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新视野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4)02-0061-04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原理，一方面为我们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另一方面，这一原理也有局限性，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着片面性和不科学的方面。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必须与时俱进，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一、从消灭资本主义以巩固社会主义，转变为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和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可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良好的前提，并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但是后来由于资本主义的封锁，我们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学习苏联，并且在客观上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逐步走向了绝对化，导致我们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认为资本主义成分是完全过时和绝对反动的，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认为两者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尽管早在1956年底，毛泽东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但这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实施。他在1955年曾讲过的要“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观点占了上风，1957年出现反右斗争扩大化，1962年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后，更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以至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党内资产阶级”，造成十年“文革”的大灾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仍然把资本主义当成是洪水猛兽，加以绝对地拒绝和排斥。1977年3月，《国际贸易》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不允许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允许外国资本家来开发资源，也不允许外国资本搞什么联合经营。1978年5月出版的《“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篡改》一书指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在春季广交会上代表官方声称，中国坚决不准向外国贷款和不准外商来华投资办企业。
我党之所以会出现以上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理论上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把马恩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作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套用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力图建设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王国，而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存在，以为对资本主义斗得越狠，消灭得越彻底，社会主义才越巩固，忽视了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中国发展生产力这一重大课题，没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次，我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文明成果看成是同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属于基本制度范畴的东西，结果把这些文明成果当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其实，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中，许多是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的经验和规律的东西，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都可以用的，甚至是不用不行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提出要改变过去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这也是一个曲折、复杂、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两种制度将会在这一进程中长期共存、竞争相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相互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也有继承和发展的一面。中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往，要利用国际上的一切有利因素来搞好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因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把对外开放、利用资本主义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作为我国长期实行的基本国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上走向对话，它们之间的思想、政治、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多种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是世界的丰富多彩和文明的多样性的表现。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发展，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创造了许多成果，我国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不但包括物质、资金、技术层面，而且也包括民主政治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既要学习资本主义建设物质文明的成功经验，而且应该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在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中取得的一切有益的成果。
二、从以“对抗”为主转变为以“合作”为主，从“你死我活”的竞争转变为努力追求“双赢”的结局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的共处中，既对抗又合作始终是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状况。由于两种制度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两制国家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双方共存于人类社会之中，两制国家之间又需要相互合作。过去，我们过分强调两者的对抗。现在，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广泛的对话和合作的前景，对话、交流、合作应该成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主流。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要摒弃冷战思维方式，共同关心和解决事关全人类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全球环境保护、资源浪费、毒品走私、艾滋病蔓延、核武器扩散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不能主要通过使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各国都赞同要把国际关系中的“共存——对抗”逐渐演化为“共存——竞争”模式。并且双方都应力争追求一种“双赢”的竞争结局，而不应片面强调要消灭对方。而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竞争中都曾谋求摧毁对方，采取了“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态度，摆出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架势。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表明，目前每一方都无法尽快地彻底消灭对方而使自己一方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不是强国支配弱国的单向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政治集团之间的从属关系，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双向性的依赖关系，是新时代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积极追求和实现“共存共利”的“双赢”。
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一步阐明了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了处理两者关系的新思路。一方面，他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两者具有根本的区别，并坚定地指出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跳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的传统思想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1](P48)的新思路。这就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一球两制”将长期存在的世界上，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提供了总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三、从片面强调坚持原则，转变为注重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
过去，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片面地强调坚持原则，走上了一条极端的道路。其突出表现就是，与国内打倒“封、资、修”相对应，在国际上打倒“帝、修、反”。中国不仅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尖锐对立，而且同主张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缓和与交往的苏联、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尖锐对立，甚至还同与这两类国家关系比较密切的民族主义国家尖锐对立，使中国的外交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在40多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中，我们就同近30个国家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由于中方外交人员不讲究策略，搞“输出文革”或采取不符合外交惯例的做法引起的。
社会主义国家处理不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体系。就国内矛盾来看，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几十年来虽然有所调整和缓和，但仍然无法根本解决；就其国际矛盾来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以及不同地域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其中尤以“南北”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利用矛盾，在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时，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讲究策略，不断拓展自己的活动舞台和回旋余地。
邓小平在实践中，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怕压力，敢于斗争。在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孤立，也不受挑动，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在处理与别的国家关系时，“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P348)，一切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且主张，中国的外交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打牌，要同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策略问题上，冷静观察，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沉着应付，注意把握好斗争时机和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既韬光养晦，又有所作为。善于把握形势，抓住时机，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1989年6月以后，美国借口人权问题，大肆干涉中国内政，并率先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困难的时期。邓小平提出，处理中美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决不让步；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要利用矛盾，打破制裁，不要迎头相撞，要避其锋芒，以柔克刚，学会打太极拳。总之，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是20世纪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复兴的重要条件。
四、从片面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转变为重视和平过渡的现实可能性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学说，都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每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也只能回答他所处时代物质、文化条件下所允许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一般规律，但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这个规律在各国实现的具体答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发展规律不同，社会规律要有人的参加才能实现，如何实现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P263)这一结论，要通过无产阶级对革命形势的判断来选择斗争的策略。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宗教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现途径和具体内容必然会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根据他们那个时代的特点，鉴于当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镇压，他们得出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结论。
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的结论。恩格斯本人在晚年也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他在回顾和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历史后，坦诚地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他和马克思对19世纪中叶的估计，即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容纳不下其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会在欧洲各国发生，资本主义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是错的。列宁也并没有完全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时代的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已不再具备，使无产阶级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首先，知识经济、科技进步和新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使得社会财富的增加主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而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是发展的前提，是人类的共同利益之所在。所以，知识经济、科技革命的发展，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提供了无比优越的条件。其次，社会文明、社会道德的进步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形式在许多情况下失去了必要性、可能性与合理性。以这种形式进行斗争，不但不可能胜利，反而会造成道义的、物质的和生命财产的多种损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一定角度看，传统的阶级斗争形式不但不能有效地推动历史进步，而且还会迟滞历史进步的步伐。第三，从世界革命的形势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即将发生社会主义暴力革命的迹象。虽然这并不排除局部的、暂时的武装暴动或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但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运动将主要以和平的方式向前推进。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二战以后就没有大规模的暴力革命行动了。他们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地探索用和平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纲领我们且不去说，就连我们也承认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欧洲共产主义也公开宣称：只要进一步改革社会经济制度，就可以使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进行合法斗争和通过和平民主道路，同样可以实现社会主义。
一系列的新情况告诉我们，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它将取代暴力革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暴力革命则退居次要地位。所以，在不存在武装斗争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追求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形式也应该适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转入以和平方式进行斗争。
五、从片面认为要利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把社会主义的因素创造出来，转变为资本主义在潜移默化中演变成社会主义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预先产生和发展起来，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生和建立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从而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把生产资料交给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而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掌握政权，成为统治阶级，从而依靠政权的力量，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3](P272)列宁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现成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形式已经具备了；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种现成关系。”[4](P455)无产阶级只有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后，再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才能建立和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在强调上述观点的同时，人们却忽视了马克思的另一种想法，这就是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解放“新社会因素”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3](P470)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5](P60)这就是说，工人阶级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实现，关键是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如何而定。所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解放“新社会因素”的运动。
2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进一步表明，社会主义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量的积累，局部的变革，具体社会问题的解决等，显然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忠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现在，我们发现在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中竟有分配公正化，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几近消灭等新社会现象的产生。例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其收入差距在世界各国中可能是最小的。所谓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在那里可以说基本消失。过去我们只承认共产党所走的道路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对西欧社会民主党所走的道路加以全盘否定。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具有片面性，我们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应该承认，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世界里正在两个场合进行着试验：一个场合是在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用武装斗争的办法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也应看到，这种办法对社会主义只是起了一个“催生婆”的作用，这些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在事实上是“不够格”的。另一个场合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先进人士正在资本主义孕育新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尝试创造某种社会主义模式。所以，瑞典社会党与苏联共产党、第二国际理论与第三国际理论，其所遵循的革命路线、方针和方法，都是对的或者是有道理的，两者的区别主要是它们所走道路的不同。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寻找另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说，是在资本主义胎盘内逐渐地培养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以便渐进式地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新形态，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必然越来越贴近社会现实。
总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非是彼此隔绝的，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所采取的各种改革和妥协措施，也会使社会主义因素不可避免地在其中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只有承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由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之中”这一现实和科学结论，才有利于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地处理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4-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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