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史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虽然没有留下论述史诗的专著，然而在其许多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却对史诗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见解，对前人的史诗研究进行了科学总结，全面论述了史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认识价值、艺术价值和繁盛消亡等重大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史诗学的基本原理，从四个方面对史诗的基本特征进行了理论概括。
（一）史诗产生于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由民族、部落发展而来，伴随社会出现阶级和国家而产生。马克思说：“在氏族社会组织中，氏族是基本组织。它既是社会体制的基础，也是社会体制的单位。”[1]血缘家庭是第一个“社会组织形式”，[2]所有氏族成员都确信无疑他们“出自一个共同的祖先”。[3]氏族是民族共同体最原始的组织形式或第一发展阶段的类型。几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进一步结成胞族，几个胞族联结在一起，组成部落，形成民族共同体发展的第二个类型。所有部落逐步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形成部落联盟，民族共同体的初步形式，于是出现了民族。民族形成的时间大约在人类社会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恩格斯说：“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在这种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4]在民族形成的童年时期，氏族社会已由繁荣走向崩溃解体，奴隶社会即将产生。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人类集体思维、集体创作的史诗。最早出现的是创世史诗。它积淀了从氏族到民族的发展状况，反映了民族童年时期的原始意识。
人类史前文化史上的野蛮时期的高级阶段，英雄时代与民族童年时期，属同一历史阶段，英雄史诗产生的具体时间虽然晚于创世史诗，但是仍然没有超出同一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考察了荷马史诗产生的时代背景，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社会现实生活，断定它产生于此时。马克思说：“荷马时代的希腊部落、罗马建立前的意大利部落和凯撒时期的日耳曼部落，都处于野蛮期的高级阶段。”[5]恩格斯也说：“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在荷马的史诗中，特别是在《伊里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榨油和酿酒，转为手工艺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圆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6]
长期进行频繁的部落战争，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主要社会特征和现实生活，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民族形成的强大动力，也是童年时期的民族精神。通过部落战争抢劫掠夺财富，以满足生产与生活需要，是英雄时代最伟大而荣耀的事情。因此，谁勇敢，谁疯狂抢劫掠夺谁就是英雄，谁就会被推举为部落首领。恩格斯曾经对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时代特征与民族精神进行过非常精辟的概括：“……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以前进行战争，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7]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雄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格萨尔》、《格斯尔》、《江格尔》、《玛纳斯》等，都把描写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战争作为中心题材，把反映掠夺与反掠夺、侵略与反侵略、分裂与反分裂等为中心内容，把歌颂民族英雄、部落领袖和军事统帅英勇善战、智谋非凡、抑强扶弱、为民除害、保家卫国、反对侵略、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光辉业绩作为中心主题，成为民族童年时期的艺术经典。史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如果没有各民族在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确实发生过的部落战争等重大事件和实际存在过的民族英雄人物，就绝不会有英雄史诗产生。
（二）史诗脱胎于神话。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史诗与神话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神话是史诗的土壤和母胎，史诗脱胎于神话，来源于神话。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8]神话是人类最早的口头文学作品，它是氏族的产物，大约产生于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而氏族早在蒙昧时期的中级阶段就出现了。因此，马克思说：“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其氏族来的，但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神话及其神祇和半神祇要古老些。”[9]在氏族社会里，所有的成员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当时的原始部落都是用动物和无生物来命名的。氏族成员出于对祖先的无限崇拜，必然会非常崇拜代表祖先的那些动物与植物，于是就产生了最早的图腾神话。马克思说：“在许多氏族中流传着一种传说，根据这种传说，他们的第一个祖先是转化成为男人和女人的动物或无生物，它们就成为氏族的象征。”[10]这些图腾神话多数是创世神话。就是它成为创世史诗的土壤与母胎，孕育出大批创世史诗。纳西族的图腾神话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一只白色神鸡。在其创世史诗《创世纪》里，这只神鸡由白蛋孵出，它又生下九对白蛋，分别变为天神、地神、九兄妹、七姊妹。兄弟开天，姊妹辟地，创造了天地万物。图腾神话在《格萨尔》等英雄史诗中，也比比皆是。其次，神话与原始宗教一起产生，进入史诗后，更加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图腾崇拜是早期氏族社会的宗教，和氏族制度一起产生的。”[11]神话是关于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神的故事包括天地的开辟、人类的起源、神的产生和谱系以及内部斗争、神的日常活动等。神是一种原始宗教观念，它把宇宙万物、人类社会都解释为神的造化与主宰。因此，在原始社会里，氏族到部落都来源一个神，都是“宙斯所生的”，“宙斯所养的”。马克思说：“‘宙斯所生的’或‘宙斯所养的’这一类的形容词，也并没有证明任何东西，因为任何氏族都是起源于某一个神，而部落首长的氏族甚至起源一个更显赫的神（在这里是起源于宙斯）。”[12]恩格斯也是这么说的。[13]在希腊神话中，希腊人以奥林帕斯山上的主神宙斯及其周围的男女诸神为主要谱系，并认为诸神具有人的形象和思想感情，具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力量。神话中的英雄传说是各民族对远古历史的回忆和对祖先的赞美。其主人公就是英雄史诗中的民族英雄。他们是神与人所生的半神半人的复合体，不仅体力过人，而且智慧无穷，天下无敌，在对自然与社会的斗争中，功勋卓著，威震四海。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不屈不挠的斗志和机智勇敢的品德。多数神话进入史诗后更加宗教化，神话中的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偶像崇拜、多种崇拜并存，构成多种神灵系统，成为史诗人物的宗教信仰和灵魂寄托。再次，神话是史诗的基础，史诗丰富和发展了神话。一般来说，史诗中的神话比原先单体存在的神话内容更丰富，情节更曲折，故事更完整，形象更鲜明。因此，更有感染力，更加优美动听。最后，神话是史诗的素材，史诗是神话的载体。每一部史诗都要收集和保留大量神话。假如没有史诗这个宝库，许多神话就会失传或在流传过程中产生变异。希腊神话最初见诸于《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后来才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以及古希腊的诗歌、戏剧、历史、哲学等著作中被记录下来。后人将这些散见的神话故事加以系统整理，于是才形成迄今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希腊神话，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三）史诗是民族的百科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史诗的认识价值，将其视为古代社会知识的总汇，民族的百科全书。在远古时期没有文字出现之前，史诗就是最好的、最可靠的、艺术化的口头历史教科书。即使产生于中世纪的少数晚期史诗，也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因此，后人要了解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生产、文学、艺术、语言、婚姻、家庭、民俗等等，就应在史诗中找资料、找答案。马克思说：“古代的歌谣是他们（日耳曼人）的唯一的历史。西班牙人在定居的印弟安人中也发现过古代歌谣。”[14]这里所说的歌谣不是仅指具体的短小民歌，而是泛指史诗一类的长篇叙事诗体作品。关于氏族社会妇女的地位问题，马克思在反复研究《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之后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一夫一妻制家族处于低级类型。他们对于女俘的态度，一般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对待妇女的态度。”[15]即：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对女俘是杀死；在野蛮时期中级阶段，用女俘祭神；在野蛮时期高级阶段，让女俘当奴隶，漂亮的女俘当妻子。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通过荷马史诗可以看到，在英雄时代，随着父权制的确立，妇女已经逐步失去了独立的社会地位：“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妇女的这种被贬低了的地位，在英雄时代，尤其是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中间，表现得特别露骨，虽然它逐渐被伪善地粉饰起来，有些地方还披上了较温和的外衣，但是丝毫也没有消除。”[16]
（四）史诗是庄严神圣的经典。史诗歌咏的不是凡人琐事，而是氏族的起源、重大历史事件和杰出英雄人物。其内容决定它是一部非常庄严神圣的史书与经典。它的演唱形式也是极其庄重严肃的，一般都是在民族的重大活动盛大庆典与祭祀仪式时才演唱。古代美洲印弟安的易洛魁部落联盟中有世袭酋长制，老酋长逝世后，新酋长世袭前要举行隆重的哀悼和授职仪式四天。在这个仪式上，专门安排一名巫师讲诵史诗，对一条记事贝壳珠带进行解释。这条贝壳珠带是当时唯一的史书与经典，由红白两色串连而成，上面记载了部落联盟的机构、原则、历史和重大事件等。每次世袭典礼上讲一遍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臣民毋忘历史、毋忘已故老酋长的功业，使氏族精神代代相传。马克思说：“根据印弟安人的概念，这些珠带由于解释者的解释，能够把当时‘记入其中’的训示、措施及协定十分准确地谈出来。关于这些，贝壳带是唯一的文件。由红、白色贝壳所串成的珠带或由种种色彩的贝珠所组成图形的珠带的意义，在于以一定的珠串可以联想起一定的事实。所以这种贝壳珠带能够对各种事件予以有顺序的排列，并能帮助将它们保持于记忆中。这些贝壳珠串成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的文件，但是他们需要那些有经验的解释者，才能从贝壳上的珠带和图形中得出标记在其上的各种记录。……在巫师的讲解中，对于这些珠带和珠串的解释就成为关于联盟形成以来各种事实的有头有尾的叙述了。这些传说都十分详细地重复讲诵，讲到重要的部分时，就引用这些珠串中所包含的材料来加以强调。这样，‘启用’世袭酋长的会议，就成为一种教育会议了。它使联盟的机构与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记忆中永久常新。”[17]
中国史诗内容的庄严神圣性决定其演唱形式，也是特别庄重壮观的。藏族民间艺人说唱《格萨尔》时，都要穿上整洁的民族服装，戴上奇特的艺人帽，先要焚香祈祷，举杯向三界敬酒，闭目静坐片刻，举行完毕仪式后才开始说唱。圆光艺人说唱《格萨尔》时，先要就地设一神坛，以迎请佣珠玛神谕。神坛四周摆着铜镜、铜盘、水晶石、铜杯、高脚铜盏、酥油灯盏、香柱、青稞粒、净水碗、哈达等。正式说唱前，艺人先要进入角色。无论说唱哪一部、哪一章、哪一段，都有曲调和节奏，演唱道白，一丝不苟，铿锵激昂，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唱者忘怀，听者感奋，始终处于共鸣状态。
马克思主义史诗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科学的理论体系。它与以往一切史诗学有三点根本区别：第一，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分析研究史诗，全部史诗理论贯穿着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释史诗的产生与消亡，揭示其发展变化规律。第二，充分肯定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史诗的历史功绩，旗帜鲜明地否定那些英雄创造史诗、文人创造史诗、少数人创造史诗等历史唯心主义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史诗学，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史诗的作者问题。第三，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论，打破历代学者仅仅以艺术性比高低，忽视史诗思想性的局限性，既重视史诗的艺术性，也重视史诗的思想性，在全面评价史诗的基础上，特别强调史诗的认识价值，充分肯定它的历史地位。
注释：
[1][2][5][12]《路易士·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俄文版，第9卷，曹葆华译本，第62、22、2、145页。
[3][4][6][7][13][16]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9、100、22、160、103、52页。
[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61页。
[9][10][14][15][17]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9、144、39、235、120-121页。
[11]林耀师主编：《原始社会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