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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2;D651.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1)03-0059-07
半个世纪以前，在祖国大陆的雪域高原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农奴制度的桎梏下摆脱出来，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
进军西藏的决策
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达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和平”的目标。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西藏何时解放，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暂缓解放西藏，一是对治川有利，二是可给部队一个休整的机会。而实际上那时解放四川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等），已分别在川东、川北、川南、川西和西康省驻防，并分工担负地方革命建设任务。
但是，国外敌对势力在我国西藏加紧了分裂活动，怂恿并支持西藏地方政府搞“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正式变为他们的附庸。印度在继承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遗留的各种特权后，其驻拉萨代表处负责人黎吉生（英国人）为西藏地方政府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献策。英国频繁与美国密商西藏问题，派特务在拉萨和昌都等地搜集我情报等，而美国一些官员则叫嚷美国要担负起支持和维护西藏独立的责任。美国电台评论员托马斯父子于1949年8月到西藏活动，一方面致信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助“西藏独立”，一方面致信西藏地方政府，提出要他们培训游击部队对付人民解放军入藏。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加紧了进行“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按照黎吉生的教唆，于1949年7月8日制造了罪恶的驱汉事件，还在英人直接帮助操纵下建立广播电台，以藏、汉、英语播放煽动“西藏独立”的言论，抵制解放军进藏。9月，西藏官员会议制定了对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文武策略；11月西藏“外交局”致电毛主席，提出请不要让解放军越境入藏的无理要求；几天后，当时主管西藏地方政务的达扎摄政与黎吉生、托马斯密商后，确定西藏派“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与美、英、印的勾结日盛一日，紧锣密鼓地进行分裂活动，形势非常严重。
这种分裂中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藏族人民的优秀代表桑吉悦西，在1949年9月9日发表“西藏全体同胞，准备迎接胜利的解放”的文章。其他一些藏族爱国人士也纷纷表态，十世班禅从青海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拥护解放西藏，被达扎摄政害死的爱国活佛热振的近侍官员益西楚臣到西宁要求解放军迅速解放西藏。
为了满足西藏人民的热望，维护国家的统一，使西藏人民尽早享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感到“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论断，并于1950年1月2日毅然向中共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提出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仍由西南局担负。西南局提出方案报经中央和毛泽东后，进藏任务就具体落在十八军（约近四万人）和云南、青海、新疆各几百人到上千人的进军队伍的肩上了。
争取和平解放
中央和毛泽东下达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命令后，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成了人们首先关心的问题。
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注重民族团结、反对民族歧视的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特别是从西藏人民的利益出发，对于西藏这样一个有许多特殊情况的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就是在西藏当局将和谈大门关闭之后，解放军不得不举行昌都战役时，中央也没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8月23日，毛泽东在致西南局并告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期于10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确定的方针是，“今年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解放昌都后，参战部队不但没前进，有的还后撤至甘孜、玉树一线。这都说明，我们提出和平解放西藏的口号是真实的、有诚意的。
帝国主义侵入西藏后，一方面奴役压迫西藏人民，设机构，驻军队，建立通信设施，享受各种特权（如出口上税，进口不上税）；另一方面极尽欺骗、诱惑、收买、拉拢之能事，培植亲帝分裂势力，鼓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分裂祖国。对此，广大人民群众和部分上层人士是反感的。虽然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阴谋搞“西藏独立”，但英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均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当局内部有些人士也是主和的，西藏人民更是希望和平的；藏军虽有不少特点，但实力根本不能和解放军相比。因此，和平解放西藏不仅是最得人心的，而且是可能的。
中央在提出西藏当局派代表来京谈判的同时，还准备了具体谈判条件。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遵照中央指示拟定了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四条。在此以前，青海省委也拟定了与西藏当局谈判的六项条件，5月17日，中央电示西南局和西北局，肯定了西南局拟定的四条，并指出：“在解放西藏的既定方针下和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是完全必要的。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美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协助人民解放军入藏。我们方面则可以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宗教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总之，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基本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和分化作用。”中央要求西南局和西北局从速各起草一个作为谈判基础的若干条款，报中央审定。西南局根据中央指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亦称十大政策），5月27日报送了中央，中央于5月29日复电同意，毛泽东在第八条中增加了“及西藏领导人员”七个字，说明毛泽东非常重视对西藏上层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工作。
虽然这个十项条件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成了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政策和约法规章，同时也是向藏族各阶层宣传的主要内容，并作为向西藏派人劝和的主要依据，特别是成为一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基本依据和基础。
为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成为现实，在十大政策出台前后，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在1950年9月以前，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对西藏当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0年1月20日，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地方当局应派代表团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针对西藏代表的无理要求答复说，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并欢迎来京谈判。随后，我国驻印大使和使馆人员先后会见西藏代表，表明中央统一祖国的态度，阐明党的民族政策，指出其闹“西藏独立”的错误，两次重申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催促在印的西藏代表赴京谈判。8月21日，周恩来总理给印驻华大使潘尼迦的备忘录中，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的及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虽然周总理和中央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复做工作，三番五次地对西藏当局提出劝告并将谈判日期延后，但西藏代表仍没有采取积极行动，甚至在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把解放军即将行动的问题直言不讳地告诉西藏代表后，他们还在拖延。
在中央直接向西藏当局进行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南局和西北局也大力开展劝和工作。2月1日，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张竞成（藏族）等人去西藏，于5月初到拉萨，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和喜饶嘉措写给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以及带给达扎的口信交给有关方面。但张竞成于6月被迫离藏。接着西南局拟派志清（即密悟）法师赴藏劝和，2月25日，中央电告西南局和西北局，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中央还提出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亦应设法派去。3月底志清法师与贾题韬居士，行至金沙江畔岗托，被西藏当局阻拦，直到昌都战役后才成行。5月1日，青海省由当才（达赖的长兄）、夏日仓、先灵等活佛组成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秘书为迟玉锐）准备进藏。5月3日，党中央电告西北局同意并指出：“要西藏政府速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该团于7月中旬出发，至藏北黑河（今那曲）后，为西藏当局所阻，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到拉萨后夏日仓、先灵活佛被软禁，迟玉锐被押解山南。经斗争，1951年春迟玉锐等才被释放。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于1950年5月5日致电朱总司令，请求入藏劝和，开始朱总司令担心他的安全，想要他先到北京参加会议，但格达活佛考虑劝和事大，不顾安危，决心前往。后来中央认为他的意见很好，鼓励其前往。7月10日，格达活佛离开甘孜赴昌都，沿途召开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喇嘛座谈会，宣传中央的民族、宗教政策，劝告他们不要与解放军为敌，争取西藏和平解放。24日，他至昌都后被阻，既不能前去拉萨，又不能回甘孜，于8月22日被害死。
进藏先遣部队为了和平解放西藏，一方面按中央指示做好与西藏当局派代表进行谈判的精神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被动地等待，而是尽可能主动地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做工作。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吴忠师长和天宝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委员）给西藏昌都总管拉鲁写信劝和，希望他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谈。新疆独立骑兵师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带领下，于8月底进抵远离拉萨的阿里改则地区后，立即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阿里噶本（相当专员）派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携带信件前来进行谈判。两位代表还通过李狄三致电毛主席，表示西藏人民要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服从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和指示，并表示要促使西藏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李狄三又与噶本写信协商，噶本保证协助解放军开展工作，并互赠礼品。
从中央到进藏前线部队，从北京到西康、青海、新疆，从地方到军队，虽然做了许多工作，对西藏当局的条件是很宽大的，但是除阿里噶本作出积极反应外，西藏地方政府根本听不进去，不是借故应付，就是大谈“檀越关系”（即施主与寺庙之间的关系）。西藏当局还认敌为友，做出阻拦、驱逐、软禁、害死来使的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他们为搞“西藏独立”不但蔑视中央，提出无理要求，顺从帝国主义旨意，顽固地与祖国对立；还疯狂地征召“民兵”，扩军备战，从外国进口武器，请外国人帮助训练军官，并调兵遣将，把重兵调至昌都地区，沿金沙江一线和昌都、类乌齐一带设防堵击解放军进藏。
被迫以战求和
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结果时，为了祖国和西藏人民的利益，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以战求和，不得不被迫发动昌都战役。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西南军区命令十八军在云南一个步兵团和青海骑兵支队配合下“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那么，在宽广的西藏高原，解放军与很有特色的藏军作战，各方面情况又不熟悉，怎样才能取胜，就成了一个人们关心的问题。
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中央、毛泽东和西南局、西南军区都极为重视。当时从中央到十八军主要担心的是粮食问题。基于对粮食供应的考虑，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在对中央军委报告中要求推迟进军时间，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6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推迟昌都战役给军委的报告，也是根据“绝难提前抢运最低数量之粮食”而提出的。8月23日，毛泽东在同意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实施计划给西南局、西北局的电报中特别询问，“你们一万六千人（指五十二师和军直三个加强营、一个辎重团等部人数）由甘孜向昌都进军，粮食全靠部队携带及牦牛载运……甘孜是否已有这样多的粮食，部队及牦牛是否有这样大的运输力”。8月26日康藏公路通车甘孜，支援司令部准备的物资已开始不断地运抵甘孜。十八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也于9月22日被西南军区批准，但张国华仍不下达具体执行的命令，他在考虑如何携带和向昌都运输粮食问题，直至他与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甘孜一带访问当地的土司头人，并取得他们出动大批牦牛帮助解放军运输粮食的承诺后才下达作战命令。这些足以证明各级领导对粮食的重视和粮食在作战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以及后勤工作包括藏胞支援的重要性，正像西南局、西南军区、二野在进藏初期提出过的“补给重于战斗”啊！
在作战方面，尽管藏军有帝国主义支持，有神权统治，有适应高原生活和熟悉当地情况等特点，但从总体说，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藏军根据他们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争夺藏东的经历，虽然也在玉树和藏康滇三角地带进行了部署，但防守重点是昌都及以东和东北方向。中央和西南局、西南军区最担心的是怕敌人不同我们决战，或向黑河（现那曲）、拉萨撤退，我们包围不住他们，或分散同我们打游击，使我们被动起来。根据西南军区的指示，十八军在9月11日的具体部署中就特别注意了如何彻底歼灭藏军，在兵力使用上用了士气旺盛、装备优良、数量三倍于藏军的人员；在兵力部署上将主力使用于北线，即甘孜、昌都、恩达至拉萨大道（含）和察雅以北地区。在作战方式上，解放军沿金沙江一线正面与侧翼主攻、助攻、佯攻与外线大迂回及后期南线的拦截相结合，将藏军包围住，先一股一股吃，然后聚而歼之。战役的关键是要将藏军包围起来，大迂回部队赶到恩达就能包得住，包得住就能胜利。
昌都战役自1950年10月6日开始，北线右路实施大迂回的部队首先在邓柯渡过金沙江，在青海玉树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后绕道直插昌都至拉萨的通道口恩达，然后从西往东包围藏军，其他各路部队在完成各自任务后直奔昌都或昌都以南与西南，形成大的合围圈，将藏军全部歼灭。至10月24日战役结束。战役历经19天，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仗，解放昌都和昌都地区，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此前全部藏军扩充到16个代本，昌都战役消灭的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俘获在藏军中服务的英国人福特、柏尔及印度人2名，可以说藏军主力已被消灭。战役中，解放军伤亡114人。
昌都战役不是为战而战，也不是只为消灭藏军和解放昌都而战，仍是为和谈而战，打下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所以参战部队都很注意在军事取胜的同时，更要在政治上取胜。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其他守则，并按十大政策办事，开展上层统战工作，为群众做好事，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不但得到甘孜等地区人民的大力支援，还得到昌都战区人民的欢迎。昌都头人和群众闻讯后，有的竟去昌都北的洞洞竹卡和昌都东的达马拉山欢迎接应部队。各路部队陆续进抵昌都时，城内更是一片欢腾。在战役中我们对藏军的分化、瓦解、争取工作也很有成效。藏军第九代本在解放军南线部队的战前战中政治攻势和政策感召下（包括动员九代本认识的上层给他写信），在解放军渡江向他进攻的第五天（10月11日）就起义了。
签订十七条协议
正如毛泽东在昌都战役前所预见指出的，昌都战役后，西藏政治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昌都战役情况很快传播到西藏各地，西藏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特别是释放、遣返的藏军，他们将耳闻目睹解放军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情况讲述给亲朋好友和其他人，打破了很多谣言迷雾，减少了藏胞的恐惧心理，增加了他们对解放军的理解，有的急盼解放军到达。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西藏地方政府分成了两摊，一是达赖和一部分主要官员离开拉萨逃往中锡边境的亚东，以便见机行事，称亚东噶厦，掌握重权；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等留在拉萨，称拉萨噶厦。上层统治人物比较倾向祖国或感到和谈有利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主和派势力上升，亲帝分裂主义势力受到很大打击，他们遭到主和派的责备。
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继续敦促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京谈判，昌都前线部队除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外，还直接向西藏方面做工作，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军政官员也根据亲身体会向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上书，请求派代表赴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西藏地方政府观望了一段后，派到昌都的谈判代表仍只提无理要求。直到他们感到我们军事上强大，政治上宽大，寻求外国对他们再予援助又无多大结果时，达赖才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由他亲政和决定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赴京进行谈判。
1951年4月29日至5月23日，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指导下，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与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进行谈判。经过双方努力，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为十七条协议。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西藏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它解决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特别是清朝末期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所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西藏问题。它将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中央人民政府必须在这块土地上行使主权，绝不允许闹分裂、搞独立，绝不允许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存在，更不允许西藏任人宰割，西藏的涉外事宜由中央负责。它规定了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消除多年以来西藏地方实际上存在的有边无防的现象，维护西藏和全国的安全。它解决了西藏地方内部长期不团结的问题，“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有了这种不要一方压迫另一方的兄弟般的团结，西藏地方就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更值得提出的是，协议充分照顾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的特点，在这些方面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上制定了特殊的政策，如保留西藏现行的政治制度，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均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等等。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西藏地方原有的政治制度基本上原封不动，这个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当时的斗争主要是共产党、解放军联合封建农奴主（三大领主）中的大部分人反对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1957年中央和毛泽东提出6年不改，内定是11年不改，以后改不改，还要看情况，首先看西藏领袖人物的态度。事实上，如果不是西藏地方政府和分裂主义分子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于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不会提前进行的。如果按正常情况进行改革的话，根据中国共产党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和平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改革也是要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和平进军，站稳脚跟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了保证协议的正常执行，巩固西藏地区的国防，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协议达成的第三天，即1951年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进军训令。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和新疆、云南等几路大军开始向西藏各国防要地进军。
中央先派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张经武绕道印度至中锡边境的西藏亚东，向达赖喇嘛面交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及协议抄本，阐明党的政策。8月8日，张经武一行到达赖拉萨（8月17日达喇嘛一行也回到拉萨）。
新疆独立骑兵师两个连，由副团长安志明率领，进至阿里改则，与先期到达的一连会合后，经普兰进驻阿里首府噶大克。加上进至日土的一个连，共为四个连。至此，该部队改为阿里骑兵支队。云南进藏的一二六团于10月1日进驻察隅。十八军从西康甘孜和昌都启程，先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带一个步兵连于9月9日进驻拉萨。随后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军直和我们五十二师一五四团、一五五团等部分队于10月26日和11月7日分别进驻拉萨和太昭（现工布江达）一带，11月15日，一五四团进抵江孜、日喀则，后于1952年7月15日到达亚东，把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范明任司令员、慕生忠任政委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于8月22日从青海香日德出发，12月1日进抵拉萨。在和平进军中，虽然各路进藏部队没有遇到什么敌情，但恶劣的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则是我们部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每人负重70斤左右，翻过十余座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过十数条大河和数不清的支流与小溪，穿过草原、密林、峡谷等复杂地形，忍受着空气稀薄的折磨和饥寒的痛苦，加上昌都战役以前和从拉萨前进所走过的路，我们一步一步地用双脚踏过四至六千华里的路程，终于完成了光荣而悲壮的和平大进军，实现了进藏誓言。
为了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中央和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没有进到西藏前是考虑如何进去的问题，部队进藏后又考虑如何不被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赶出来并且站稳脚跟的问题。十八军进到拉萨后，问题就发生了。张国华去见鲁康娃时，鲁康娃狂妄地说：“饿肚子比打败仗还难受”，攻击张国华带的人多，声言不给粮吃。1951年11月11日，在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指使下，反动分子拼凑了一个以商人和无业游民为骨干，纠合各种社会渣滓的反革命组织——伪人民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制造骚乱。1952年3月11日，这个反革命组织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同时他们在拉萨进行示威，闹得商店关门、市内秩序混乱。4月1日，西藏地方政府几个噶伦带着3个伪人民会议分子向张经武代表请愿。反动分子2000多人秘密包围中央代表住所（中共西藏工委机关），两司曹还指挥藏军和三大寺喇嘛制造骚乱，向解放军挑衅。在这种情况下，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在从军事上做好应变准备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揭露敌人的阴谋，驳斥伪人民会议分子的无理要求。张经武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三次致函达赖要求取缔伪人民会议；并于4月8日仅带数名随员登上藏军荷枪实弹的布达拉宫与达赖面谈，要他解散伪人民会议，惩办制造骚乱的首要分子。4月15日，张经武又通知达赖撤销破坏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罪魁鲁康娃和洛桑扎西的职务。至此，达赖感到问题严重，下令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接着，西藏地方政府逮捕拘押了50多个伪人民会议骨干分子，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伪人民会议事件得以平息，紧张的形势稳定下来，从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扶持了一批上层爱国人士，打击了亲帝分裂主义分子。
对这次两司曹支持搞起来的伪人民会议事件，中央在4月6日的电示中指出：“不应看做只是两司曹等坏人做的，而应看做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做的表示。”“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议），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4月9日中央又指出：“我们的妥协政策，是对达赖及其他中间派实行的，不是向鲁康娃等反动派实行的”，“我们必须借此无理骚乱（破坏协议和解放军敌对）为题，尽可能将反动派痛惩一下，否则西藏政局不能稳定，爱国分子不能抬头，生产、贸易、医药、修路、统战等各项工作都不能开展，我们将经常处于被动”。由此可见，虽然这场斗争激烈，但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策略的灵活性，对人的处理也留有余地，包括对鲁康娃、洛桑扎西两司曹，也只要求撤职，没有查办，这是中央实行宽大政策的又一证明。
圆满地解决伪人民会议事件，是共产党和解放军同帝国主义怂恿支持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又一次较量的胜利，既促进了西藏形势的好转，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刻了解西藏情况的复杂性，提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慎重稳进”方针和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办事的自觉性，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在西藏站稳脚跟。现实情况要求我们一方面做好人的工作，创造政治条件；一方面改造自然环境，创造物质条件。
西藏是个长期封闭的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自从1888年和1904年英帝国主义两次侵略中国西藏以后，西藏的主要社会矛盾转化为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其他矛盾包括农奴与农奴主之间的矛盾，藏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达赖集团与班禅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是次要的。解决西藏问题，首先要解决西藏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协议第一条就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高举协议的大旗，建立广泛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团结大多数人，反对和孤立帝国主义及顽固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西藏的上层人士，包括政府官员、贵族、活佛和寺庙负责人等，既压迫剥削统治着西藏劳动人民，又代表着西藏民族，不仅能影响群众，还有很强的控制力，因而在一个很长时期中他们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层统一战线。当然，我们对上层工作也不宜过急，张经武代表初到拉萨后，中央曾指出“初进拉萨，对达赖及拉萨上层，主要是设法接近，进行宣传解释，以解除其顾虑，尚不宜采取进步措施”。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自然是我们党的天然盟友，但那时为了团结上层人士，我们还不能直接发动群众，更不能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只是为影响群众而进行些急需和可能的工作。这种影响群众的工作，我们在开始也是首先通过上层去进行的。
我们从进藏初期起，在调查研究西藏情况，动员藏胞（实为上层人士）支援牦牛、骡马运输，组织力量到西藏劝和，以及其他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包括新疆先遣连做阿里噶本的工作），协助解放军进藏，和处理伪人民会议事件，都很重视统战工作，而且很有成绩。以后的统战工作更有重点。伪人民会议事件发生后，毛主席于1952年4月6日指示：“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政治经济的目的。”班禅于4月返藏后，中央在8月16日指示西藏工委：“你们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工作，应以上层统一战线，首先是争取达赖和班禅及其集团的大多数”。这在10月26日中央提醒西藏工委充分认识佛教在西藏民族中的重要地位时，对达赖、班禅问题做了解释：“达赖、班禅在各阶层中享有很高的宗教信仰”。第二天，中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团结达赖和班禅，即力谋和平统一西藏内部时，一方面固然要估计到班禅方面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性，并善于和运用这种进步性。但同时必须认识和估计到达赖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在西藏地区而且在整个西藏民族中都比班禅为高的事实。因此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和平统一西藏及和平解放西藏后我们在西藏地区的各种工作政策，都不能不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中央还特别提到“对于以争取达赖集团为首要任务的方针，不可有所动摇”。以后中央又指示：“以争取达赖集团为主要任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和班禅集团和壮大左派，争取中间派，分化和争取右派”。很明显，中央的统战工作方针一次比一次明确，但最主要的是以争取达赖和达赖集团为主，同时坚定地团结班禅集团。所以采取这一方针，是因为班禅和班禅集团虽然力量较小，但那时是统战队伍中的爱国进步派，或左派，必须坚定地团结。达赖虽然在统战队伍中处于中间状态，但他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影响较班禅为高；达赖和达赖集团控制着西藏90%以上的地区和人口；他们的代表性大，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就是达赖集团的人员，和中央谈判由他们派代表，十七条协议也主要由他们去执行，他们实际上是西藏的代表者，这在民主改革还没有进行的情况下，是不容忽视的。上层统战对象以达赖集团为主，可以说是惟一正确的选择。据此，中央于1952年10月27日和1954年2月两次批评了先分治后统一（即在班禅地区先搞区域自治，以促成而后实现全西藏的统一区域自治）的思想，并为进一步统一认识，增强汉藏民族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防止和粉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造谣挑拨，于1954年8月2日又专门指示全国各地“在有关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尽可能做得恰当，避免刺激他们任何一方，避免引起他们的猜疑，并且适当地促进他们之间的团结”。并强调指出：“中央的方针是在西藏地区逐步地实现统一的区域自治，在达赖第一，班禅第二，达赖为正，班禅为副的原则下，把达赖、班禅两方面的爱国力量和其他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统一的西藏自治区。”
从此，西藏工委遵循中央指示，广泛开展对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贵族、寺庙和青年、妇女、商人等方面的统战工作。从拜访联络、请客送礼、贸易往来、看病医疗、开办小学、给喇嘛放布施、藏汉语文互学、组织赴内地参观等，到逐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如成立爱国青年文化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学习协议委员会等。达赖、班禅在初步团结的基础上于1954年秋联袂进京，一起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西藏上层统战工作的一个重大胜利。西藏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从建立到逐步的巩固与扩大，并在上层同意和支持下，较好地开展了影响群众的工作，民族团结明显加强。
进军西藏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交通不便、物资匮乏。进军任务一定，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南军区、西北局与西北军区都特别重视后勤保障工作，首先是修路修机场，改造自然环境，创造交通条件。西南军区接受进军西藏任务半个多月即于1950年2月1日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2月9日，责成它“克服一切困难，不惜任何代价（进行）修路”。8月26日，康藏公路雅安至甘孜段修通。1951年4月后开始修建甘孜机场和康藏公路甘（孜）昌（都）段。5月25日，毛泽东又在进军训令中对进军、补给、筑路、修机场等进一步做了部署，对康藏、青藏公路通拉萨的线路也做了明确规定。1952年11月21日甘昌段公路修通，昌都从此成了进藏部队运输补给的重要基地。此后，为了实现毛泽东关于“康藏公路1954年通车”的要求，西藏工委、军区采取了从昌都向拉萨方面施工和从拉萨向昌都方面同时施工的方法，在世界公路史上难度最大、长二千余公里的高原线路上，筑路英雄们征服了一座座高海拔的大山和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尼洋河、拉萨河等大江大河，先后约10万人的军、地、群施工队伍，用了近五年时间，以牺牲三千多人的代价，于1954年使雅安至拉萨的康藏公路修通。青海格尔木至拉萨的青藏公路也于当年修通。两条公路同时通车，根本改变了西藏运输补给困难的状况，西藏人民称之为“幸福的金桥”。
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提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以后又提出“一面进军，一面建设”，1951年9月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生产与筑路并重”，部队要进行农业生产。1952年4月6日中央指示，要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第二条是从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8月6日，中央在“主要任务”的指示中又提出“争取时间解决生产自给和交通运输问题”。所以十八军及十八军独立支队等刚进驻拉萨不久，就不顾劳累，组织力量进行开荒生产。接着，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进一步加强运输和开展内外贸易，特别注意套购粮食等物资。这样，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原则下，一靠牦牛、骡马、骆驼和汽车运输；二靠机关、部队开荒生产，种菜种粮；三靠国外（主要是印度和尼泊尔）进口；四靠在不引起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以银元在当地进行必要的采购，既解决了军供，还兼顾了部分民需。这是中央方针政策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和西藏人民支援和支持的结果，也是对进藏部队和工作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回报。经过4年多各方面的努力，以康藏（后改为川藏）、青藏两条公路通车为标志，共产党、解放军在情况极其复杂、斗争极其尖锐、自然条件极其困难的西藏地方站稳了脚跟。外国侵略者和反动上层妄想在西藏饿垮、困死、赶走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阴谋彻底破产了。我们就像雅鲁藏布江有源之水和喜马拉雅山有基之石一样，巍然屹立在雪域高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