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元初论文,中心论文,汪古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4)03-0112-11 汪古部在元代地处漠北与中原、元朝与西方的交通要道，因其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而被当时来华西方基督教人士广为关注。中西文献对元代汪古部政治中心(领主牙帐或王傅府)有按打堡子、德宁路、Tenduc、Kǒsang、Tozan城等多种记载，以致前人莫衷一是，尚未意识到其政治中心随元初战局或政局的变化而有所变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元初蒙古前四汗与忽必烈时期汪古部政治中心的演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由黑水之阳领主牙帐到按打堡子 1.黑水之阳汪古部领主牙帐 汪古部亦称白达旦、白鞑靼、白达达，辽金时期主要居住在阴山一带，故又称阴山鞑靼。汪古部先后为辽金属部，1204年前后与蒙古部铁木真结盟，1210年引导蒙古军通过金界壕南下而正式叛金。据姚燧应鄃王府长史李惟恭之请至大庚戌(1310年)所作《河内李氏先德碣》载，汪古部领主鄃王术安之父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世居静安黑水之阳”，①可知阔里吉思(约1280-1298年任汪古部领主)先祖世代居住于静安黑水之北。静安即静安路或靖安路，原称黑水新城或新城(《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年四月辛卯条已出现“新城”之名)；黑水新城大德九年(1305年)七月升为靖安路②，延祐五年(1318年)三月改称德宁路③。前人所谓德宁路治所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古城，前引之黑水为今呼和浩特市大黑河之说④，显系穿凿附会，不足为据。德宁路治所在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百灵庙镇东北敖伦苏木古城(俗称赵王城)，黑水为城南艾不盖河⑤，已成学界定论。因此，汪古部世居之地中心地带为黑水之阳今艾不盖河以北一带，前人亦公认元朝中后期汪古部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黑水新城或德宁路。 弄清汪古部辽金元以来居地或辖区，可深入研究其元初政治中心。史载1122年耶律大石自夹山(位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武川县)“北行三日，过黑水(即今艾不盖河)，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⑥，说明其时汪古部无定居城堡，其领主牙帐或政治中心位于黑水一带。成吉思汗1206年建国前，多次遣使至汪古部领主阿剌兀思处，其中有一次派人至“雍古(即汪古部)王阿勒呼木实克奇呼尔(即阿剌兀思惕吉忽里)所”⑦索取克烈部图卜巴哈二百户，“所”字亦间接反映当时汪古部并无城镇。 金朝疆域经“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吉生太镇城卜子古城)之北，出天山外”⑧，净州为蒙古诸部向金朝进贡之地⑨，净州天山县曾为蒙古诸部与金朝贸易榷场⑩。蒙古崛起后，“章宗璟又以为患，乃筑新长城在静州(即净州)之北，以唐古糺人(汪古部人)戍之”。(11)史籍又载：“亡金堑山为界，以限南北。忠武王(阿剌兀思)一军扼其冲。……天兵下中原，忠武为向导，南出界垣。”(12)综合以上记载，可知汪古部金末曾协助金军扼守净州北部界壕，以防御蒙古诸部南下，当时汪古部居地必位于净州界壕以北。 史载“砂井(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红格尔苏木大庙古城)、集宁(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古城)、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壬子年(1252年)元籍爱不花(阿剌兀思之孙、孛要合之子)驸马位下人户，揭照元籍相同，依旧开除”(13)，可见蒙古前四汗时期汪古部领地已由净州界壕之北黑水之阳南扩至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而史籍明载砂井、集宁、净州均原为金朝故土。砂井亦称沙井、沙城，位于“天山县(北)八十里”(14)，当即乌沙堡所在地，砂井或乌沙堡之名很可能均取其义(15)。金代集宁县由春市场改置，北距边界二百七十里(16)。净州天山县在金代“近接边堡，互市所在”(17)，砂井则地处蒙古诸部通往净州交通要道，是金朝防范蒙古诸部南下的军事要地，因而金朝1210年在砂井新筑乌沙堡以待成吉思汗赴净州入贡时予以袭杀，进而引兵北上清剿蒙古诸部以绝后患。适有金朝糺军(即汪古部人)告知成吉思汗此事，成吉思汗遂命哲别主动突袭乌沙堡。 综上所述，辽末(1122年，耶律大石经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至大蒙古国初期(1210年，汪古部引导蒙古军南出界垣)，汪古部居地主要在净州界壕以北黑水之阳一带，当时并无固定城堡；但不排除有固定基督教堂或宗教中心的可能性，因汪古部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进而言之，其时汪古部政治中心应为领主牙帐，领主建牙之地必在黑水之北。汪古部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政治上应属季节性的行国制，因而领主牙帐在其世居之地可能不时迁徙。 2.按打堡子 按打堡子亦作“安答堡子”，学界普遍以为汪古部领主阿剌兀思投奔成吉思汗后与其互称安答(蒙古语“契交”之意)，故而阿剌兀思所居堡子或所驻守金界壕边堡被称为按打堡子。多数学者推测按打堡子位于汪古部世居故地，前人曾考按打堡子即德宁路(18)，立论依据主要是将上述“砂井、集宁、静州、按打堡子四处”引文与“赵王不鲁纳(孛要合之孙、拙里不花之子)食邑沙(井)、净、德宁等处蒙古部民万六千余户饥”(19)等史料进行比勘。按打堡子为黑水新城(德宁路)之说在学界几为定论，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推敲。 首先，假设按打堡子位于汪古部世居之地，史载“今忒没真(铁木真)乃黑鞑靼也，与白鞑靼(汪古部)皆臣属于金，每岁其王自至金界贡场，亲行进奉，金人亦量行答赐，不使入其境也。……(白鞑靼王)摄叔至环州(疑为净州之误)进贡，金人乘其不备，醉而杀之”，(20)可知汪古部领主平素居于金界壕之北世居故地。汪古部辽金以来至大蒙古国初期南出界垣前长期为游牧行国制，基本不可能有定居的土堡存在，其领主应常居于黑水之阳牙帐，牙帐难免四季迁徙。德宁路旧称静安路，静安路由黑水新城升置，既然有黑水新城，似乎暗示此前曾有黑水旧城。按照新城多接近旧城的筑城常理，黑水新城可能地近黑水旧城，且黑水新城建成后黑水旧城未必废弃，按打堡子为黑水旧城亦并非不可。此外，集宁路遗址1976年出土窑藏丝织物所印“□□□□八安答堡子照业军人”、“年甲子(1324年)”墨书，前人据窑藏漆碗“己酉(1309年)妾家上牢”漆书推断丝织物窑藏年代为1309年后(21)，说明黑水新城筑成后安答堡子依然独立存在。可见按打堡子难为汪古部世居之地之黑水新城。 其次，假设按打堡子最初为阿剌兀思所驻守金界壕边堡，史载“天兵下中原，忠武为向导，南出界垣。留居镇守，为畴昔异议所害。长子不颜昔班死焉。武殷(孛要合)尚幼，王妃阿里黑挈之，偕犹子镇国夜遁至界垣，门已闭，诉于守者，缒垣以登，逃难云中(今山西大同)”，(22)则按打堡子当位于金界壕以北附近地区。前人已言今敖伦苏木古城位于金界壕之北40余公里，与界壕沿线所有边堡筑在界壕附近的制度相违，汪古部为金朝守护界壕时不可能将边堡筑在远离界壕地带；敖伦苏木位于艾不盖河南北流向的河西岸冲积地带，并非军事据守的咽喉要地，金代不可能在其处修筑边堡；从城址内采集的各种文化遗物来看，也无确证其城为金代所筑的证据(23)，此说甚是。另外，据前人研究和实地调查，金界壕遗址沿线净州以北地区，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额尔登敖包苏木和坤兑滩乡尚未发现汪古部古城遗址，汪古部世居之地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仅发现一座赵王城(即敖伦苏木古城)遗址(24)，此亦证汪古部辽金时并无城堡作为政治中心。所以按打堡子为金界壕北部汪古部驻守边堡之说也不能成立。 既然按打堡子既非忽必烈时期新筑之黑水新城，又非汪古部领主所驻守金界壕北部边堡，笔者以为按打堡子最初并非汪古部居地，而应与上述砂井、集宁、净州皆原为金朝故土，大蒙古国初期始成为汪古部新的领地。当然，按打堡子虽位于金朝疆域内，但必邻近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金界壕遗址之北汪古部地界，从而成为大蒙古国初期黑水之阳世居之地以及砂井、集宁、净州等新领地政治中心。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境内金元古城遗址中，额尔登敖包苏木哈沙图嘎查木胡儿索卜嘎古城位于金界壕南10公里四面环山的南北交通要道山谷中，在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被定名为“安答堡子”，虽系推测而无实证，但仍是目前最令人信服之说。木胡儿索卜嘎古城、敖伦苏木古城内外、波罗板升古城(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大黑河乡古城南村北)东部王墓梁，乃目前发现汪古部景教石刻和遗物最为集中的三个地方；其中，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地处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郊白塔村)、波罗板升古城至敖伦苏木古城交通要道；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城内发现刻有十字架的残砖、城外墓地分布有景教石塔与30多件景教墓顶石(25)。综合以上因素，可推断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必为元代汪古部辖区内一座在政治、军事乃至宗教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镇。木胡儿索卜嘎古城盖原为金界壕南侧一重要边堡，金朝糺军中当有汪古部人协助守卫此古城北部界壕。 综合有关记载，可推知蒙古首次攻金之乌沙堡一役，汪古部人将所守木胡儿索卜嘎古城北部界壕关口交给蒙古军，蒙古军在汪古部人引领下南出界垣迂回突袭东北方砂井之乌沙堡，而不是自漠北直接正面强攻砂井北部界壕，因而金朝重兵屯守之乌沙堡被一举攻破。因汪古部引导蒙古军突破界壕、从征金朝有功，蒙古汗廷遂将砂井、集宁、净州、木胡儿索卜嘎古城赐为汪古部领地。地近汪古部世居之地的木胡儿索卜嘎古城遂成为汪古部领主驻营地和汪古部新的政治中心，蒙古人乃称此古城为按打堡子。 1210年汪古部引导蒙古军南出界垣后不久，其内部发生政变，阿剌兀思遇难，其妻阿剌海别吉先后改嫁给后任领主不颜昔班、镇国、孛要合。作为对汪古部政变的惩罚与防范，成吉思汗1217年从汪古部五千户(《史集》载为四千户)中抽调了一万骑兵编入探马赤军交与木华黎统率征金，几乎抽空了汪古部男丁，并将汪古部领主留在汪古部领地而与此万骑分开(26)。镇国去世后，孛要合随成吉思汗西征，成吉思汗三女阿剌海别吉权掌汪古部事，且号称“监国公主”，暂摄漠南军国大政。至迟其时汪古部势力已扩展到丰州、云内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大皇城)“西三州”境内。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丘处机1223年自西域东归途经“地临(西)夏人之北陲”三百余里沙路、渔阳关至丰州时(期间必穿越汪古部居地)，“元帅以下来迎，宣差俞公请泊其家，奉以汤饼”，(27)而未受阿剌海别吉召见。此事与上文1252年蒙古汗廷籍查汪古部爱不花砂井、集宁、净州、按打堡子四处位下人户之事，均间接或直接反映十三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汪古部政治中心当在按打堡子。 二 由按打堡子到Tenduc城 1.Tenduc城地望与汪古部一国多都之争 《寰宇记》第73章《额里合牙国》结尾言将自额里合牙州(Egrigaia，今宁夏银川)东行至昔属长老约翰(Prester John)之地的天德州(Tenduc)；第74章《大天德州》载天德州辖有较多城镇，主要之城(the capital city，即都城)名天德，长老约翰统治鞑靼及周边地区时其政治中心(the chief seat)即为天德州，其后裔第六任君主阔里吉思尚居于此，而为今天德州国王(28)。亨利·玉耳(Henry Yule)已考马可波罗1271年11月自阿迦(Acre，今以色列北部阿卡)启程，1275年5月至上都(Ciandu，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29)。据前述《寰宇记》记载，可知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时汪古部政治中心当为Tenduc城。但中外学者对Tenduc城为东胜州还是丰州存在较大争议，帕拉基(Palladius)、玉耳、沙海昂(A.J.H.Charigon)、杨志玖、周清澍、党宝海、盖山林等许多学者据元代改天德军为丰州之事径以为Tenduc城为丰州。 马可波罗学两大巨擘玉耳与伯希和(Paul Pelliot)有关Tenduc城的详细考释，对弄清其地望极具参考价值。玉耳在克拉普罗特(Klaproth)、颇节(M.Pauthier)、帕拉基研究基础上，支持Tenduc城为丰州说；并指出约1326-1327年自汗八里(今北京)访问长老约翰之国的修道士鄂多立克(Odoric)所言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即政治中心)Tozan似乎可追溯自天德(Tathung)；亨利·考狄埃(Henri Cordier)据柔克义(Rockhill)、博宁(M.Bonin)、张诚(Gerbillion)对托克托或河口镇(今托克托县南)的实地考察，修订了玉耳观点，赞同Tenduc城为东胜州说(30)。伯希和先生对Tenduc词源、地望、相关史实以及马可波罗自额里合牙至天德城所行之路做了精辟论述：Tenduc一词源自天德军，天德城必为东胜州，马可波罗当沿自宁夏经榆林直达东胜州陆路驿道穿越河套，马可波罗将基督教徒汪古部“天德”国王长老约翰与基督教徒克烈部君主王罕混为一谈(31)。此说凿凿有据，令人信服。 玉耳、伯希和等学者在考释Tenduc城时并未进一步深入论述汪古部政治中心的变迁，玉耳甚至以为约翰·孟特戈维诺(Monte Corvino)约1295-1296年至汗八里当年汪古部领主阔里吉思所建距北京20日程之罗马教堂应位于马可波罗所言之天德城(32)，而未发现孟特戈维诺在华期间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实际上已由1275年马可波罗来华时的天德城迁至黑水新城(详考见下)。1927年6月，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先生首先发现了爱不干河(即艾不盖河)西畔老弄苏木(即敖伦苏木)古城遗址与《王傅徳风堂碑记》残碑，并疑老弄苏木古城为金朝净州城遗址(33)。虽然黄文弼对敖伦苏木古城遗迹性质与《王傅徳风堂碑记》碑文内容不甚了解，尚未谈及碑文所见马札罕(丘邻察之孙、阿鲁秃之子)及其子八都帖木儿乃什么部族首领，甚至没注意到敖伦苏木古城内最引人瞩目的刻有十字架的景教墓石，但开启了发现元代汪古部王府遗址及其景教遗物之先河(34)。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Lattimore)、马丁(D.Martin)以及日本学者江上波夫等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先后赴敖伦苏木古城考察，在国外学者格外关注敖伦苏木古城景教遗迹的宗教文化背景下，汪古部政治中心开始被中外学者所论及。 例如，拉铁摩尔既言汪古部领地南部今归化城附近有座马可波罗称之为“天德”的城市，归化城附近古城废墟托克托据说正是马可波罗所言之天德军；又言九庙废墟的景教古城(即赵王城)乃汪古部“北都”(天德城)，与归化平原的“南都”(归化城)相呼应(35)；其在疑惑天德城为托克托之余，仍倾向于天德城为赵王城，甚至首倡汪古部南都、北都两个政治中心之说。马丁则言汪古部领地似乎自南边黄河河套到北边戈壁，敖伦苏木遗址乃最北一座城，大概为汪古部阔里吉思之“夏都”，托克托是其中最大甚至最南一座城；其在对托克托注释中先提及伯希和托克托即东胜州之说，随后又补充道托克托东北80公里之归化城始建于阿勒坦汗时期，不可能为景教中心，但归化城东28公里之丰州古城废墟可能一度为归化平原首府，或许其中有过一个景教团体(36)。此外，2000年夏实地考察过敖伦苏木古城的意大利学者魏苞蕾(Paola Vergara Caffarelli)据西方文献对汪古部首都Tenduc、Koshang、Tozan城的多种记载以及元代“夏都”、“冬都”之两京制，推测敖伦苏木古城可能为汪古部所建的两个或更多的首都之一(37)。 上述国外学者对敖伦苏木古城的调查报告在考古发现上成绩斐然，但结合文献记载对汪古部政治中心的论述却失之偏颇。令人遗憾的是，拉铁摩尔、马丁皆未完全肯定马可波罗所言之Tenduc城即东胜州，却武断以为丰州为汪古部领地，魏苞蕾甚至直接采纳了盖山林Tenduc城为丰州之说；且拉铁摩尔、马丁、魏苞蕾均误以为元代汪古部同时存在两个甚至多个首都，没考虑到汪古部领地和政治中心曾有所变化。显而易见，确定Tenduc城地望对研究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下面不妨通过史籍有关Kǒsang、Tozan城的记载，来深入探讨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时汪古部之政治中心Tenduc城。 2.Kǒsang、Tenduc、Tozan城即东胜州论 史载马可(Markos)、拉班·扫马(Rabban Sawma)自汗八里西行朝拜耶路撒冷途经Koshang城时，曾被城主爱不花、君不花兄弟(阿剌兀思之孙、孛要合之子)邀请到二人营帐中予以接见(38)。关于马可、拉班·扫马西行时间，裕尔以为当为1278年(39)，学者张星烺(40)、周清澍采纳了此说(41)；伯希和先生曾言马可与拉班·扫马西行几年后马可波罗又经和阗、甘肃、宁夏、汪古部居地天德来到华北(42)，言外之意前二人西行年代在马可波罗1275年来华前数载。但据马可1310年夏言其自东土来波斯已35周年之事(43)，可知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或次年西行，学者周祯祥便持此说(44)，明义士(James M.Menzies)则推测约为1275年(45)。 马可和拉班·扫马西行经Koshang城、唐古特至洛顿(Loton，即和阗，今新疆和田)时，忽必烈正与禾忽(Oco)激战，禾忽败逃洛顿，杀人数千，大小商旅之路皆断。六个月后，二人始离开洛顿至刚被敌人洗劫一空之喀什噶尔(46)。此处占有斡端、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之Oco乃贵由汗之子禾忽(47)，《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法译者夏博(J.B.Chabot)所谓Oco乃缅甸将军之说甚谬。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元廷诏安童辅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北边(48)，不久，安童所部“克火和(即禾忽)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49)次年正月，中书省臣言：“王孝忠等以罪，命往八答山(今阿富汗东北巴达赫尚)采宝玉自效，道经沙州(今甘肃敦煌)，值火忽(即禾忽)叛，孝忠等自拔来归”，(50)可知禾忽叛于1275年，当年冬新疆南疆之路已被叛军切断。 综合以上记载，可断定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自汗八里西行，二人经Koshang城至唐古特时当尚不知禾忽之叛。据笔者已考马可波罗来华途中甘州(Campcio，今甘肃张掖)至上都共40日程(51)、前文所言马可波罗1275年5月至上都之事，可推断马可波罗1275年4月或5月路经天德城。仔细比较分析马可波罗与马可、拉班·扫马1275年行程，可发现三人几乎同时于当年4月或次月路经汪古部居地或政治中心。 关于Koshang城地望，学界主要有霍山(今山西霍州)与东胜州两说。《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法文本译者夏博、两本英文本译者蒙特戈麦利(James A.Monthomery)、威利斯·布哲(E.A.Wollis Budge)以及玉耳等人持前说，俄文本译者皮戈列夫斯卡娅、佐伯好郎、伯希和、穆尔(A.C.Moule)、向达、周良霄等人持后说；而伯希和从汪古部居地、阔里吉思家族世系、音韵学、马可与拉班·扫马西行路线等几个相互关联方面论证了Koshang即东胜州(52)。伯希和先生言鄂多立克1325年经行汪古部长老约翰之国时称其城为Tozan或Cozan，即“天德封地”或“天德营帐”之意；Tozan或Cozan城必为拉班·扫马之Kǒsang城，拉班·扫马纪事有叙利亚译文前先有波斯译文，波斯文中t与k易于混淆；柔克义已想到天德城与拉班·扫马、鄂多立克所言之城应为河套东北托克托县治，即元朝东胜州；因而Kǒsang当为Tǒsang之讹，Tǒsang即东胜对音，鄂多立克Tozan写法不误(53)。Kǒsang、Tozan即东胜州之说言而有据，可谓不刊之论，周清澍先生采纳此说，并进而推断东胜州亦在汪古部领地内(54)。但东胜州事实上只是曾经一度，并非一直属汪古部领地(详考见下)。 既然《寰宇记》载Tenduc城为长老约翰之国都城，拉班·扫马纪事反映1275年汪古部领主爱不花营帐或汪古部政治中心位于Kǒsang城附近，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来华的鄂多立克又言自契丹国(汗八里)西行50日可至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即政治中心)Tozan(按：译者译为东胜)(55)，且上文已考1275年4月或5月马可波罗、马可与拉班·扫马几乎同时路经汪古部居地或政治中心，因而可肯定马可波罗之Tenduc城即马可与拉班·扫马之Kǒsang城、鄂多立克之Tozan城，Tenduc、Kǒsang、Tozan城实际上均指东胜州。 3.东胜州之为汪古部政治中心 伯希和先生大胆推测Kǒsang城并非君不花与爱不花驻所，但二人营帐应距Kǒsang城不远(56)，似乎颇有道理，给人以较多启发。君不花是否继承汪古部领主之位无法确定，但其弟爱不花1252年当已主汪古部事，爱不花至元十六年(1279年)五月后可能已去世(57)。此后爱不花长子阔里吉思嗣位，并在1298年被察合台后王笃哇偷袭所俘前一直任汪古部领主。1275年马可与拉班·扫马路经Kǒsang城时，城主爱不花、君不花在二人营帐中接见马可与拉班·扫马之事，说明其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在Kǒsang城尚无王府，但可以肯定爱不花之牙帐或汪古部政治中心当在Kǒsang城内或城外附近。 马可波罗言昔日长老约翰定都天德城中，其后裔阔里吉思仍居于此城，既说明其1275年路经天德城时并未拜见当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阔里吉思在忽必烈时期闻名于世，以致马可波罗误以为其1275—1291在华期间汪古部领主一直为阔里吉思；又反映1275年时天德城为汪古部政治中心。鄂多立克对汗八里与长老约翰之国50日之行程记载明显过长(58)，其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在华期间汪古部领主一直为赵王马札罕，当时赵王府或汪古部政治中心位于德宁路(详考见下)，而并非马可波罗、马可与拉班·扫马1275年路经之东胜州；但其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为Tozan之说，可证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东胜州一度曾为汪古部政治中心，且十四世纪二十年代依然为汪古部基督教徒重要传教地区。因而元朝来华之西方基督教徒多熟悉东胜州之名，不在中西交通要道之德宁路则名声不显。 史载Koshang城有基督教堂，该城副僧正(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第五级教士)贝尼尔(Bayniel)幼子马可生于1245年(59)，伯希和、穆尔等多数学者以为马可为汪古部人，此说可从。可知至迟十三世纪中期东胜州已有汪古部基督教徒，其基督教堂必为大蒙古国初期新建，并非金朝时期原有。因为前文已言金朝只允白鞑靼领主至金界贡场进奉，不令其部众入境。似乎可进一步大胆推断，忽必烈时期汪古部领主爱不花已将其牙帐由1252年之按打堡子南迁至东胜州，此后直至1275年马可波罗来华、马可与拉班·扫马西行时，东胜州已成为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按打堡子因交通、宗教、政治地位逊于东胜州、黑水新城，遂由汪古部曾经的政治中心降为汪古部领地内普通投下城镇，因而史籍此后对按打堡子记载甚少。耶律楚材1227年路经东胜州时尚言“荒城萧洒枕长河”，(60)东胜州由成吉思汗时期冷落僻静荒城之所以一跃而为忽必烈时期汪古部政治中心，盖主要出于其交通枢纽的优越地理位置。 1221年秋木华黎率军首次进攻金朝关陕地区路经丰州青冢(即昭君墓)时，权管白达达国事阿剌海别吉派人前来大飨将士(61)，颇有自丰州或按打堡子遣使前来劳军以尽地主之谊的意味。此后木华黎由东胜州渡黄河引兵而西，胁迫西夏出兵五万从征金朝，东胜州交通枢纽地位开始逐渐显露出来。之后汪古部领主镇国之子聂古
曾略地江淮，孛要合长子君不花曾随蒙哥汗伐蜀、次子爱不花曾从征阿里不哥、李璮。史载蒙哥伐蜀乃由漠北南下经东胜州渡河(62)，可肯定君不花乃自东胜州渡河从征四川；聂古
亦很可能由东胜州渡河经陕西、河南略地江淮，因为此路比较快捷方便。忽必烈前期(约1266年)，蒙古汗廷为经略畏兀儿等西域诸地，自东胜州哈必儿哈不剌至今新疆哈密一线设置了纳邻驿。纳邻、帖里干、木怜是元朝北方最重要的三条陆路长途驿道，纳邻驿乃蒙古军人应役、专备西北军情急务的军用驿路，东胜州作为纳邻驿起点，可知其必为有元一代军事重镇。与此同时，在水路交通上，东胜州是蒙古汗廷1267年所设自应理州(今宁夏中卫)至东胜州一线黄河水驿的终点，东胜州并因此成为黄河漕粮输往大都或赈供漠北军民的重要中转站。东胜州忙安仓在1289年桑哥奏请建立纳兰不剌仓(位于今后套地区)前，可谓收纳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漕粮的最重要粮仓。蒙古汗廷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诏忙安仓失陷米五千余石，特免征，仍禁诸王非理需索”，(63)忙安仓当至迟建于当年。次年八月，元廷“敕忙安仓及靖州(即净州)预储粮五万石，以备弘吉剌新徙部民及西人内附者廪给”，(64)忙安仓与净州粮仓(盖即《元典章》所载净州之广储仓)盖皆属其时汪古部领主爱不花管辖。 由上可见，东胜州既较按打堡子便于汪古部随蒙古军南下伐金攻宋，又地处上都或大都(今北京)与唐古特、畏兀儿、西北诸兀鲁思交通孔道。东胜州便利的水陆地理交通优势使其在军事和经济上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而汪古部领主将其牙帐由按打堡子南迁至东胜州颇为合理。 4.附论汪古部领主与西三州关系 元代官私文献均载汪古部食邑为砂井、集宁、净州、德宁，东胜州一度成为汪古部政治中心，难免令人疑惑。汪古部领主与丰州、云内州、东胜州西三州关系，确实颇为复杂。汉文史籍未明载西三州属汪古部食邑，若1267年蒙古汗廷“敕自中兴路(今宁夏银川)至西京(今山西大同)之东胜立水驿十”(65)之记载属实，东胜州其时当已属西京路，但上文已考东胜州1275年时为汪古部政治中心。估计蒙元时期有较多汪古部部众在西三州耕牧，即使西三州并非一直为汪古部食邑，但这些部众属汪古部领主投下户，汪古部领主自然对其有一定管辖权。部分学者以为元廷以1317年赵王阿鲁秃(亦称阿剌忽都)为叛王所掠，或1328年赵王马札罕参与两都之战失败之事为契机，乘势收缩汪古部领地，将西三州划归大同路管辖。此说并不准确，西三州至迟在阔里吉思任汪古部领主后期行政区划上已属大同路(详考见下)。中外学者多据马可波罗所言天德城为汪古部长老约翰之国都城之事，不详加考证而径以为天德城为丰州或归化城，以致拉铁摩尔推断黑水新城为汪古部北都、丰州为汪古部南都；盖山林先生在拉铁摩尔之说基础上进一步断言黑水新城为汪古部元初首府、丰州为其陪府(66)，甚至黑水新城、丰州、东胜州皆曾为汪古部首府，西三州乃汪古部一定时期领地和一直存在深远影响的地方，西三州为大同路与汪古部共管(67)。这些观点均值得商榷，汪古部政治中心在同一时期应当只有一个，只是具体位置在不同时间段随蒙元对外战局或内部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变动。 笔者以为元朝中央与汪古部领主在汪古部食邑与西三州的势力可谓参差交错，一方面，砂井、集宁、净州、德宁虽为汪古部食邑，但并非完全自治，元廷或大同路在此也存在较大权力。例如，窝阔台即位后曾授赛典赤赡思丁丰州、净州、云内州三州都达鲁花赤(68)；蒙古汗廷中统四年(1263年)十二月“敕驸马爱不花蒲萄户依民例输赋”；(69)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诏延安府(今陕西延安)、沙井、静州等处种田白达达户，选其可充军者，签起出征”；(70)甚至延祐时期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下又分设镇遏德宁天山分司。另一方面，汪古部领主在岭北与大同路亦有较大影响力。例如，元廷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二月命从诸王阿秃作乱之朵罗带付阔里吉思，以从军自效(戍守岭北)，次月诏遣脱忽思、侬独赤昔烈门至合敦奴孙界与阔里吉思议行屯田(71)。另外，丰州城南五路村现存元代四座僧塔铭文，一号、二号塔铭均出现“赵王钧旨”，李逸友先生据一号塔铭“延祐甲寅(1314年)”刻文推断其时丰州在赵王管领之下，属汪古部领地(72)。此说并不成立，丰州当时归大同路管辖，但上述刻文为延祐初期汪古部赵王在丰州仍有较大势力提供了有力佐证。 尚需补充说明的是，一号塔铭“(延祐)丙辰(1316年)塔鲁麻并娘娘、三姑姑第次俱损，葬于定林祖茔内”之“娘娘、三姑姑”，被前人考证为河间王兀鲁带之女叶绵干真(嫁爱不花幼子术忽难)、爱不花三女忽都鲁(嫁河间王兀鲁带之子也不干)，安葬“娘娘、三姑姑”之赵王术安(爱不花之孙、阔里吉思之子)称前赵王术忽难之妻为娘娘(即其伯母)、称爱不花三女为三姑姑完全符合彼此辈分(73)。此说为通过研究汪古部领主或上层祖茔来分析汪古部领主在西三州影响力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有两点需要修正：其一，术忽难前妻叶绵干真早卒，术忽难遂再娶阿实秃忽鲁(74)，术忽难1309年先于阿实秃忽鲁去世，因而1316年去世之“娘娘”当为阿实秃忽鲁；其二，1316年安葬“娘娘、三姑姑”之汪古部赵王并非术安，当为阿鲁秃(君不花之孙、丘邻察之子)，但阿鲁秃与术安乃堂兄弟关系，阿鲁秃称术忽难之妻为娘娘、称爱不花三女为三姑姑也符合彼此辈分。“娘娘、三姑姑”为阿实秃忽鲁、忽都鲁之说成立，其二人与此前去世之术忽难(甚至爱不花)盖皆葬于丰州城南定林，定林很可能为汪古部领主(术忽难系)祖茔之一。 史载赵王术安至大三年(1310年)遣人赴西域迎还其父阔里吉思遗体，葬于也里可儿思先茔(75)。日本学者佐伯好郎将江上波夫在敖伦苏木发现的三件叙利亚突厥文墓石分别释读为阿剌兀思、阔里吉思、阔里吉思之妻爱牙失里之墓；将马丁在王墓(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大黑河乡丰收地村王墓梁)、毕琪格杰拉(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希拉穆仁苏木德里森呼图克古城西)发现的两件墓碑铭文分别断定为火思丹(孛要合之孙、拙里不花之子)、火思丹正室(竹忽真)之墓，并推测王墓为汪古部王公贵族墓地(76)，其说颇具说服力。学者牛汝极将敖伦苏木古城内、毕其格图好来陵园出土的两件墓顶石分别释读为主教乔治、药合难(=约翰)官人之墓(77)，乔治当即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George)；约翰盖即其子术安，术安为基督教徒之名约翰的异译，约翰·孟特戈维诺曾言阔里吉思之子以其名约翰命名。马丁在敖伦苏木城内一残碑上发现了“高唐忠献王”之名，虽然其言这并不意味着阔里吉思葬于敖伦苏木城中或附近(78)；但通过佐伯好郎对敖伦苏木城内所发现阿剌兀思、阔里吉思及其妻爱牙失里墓顶石的释读，可推知也里可儿思先茔在敖伦苏木附近，很可能为汪古部统治中心地带规模最大的陵园——敖伦苏木西北十五公里之毕其格图好来(79)。 火思丹正室之墓顶石实乃自别地搬运而来(80)，其本来位置应与火思丹墓顶石皆位于王墓。火思丹1311年被封为怀仁郡王，其时汪古部领主为其年仅十五六岁之堂侄术安，火思丹当时在汪古部应具有较大影响力。前人多据马丁在王墓所发现耶律公神道碑武断判定存有十七个景教墓顶石之王墓为汪古部贵族耶律子春、耶律子成家族墓地，事实上王墓亦很可能为汪古部上层(火思丹系?)陵园之一。从今人释读王墓所发现十件叙利亚铭文墓顶石来看，多是某(女)牧师、大人、神甫、主教或有确切姓名之人之墓(81)，并无确凿证据可证王墓为耶律氏家族陵园。 综上所述，汪古部领主或上层陵园盖有也里可儿思、丰州城南定林与王墓三处。汪古部政治中心迁至黑水新城固定下来后，其领主或上层先茔由金界壕北部世居之地附近也里可儿思又向南增加定林、王墓两处，反映出汪古部在丰州等地的势力扩张或对丰州的眷恋情结。 三 由东胜州到黑水新城 1294年(82)，方济各会教士约翰·孟特戈维诺奉罗马教皇之命抵达汗八里，其1305年一封书信言：其至汗八里当年即与长老约翰后裔阔里吉思相交甚笃，阔里吉思率大部属民由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皈依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罗马教堂；此教堂距汗八里20日程，因其独身一人，不能离开大汗(元成宗铁穆耳)前去视察；阔里吉思去世后，其兄弟(术忽难)及部众重返聂思脱里派信仰(83)。据此不难推知，约翰·孟特戈维诺1294年当在汗八里与阔里吉思相识，其此后并未造访汪古部居地或阔里吉思所建天主教堂之地，该教堂应位于兴建之时汪古部宗教中心或阔里吉思驻地(即汪古部政治中心)。 日本学者饭田研究员以为散在百灵庙附近的瓦砾和壁画残片中存在罗马教堂遗物，佐伯好郎将江上波夫自敖伦苏木发现的两块叙利亚突厥文墓石释读后，推断墓主人乃阔里吉思去世后汪古部由天主教改信景教内讧的牺牲者(84)。周良霄先生言：“今百灵庙北六十五里处之阿伦苏木，俗称赵王城，当即元代汪古部藩邸所在之德宁路，出土有大量景教遗物。阔里吉思所建罗马天主教堂当即在此。”(85)内蒙古文物考古学家经多年努力在赵王城内东北发现一座天主教建筑遗址，认定为阔里吉思改信天主教时所建罗马教堂；而江上波夫重游赵王城时发现天主教典型遗物石狮子和一件植物纹瓦件，遂使赵王城东北部那座教堂遗址乃阔里吉思所建罗马教堂废址成为国内外学者共识(86)。阔里吉思所建天主教堂位于赵王城之说基本可从，但忽略了此说成立的重要前提和需要弄清的关键问题，即约翰·孟特戈维诺来华时阔里吉思藩邸或汪古部政治中心是否已由1275年马可波罗来华之东胜州迁至黑水新城?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月戊戌条所载“赐阔里吉思等钞”若为汪古部领主阔里吉思，其此时当已开始统领汪古部。当时元朝已平定南宋，此后边患主要为西北诸王，元廷战略注意力由南方转至西北。忽必烈中后期，元廷在黑水新城以及大同路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丰州、红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小红城古城)、燕只哥赤斤地面等地屯田，甚至运大同、太原诸仓米至黑水新城以为边地之储(87)。其时岭北每年从黑水新城、沙井、净州三仓和籴粮储不下五七万石，若遇军马调遣，又在十万石以上(88)。丰州、云内州、东胜州成为大同路重要屯田地区后，汪古部领地黑水新城、砂井、净州则成为供应漠北军储的重要中转站，而汪古部领主爱不花、阔里吉思亦先后成为元廷平定西北诸王叛乱的重要依靠力量。 据前人研究，《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初刊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政区资料截止于大德七年(1303年)底，该书将丰州、云内州、东胜州西三州归于河东山西道宣慰司西京路下(89)。西京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二月改称大同路，河东山西道宣慰司次年八月徙治大同路(90)。又据元廷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十一月命西京宣慰司总领燕只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边屯田(91)、1297年徙大同路军储所于红城(92)，而并非交由当时汪古部领主阔里吉思掌管屯田军储事宜，基本可肯定忽必烈后期西三州已划归西京路或大同路管辖。《平治甸城山谷道路碑》亦反映延祐七年(1320年)时丰州行政区划上属“大同总府”。至迟在阔里吉思任汪古部领主后期，可能出于向岭北挽运军储与加强岭北防务的军事需要，汪古部政治中心由1275年爱不花任领主时的东胜州北迁至汪古部世居之地黑水新城。 史载汪古部领主阔里吉思平素“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兴建庙学，裒集经史，筑万卷堂于私第”，“圣上(元成宗)御极之初(1294年)，特颁金印，封高唐王”；其1298年被俘后，“王府荩臣曰阿昔思，往在戎阵，尝济王(阔里吉思)于险，众推其可用，乃遣使敌(察合台后王笃哇)”，(93)可知阔里吉思已有固定府邸或王府。但阔里吉思封王后不数载即去世，其生前在黑水新城是否有正式王傅府或高唐王府不详，“王府荩臣”阿昔思很可能为其那可儿或异密(94)。 阔里吉思被俘杀后，因其子术安尚幼，阔里吉思之弟术忽难袭爵高唐王，后进封鄃王。术忽难1299—1309年统治汪古部期间，在黑水新城可能已有王傅府。术忽难去世后，阔里吉思之子术安袭封鄃王，1310年又进封赵王。史籍明载术安“至大庚戌(1310年)鄃王府长史兼经历典食司与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95)至大三年(1310年)“(赵王)王傅脱欢、司马阿昔思”，(96)以及至正五年(1345年)赵王怀都(阿鲁秃之子、马札罕之弟)“赵王府官属”(97)等王傅官属，可肯定术安及其后任元代汪古部领主在德宁路设有正式固定的王傅府——鄃王府或赵王府。因此，约翰·孟特戈维诺1294年、鄂多立克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来华后直至元朝灭亡期间，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当一直为黑水新城或德宁路，此已为学界定论，兹不赘述。 四 结语 马可波罗1275年4月或5月途经汪古部长老约翰之国都城Tenduc城，马可与拉班·扫马二人几乎同时路经Kǒsang城，并受到汪古部领主爱不花与其兄君不花接见，十四世纪二十年代来华之鄂多立克又自汗八里西行至长老约翰之国首要之城Tozan，伯希和先生所考Tenduc、Kǒsang、Tozan城皆为东胜州之说可从。马可波罗、马可、拉班·扫马、鄂多立克诸人行纪均直接或间接反映东胜州一度为汪古部政治、宗教中心，以此为突破口，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的演变与相关史实。 总体而言，汪古部政治中心辽金时当为其世居故地黑水之北领主牙帐，蒙古前四汗时期南迁至按打堡子，忽必烈前期又南移至东胜州，忽必烈后期北迁至黑水新城。纵观汪古部政治中心历史变迁过程，前人所谓汪古部首府、陪府(北都、南都或冬都、夏都)两都并立或一国多都之说并不成立，汪古部政治中心在同一时期实际上只有一个，发生变迁原因当是归附蒙古后受蒙元不同时期战局与政局影响；新政治中心位置的选择亦很可能为元廷旨意，而并非汪古部领主个人意志。汪古部政治中心南迁至位于交通要冲的按打堡子、东胜州，盖主要服务于政治上加强对金界壕之南新领地统治，军事上便于南下从征金宋。随着元廷平宋之役的结束、汪古部对新领地统治的稳定，其政治中心北迁至世居之地黑水新城，盖主要出于便于北供军需、协防岭北的目的。伯希和先生曾言其对汪古部与阔里吉思的考证还可发挥，并且还应发挥，暂时已足驳正误解十三四世纪中亚历史之谬说而有余(98)。希望学界日后加强对元初汪古部史实的研究，并早日发现汪古部领主先茔。 注释： ①[元]姚燧：《牧庵集》卷26《河内李氏先德碣》，四部从刊初编本。 ②《元史》卷21《成宗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4页。 ③《元史》卷26《仁宗本纪三》，第582页。 ④洪用斌：《元代德宁路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第77、79页。 ⑤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⑥《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55页。 ⑦[元]姚燧：《牧庵集》卷13《皇元高昌忠惠王神道碑铭》。 ⑧《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49页。 ⑨《元史》卷1《太祖本纪》，第15页。 ⑩《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66页。 (11)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12)[元]苏天爵：《元文类》卷2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13)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卷2《户令》，(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5-26页。 (14)王国维：《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367页。 (15)张文平：《内蒙古地区蒙元城镇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5页。 (16)《金史》卷24《地理志上》，第566页。 (17)[金]元好问：《遗山集》卷27《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18)崔璇：《安答堡子、按打堡子、雁塔堡辨析》，《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第48页。 (19)《元史》卷35《文宗本纪四》，第779页。 (20)[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9《鞑靼款塞》，(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49页。 (21)潘行荣：《元集宁路故城出土的窑藏丝织物及其他》，《文物》1979年第8期，第34页。 (22)[元]苏天爵：《元文类》卷2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 (23)李逸友：《元丰州僧塔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第105页。 (24)盖山林：《阴山汪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6-143页；达茂旗文物管理所：《达茂旗境内的金代边堡界壕》，《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第129-132页。 (25)盖山林：《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5期，第99页。 (26)黄时鉴：《木华黎国王麾下诸军考》，《黄时鉴文集》(一)，(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1页。 (27)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王国维全集》(第11卷)，第613页。 (28)Moule,A.C,Pelliot,Paul,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 Ltd,1938,pp.181-182. (29)Henry Yule,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London: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W,1929,intro,p.19,21. (30)Henry Yule,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vol.Ⅰ,pp.285-288. (31)Pelliot,Paul,Notes on Marco Polo,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1963,vol.Ⅱ,pp.849-850. (32)Henry Yule,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the Venetian Concerning the Kingdoms and Marvels of the East,vol.Ⅰ,p.288. (33)黄文弼：《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17页。 (34)[日]江上波夫：《汪古部的景教系统及其墓石》，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1980年4月，第40页。 (35)[美]O.拉铁摩尔：《内蒙古的一座景教废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2、4、12页。 (36)[美]D.马丁：《关于绥远归化北的景教遗迹的初步调查报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13、18、19页。 (37)[意]魏苞蕾撰，杨星宇、郑承燕译：《敖伦苏木古城——中世纪的内蒙古景教城市》，《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第101页。 (38)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5、10页；Moule,A.C,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London: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1930,pp.96-99. (39)[美]裕尔撰，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3页。 (4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16页。 (41)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汪古部事辑之一》，《元蒙史札》，(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42)[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东亚及中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59页。 (43)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第83页。 (44)周祯祥：《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65页。 (45)[加]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余士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312页。 (46)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第10页。 (47)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3页。 (48)《元史》卷126《安童传》，第3083页。 (49)《元史》卷134《昔班传》，第3247页。 (50)《元史》卷9《世祖本纪六》，第177页。 (51)石坚军：《马可波罗上都之旅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1辑，第144页。 (52)周祯祥：《元代景教徒扫马和马可》，《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第67页。 (53)[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东亚及中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第60-61页。按：上文玉耳对Tenduc注释中言鄂多立克约1326-1327年自汗八里访问长老约翰之国，鄂多立克经行汪古部具体年代，不见载于鄂多立克行纪或其他史籍，暂且存疑。 (54)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汪古部事辑之一》，《元蒙史札》，第66页。 (55)何高济译：《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9页。 (56)[法]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东亚及中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第59页。 (57)周清澍：《汪古部统治家族——汪古部事辑之一》，《元蒙史札》，第67、68页。 (58)关于汗八里与东胜州日程，《大总管马·雅巴拉哈和拉班·扫马传》载拉班·扫马在距汗八里一日程之地静修，马可自Koshang城行15日至拉班·扫马之所，可知Koshang城距汗八里约16日程。《中堂事记》载王恽曾于中统三年(1262年)三月丙寅(初十)未刻发自燕京(今北京)，辛未(十五)午刻入宣德州，可知燕京至宣德州约五六日程。马可波罗又言天德州至宣德州7日程，则天德城(东胜州)经宣德州至汗八里约12或13日程，与上文所言之16日程较为接近。 (59)朱炳旭译：《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第5页。 (60)[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3《过东胜用先君文献公韵二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页。 (61)《元史》卷119《木华黎传》，第2934页。 (62)《元史》卷3《宪宗本纪》，第51页。 (63)《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第137页。 (64)《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第142页。 (65)《元史》卷6《世祖本纪三》，第115页。 (66)盖山林：《内蒙古敖伦苏木古城考辨》，《北方文物》1992年第4期，第49页。 (67)盖山林：《阴山汪古》，第354、356页。 (68)《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第3063页。 (69)《元史》卷5《世祖本纪二》，第95页。 (70)《元史》卷98《兵志一》，第2515页。东胜州南与延安路接壤，上述引文盖亦间接反映汪古部势力自东胜州向南渗透至延安路，东胜州其时盖已成为汪古部政治中心。 (71)《元史》卷17《世祖本纪十四》，第359、360页。 (72)李逸友：《元丰州僧塔铭》，《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Z1期，第102、104页。 (73)李西樵：《汪古部石幢浅释》，《内蒙古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第76页。 (74)[元]苏天爵：《元文类》卷2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 (75)[元]刘敏中：《中庵集》卷4《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76)[日]佐伯好郎：《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墓石》，《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30、32、33、37、38页。 (77)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6、77页。 (78)[美]D.马丁：《关于绥远归化北的景教遗迹的初步调查报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18页。 (79)盖山林：《阴山汪古》，第211页。 (80)[美]D.马丁：《关于绥远归化北的景教遗迹的初步调查报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14页。 (81)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76、77页。 (82)Moule,A.C,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172；陈得芝：《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2页。 (83)Moule,A.C,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p.174. (84)[日]佐伯好郎：《内蒙古百灵庙附近的景教墓石》，《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四辑)，第39页。 (85)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出使蒙古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76页。 (86)盖山林：《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代基督教遗迹》，《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5期，第102页。 (87)《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第314页。 (88)[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90《便民三十五事》，四部从刊初编本。 (89)郭声波整理：《大元混一方舆胜览》，(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81、93页。 (90)《元史》卷15《世祖本纪十二》，第309、325页。 (91)《元史》卷100《兵志三》，第2561页。 (92)《元史》卷19《成宗本纪二》，第414页。 (93)[元]苏天爵：《元文类》卷23《驸马高唐忠献王碑》。 (94)[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85页。 (95)[元]姚燧：《牧庵集》卷26《河内李氏先德碣》。 (96)[元]刘敏中：《中庵集》卷4《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 (97)《元史》卷186《归旸传》，第4270页。 (98)[日]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东亚及中亚之基督教徒》，《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一卷第一编，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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