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跨文化传播学的演进和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播学论文,公民论文,陌生人论文,前景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没法不传播”
——美国大学传播学教科书上的引言
“谁掌握了传播的入口，说就掌握了整个世界”
——传媒巨头鲁伯特·默多克
“传播是文化的核心，它实际上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核心”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
了解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意义和功用，我们可以从上述三段话入手。
第一段话揭示的是传播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一种现象：与家人和朋友进行的人际传播，在单位或社区进行的组织传播，以及通过书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进行的大众传播，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
第二段话揭示的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和传播在世界地缘政治角力中所扮演的日渐重要的角色。如果说在殖民时代和冷战时代，帝国或超级大国凭借政治、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攫取全球霸权的话，那么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下，这种“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决定谁能掌控世界的唯一条件，以文化、意识形态和传播为核心的“软实力”日渐成为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因此，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传媒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生于澳洲的默多克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全球化语境下出现的新变化，充分把握了一切可能的契机，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美的“传媒帝国”。无怪乎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遭遇政治危机时，也要不辞辛劳亲自拜访默多克，寻求他的支持。
第三段话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创始人霍尔的一句名言，道出了这门学科的根本意义所在：它既涉及了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又指向国家、民族和全球化这样的宏大主题。由此可见，跨文化传播所探讨的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在各个层面上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因而成为在当今世界影响越来越大的一门“显学”。
我们再来看两个与中国有关的事件：一个是国家有关部门近期大力推行的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形象重塑工程”。这—方面说明中国的国力日趋强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出了国门。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有些是由于人文素质和文明礼仪的缺乏所引起的，而更多的则是由于跨文化传播中的冲突、矛盾和“误读”所引发的。比如，中国人喜欢与初次见面的人拉家常、套近乎，打听别人的年龄和收入，这倒不一定关乎文明素质。但这往往会引起西方人的厌恶和反感。又如，上海游客自称“阿拉”，被穆斯林误听为“安拉”，成了渎神的言论，也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另一个事件是最近在国际传媒上盛传的由“英国对外事务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有关“中国国家形象和品牌塑造”的报告。其主要结论是：海外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可度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并不成正比。许多接受调查的外国人还是把中国与“廉价商品”、“缺乏诚信”、“缺乏教养”等负面符码联系起来。此外，中国还缺少能够被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文化品牌——尤其是有关“新兴”中国（相对于“文明古国”而言）的“符码资本”。这两个事件充分说明，无论是从个人的微观层面上还是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上来看，开展及时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跨文化中的“陌生人”、“边缘人”和“世界公民”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其更为准确的中文译文应当是“文化间传播”）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从学术源流上来看，跨文化传播学从传统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和20世纪初期新兴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当中借鉴了一些基本概念、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20世纪早期，由德国哲学家乔治·齐美尔(Georg Simmel)提出的“陌生人”的概念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的“基石”。作为一名犹太裔的知名学者，齐美尔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体验出发，指出“陌生人”并没有完全融入其所属的那个社会或文化体系当中。他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距离”。人们往往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陌生人”。这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陌生人”的行为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因而是“怪异的”。如果怀疑得不到消除，人们便会对“陌生人”产生恐惧心理，继而发展到仇视，引发种种非理性的“排外行为”。由此可见，“陌生人”如何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交往和沟通？这正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所在。
在齐美尔的“陌生人”概念的基础之上，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进一步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他把“边缘人”定义为“一种文化杂糅的产物，他们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的边缘，但是并不能完全融入其中”。因此，“边缘人”对于这两种文化而言都是“陌生人”。
齐美尔的“陌生人”和帕克的“边缘人”概念都是在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下提出的。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性现实的今天，这些概念被一个更具时代特征的提法——“世界公民”(cosmopolite)——所取代了。后者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obert K.Merton)提出的。20世纪40年代末，他对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一些社会名流进行了调查和访谈，发现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当地人”(localites)和“世界公民” (cosmopolites)。前者为当地社区内成员所熟知，具有相当强烈的“本土认同”，他们主要阅读的是当地出版的报纸。相比之下，后者受教育的程度更高，外出旅行的次数更多，在国外生活的时间更长，他们接触的是《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这样更具有“全球视野”的媒体。
“文化”和“传播”——解决对外交往问题的切入点
从“陌生人”到“世界公民”，勾勒出了跨文化传播学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上的发展脉络。但是，这门学科的创立和演进并非一个孤立的学科建设过程，而是受到了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确立了“世界领袖”的国家定位和“干预主义”的对外政策，派出了大批外交官和专业人员向世界各地进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输出。但是，美国人很快便发现，这些宏大的计划和美好的理想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由于忽视了跨文化传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碍。那些技术和军事上的援助项目很少被当地人所接受，而传播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努力也收效甚微。海军军官出身的威廉·莱德尔 (William J.Lederer)和尤金·伯迪克(Eugene Burdick)根据自己多年的海外经历，写成了《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 1958)一书，反思了战后美国开展的对外交流工作中的种种弊端。在他们的笔下，“丑陋的美国人”是世界各国的民众对美国人的看法。这是因为那些在海外的美国人大都是傲慢无礼，妄自尊大的。他们不愿意学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只在美国使馆和官邸附近活动”，因此无法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当中。换言之，美国人之所以被视为“丑陋”，正是由于他们缺乏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技巧。
要改善美国人的“丑陋”形象，把他们从“陌生人”重新塑造成为“世界公民”，就必须从提高美国人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技巧入手。1946年，美国国务院设立了有关对外事务研究的专门机构——外交研究所（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简称FSI）。该机构的成员主要是一些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除了日常的研究工作以外，他们还承担了培训各类外派人员的任务。起初，语言学家是这些培训项目的主角。人类学家则是从宏观层面上来讲解文化及其发展规律。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仅仅掌握语言技巧和宏观层面的文化知识是不够的。尤其是在“丑陋的美国人”的说法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之后，以爱德华·霍尔为代表的一批为FSI工作的人类学家逐渐认识到，“文化”和“传播”才是解决对外交往问题的切入点，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当时的培训课程中最为缺乏的。
1951年，霍尔来到FSI后，对培训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删去了原来那些过于理论化，过于宏观的内容，转而聚焦于人类学研究当中的“实践价值”，从微观的层面上来介绍各种文化及其特征，例如语调、手势、对时间和空间的界定，等等。他把自己讲授的一系列课程命名为“跨文化传播”——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文化间传播”。因此，他被公认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创始人。 1959年，他又把在FSI期间从事研究和培训的成果加以总结，出版了《沉默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形成的标志。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变化为跨文化传播发展提供了机遇
从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来看， 20世纪6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蓬勃兴起。由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群众运动在美国各个社群和族群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残障人士等边缘弱势群体在大众传媒上发出了越来越多的声音。在思想界和文化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逐渐成为广泛的共识。诚然，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微观层面上的“身份政治”。那些鼓吹各种偏见和歧视的言论和“刻板印象”遭到了批判、抵制和纠正，逐渐从大众传媒和公共话语当中消失。一个最为明显的实例是“黑人”称谓的改变。从黑奴时代起就一直被沿用的“黑佬、黑鬼”(Negro、nigger)被“黑人”(black)所取代。在当今的大众传媒和公共话语当中，用得更多的则是在政治上更为“正确”的说法——“非洲裔美国人”。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变化为跨文化传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国内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种族群体之间，在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如何实现有效的沟通？这就使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日渐受到广泛的关注。自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登堂入室，进入了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迄今为止，30多所大学设立了与此有关的博士项目，450多所大学把它列为“通识教育”的必修课程。与此同时，跨文化培训、咨询和管理工作也成为美国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企业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据统计，截至2005年，美国有近20万人从事与跨文化传播有关的工作，包括外交官、驻外记者、外派教师和学者、专业技术顾问、谈判师，等等，并且成立了名为“SIETAR”（全称为“跨文化教育、培训和研究协会”）的行业协会。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跨文化传播已经从一门为解决美国国内和国际事务问题而设置的应用型学科发展为影响遍及世界各国的复合型学科。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包括了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中出现的“误读”、冲突、适应与调和等问题。具体来说，它包括了以下这样一些研究范畴：
1.跨文化人际传播。这也是爱德华·霍尔开创的狭义上的“跨文化传播”（或称“文化间传播”），主要探讨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过程。例如，美国人常用V形的手势来代表“胜利”或“和平”。但如果在澳大利亚或新西兰做这个手势，一定要把手掌朝着对方。如果把手背朝向对方，就含有色情的意味。这个例子说明，即便是在英语国家，文化间的差异性仍然是存在的。
2.跨文化组织传播。主要涉及组织内部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之间的传播行为，以及跨国公司或驻外机构在异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行为。例如，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雇员越来越多元化，为此就需要精通“多元管理”的专家来参与组织内部的决策和行政事务。
3.跨文化大众传播。主要涉及报刊、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媒和广告、公共关系等大众传播行为中出现的跨文化冲突与调和等问题。受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影响，跨文化语境下与阶级、性别、种族等“身份政治”有关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等成为跨文化大众传播批判的对象。
4.比较文化。主要是对各种不同文化的特征和范式进行归纳、总结和对照，探索跨文化传播中的一些普遍规律。霍尔的“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分类便是这方面的最早尝试。
5.跨文化关系。它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力量对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教授提出的“软力量”(soft power)成为这一领域一个新兴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有关如何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和“国家品牌”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热点。
6.媒体／文化全球化。近年来，借助于好莱坞、CNN、互联网等“全球媒体”进行的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信息、符码、影像和意识形态的流动被学者们称之为“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的“国际传播”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由此而引起的“媒体／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同质化”（即所谓的“麦当劳化”、“迪斯尼化”、“好莱坞化”）等问题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焦点。最新一轮的相关争论是围绕着美国《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一书而展开的。
在我国，跨文化传播还是一门相当年轻的学科。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是这方面最早的一本教科书。此后，相关的研究在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展开，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2004年夏天在武汉大学召开了跨文化传播的国际研讨会，标志着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渐趋成熟。进入21世纪，跨文化传播学逐渐摆脱了其“美国中心”的视角，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中国作为新世纪崛起的大国之一，在这门学科的创新和发展上享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构想不仅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为跨文化传播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对内如何协调和解决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外如何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品牌和国际形象，这就为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时代性和挑战性的课题。另一方面，为我国所独有的对外宣传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一支规模化、专业化的对外宣传工作队伍，也为构建具有“中国视角”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强大的后盾和广阔的舞台。随着我国社会、文化转型和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如何把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从“陌生人”转变为“世界公民”，塑造积极、开放、时尚的“新兴”中国的形象和品牌，是当前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世界的范围来看，这一独具特色的“中国视角”必将为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学科转型和话语更新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