然较高级别的州县学已是如此不堪，等而下之，寄希望于地方政府兴办乡学自然更不可能。其二，贞元以后文献中不再有唐政府置乡学的记载，本身就说明之后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官办乡学的努力，转而放任自流，任其向私学方向发展，乡学遂融入已有乡里村学中。
二、乡校与乡学之异同
唐代文献中与乡学意义相近而出现频率更高的一个词是乡校。但其含义远比乡学丰富，并非仅如有些研究者所说的与乡学“同实而异名”，均属私学的范畴。耐人寻味的是，乡校一词不见于制敕诏令文中，而多见于唐人碑志和文集。兹大致依其内涵，对散见于唐代各个时期的文献和碑刻资料中的乡校材料，归类分析。
1.与乡学同实异名，属于唐代地方官学州、县、乡三级制的乡学范畴
如《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载其“十八未知书，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他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文苑英华》卷793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却称其“尝从博徒入乡学，慨然立志，因谢门客，专精坟典”。可见陈子昂所入之乡校即乡学。又《文苑英华》卷489载元和三年皇甫湜《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针对乾元以来士人游寄，有司难晓投牒自举者乡贯的实情。皇甫湜在其对策文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
置乡校县学州庠，以教训其子弟，长育其才志，自乡升之县，自县升之州，自州升之礼部，公卿子弟长于京辇者，则使之必由太学，然后登有司。
废除乡贡，推行由官学逐级选送生徒的贡举政策，只是对天宝十二载(753)七月“敕停乡贡，一切令补学生然后得举”诏令的旧话重提。(13)其中明确提到地方官学的乡、县、州三级系统，可知他所说的乡校即乡学。
2.沿用古义，乡校为州、县官学的代称
这种用法多见于隋唐以前，吕思勉先生已有详细的胪列。(14)唐代亦有此类用法。韩愈元和十四年潮州刺史任上有《潮州请置乡校牒》：
此州学废日久……赵德秀才……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15)
据牒文可知，韩愈所谓乡校就是指潮州州学。又，《新唐书》卷150《常衮传》载建中初，衮为福建观察使：
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福建）岁贡士与内州等。
常衮以福建观察使的身份，亲自到所设立的乡校讲授，则此乡校断不可能为乡里学校，而应当是州、县级别的地方官学。
3.内涵难以确定
此类例子为数甚多，此处列举一二：
《唐故处士王君（庆）之碣》：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享年八十有五。皇唐开元二祀十有二月，卒于柏古里之第。(16)
据之，推算王庆自致乡校大致在贞观十年(636)。
王维《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并序》：
（大师）家苦乏绝，去旨乡校，见周孔书，曰：‘世教耳，誓苦行求佛道。’……春秋五十二，凡三十二夏，以大唐开元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入般涅槃于荐福僧坊。(17)
据之，推算道光和尚入乡校大致在武周时期。据上引例证可知，这些乡校的性质已无从得知。他们或为乡学，或为州县学，或为属于私学范畴的乡里学校，不能确知。总之，唐代乡校的含义比较丰富，并非均指私学范畴的乡里学校，研究者在利用相关史料时应仔细甄别，以免误读。
结论
综上，就国家学校体制建设而言，唐代不存在属于地方官学体系的“里”学，自武德初至贞元年间的地方官学体系是州、县、乡学三级制，设在乡、里中的乡学处于最低层；大致在宪宗元和以后，乡学就演变成了私学的一部分，与乡里村学已没有区别。唐代文献中乡校的含义远较乡学丰富，既可指官学范畴的乡学，亦可指州、县学，更多情况下可能指的是私学性质的乡里村学，依具体情形而不同。乡学的私学化，是唐代地方学校体制崩溃的产物和表现，昭示着政府对地方教育控制的减弱甚至放弃。然而，对地方社会而言，乡学的私学化对教育对象的扩大、文化教育的普及，进而中晚唐社会阶层的流动，均不无促进作用。
注释：
①目前，研究者对唐代乡学性质的认识分歧较大。相关观点，请参阅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6页；宋大川：《唐代教育体制研究》，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9页；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2-93页，该书《儒学章·儒典》部分由王素先生执笔。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0页；刘海峰：《唐代乡村学校与教育的普及》，《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万军杰：《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等等。
②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③《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20页、第121页。
④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又参姚崇新：《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西域研究》2005年第1期。
⑤这点已为姚崇新先生揭出，见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惟姚先生推测两位学童可能属于“乡学或里学”生。可见姚先生亦以为初唐地方官学有乡学与“里学”之分。然唐代“里学”的存在是颇可怀疑的。
⑥依吴霓先生对私学性质的界定，中唐之乡学显然不能归入私学的范畴，却不知吴先生为何称乡学为“特殊意义的私学”。参吴霓：《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页。又，吕思勉先生称“乡学虽或由官立，实以人民自设者为多”（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70页）；刘海峰先生称“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指乡村学校”，但均未给出其判断的依据和理由（刘海峰：《唐代乡村学校与教育的普及》，《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据本文正文论述可知，吕、刘二先生的结论依据不足。
⑦《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册府元龟》卷162《帝王部·命使第二》。《唐大诏令集》卷104《遣使黜陟诸道敕》略同，唯《册府》系于五月，误。
⑧《旧唐书》卷152《王栖曜传》。按：据本传，王栖曜卒于贞元十九年，天宝末曾为牙将，推测其游乡学的时间当在玄宗开元中后期。
⑨《旧唐书》卷113《苗晋卿传》。
⑩李商隐《樊南文集》卷8《杂记·齐鲁二生》“程骧”条云其破产之后，“甚苦贫，就里中举负，给薪水洒扫之事，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与饘糗布帛，使供养其母”。对此，刘海峰、万军杰二位先生均认为文中所谓“里先生”即里学教师（参见刘海峰：《唐代乡村学校与教育的普及》，《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万军杰：《试析唐代的乡里村学》，《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按：如他们所说的里学系指私学范畴的里塾而言，当无异议。如指官学性质的里学，则恐是误解，因为中唐后乡学的性质即已由官学演变成了私学，更毋庸说并不存在的官学意义上的里学了。
(11)按：一般而言，唐代在如下情况下才有试判：举人礼部试及第后参加吏部关试；士子参加制举书判拔萃科；前资官守选期满冬集。而两判文作者之一李应，贞元十一年进士第。另一作者卢峤，贞元四年官永州司马。故推测此判题当出于贞元中后期。
(12)参阅孔祥星：《唐代里正——吐鲁番、敦煌出土文书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第1期；王素：《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乡’的职权地位》，《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本文认同王先生的意见，采孔先生之说。
(13)封演撰，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卷1《儒教》，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页。
(14)参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之“郡县乡里之学下”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90-1191页。
(1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12页。
(16)周绍良等：《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0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26页。
(17)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7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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