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政治家金允植与清朝人士的尺牍交流
季 南，苏嘉琦
（延边大学，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 金允植是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19世纪中朝政治交流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的《云养集》中收录了他与清朝官员和文人的尺牍11 篇，清晰地记录了金允植与多位清朝官员和文人交往的细节，主要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学习和相关事宜的商讨，其中不乏有金允植与清朝官员和文人之间真挚友情的详细记录。这些尺牍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对金允植个人以及与之交往的或者在尺牍中提到的相关清朝官员和文人的传记编撰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 朝鲜朝；金允植；清朝官员；清朝文人；尺牍
金允植（1835-1922），字洵卿，号云养，朝鲜朝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是朝鲜朝末期处理洋务和外交的第一人。西方列强的冲击不仅使“天朝礼制体系”受到极大挑战[1]，朝鲜国内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宗亲政后不仅改变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而且开始主动与英、法、日等国交往，急需借鉴清朝处理洋务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金允植在光绪七年（1881年）以领选使的身份出使清国赴天津学习洋务。金允植的《云养集》中收录了他与清朝官员、文人尺牍交流的相关资料，对了解当时的历史人物和历史现实有着重要价值。本文从这些尺牍资料入手，还原当时他与清朝文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交流的具体情形，进而揭示尺牍资料重要的文献价值、学术价值。
一、金允植尺牍交流的对象
《云养集》中收录金允植与清朝人士交往尺牍9 篇，其中写给李鸿章、张树声、张謇等三人各1 篇，写给周馥、袁世凯各3 篇。现将这些人物简单介绍如下：
李鸿章（1823-1901），中国近代化之父，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现代意义“外交”的创始人。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开中国军队近代化先河；创建新式学校，开新科取士，倡导留洋，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清末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袁世凯（1859-1916），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袁世凯早年在朝鲜驻军，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与金允植是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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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1837-1921），深受李鸿章倚重，自1871年开始协助李鸿章办理军务30 余年，积极参与各项洋务运动，建水师、造轮船、开煤矿、铺铁路、造枪械弹药、办各种学堂，均成绩斐然。李鸿章去世后，周馥接任直隶总督和通商大臣。
张树声（1824-1884），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又“文武兼资，通达中外机要”[2]的政治人物，自1862年率部投靠李鸿章后，历任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
4.完善考核制度为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对学生的管理和测评，试制定量化考核制度：考核由上课出勤率、课堂参与度、书本作业完成情况、作业论文考核、中末考成绩等五项内容组成。由教务部门检查，并负责组织实施，根据规定，教师的成绩评估要制定相应的评估标准，个人绩效考核分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上课出勤率、课堂参与度、书本作业完成情况、作业论文考核作为平时成绩，记入教学日志，平时成绩为 60%，考试成绩为 40%。不参与以上五项考核内容的学生，本项目学生成绩视为不合格。
在写给张树声的尺牍中，提到了与美英德的协约问题。由于当时“实禀北洋意旨，防范周全，商订妥善”[4]，但第二年就遭到英国驻日本领事馆的公使的责难。金允植希望能得到张树声的帮助，因而特意书信一封。
尺牍是人与人之间频繁往来、传播信息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尺牍文献往往呈现出人物交往的诸多细节，提供了大量人物研究的鲜活素材。尺牍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对金允植个人以及与之交往的清朝人士的传记编撰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同时这些尺牍资料也是清朝与朝鲜之间广泛而深入交往的有力证据，为当今中韩（朝）之间外交关系的处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金允植与清朝人士尺牍交流的内容
前已述及金允植是在朝鲜面临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肩负向清朝学习洋务的目的出使清国的，更确切地说赴天津是为了会谈商务事宜[3]。金允植在清国逗留了几近一年，与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人士进行多次笔谈，归国后仍然与这些人尺牍往来，探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诸多问题。
（一）政治方面的交流和请教
1.刑狱之事
1884年（光绪八年），金允植曾写给津海关道周馥一封尺牍，主要向周馥控诉清政府驻朝鲜总办各口商务委员陈树棠（陈茇南）的不称职行为。金允植总结陈树棠的不当行为有三：其一，对于当时认为朝鲜厚洋薄华的传言不“调停”反“推助”；其二，在处理“相讼”之时，往往随心所欲不符合两国章程；其三，不思悔改反而“厚于责人”[4]。
工程造价自然离不开对资金的预算和估计。而一个工程项目所牵涉到对象包括了：所有的人员费用、原材料费用、设备费用等诸多的资金往来，再加之牵涉的单位和人员的众多，就使得工程款项的数额动辄以百万计算。
自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之后，朝鲜的门户被打开，西方列强、俄罗斯、日本都对朝鲜虎视眈眈。在金允植与李鸿章的书信中曾多次提到朝鲜当时的艰难处境：“伏念小邦处环海之中，尚孑然特立于万国之外，久为众手所指”[4]；“北俄东日，形势相逼，燕雀之处堂，犹未足以喻其急也”[4]。军事方面的交流和探讨成为金允植与清朝人士尺牍交流的重要话题，包括军事人才的培养、军队训练的方法、军事器械的制造、军事用资的借偿等问题。
李范晋本为之前的朝廷官员曹判书曹景夏的儿子，因为“塞门违契”而被数十名华人商贩殴打在家中，并拖拽至商署，由陈观察负责审理。陈树棠命令商署的一位工作人员刘家骢随他一同审理办案，但是遭到当时在场的一位朝鲜本地刑员的阻止，理由是根据朝鲜本地的法律规定“法司不能擅问朝士”[4]，但是陈树棠不听取当地官员的建议仍然一意孤行。为了给自己的无理行为找到依据，陈树棠歪曲了《章程》中的条例。“査《水陆贸易章程》第二条，中国商民在朝鲜口岸，如财产罪犯等案，如朝鲜民人为原告，中国民人为被告，应由中国商务委员追拿审断；如中国民人为原告，朝鲜民人为被告，則则应由朝鲜官员将被告罪犯交出，会同中国商务委员，按律审断”[4]。李范晋被华商数人“被逼强扭”而来，可知华商为原告，李范晋为被告，按《章程》可知，应该由商务委员通知朝鲜官员交出被告，再由朝鲜官员同商务委员一同审理此案，而不应该是原告数人直接冲到被告家中将其殴打，再送至商署由陈茇南一人结案。金允植在此对陈树棠的行为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和斥责，认为他这种行为破坏了两国之间的章程规定，不利于两国之间水陆通商往来的进一步发展。他希望周馥能帮助他对此事进行适当地处理，言辞恳切，诚恳谦逊。
在与周馥的尺牍往来中提到了沁府的重要性，“若沁府失守，是无汉阳，其要害如天津之大沽，而形胜过之，见今形势日急，不容玩憩”[4]。但“所有兵器，皆旧日所制，枪炮药丸，俱不中用”[4]，然后提出向清朝借钱或者借兵器的想法：“惟枪炮急难铸造，兹禀傅相，乞蒙先借多少，以便藉手练习，俟后归款”等[4]。同时他也希望清朝能向朝鲜派出军事方面的人才，“约于开春，邀中国教师，往练沁军”等[4]，表现出金允植在实施洋务谋求本国军事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希望得到清朝的帮助。
张謇（1853-1926），“状元实业家”，中国棉纺织领域的早期开拓者，开展棉纺织工业实践，创办企业，建立学校，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经济方面的交流和学习
无论是“钱贵”（通货紧缩）的情况，还是当时朝鲜军事力量薄弱亟待解决的问题，都需要国家财力方面的支持。因此，金允植积极实施洋务，希望通过开矿解决经济问题。在给周馥的尺牍中，详谈开矿的具体事宜：“去月新建营官员，与中国张敬夫观察合同约开一矿，以助兵饷。弟亦与袁慰庭舍人相议，请中国人开矿，以裕沁兵之饷，均属创行，有落落难合之叹。驻津商务委员，敝朝廷拟于岁前派遣，姑未闻择定何人。机器已由上海运来。向承有水脚及镪水诸料买来费，属金莞居妥筹补偿。”[4]可见金允植在开展洋务的过程中亦步亦趋，随时向清朝洋务派人士征求意见。
在写给周馥的尺牍中，陈述本国军资匮乏希望得到清国物质帮助后，便就朝鲜的经济货币问题向周馥请教。“敝邦现无他事，但年荒钱贵，策应无术。方欲通用洋元，每元准东钱五百六十文，又试自造银钱一钱二钱重，已经告示诸民”[4]。他向周馥描述了具体做法以及在施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然铜钱既贵，银钱终难流行”[4]。随后他又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并虚心向周馥征求意见和建议：“不如并用中国铜钱，每二文准东钱一文，轻重相权，可无后弊。见今诸阵兵饷，宜以洋元及洋钱齐来，并行不悖，庶救目前之艰，未知卓见如何？”[4]在货币方面，希望模仿清朝，其态度是谦虚谨慎的。
金允植出使清国之时亲身体验了清国的洋务，不仅在思想上积极主张开港、主张学习西方，更是积极投身洋务，关注朝鲜的经济发展。在与清朝洋务派人士的尺牍交往中，向他们请教货币问题、开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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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事交流
陈述陈树棠在审理驻朝中华商会人员与朝鲜官绅李范晋地产纠纷时，既不参考朝鲜当地相关法律的实际情况，也不遵循两国之间订立的《水陆贸易章程》中的相关规定，“一概直断”，随心所欲地篡改章程中的内容胡乱结案，当时的朝鲜“刑员惊骇”，“众情惶恐”[4]。
《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和《与津海关道周玉山》两篇尺牍中，金允植都首先提及江华岛地理位置险要，但由于军事力量薄弱，军士欠缺、武装不善，所以急需清朝军事人才的帮助和物质支援。针对“武事渐忘，老弱费残，无能为用”的问题，清朝派袁世凯赴朝帮助解决，这在《上北洋大臣李鸿章书》中有明确记载：“奉国王命，约同庆军营务处袁丞世凯，驰赴江华，详勘沿岸炮台，并阅所有原兵，以及军械地势。”[4]袁世凯到了江华之后，不仅对当地的军队进行重新的规划和训练，也帮助金允植进一步分析江华一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同时还对当地落后的军用设备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意见。袁世凯在面对当地只有“重而不能及远，钝而不能利用”的旧制武器的情况下，结合当时“亟欲练兵，一时又难猝致”的条件，提出了“操习泰西口令阵法，俟有洋器”的解决办法。但购进洋枪洋炮仍急不可待，但当时朝鲜国力不足，金允植只能向清朝求援，“惟国储支绌，购器甚难，可否俯赐。暂假藉操练，容俟国力稍裕购得时，敬当奉赵”[4]。
2.条约问题
利用不同能量和不同LET值的5种重离子扫描整个器件，发现漏极区是最敏感的区域。辐射在SOI器件中产生电子空穴对，并在组合逻辑电路中临时改变节点电压电平，从而触发单事件瞬态(SET)响应。
三、尺牍资料的价值
综观这9 篇尺牍涉及的朝鲜政治家金允植所交往的清朝人士大致有如下特点：第一，从改革思想上看，金允植交流的对象都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即便不属于洋务派的张謇也是近代实业家，其“实业救国”的主张，与洋务派追求“自强”、“求富”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二，金允植交往的对象大多都是清朝的官员，李鸿章是晚清名臣；周馥先任淮军文书，后又升任县丞、知县、直隶知州留江苏补用、知府留江苏补用等；张树声是清末淮军将领。
一是信息技术。对于电气自动化而言，信息技术对其发展发挥了较大的支配作用，其影响是深刻的。信息技术，作为人类开发和利用信息的全部手段，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电气自动化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支持和基础性支撑，而与此同时，电气自动化也为信息技术创新提供了方向。
李鸿章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但对金允植的外交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金允植就曾多次流露出对李鸿章的尊敬和仰慕，“仰蒙中堂慰藉备至，诲诱拳拳，蔼其如春，顿忘羁旅之苦”[4]、“伏惟爵中堂，衣上公服，为帝者师，一代伟人，万方式仰”[4]、“伏思爵中堂轸念藩服，中外所瞻”[4]等，从朝鲜使臣的角度对李鸿章进行评价。
这次搬家妹妹没有请一天假，她深知老师是个神圣的职业，家可再大再新再好，但自己的脚步不在家中，而在教学路途，在她喜爱的每个学生心中。工作中废寝忘食和生职业惯性都是敬业的体现，我向所有的敬业者致敬。
金允植与袁世凯友谊深厚，在金允植的《阴晴史》《续阴晴史》中有相关的记载。在本文所研究的共9 篇尺牍中，有3 篇是写给袁世凯的，此外在与他人的尺牍交流中，提到袁世凯的有4 篇。金允植曾多次表达对袁世凯的欣赏，初识袁世凯就评价他“为人乐易英俊，有壮志。自言少不喜读书，留心兵事。仆从数十人，皆武艺精熟，谨受节制。论我国事，亦通达无碍，令人惊叹”[5]。在写给周馥的尺牍中也对袁世凯大加赞扬：“幕府多贤能公正之士，众所推服以袁慰庭为最”[4]。更是在写给张謇的尺牍中，表达对袁世凯的思念之情：“袁慰庭因其大夫人病重，告假內渡，不知间已翔矧否，深为憧憧”[4]。
纵观金允植的几封尺牍，能明显发现其写给袁世凯的书信与写给其他人的大大不同。不论是写给李鸿章、周玉山的长篇巨信，还是写给陆钟允、李沂等的书信中，都以公事、国事的商讨为主，很少表达自己的私人感情，即使有自我感情的抒发，也都是在面对国家危机形势上由内而发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是在与袁世凯的尺牍交流中，却多了许多自我情感的抒发。在与袁世凯交流中，金允植终于脱去了作为国家政治大臣的外衣，变回了一个普普通通的、会为身体的病痛而忧虑、为年华的逝去而焦灼的老年人。“允身非麻姑，坐见桑海之屡变，老而不死，咄咄怪事”[4]等，表达了金允植对时光飞逝和身体日渐衰老的无奈。
金允植写给袁世凯的诸多信中，有一封正写于袁世凯“美赴新任”的历史背景之下。一方面，金允植认为这是袁世凯仕途上“飞腾云衢，展骥有日，绝尘历块，万里一瞬，忝在知旧，岂胜柏悦之忱”的大好机会，由衷地表示“不任欣贺”[4]。另一方面，面对袁世凯远去赴任，内心又十分不舍。金允植在信中说他认为袁世凯是他的“平生知己”、“海内无二”，是“患难甘苦，靡不与同”的好朋友、好兄弟。于是在得知袁世凯远去的消息之后，情不自禁地发出“阁下远去，弟又老废，此生此世，讵有再见之日”的感慨[4]。
可见，旅游风情小镇是在原有旅游资源基础上建设的新型休闲旅游目的地，是全域旅游的重要载体，其共享、开放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旅游资源的综合性特色开发。
所有这些尺牍资料无疑丰富了对李鸿章、袁世凯乃至朝鲜朝金允植个人人物传记的内容，对我们全面了解历史人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金允植与清朝人士的尺牍交流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这些尺牍资料更是研究当时清朝与朝鲜之间关系的重要重要史料。
通过金允植和清朝人士的尺牍交流，可以了解当时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交往情况。以尺牍为媒介进行的有广度有深度、有国事有私事、有情感有议论的多方面多内容的交流形式是清朝与朝鲜之间广泛而深入交往的有力证据，为当今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成功范例。同时，尺牍资料也对完善已有人物传记资料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参 考 文 献]
[1]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488
[2]《彭玉麟等为张树声办理防务积劳病故请旨议恤事》，光绪十九年九月十六日，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国家清史工程数字资源总库，档案号：03-5189-066.
[3]孙卫国.朝鲜朝时辰金允植与李鸿章——以《天津谈草》为中心[J].东疆学刊.2018，（02）：66.
[4][韩]金允植.云养集.韩国文集丛刊（第 328 册）[M].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影印标点本，2001.432-434.
[5][韩]金允植.阴晴史 [M].汉城：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8.189.
【中图分类号】 K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036（2019）04-0111-03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尺牍整理与研究”（JJKH20170483SK）。
【作者简介】 季 南（1980-），女，吉林白城人，博士，延边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韩（朝）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苏嘉琦（1995-），女，吉林长春人，延边大学中文系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中韩（朝）古典文献整理与研究。
□编 辑／王洪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