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和平与冲突：跨国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冲突论文,宗教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表现出强烈的反宗教色彩。我为此首先声明，本人没有反宗教的情结，也深知宗教在个人、社会层面有许多积极作用。然而，宗教被操纵用以引发暴力冲突的事例并不罕见，这即是本文的“反宗教”之处。我们先对宗教的积极作用稍作思考。
许多人在生活的不同阶段，通过阅读、反思或践行，享受宗教或精神上的愉悦。很多年轻人有饱含宗教热情的经历，老年人或许喜欢通过心灵透视来反思自己的人生之旅。在许多社会里，宗教团体提供一种传统的情感、团体生活、向心力与庆贺仪式。在世界上的大多数文化中，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了作者的宗教情怀与哲学反思，如王维精致严密的佛学诗，陀思妥耶夫斯基如繁星陈列的小说。许多建筑风格、音乐以及其他艺术遗产也是如此。
许多宗教组织还从事着重要的社会福利活动。在一些国家，宗教组织确实是教育、健康卫生和紧急救助的主要承担者。在另一些国家，以宗教为基础的政党可以成为出色的在野党或组织政府。最后，在我们从事的和平研究领域，宗教留下了大量支持和平的记载，例如参与防御性外交、非暴力抗议、冲突化解、支持受害者、助产、监督选举、反腐、斡旋，以及在莫桑比克内战、北爱尔兰的数十年冲突和越南战争等事件中的和平活动。
同时，宗教还扮演着当代世界暴力冲突的推动者的角色，这一点在此前的学术争论中极少成为讨论的主题。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学者与政治思想家广泛持有“世俗化”理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宗教是否是一种与前工业化社会人们的无知愚昧相伴生的迷信。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教育、健康、福利的改善与知识的广泛传播，人们逐渐拒绝接受来自教堂与庙宇的教条。他们本能地视宗教为旧的迷信，认为宗教与大的宗教机构的利益相联，并和封建主义或帝国主义沆瀣一气。许多思想家，包括民族主义者、现代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育家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都赞同类似观点。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大多与具体的实践相关，苏联及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考的是要不要在可行的地方抑制宗教，无神论压力组织则致力于教育人们摆脱宗教信仰，或是弱化宗教对国民生活的影响。20世纪的欧洲与西亚，世俗主义的风潮席卷了许多地区，成为土耳其、伊朗、埃及和别的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以及政府的反帝国主义者议程中的一部分。
显而易见，这种单向的、过分单纯的世俗化理论是对宗教的一种误读。相反，宗教政治已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有些甚至是爆炸性的。在北欧、日本等很少的一些国家，宗教确实日渐衰落，对国民生活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然而，由于大规模移民的存在，例如流入法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使宗教的前景并不明朗。一些移民宣扬原教旨主义，反映出穆斯林世界的反西方倾向，例如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宗教干涉政治的现象急剧增加。与此同时，穆斯林、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在南亚政治中非常活跃；美国在乔治·布什时期制定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策时，也将宗教思想考虑在内；非洲的许多社会冲突都有宗教因素。“世俗化”理论的瓦解有多种解释，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在许多国家，大多数人对现代化感到失望，传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习俗构成了反对现代化的根基。人民对全球化的忿恨，以及在快速变化的世界对心灵安全的渴望，加之野心勃勃的政客的操纵，使得这种敌对情绪更加强烈。在穆斯林世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精英阶层的腐化，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并且继续掌权，而与美国结盟。
一些重大事件，如巴尔干大屠杀、9·11恐怖袭击、入侵阿富汗与伊拉克、斯里兰卡内战、苏丹与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基督徒冲突，以及别的许多例证，无不显示出宗教冲突在国际政治中已经非常突出。关于宗教恐怖主义以及由宗教组织引发的种族暴力的报道绝非捕风捉影；还有在宗教的外衣下，以“结构性暴力”形式虐待儿童和对女性的粗暴压制。然而，如前所述，对于世界上无数的个人、团体而言，宗教是一种珍贵的个人事务。宗教研究如此令人痴迷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意义未定、颇有争议、转变迅速而耐人寻味。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在管理国内宗教的政策规划中投入了大量研究。随着中国国力在全球范围内急速增长，中国的机构(例如教堂、商业组织、人道主义工作者及维和人员)将在宗教扮演重要角色的环境下工作；与此同时，通过网络等交流方式，中国的宗教组织将更多地与他们的海外伙伴发生联系，这些互动可能会为中国政府的管理带来新的问题。
宗教与暴力冲突
本部分详细讨论了宗教作为暴力冲突的诱因时至关重要的四个因素，并在结尾部分讨论了离散难民、移民以及网络的连通性在宗教冲突中的作用等相对较新颖的现象。我当然希望提供一些简单的答案，遗憾的是，根据我的经验，答案并不简单。宗教与暴力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分析，争议和情绪化因而常常发生。
1.宗教作为身份标识
身份政治是分析的中心因素，多个领域的大批学者都对人类行为(如种族冲突)中“身份”的作用进行了思考。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在《新身份的重要性》等著作中体现的思想是现代许多研究的基础。沃尔坎(Volkan)在《以身份之名杀戮》中特意写到了暴力冲突中的宗教身份。一些研究宗教冲突的学者，如阿普尔比(Appleby)与高彬(Gopin)等同样强调了这一主题。著名的塞缪尔·亨廷顿的宏观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身份问题，他更倾向于通过“印度教”、“伊斯兰教”等而不是民族国家进行所谓文明冲突的分析。不加细分的话，“身份”经常拥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某个人是某一组织“客观存在的”成员，例如与组织中别的成员拥有共同的行为与社会角色；另一方面，他或她还可能拥有关于身份的“主观”情感，强烈地支持一个组织反对另一组织，即“我们反对他们”。
人类的早期资料显示，人类逐渐形成不同的身份组织：部落、宗族、政治派系而后是国家。这种身份的信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心理学家认为，一种基本的遗传特质使得即便是鸟类与小动物也有一种将外界两分的心理趋向：好与坏，危险与安全。在人类环境中，婴儿将世界分为“舒适的”与“恐怖的”；幼童很快开始用言语表达他们的好恶。童年时，孩子们的种族意识或许是由家庭环境决定的：亲密的家庭成员是安全与熟悉的，“我们”在一起很安全。对大多数人来说，宗教使种族与国家身份成为生活的一个积极方面：我们爱我们的家庭；珍视自己是英国人或中国人的身份；喜爱本国的饮食、音乐与乡村；同样，我们也乐于与别的文明中的人们交朋友。
而后，一些少年或许会接受到有关外界的信息，他们不同于我们，他们可能是劣等的或危险的。一种防御或好斗的个人与种族身份由此逐渐建构起来。青年时代对个人身份特质的形成与强化至关重要。青少年在学校里面对着更加复杂的关系，例如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开始担忧就业、家庭收入以及政治问题。这是对权威既愤懑又无奈的时期，他们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成人身份，却已不再是需要被保护的孩童。他们渴望得到同龄人的欢迎，而且对成年的权威人物经常夹杂着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一方面渴望赞许与认可，另一方面却寻求独立与反抗。在这个年龄，年轻人经常被宗教团体吸收，这些团体宣称的“上帝与魔鬼”，对与错等简单的道德真相都会引起他们的骚动。因此，一方面，“上帝与恶魔”或相似的信条变成“有力的组织符号”，形成感性的心理驱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是在一个没有固定的价值观、团体或种族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他们就会遭受“身份真空”，被全球化世界的机遇与失望所困惑，简单的现成教义与支持组织对他们都具有吸引力。甚至在很早的记载如犹太人的圣约(Jewish Testament)中，我们也能看到，当人们相信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区分因素时，宗教热忱变成身份情结，还可能走向身份政治的极端。例如种族组织或许感到神赐予他们庇佑，而藐视他们的敌人。当宗教成为身份的另一个标识时，转变成容易引发冲突的身份政治就非难事。
在很多社会，带有宗教色彩的种族分类常发展为民族主义。在大多数和平国家，这种民族主义往往是正常的爱国主义或公民情感，但它在特殊情况下会走向极端，由于感受到不公或被遗忘而引起的愤怒与绝望，极易引发暴力冲突。报复心切的狂怒，对进一步遭受攻击的恐惧，极易被政客或别的阴谋家利用。不仅在冲突爆发前，即使在暴力冲突之时甚至之后，极端民族主义都易变成社会长期混乱的关键因素。沃尔坎认为，夹杂有精神创伤的共有痛苦记忆容易变成集体烙印。在许多情况下，痛苦情绪被政客与媒体继续扩大并强化，以期促成进一步的冲突。这些遗产通过电影、政治演讲、教科书与无数别的渠道被传给后代。
2.宗教作为政治需要的媒介
在极端的种族与国家身份的形成过程中，宗教可能成为一种催化剂。然而，并非所有的攻击性都会演化成暴力冲突，只有当两个或更多组织有“冲突需要”时冲突才容易爆发。一般来说，最强烈的冲突需要是对政治权力的渴望，如控制国家。当参战者为了“让宗教传统来管理国家或某一地区(尤其在内战中)”而战时，宗教就被置于核心地位。
哈瑟尔(Hassner)的论调与此相似，他认为宗教不仅容易引发暴力冲突，还使冲突的解决更加棘手。宗教趋于造成零和局面，双方非胜即败，相互回旋余地不大。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对耶路撒冷的争夺就是一个最佳例证。双方都认为它是“圣城”，不可共享，冲突很难通过和平谈判来化解。而在基本教义上的退缩，对领导者来说意味着高昂的“观众成本”①(audience－cost)，暗示着将失去整个世界观、文化或上帝等等。例如，领土换经援在一个世俗背景下是可能的，而在“神圣的土地”或许就不可能。
最后，在冲突进入化解阶段之后，宗教机构也有着不好的政治记录。如梵蒂冈，为将纳粹战犯安全运送到南美而努力数年，并被认为收受了大量贿赂。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在散播敌意方面，至少与非宗教的政客一样好斗。日本的神道教不仅颂扬日本二战时的武装力量，甚至至今仍有请愿活动。即使战败，或者被迫求和，宗教仍使人们相信他们比敌人更加优越。如有必要，他们会阻碍和平进程，支持以前的战士，使战争继续下去。
3.宗教作为动员工具
宗教会促成偏执的信念，使复仇的狂怒心理与遭受进一步攻击的恐惧长期持续下去。这些情感极易引发冲突，使人们在战争中非同寻常的残酷野蛮，并妨碍冲突的解决。更进一步说，宗教可能使大众更易被政客或战争狂人所操纵。宗教变成冲突发动者的有用工具，使煽动暴行与大众暴力更加便利。
在激起好斗信念时，“泯灭人性”是一种特殊的手段，同建构激进的身份认同一样，这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心理，它否认与压制真理，非人性的对待受害者。我们从战争时期的宣传物中常常发现，“敌人”被描述成非人形象：如恶魔、动物或昆虫。这些态度会走向我们所熟知的“道德推理划分”的误区，人在生命中的某一方面感情细腻、富于爱心，而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例如德国医生，他们在集中营里是技术高超而感情细腻的内科医生，在家里是关爱妻子、儿女及宠物的风雅之士。然而在工作中，他们却非常乐于参与对犹太人“工业规模”的系统化杀戮。在数十年的强化宣传之后，或许在他们的意识中，犹太人不能被称作“人”，而是低等于人类的动物。
利用服从心理(或“恭敬地顺从”)是一些宗教领袖擅长施展的另一种手段。大量的测试和现实生活的观察表明，在得到权威人物的命令时，大多数人都出人意料地选择服从。当权威人物娴熟地利用他们的威望、权势和劝说手段时，常常再掺杂一点威慑，即便他们的要求完全不讲道理或非常极端，想反对他们也需要深思熟虑与极大的勇气。因此，如果宗教高层将他们的敌人定义为仅仅勉强算是人类(例如称他们为赶赴地狱之路上的异教徒)，并教导自己的追随者虐待或攻击他们，暴力冲突发生的机会就非常大。
4.宗教作为社会控制力量的工具
宗教的另一个消极作用是常常成为父权制、军国主义、保守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诱因。这些因素或许并不常导致有组织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例如国家间的战争)，但是它们经常引发一些结构性暴力，有时称之为“日常暴力”，或“正常”暴力。
我们通过媒体熟知，宗教原教旨主义日益成为暴乱、不对称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的诱因。然而还有大量的宗教领袖，他们或许并没有武装起来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好斗，但是他们对宗教持有一种专制的、传统的见解。他们通常按字面理解经典，并将它视作完全的真理，不允许存有异议。反对在经典、实践、仪式及语言上做出修改。
在本质上，宗教保守主义或许并不是一项坏事物，但是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它常与压制妇女相联系。掌握在年老的男人手中不可忤逆的男性权威；女性被认为附属于男性，着装受到限制，不能畅言己见，也难以晋升；宗教的年长男性维持着他们的特权。有大量的例证揭示出对女孩的性侵犯，女性遭受性摧残，缺衣少食，没有发言权与财产权。在许多这样的社会，为女权辩护者遭遇严密的循环论证的反驳：经典说男人应该统治；男人理解经典；男人施加对罪人的惩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领袖看到他们的观点越来越有市场，于是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吸收会众，扩大在国家机构中的影响。这导致宗教对法律、教育等的侵蚀。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法规应该被整个社会接受，在两个宗教并存(bi－religious)的社会，政府应该支持一种信仰，而压制另一种宗教的追随者。显而易见，这容易导致对人权的侵犯。循环论证再次可以调用：经典说某宗教的法律应该被执行；某宗教的学者证实这是对经典的正确理解。
5.散居民(diasporas)和超国家主义(transnationalism)
宗教传统与宗教机构经常支持民族主义或种族单一性，巴尔干、斯里兰卡、克什米尔、苏丹、美国等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千百年来皆是如此。然而，过去的一、二十年，伴随全球化的进行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各种新的交流方式(飞机旅行、电视、网络及便捷的银行业)，使散居民与母国的联系更频繁更便利。最近在斯里兰卡与北爱尔兰的内战中，散居民就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一直得到流亡在外的泰米尔人的鼓励与资金支持并据此武装起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英国以及其他地方，大批成功的泰米尔散居民愿意筹集资金，购买及运送武器装备给泰米尔猛虎组织。这无疑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社会在派系斗争中被分裂。许多僧伽罗人平民在恐怖袭击中被杀死，最后导致大范围溃败和人道主义危机。本土泰米尔人成了在千里之外舒适生活着的泰米尔散居民的牺牲品。海外泰米尔政客经常与犯罪行为紧密相联，像偷渡、保护欺诈、毒品贸易和仿制品交易等是聚敛资金最快捷的方式。
散居民政治在其成为某一宗教“全球性”团结的一部分时显得特别强大，如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巴勒斯坦或伊拉克的斗争会激起欧洲国家的穆斯林的同情，也可能像在伊拉克与埃及那样导致针对国内少数基督徒的暴力“反击”。如果从政治目的升级为一项武装的种族—宗教斗争，政治斗争会变得更加棘手：赌注越大，人们越愿意做出更多牺牲，较少愿意妥协。在别的力量介入之后，宗教使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宗教好战精神的增加以及政府的压制使宗教更加激进，这将助长极端运动的流行。激进的宗教领袖常将冲突描述成“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的生死决斗。
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过去十年所发生的各种宗教冲突中，基地组织的活动最为成功，其影响力也最大。这些宗教组织的事例可充分论证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基地组织是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团体之一，此类原教旨主义团体还包括总部设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在巴勒斯坦境内活动的哈马斯组织；活跃于埃及及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境内活动的塔利班组织。
原教旨主义不仅存在于伊斯兰教中，它的大多数特征在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中也有所体现。马丹(T.N.Madan)在1993年对原教旨主义作了如下解释：
“原教旨主义者”是指从宗教传统中选取某种具有高度象征性的元素，并用这种宗教观念来发动其他虔诚的教徒共同采取行动的人。原教旨主义行动通常是宗教与政治双重目的相混杂的产物……常和“极端分子”甚至“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原教旨主义者通常表现出如下特征：
对阅读的经文进行选择性或教条式的阐释；
往往采用暴力图像和情绪化的言论；
号召并动员他人采取行动；
反对科学或批判史学等当代思想；
积极与其他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解释进行斗争；
主张男权统治。
基地组织具有原教旨主义者的上述所有特征，当它要吸引伊斯兰世界时，这些特征表现得尤其明显。我们先对该组织的历史作一个简要回顾。
2001年10月，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说：“基地组织”这个名称的由来并非机缘巧合，而是基于以往的历史发展。已故的埃尔巴纳世(Abu Ebeida El－Banashiri)在阿富汗建立了反抗前苏联入侵的圣战训练营，我们习惯称这个训练营为基地组织。于是，这一名称保留下来。
1957年，本·拉登生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富商家庭，其家族与沙特皇室关系密切。他是一个虔诚的瓦哈比穆斯林，先后娶了四个妻子，生下24个孩子。年轻时，他受到激进穆斯林组织的影响，认为为了将非穆斯林从神圣的土地上驱逐出境可不择手段。在1980到1988年间，他耗费了大量家产支持在阿富汗的反苏圣战运动(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巴基斯坦给予了圣战者至少30亿美元的资助)。除反苏外，他还试图推翻世俗的阿拉伯国家政权，驱逐穆斯林土地上的外国人，尤其致力于驱赶美国和摧毁以色列。1990年，本·拉登作为圣战英雄回到沙特阿拉伯，得到伊斯兰圣战者们的忠诚拥护，拥有10000至20000名训练有素的圣战战士。
1991年，本·拉登转战苏丹，在苏丹首府喀土穆建立圣战游击队的新基地。而后，他被迫逃离苏丹前往阿富汗，并于1996年在那里安定下来。20世纪90年代，本·拉登支持了阿尔及利亚、埃及、巴基斯坦、也门、索马里和其他一些地方的伊斯兰圣战。1998年，奥萨马·本·拉登和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共同签署了一份追杀令(fatwa)，号召在伊斯兰世界掀起对抗犹太人和西方人的圣战运动，宣称屠杀美国及其同盟国民众是“每个穆斯林应负的责任”，并要“解放美国所掌控的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和麦加的圣寺”。本·拉登公开发布此追杀令时，曾信心满满地宣称北美是“非常容易袭击的目标”。他告诉与会记者，“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结果”。他所指的可能是1998年8月发生的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爆炸案。本·拉登也是纽约9·11恐怖袭击的组织者，美国要求阿富汗把他引渡到美国，塔利班政府予以拒绝，从而引发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战争，美军多次试图将他抓获。很多人认为本·拉登可能藏匿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但同时也出现了本·拉登的死亡报告(也有报告称他藏匿在其他地方，但都没有可信的证据)。
虽然本·拉登本人和他的圣战战士在地下秘密活动，但基地组织的思想却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流传。其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尽可能广泛地重建哈里发组织，强力推行伊斯兰教法；
颠覆世俗的阿拉伯政府，消灭以色列、伊朗；
针对美国制造流血袭击，直至美国退出亚洲；
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可作为合法的杀戮对象；
伊斯兰的根本敌人：美国、以色列、其他异端和什叶派。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人为什么会持有如此极端的观点，而是为什么该组织所进行的活动能够如此成功？我想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西亚、北非的社会条件：“青年膨胀”理论
有一种解释认为，基地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宣泄大规模的社会不满情绪的渠道。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由于失业、不平等、腐败、言论审查和管理不善等因素，造成了社会动乱。一方面，社会上有许多有才华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因为被剥夺了正常的政治权利或处于失业状态而愤懑；另一方面，穆斯林统治者很容易通过在国际上制造“敌人”来转移国内的愤恨情绪。此外，人们出于犯罪的目的或自卫的需要而广泛使用轻武器，使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成为可能。
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青年膨胀”的人口现象。根据“青年膨胀”理论的解释，80％的暴力事件是由国家过剩的青年男子所引发的，他们是动乱的制造者。这些动乱有多种表现形式：国内犯罪不断增加，企图发动政变、革命、暴乱或内战等；个别情况下，人们甚至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屠戮，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为了侵占领土而发动战争，杀害敌方居民以安置自己的民众。在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青年人数量迅速膨胀，以致引发人口爆炸。在20世纪五代人的更替中，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已经从1.5亿增长到12亿，达到800％的人口增长率。
2.地缘政治
第二种解释是国际强权政治。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采取对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给予最大支持的政策，双方结成了联盟。因此，一方面，当地的精英人物将西方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石油收入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并借此过着奢华生活。他们饮酒，这与“纯正的”穆斯林相去甚远。作为回报，他们要维护西方利益，例如默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另一方面，他们也怨恨西方主人。因为未能提供教育、民主和就业，他们不得不安抚国内愤怒的群众。精英们可能会打压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可能通过资助和操纵恐怖组织来满足自身利益。2011年春季的事件显示出，他们的地位最终是不稳定的，也会由于宗教、民主或其他原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攻击。
3.宗教与文化
该地区激进的伊斯兰教明显地被独裁政府用于引导激进的社会运动，因为它成功、组织严密，还拥有简单、根深蒂固而强有力的思想体系。这种激进的伊斯兰颂扬团结、自我牺牲和暴力斗争，它遵守传统文化中男性主导公共事务的地位要求，认可男性为氏族部落的捍卫者，肯定男性是暴力冲突的主宰者，而妇女只能管理家庭事务。对漂泊无根的移民以及心怀不满的欧洲第二代伊斯兰移民青年来说，原教旨主义真实可信具有吸引力；同时，对生活在中东地区肮脏的大都市中的人们而言，原教旨主义比阿拉伯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种口号更能唤起他们的激动情绪。它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很深的矛盾态度，例如技术、音乐和妇女地位等。他们对待西方社会仿效与谴责并行，反映出宗教精英们对宗教复杂的忠诚心理。
4.一种新的战争经济
在1976年著名的水门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有人告诉调查记者要沿着钱的流向查找事情的原委。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严肃的研究者都应弄清各种行动的资金来源，以及他们是如何取得财政支持的。非常奇怪或者天真的是，西方记者和其他人都投入大量时间分析“伊斯兰”，却很少关注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经济运行状况。在一系列出版物中，意大利女记者洛莱塔·拿波里奥尼(Loretta Napoleoni)的《现代圣战组织》是一个可敬的例外。(她的个人网页http://lorettanapoleoni.net/里提到“沿着钱的踪迹”)
拿波里奥尼向我们展示了了解基地组织的另一种途径，而不是单纯关注所谓的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她指出：“与任何一种革命力量都拥有经济动机相同，伊斯兰暴力也会被现代圣战组织用于经济目的”(2003：154)。她将政治与思想动机放在次要地位。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基地组织是穆斯林世界庞大的经济网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并将穆斯林世界与西方银行连接起来。这种“恐怖主义新经济”已与国际上的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产生了大约1.5万亿美元的年收入，大致相当于整个世界GDP总值的5％。
她认为，经济分析可淡化宗教在伊斯兰激进运动中的作用，宗教只是征召圣战成员的手段之一，人们更应着眼于占主导优势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和穆斯林世界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趋势。人口不断膨胀的穆斯林世界已经被腐败和受骗所激起的怨愤情绪所包围。拿波里奥尼继续评述道：“因此，现今我们所看到的，远远超出了单一的伊斯兰武装团体的动机，它实质上是两个经济体系之间的交锋——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另一个是暴动中的伊斯兰。”很多人得益于新的战争经济：一方面，“恐怖分子”可以通过贩卖武器、毒品交易、贩制假冒商品、操纵证券市场、洗钱、勒索保护费、走私活动(包括人口走私在内)、敲诈等行为来获取暴利；另一方面，国家机构和政治家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如虚增工资和养老金，开办私人军事公司，进行军火交易，刺探军情和开展间谍活动，开发军事技术，以及其他方式将无数黑钱洗白，进入“合法”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则在上述行为的交易、投机和投资活动中牟利。
总之，基地组织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与宗教浑然一体的强有力组合，这个邪恶组合给恐怖分子与反恐怖主义者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许多人借助基地组织发泄他们的不满，有些似乎还颇有道理：美国在阿拉伯国家中执行帝国主义政策；若干重要的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相当腐败；以色列无权侵占巴勒斯坦领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导致全球无数人陷入贫困的境地；当代西方文化充斥着腐朽颓废的气息。这些不满与愤怒的根源在强大的宗教思想影响下产生了一个难题：上述问题的绝对化，催生了鼓励滥杀无辜的“道德缺失”，并形成绝对服从的体系。
对国家机关和宗教组织的影响
上述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国家机构、宗教机构、政治领导人在处理宗教问题时必须非常警觉。从最低层面上来说，每个国家都需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宗教冲突，而且最好以积极的态度支持宗教的和平发展，并从宗教的人道主义和艺术贡献中受益。当代各国特别需要解决诸如散居难民或跨国界的宗教运动等产生的新问题。另一方面，宗教团体需要积极应对多元文化混合下的城市与国家、新技术和迅速变化的社会习俗带来的挑战。
下面用三个图表来说明在不同国家宗教与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
图1 国家对宗教的政策
例如：
顶部：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希腊；左下：印度、法国；右下：朝鲜、伊朗。
图2 宗教对国家权力的态度
例如：
顶部：乌干达上帝抵抗军、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
左下：俄罗斯东正教、菲律宾的天主教会；
右下：英国大多数“独立教会”、大多数印度教组织、道教。
图3 宗教间的关系
例如：
顶部：贵格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WCRP)；
左下：基地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美国“基督教右翼”；
右下：佛教、锡克教、印度教、道教。
国家对于宗教事务的管理应该高效而且宽容，对待宗教活动有时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监管，另外一些时候则需要一定程度的容忍。有些国家几乎没有专门的宗教管理机构。拥有相对稳定的信教人群且只进行低水平的宗教活动的国家，可能仅需要设立宗教机构，正如他们为管理企业或者体育俱乐部而设立管理机构一样。可是，在一些多种宗教并存并且有过暴力冲突史的国家，情况远为复杂，不幸的是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更为复杂的是在充满宗教冲突和不对称战争(或者是“恐怖主义”)的灰色地区实现国际合作。
政府在面临由宗教引起的暴力冲突时，应迅速启动紧急措施：如何应对爆炸，如何通过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如何在冲突地区提供援助。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有责任采取积极的措施来镇压暴乱分子。但这种滥用暴力的情况也可能适得其反，缔造一个机构臃肿却人浮于事的“安全部门”。此外，这还可能激怒更多的人，尤其是当“恐怖分子”宣称政府借“反恐”来打击虔诚的宗教活动的时候。当然，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会采取坚决而强有力的措施来保护平民的安全。
如何减少宗教原因引起的暴力行为，消除极端组织利用宗教作为动员和操纵的工具而对人们造成的损害，这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另外，当代宗教组织的跨国性也是令人头疼且不容忽视的。以上谈到的伊斯兰世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问题，西方社会的干预几乎没有触及。可是，西方国家与联合国，或者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来巩固国际地缘政治，甚至解决新的战争经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宗教领袖在社会中应采取建设性立场，但我觉得他们及其追随者应对国家和其他宗教的事务有限度地参与。一些宗教或明或暗地界定了自己的最小利益范围，或表示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很多中国人所信奉的道教就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子，信奉道家神秘主义的人在白云绿水间冥思。这样的信徒在与其他宗教进行文化交流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从更积极意义来说，宗教团体应寻求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进行对话，通过相互交流增进了解。其中一个最受认同也是最大的伞状组织是世界宗教和平会议。
在我看来，任何宗教传统改革和开化的动力必须来自内部。如果一个基督教徒向一个佛教徒讲道，或把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一个信教者都是不可取的做法。宗教领袖和思想家们应该更新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与时俱进。虽然不能期望他们放弃或削弱基本的宗教信念，但是，许多宗教运动已经同意采纳诸如环保、性别平等、多元文化和社会正义等观念。这些观念只是对一些传统思维方式的调整，与几大宗教的基本要素并不冲突。
“冲突转化”是和平研究中普遍接受的一个范例，它意味着通过简单的长期压制手段并不能解决暴力冲突。心怀怨恨的人们需要感受到他们的不满能够宣泄、诉说与解决。否则，这种不满情绪可能酿成旷日持久的社会冲突，甚至波及几代人。在我们步入全球化的时代，宗教领袖可能需要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冲突转化中来。
注释：
①“观众成本”是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模型，是指民众对非日常外交事件的关注，领导人处理此类问题的政策如果不符合民意，就会遭到民众的批评、抗议甚至被解除职务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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