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风格的理论发展及建构：基于信息加工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风格论文,理论论文,加工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9:C91
决策风格是个体在决策中表现出来的习惯性或独特的行为模式。20世纪下半叶起，决策风格受到了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决策风格的研究达到高潮，先后出现了数十种决策风格定义，大量应用研究充分证实了决策风格在管理、咨询、消费者行为、职业发展等应用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但决策风格的理论研究依然处在风格种类众多、缺乏理论与概念整合的阶段，以应用和实证研究为主，理论建构工作相对较少。由于测量工具的理论基础偏弱，且缺乏可靠的心理测量学指标，研究结果难以推广(Hardin & Leong,2004; Scott & Bruce,1995)。20世纪90年代后，相关研究者开始着手进行理论整合的工作，基于信息加工的决策理论得到重点关注，同时，决策风格对个体决策影响的研究结果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决策风格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 决策风格的定义
决策风格(decision making style)的概念来源于几种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决策风格是人格特征的一种形式(Rowe & Boulgarides,1992)，也有学者强调知觉和判断功能决定了个体的决策风格(Andersen,2000)，例如源自荣格心理类型说中的功能成分。而更多学者认为决策风格是认知风格的一部分，是“个体在各种知觉和智力活动中表现出的特征性的、自我一致的作用方式”(Doktor & Hamilton,1973)。这类定义被广泛接受，其主要观点是：个体制订决策的方法基本一致，至少存在一种主要的决策风格(Driver,2000; Driver,Brosseau,& Hunsaker,1990)。另一些观点强调个体对决策任务独特的知觉和反应模式(Harren,1979)，如将决策风格定义为“个体在面对决策情境时采用的习惯性反应模式”(Scott & Bruce,1995)。
近年来行为决策领域重新关注决策风格在决策中的作用，认为决策风格是对决策方式的度量(measures of decision approach)，不仅涵盖决策前、决策后，也包括了如寡断(indecision)、决策冲突(decision conflict)、后悔(regret)等心理结构(Appelt,Milch,Handgraaf,& Weber,2011)。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很好地建立起决策风格概念的理论框架(Mohammed & Schwall,2009)。
2 决策风格的模型及维度
决策风格的概念诞生以来，学界已提出数十种不同的分类。早期有研究者将其按决策任务情境分为：基于个体角度、社会交互角度和荣格类型理论的理论(Coscarelli,Burk,& Cotter,1995)，近年来基于信息加工策略的理论成为决策风格领域的主流理论。主要决策风格模型简介见表1。
2.1 基于信息加工的决策风格
基于信息加工角度的决策风格主要发展自行为决策领域的研究，将决策风格看作个体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决策策略，其发展与决策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决策风格可分为两类：基于决策过程中的双加工理论(dual-process theory)划分的决策风格，如直觉和分析(理性)的决策风格；基于决策中的后悔理论，将决策后的认知和情绪评价纳入决策风格中，如后悔风格。
其中，基于双加工理论的决策风格模型认为，直觉和理性的决策风格反映了个体在决策环境中稳定的倾向性(dispositional tendencies)(Mohammed & Schwall,2009)。其中影响较大的是Epstein等人提出的认知—经验自我理论(Cognitive-Experiential Self-Theory,CEST)，即人们存在两个平行且相互作用的系统：理性(rational)系统和经验(experience)系统。其中，理性系统基于意识层面，具有目的性、分析性、可述性等特点，不具有特定的情感指向，依赖此系统的个体倾向于基于认知加工做出决策；而经验系统是基于前意识层面，具有自动化、整体性、联想性、不可述性等特点，与情绪联系紧密，依赖此系统的个体倾向于基于直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做出决策(Epstein,Pacini,Denes-Raj,& Heier,1996)。此外，Sj
berg(2003)编制了直觉—分析式判断量表(Intuitive-Analytical Judgment Scale,IAJS)，测量个体对分析和直觉决策模式的偏好，探索人们在面临不同的决策情境时所对应的决策风格。Frederick提出了认知反思风格(cognitive reflection style)模型，依据个体认知加工所采用的途径，将决策风格分为基于反思的、较缓慢的类型Ⅰ，以及基于迅速得出结论而非审慎思考的类型Ⅱ(Frederick,2005)。
另外一些决策风格模型同样保留了这种二元的决策风格结构。如较早期Zakay根据个体信息加工策略的不同，划分了补偿性(compensatory)和非补偿性(non-compensatory)决策风格(Zakay,1990)。前者指个体在处理决策相关信息时采取补偿性加工：他们须充分考虑所有的选项，并通过对所有属性进行考虑从而加权其效用，选出最优的选项；后者指个体采取非补偿性加工方式，即基于“相对好”的原则，只根据部分最重要的属性，从众多选项中选出相对最优的选项。这两种风格所消耗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及对决策任务所赋予的主观难度均不同：补偿性决策风格的个体对认知努力要求和其感知的决策任务难度更高(Shiloh,Koren,& Zakay,2001; Zakay,1990)。与之相似，Schwartz等从个体对追求目标的最大化程度差异入手，将决策风格分为最大化和相对满意两种类型，并分别编制了最大化量表(Maximization Scale,MS)(Schwartz et al.,2002)、简版最大化量表(Short Form of Maximization Scale,SMS)(Nenkov,Morrin,Schwartz,Ward,& Hulland,2008; Nenkov,Morrin,Ward,Schwartz,& Hulland,2009)、最大化倾向量表(Maximizing Tendency Scale,MTS)(Diab,Gillespie,& Highhouse,2008)和最大化问卷(Maximization Inventory,MI)(Turner,Rim,Betz,& Nygren,2012)。该理论认为，持“最大化”原则的个体总是希望选出一个“最好”的选项，而持“相对满意”原则的个体根据自己可接受的范围选出“够好”或“满意”的选项。其中最大化问卷新增了满意度维度，即个体对生活适应程度(Turner et al.,2012)。
此外，部分研究者将决策中的后悔情绪引入决策风格模型(Bell,1982; Chua,Gonzalez,Taylor,Welsh,& Liberzon,2009; Giorgetta et al.,2012; Zeelenberg,1999)。研究者认为后悔是一种源于认知的消极情绪，个体在决策前对结果的预期，或在决策后通过和未选择选项结果对比，发现未选到最优选项时，将产生后悔情绪(Sagi & Friedland,2007)。后悔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回避行为(Zeelenberg,Beattie,van der Pligt,& de Vries,1996；饶俪琳，梁竹苑，李纾，2008)。Schwartz等据此编制了后悔量表(Regret Scale,RS)用以测量基于后悔情绪的决策风格(Schwartz et al.,2002)，即个体对未选择的选项的结果的关注程度，以及未做到最优选择时体验到的失败或后悔程度。
近期，Nygre综合了后悔与双加工模型，将决策风格分为分析型、直觉型、和基于后悔情绪(regret-based)的三种类型，并开发了决策风格量表(Decision Making Style Inventory，DMI)(Andersson & Engelberg,2006; Nygren,2000)。结果表明，分析型风格与积极问题指向和理性问题解决呈正相关，与消极问题指向和决策中的冲动性、回避性呈负相关，具有该风格的个体决策时善于计划，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表现较好；直觉型风格则与决策中的冲动性呈正相关，具有该风格的个体爱凭感觉做事；基于后悔情绪的风格对应消极问题指向，在决策中具有回避问题和冲动性、粗心大意等特性，具有该风格的个体存在决策焦虑，存在消极结果预期而难以做出决定(Morera et al.,2006; Nygren,2000)。
2.2 其它的主要决策风格类型
除了基于信息加工外，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发展了决策风格类型。其中，基于个体角度的决策风格主要发展自咨询、职业选择等应用领域研究，侧重于个体的鉴别。其界定的维度受认知风格影响较大，测量工具多具有较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早期影响较大的有Harren的职业选择决策风格模型(Harren,1979)、Johnson等的咨询决策风格模型(Coscareli,1983; Hardin & Leong,2004; Johnson,1978)、Rowe和Mason的决策风格模型(卞华舵，2007; Rowe & Boulgarides,1992；)以及Driver等的决策风格模型(Driver et al.,1990)等。
由于上述模型的结构缺乏心理测量学证据的支持，Scott和Bruce提出了五因素决策风格模型，编制了通用决策风格(General Decision Making Style,GDMS)问卷。该问卷在不同国家(含中国)和职业样本(管理人员、大学生、军官等)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其五因素结构得到普遍证实(Loo,2000; Scott & Bruce,1995; Spicer & Sadler-Smith,2005; Thunholm,2004；江雯，2006；梁竹苑，2006)。此外，Mann等人发展的决策风格模型也具有较大影响力。该模型基于决策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 of decision making)，关注人们在处理决策冲突时惯用的问题解决模式或风格(Mann,Burnett,Radford,& Ford,1997)。近期Leykin等人综合了Mann的模型及决策中情绪理论，提出了一个主要用于决策困难个体的决策风格模型，并编制了决策风格问卷(Decision Styles Questionaire,DSQ)，他们发现，抑郁症个体的决策风格具有冲动、回避、低警觉，高依赖、高焦虑，以及犹豫不决和对直觉依赖减少的特征(Leykin & DeRubeis,2010)。
此外，基于社会角度的理论关注在管理等社会交互情景中个体的决策特征，对决策风格维度的界定多属于经验型，测量工具也更侧重实际应用，其测量学指标稍差。而基于荣格理论的模型主要基于荣格的人格类型说，从信息加工方式的角度定义了决策风格(Nutt,1989)，并借用MBTI(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测验为其测量工具。
3 决策风格的测量工具
目前，决策风格的测量工具以自陈式量表为主，由于研究者理论模型不同，各量表包含的维度和适用对象差异较大。其中使用较多、影响较大的测量工具见表1。
4 决策风格与个体决策的关系
决策风格是个体在决策时稳定、特有的方式，因此，从概念的起源看，其必然与决策存在紧密的联系。决策风格在不同任务类型中都有所体现，与决策任务特征、情境因素以及其他个体差异一起影响人们在不同决策任务中的表现(Appelt et al.,2011)。
决策风格与决策关系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研究集中于管理和组织行为等领域，指出决策风格可以影响策略性决策的过程和结果：如决策质量(decision quality)、行动偏差(behavior bias)、决策策略(decision strategy)等。例如，决策风格与个体的风险偏好间存在相关(余嘉元，2004; Henderson & Nutt,1980)：ST(感觉—思维)型个体在对扩大资本项目做出评估时，会看到最高的风险而不愿意采纳投资方案，而SF(感觉—情感)型个体对风险容忍度更高，更愿意采用高风险方案。同时，决策风格还可影响人们对大学专业的选择(Galotti et al.,2006)、经理人的实际决策结果(Hough & Ogilvie,2005)，以及群体决策中的个体行为(Sager & Gastil,1999)。
近期研究主要关注决策风格与个体决策偏好的关系。这些研究使用不同的决策风格模型，但均一致发现决策风格与个体在风险决策、跨期选择以及其他特定决策任务中的选择偏好存在关联。
4.1 决策风格与决策策略
有不少研究发现，决策风格可能是个体在不同决策情境中采取的策略性决策方式。当个体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决策策略时，需要在加工精度和努力程度间进行权衡，因此，选取何种决策策略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Maldonato & Dell'Orco,2011)，决策者可能依据决策情境选择不同的决策风格。
例如，当选项不可进行补偿性加工，其本身和其他条件都不能进行相互比较时，具有较小的吸引力，更适宜于分析式或非补偿性的决策策略。与之类似，当决策任务中所包含的信息和线索赘余，缺乏组织性时，易导致启发式加工。因此在复杂决策情境下，启发式加工是一种有效的决策策略(Salas,Rosen,& DiazGranados,2010)。另外，当人们在以非专业角色做个体性决策(如个人物品消费)，以及决策结果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时，多采用直觉型决策风格，而在风险性较大的决策情境中，人们对直觉或分析型决策风格并无偏好(Sjberg,2003)。因此，个体在消费决策中的直觉型决策风格与情感性消费(消费决策基于对商品外形的注意力等)正相关，理智型决策风格与理智性消费类型(消费决策基于商品的功能、价格等信息)正相关(Andersson & Engelberg,2006)。但专家(医生、军事教官、消防员、飞行员等)在紧急情况中多采用启发式决策，并不遵循规范的决策模型(Klein,1993)。
除了情境，个体在决策时采用的策略也可能是由个体差异造成的，这种个体差异既反映出能力的差异，也体现了特定的偏好，因此构成了人们不同的决策风格。例如，根据偏好不同，个体在做决策时所依据的策略可能是高认知需求的，也可能是低认知需求的。前者受到个体认知能力的影响，如执行控制功能(executive function)、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等，而后者适用于具有较明显环境线索，或个体依据已知经验，不用过多花费认知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决策情境，更多的时候是采用启发式的决策策略(Del Missier,M
ntyl,& de Bruin,2012)。
4.2 决策风格与决策偏差
不同决策风格个体也可能表现出对不同决策偏差的易感性。例如，基于CRT理论的相关研究指出，相对于类型Ⅰ个体，类型Ⅱ个体更偏于启发式加工，易出现如锚定(anchoring)、联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等偏差，高估或低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性(Hoppe & Kusterer,2011; Oechssler,Roider & Schmitz,2009)，过快做出判断或对信号的过分看重，导致预报偏差等(Moritz,Siemsen,& Kremer,2011)。在风险决策中，类型Ⅰ个体的行为符合预期理论(prospect theory)，而类型Ⅱ个体的行为不符合：即类型Ⅰ个体在收益时风险规避，损失时风险寻求，相反，类型Ⅱ在收益时风险寻求，损失时风险规避(Frederick,2005)。在跨期选择中，类型Ⅰ个体基于反思，表现出较少的冲动性，偏好将来获得较大的奖励，而类型Ⅱ个体的偏好则相反。此外，亦有研究报告，持最大化原则的个体追求最优选项，且存在风险规避的倾向(Lai,2010)。
4.3 决策风格与决策情绪
决策风格与决策的情绪体验存在关联。Schwartz等认为，最大化/满意原则的风格可能与情绪存在相关。当可选择的范围变大，选出最好选项的可能性变小时，持最大化风格的决策者总是难以确定是否已选出最佳选项，因而可能存在决策困难以及预期后悔情绪。而对于持满意原则风格的个体，即使扩大可选择的范围，只要他们能找到相对满意的选项就能较易做出决定，而不会因为“不确定是否找到最优选项”感到焦虑或有预期的后悔。已有部分研究证明了后悔情绪与决策风格间的联系：最大化倾向越大时，后悔情绪的量表得分也越高(Schwartz et al.,2002)。另外，审慎型决策模式会增强人们体验到后悔的程度，直觉型决策模式会减轻后悔程度(Kuhnle & Sinclair,2011)。不过后悔的作用并不全是消极的，虽然后悔情绪导致决策中的规避行为，但与其他消极情绪相比，人们倾向于赋予后悔情绪更积极的评价，因为后悔能促使人们对过去的经验进行总结，有助于提升将来的行为(Saffrey,Summerville,& Roese,2008)。
4.4 决策风格与无意识加工
除了从外显行为层面去考察决策风格的特性以外，决策风格也反应出个体受到无意识层面因素的影响，这可能说明决策风格与双加工系统之间的潜在联系。
人们在很多决策情境中都可能受到内隐态度等无意识层面因素的影响，如选举中选民的内隐政治态度与最终的决策结果之间存在密切关系(Arcuri,Castelli,Galdi,Zogmaister,& Amadori,2008; Roccato & Zogmaister,2010)，而无意识的信息加工与启发式的决策风格对应。例如，在理性—经验决策风格模型中，基于经验式风格的个体在消费决策中的内隐态度更易受到吸引力效应(attraction effect)的影响(Mao & Oppewal,2012)。CRT理论也有类似的观点：类型Ⅱ个体所犯的错误是基于无意识层面的，而类型Ⅰ的个体更能运用审慎的态度来避免内隐态度过度影响决策(Real & Irwin,2010)。因此，司法部门专家需要在加工大量的信息时更偏好直觉型决策风格，从而可以快速有效地进行决策(Real & Irwin,2010)，另外，法官的CRT分数也与其审慎的决策特征密切相关(Guthrie,Rachlinski,& Wistrich,2007)。
5 决策风格的其他相关研究
为验证各种决策风格理论模型，已有部分研究从决策风格的内部结构(维度)、不同决策风格定义间关系，以及决策风格的跨文化差异等角度出发，对决策风格的理论建构进行了检验。
5.1 决策风格的内部结构
从理论上讲，只有一个概念的不同维度间相互独立时，才说明这些维度是该概念中的基本结构(Riding & Rayner,1998)。目前仅有部分研究发现决策风格维度(类型)间相互独立：如DSI的不同风格间基本呈负相关(Rowe & Boulgarides,1992)。多数研究报告决策风格维度间存在相关：如DMQ的分量表间存在相关(Mann et al.,1997)；GDMS的各种风格也在多个样本中均被证明彼此相关，如直觉与冲动风格呈正相关，理智风格与直觉、回避和冲动风格呈负相关(Scott & Bruce,1995)。这表明，决策风格之间的独立可能并不意味着它们互斥，且人们在做重要决策时可能使用多种风格的组合，而并非单一风格(Scott & Bruce,1995)。
维度间具有相关还可能存在其他原因：如模型的构想效度不够高，模型的理论建构存在缺陷，所界定维度并非决策风格的基本结构等。从模型演变过程看，虽然理智和直觉决策风格与决策和判断中的双系统一致，可能部分揭示了决策风格的本质。但其他几种风格的理论基础尚不清楚，其与认知风格、能力及人格的关系有待于继续探讨(Spicer & Sadler-Smith,2005; Thunholm,2008)。类似地，也有少数研究者提出，回避风格可能与损失规避(lose aversion)密切相关(Anderson,2003)，回避风格的个体可能体验到更高的负性压力(Thunholm,2008)。这说明决策风格也许是个体更为深层特质的外在表现形式。
5.2 决策风格与人格和能力间的关系
为检验决策风格是否是个体的基本心理结构之一，已有部分研究者考察了决策风格与智力、人格等因素的关系。这些研究大都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相关，因此，目前的决策风格概念中可能混杂了能力、人格等因素，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澄清。
这些研究发现，决策风格与不同能力之间存在弱相关，但由于使用的测量工具不同，其结果不尽一致。如Thunholm报告决策风格与一般智力(瑞文高级推理测验)无相关，但与动作控制存在显著相关(Thunholm,2004)。这可能说明决策风格不仅反映了习惯和思维实践，也包含基本的自我评估(self-evaluation)和维持意图(intension)能力(如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
另外，已有部分研究考察了如关注动机、控制点等人格变量与决策风格的关系。例如，有研究发现职业决策风格与青年晚期的自我同一性形成过程间存在相关(Blustein & Phillips,1990)：获得稳定自我同一性的人倾向于使用理性或系统的决策策略，同一性处于排斥(foreclosed)状态的人倾向于使用依赖风格。再如，内控个体比外控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理智风格，更少使用回避决策风格(Scott & Bruce,1995)；且个体自尊量表的得分可部分预测理智、依赖和回避风格(Thunholm,2004)。迄今为止国内仅有少数研究考察了决策风格与人格特质间的关系(陈社育，余嘉元，2000)。但由于样本较为特殊(党政领导样本)，样本量偏小，因此结果的推广性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5.3 不同决策风格间的关系
已有的决策风格定义中，一些定义在构建理论时具有同一理论来源，并借鉴了其他已有定义，如来自于荣格类型说的决策风格就有4种。又如最大化风格与最大化倾向风格，补偿性模型等，均从个体信息加工的偏好或加工深度等方面进行区分。但由于学者各自提出了不同决策风格理论模型，导致难以对各理论模型间进行比较，或进行较清晰的区分，如最大化风格、补偿性风格是否等同于理性风格。这类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法是检验不同理论决策风格间的相关。如果存在较高的相关性，说明这些概念可能具有同一基本心理结构。已有部分研究进行了这一工作：有研究表明，当投资者期望过高时，更倾向于在投资结果出现后回头去比较不同的结果，因此更可能因为期望破灭而感到后悔。而最大化倾向在这种反思行为中起着调节作用，持最大化倾向的个体更容易出现上述行为(Huang & Zeelenberg,2012)。这说明，最大化倾向与后悔风格可能并非同一心理结构。检验决策风格理论结构的另一可能方法是：检验不同定义决策风格间的相关。如果不同定义的决策风格相关较高，将说明这些不同来源的概念有可能具有同一基本心理结构。
5.4 决策风格的跨文化差异
除上述几类研究外，跨文化研究的结果也可对决策风格的基本结构做出较好证明。已有部分研究在文化跨度较大的多个国家样本中发现了一致的决策风格结构，但也发现不同类型决策风格在分布上具有跨文化差异(Mann et al.,1998; Mau,2000; Rowe & Boulgarides,1992; Yi & Park,2003)。例如，Rowe & Boulgarides发现，美国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风格多属于高模糊忍受度的分析型与概念型；而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与中国香港的企业管理者则多属于低模糊容忍度的指导型与行为型(Rowe & Boulgarides,1992)。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了相反的差异趋势，如，中国台湾学生在职业决策评价量表理智风格上的分数显著高于美国学生，直觉风格的中国台湾学生人数少于美国学生，而依赖风格的中国台湾学生，无论人数还是平均分都显著高于美国学生(Mau,2000)。这些研究说明，决策风格具有稳定的基本理论结构。
6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决策风格被得到广泛的关注，虽然其概念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整合，但相关领域研究者已经从不同出发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其开发的研究工具已被广泛应用。未来的研究不仅仍需对决策风格的概念及理论进行进一步整合，更重要的是，需要寻找支撑决策风格的基础理论。
其中一种可能是把决策风格研究与行为决策领域的丰富研究成果联系起来。行为决策领域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决策中个体差异对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作用(梁竹苑，许燕，蒋奖，2007；Appelt et al.,2011)。例如，新近研究利用决策风格在双分离(double dissociation)逻辑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发现与“期望值计算”无关的“概率能力”和“感觉寻求人格”只影响概率决策任务绩效，但不影响比例决策任务绩效。以此证明人们在风险决策中可能并未按照期望法则的精确计算方式做出决策(梁竹苑，徐丽娟，饶俪琳，蒋田仔，李纾，2012)。研究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决策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何种个体差异(如决策风格)影响了人们的决策过程”(Galotti,2007)。近年来，决策的双加工理论(Evans,2008; Kahneman & Frederick,2002)已为基于信息加工的决策风格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它也将为决策风格的理论发展与整合提供可能的方向。在一般情况下，分析系统对应着更审慎的信息加工方式，可以更有效避免决策中的行为偏差。但是分析式加工的通道是“低容量”的，有时信息会过分充斥而被影响，而启发式加工的通道是平行而“高容量”的，对复杂的环境线索能很快做出处理(Dane & Pratt,2007)。因此，决策风格可能是个体对不同决策情境，如复杂或简单环境，采取的策略性决策方式。但考虑到双加工理论对于分析性和直觉性思维的本质尚未得定论(Mohammed & Schwall,2009)，尤其是二者到底是单维度的连续变量还是源于独立的认知系统，因此决策风格的基本模型尚有待于确立。
另一种可能是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探索决策风格的理论起源。决策风格可能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而形成的一种适应性决策策略。为了应对环境中的挑战，人类必须快速进行信息加工并做出决策。因此，人类大脑通过理性决策积累了绝大部分的信息，从而形成了依赖于生态学的决策策略。这些策略或在事先(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或在任务完成后(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和通过决策过程本身建立。它不仅使决策者能尽最少的努力做好决策，也影响着个体在众多决策策略中进行的选择，从而使个体表现出对环境的适应(Maldonato & Dell'Orco,2011)。近期已有少量研究根据进化心理学生命历史理论(life-history theory)提出，人们可能基于进化而形成一定的决策策略。如人们为了最大化适应，在面临有限资源分配时，需进行基本的权衡，选择快速或慢速策略(fast/slow strategies)。研究发现，早期生活环境较差的个体会更为冲动、冒险，更快地趋近其诱惑物(Griskevicius,Tybur,Delton,& Robertson,2011)。这些研究结果均较好地为支持了我们观点。可见，决策风格的研究有利于更进一步揭示人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丰富行为决策领域的理论，富有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3-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