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竞争舞台。按国际基金组织的定义，全球化是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广泛、迅速的技术传播，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21世纪最大的机遇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显著的特征，突出表现为生产、贸易、投资、金融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世界银行认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迅速推进，贸易、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国内高储蓄率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使每个发展中国家受益，但中国将是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在21世纪最大的机遇就是经济全球化。
全球化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资金、技术、资源和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获得的最主要的利益。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可以有效促进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其机制可归纳为：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出口扩大总需求，带动经济增长；通过外资弥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外资通过改善投资地的原有资产存量，促进经济增长，并进一步通过新建企业形成高质量资产，通过收购和兼并提高原有资产存量；进口和吸引外资都可带来国外先进实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式，获得所谓“溢出效应”，外资通过对投资地人力资源的开发，为经济增长积累人力资本。
全球化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由“短缺经济”类型向供大于求的“结构性过剩”类型转变，引起许多企业的关、停、并、转、破，造成这一时期下岗工人的急剧增加。面对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资源相对稀缺的基本国情，中国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开放服务业，积极吸引FDI，利用工业国的剩余资本为中国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全球化有助于促进市场经济建设。中国既存在发展的动力不足，缺乏新的投资来源和技术来源，又存在改革的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全球化将引入外来竞争机制，成为推动改革和发展的巨大动力。世贸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中国可以借助外力扫除市场化改革中的障碍。
全球化是中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途径。发展中国家要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首先要缩小技术差距和知识差距，主要的途径不外乎引进FDI、扩大国际贸易，以及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证制度。中国之所以能有效地实施追赶，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主动参与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今后还应继续坚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向，更加主动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
全球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
新的全球经济有三大推动力量：技术进步、市场的力量和全球化。这三大经济力量不仅推动全球经济，也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技术创新、扩散以及迅速的进步有力地促进节能环保事业，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不断降低能耗和污染强度，清洁技术则越来越有效地解决着各种环境问题；市场的力量能够矫正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严重价格扭曲，有效防止资源过度利用，降低资源退化的风险，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环境收益；全球化则是一种更为革命性的力量，它大大强化了技术和市场的力量，使一国在开放的条件下能够有效利用全球的技术、资源、资金和管理，推动我国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从资源粗放利用、环境破坏严重、管理粗放、技术落后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资源集约、环境友好、管理科学、技术先进的新型发展模式。
全球化能够加速经济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助于形成一种能源高效利用、低环境损害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机理在于：由以原料为基础的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向以知识为基础的无污染或低污染服务产业转移；促进清洁技术的广泛扩散和使用；减少贫困及与贫困有关的环境负效应；为支持环境投资创造外部资源。通过这些方式，全球化使经济增长同产生污染及消耗资源分离开来，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也会给资源和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但借助于有效的经济和环境政策，不仅能消除其负面影响，还能加强其正面影响。就中国的能源与环境而言，全球化机遇大于挑战。
解决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难得机遇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人均主要资源占有水平大大低于世界水平：人均耕地为世界的1/3，森林为1/6，水资源为1/3，矿产资源为1/2。进入21世纪，我国人口仍将持续增长，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将进一步下降；随着人均收入从低水平向中等水平迈进，各类资源人均消费量将不可遏制地增加，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经历资源密集化、能源密集化过程，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日益突出。与资源短缺相伴的是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由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急剧推进工业化，贪图近利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的生态赤字不断扩大，成为未来民族生存的最大危机。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改变传统的“高资本投入、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发展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建立适合国情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济体系；同时也必须坚持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方向，积极推行“比较优势战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更大的范围内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只有劳动力资源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农业、石油、天然气、主要矿产、资本的技术专利等资源，都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和竞争劣势。到2020年，中国总人口将增长到15亿以上，GDP总量和贸易总量也将大幅度增长，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依赖国内资源供给来支撑巨大的经济规模并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以满足巨大人口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特别是食物和资源消耗需求。这就决定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资本、市场和技术，从而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全球化使得我国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解决资源短缺问题，缓解人口及其增长对本国主要资源的巨大压力，减少对本国环境造成破坏，提高整个国家的环境容量，拓宽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我国有条件把握全球化机遇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对外经济联系已经大大深化和拓展。首先，对外贸易不断增长，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已经从1978年的9.8%上升到1998年的33.8%。其次，国际收支状况良好，1990年代以来，除1993年为逆差外，连年的贸易顺差使我国国际购买力大大增强，外汇储备达到1550亿美元。再有，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利用FDI的第二大国，FDI占GDP和总投资额的比重分别达到6.1%和17.1%。另外，我国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资源、资本、技术资源大国之间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既可发挥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优势，又有能力购买不具有比较优势和环境成本较高的资源。
中国已经具备了全面开放、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和实力，通过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大量吸纳国际资本，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法制建设、产业升级、结构调整以及开展大规模生态环境建设，就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
“入世”将有助于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
我国目前已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近两年进出口总额近27000亿元。“入世”以后，中国进出口总额还将有大幅度增长，这将使我国在更大范围内实施“比较优势战略”，增强获取全球资源的能力，大大拓宽我国的资源空间。可以预见，中国加入WTO以后，将会掀起新一轮的外资投资高潮。只要制订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环境政策，采取更加积极开放的环保及其相关产业市场政策，大幅度降低环保技术及设备的关税，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环保与能源领域，无疑会加速中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并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支柱产业，从而使我们能够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和力量，解决中国的环保问题。
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全球化的力量能否有效发挥，取决于是否实现有效的政策响应。笔者认为，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新的经济政策和资源环境政策的核心，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两种技术、两种资金”。相应的政策需做四个方向的调整：从主要利用国内资源、高度自给自足，转向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保持适度自给率；从封闭、半开放型市场和较高的准入限制，转向降低市场准入，加快对能源、环保产业市场的开放；从主要利用国内资金特别是政府环保与生态建设投资，转向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金，特别是利用国外资金和全社会投资；从较高的关税、较多的贸易壁垒、较高的技术引入成本转向零关税、低成本获取全球环保技术与设备。
四个转变的核心是市场转变。大规模地开放市场能够吸引国外资金和国内社会投资，弥补政府投资不足，使政府财政实现补贴对象转换和投资领域转换。技术转让往往存在技术保护障碍，这也要求开放市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促进竞争，带动国内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不断增强环保技术能力。大规模开放市场，必然带动国际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加速资源、资金、技术和信息的流动，不断增强采购全球资源的能力，更有力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
实行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和贸易政策
我国耕地面积将继续减少，粮食生产压力将加大。随着工业用水和城市用水的大幅度增加，北方地区和城市缺水问题将更加突出，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占用农业用水，进一步加剧农业用水的紧张状况。农业资源的日益紧张，势必对中国粮食供应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
在日益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农产品和粮食供求矛盾的基本思路，需从“粮食高度自给”、“农产品进口替代”的传统食物安全观，向“基本自给，积极进口”的食物安全观转变。新的粮食贸易政策的核心是发挥比较优势，逐步提高粮食的净进口率，利用进口粮食的生态环境效益减缓耕作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当今世界农产品供大于求，而国内市场粮食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中国生产粮食不具比较优势，而在生产劳动密集型园艺产品和畜产品、水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所以应逐步扩大粮食进口量，促进农产品结构多样化、高附加值化，发展农产品出口贸易。
调整能源结构，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
“九五”期间我国城市工业污染控制形势有所好转，最大的贡献来自于能源消费的下降和能源结构的转变。“八五”期间我国能源消费增长率为5.85%，而“九五”期间为-1.80%。1996-1999年经济增长了36.7%，能源消费却下降了7%，其中煤炭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16.3%；煤炭消费比例也从1996年开始下降，从74.6%迅速下降到67.1%。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每万元GDP能耗为5.58吨标准煤，1995年下降为4.21吨标准煤，到1999年降低为2.84吨标准煤。
但我国能源结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目前煤炭消费比例仍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石油和天然气消费比重过低。煤炭消费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CO[,2]和SO[,2]排放的重要来源。中国已是影响世界环境的八大国之一，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因此，继续调整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我国最重要的环境战略和能源战略，其核心问题是继续大幅度削减煤炭生产和消费量，使煤炭消费比例2015年降到50%以下。
虽然我国能源在近期相对过剩，但从长期看，则是需求大于供给。煤炭消费比例能否持续下降，主要取决于水电、油气和其他洁净新能源的供应能否持续上升。这一方面要求大力开发我国丰富的水电资源，降低能耗，另一方面需要积极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大量进口我国紧缺的油气资源，这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
21世纪初期中国需要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重新审视能源安全。在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也取决于购买能力和贸易能力；不仅取决于购买数量和价格，还取决于购买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份额；不仅应关注国家能源安全，而且需要关注人类能源安全。我国目前油气资源进口占全球份额很小，1997年净进口3385万吨，仅占全球进口总量的1.8%。2010年我国石油缺口预测约为1亿吨，即使全部进口，也只占目前全球总量的5%，不会对国际市场造成大的冲击；即便2005年进口就达到1亿吨，我们仍具有支付能力，而且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油气资源匮乏的国家是非常合算的。
今后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是人类能源不安全，即人类不能自由、安全地使用高效、洁净和价格合理的能源及服务。目前国内还存在大量农村人口不能使用廉价的现代能源，大量贫困人口缺乏获得商品能源特别是廉价电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依赖传统能源，包括固体燃料和木柴。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国家能源安全性会随着进口能力提高而不断上升，但已不是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而人类能源安全始终没有解决，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威胁。因此，必须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从国家能源安全为主转向人类能源安全为主，即“稳定供应、价格合理、人人享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新的能源发展目标和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对东部中晚油田和新疆石油实行保护性开发，进一步提高石油净进口率，充分利用国内石油加工能力开展“石油加工贸易”，大力鼓励天然气消费与进口。
对石油及成品油、天然气进口实行零关税政策；打破进口垄断，取消石油进口配额限制，允许用油大户直接到国际市场采购；鼓励国内能源企业与跨国公司以多种形式合作，鼓励他们向海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
中国国土面积略大于美国，但油、气输送管道长度仅为美国的3.5%和2.8%，故应大力发展管道设施。管网工程的施工、运营应按商业化方式运作；油气从勘探、开采到生产、销售一律放开市场，积极利用外资。
优先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京津唐地区大量使用天然气，优先开放海上天然气市场。
积极利用全球节能和环保技术，实行技术与设备进口低关税或零关税，促进对这些技术的吸收、消化、扩散和应用；重点扶持具有战略意义、环保效益巨大的清洁煤及其气液化技术和新能源技术。
实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矿产品贸易战略
从总体上看，我国矿产资源密集产品在国际市场方面不具比较优势，但进口比较优势却没有被有效利用。据预测，我国若干重要矿产如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盐、锰矿将长期短缺，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国际资源势在必行。世界矿产品相对价格呈持续下降趋势，应大量增加进口量弥补国内紧缺资源的供需缺口，对紧缺性资源实行保护性开发；国内资源开发应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格局，强化对R&D的资助，鼓励外资进入资源勘探、开发市场，鼓励国内外企业相互竞争、兼并、重组。
以贸易盈余弥补“森林赤字”，开展生态建设
我国是世界上森林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森林面积只占世界总量的3.3%，但原木生产量却是世界第二大国，占世界总量的16.5%，其中2/3用于燃烧。日本虽然人均木材资源少于中国人均水平，但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保护国内资源，进口国际资源的贸易政策，进口木材相当于本国生产量的2倍多，而中国木材进口量还不足日本的1/5，已属于过度开采国。
森林是生态环境的根本。我国长期以来的乱砍滥伐，对自然欠下了巨额“森林赤字”，愈演愈烈的自然灾害正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报复。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应坚决实施以贸易盈余弥补“森林赤字”的战略，减少木材生产量，大幅度进口木材及加工品，让我国森林休养生息30年。目前我国已展开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随着市场的开放，更多的外资涌入，政府投资能够从竞争性领域更多地转向生态环境建设，加速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发展生态农业，用10～20年时间恢复大部分江河源头及上游的生态环境，以免税或补贴政策鼓励各种社会资金用于生态建设。
开放环保市场，引入“谁投资、谁收益”原则
中国目前对环保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但公共环保投入十分有限，这客观上决定了必须通过开放市场，更多地吸引社会环保投资。另一方面，由于环保市场被各级政府垄断、过度干预，市场进入门槛高，竞争程度低等原因，中国的环保产业发展水平低下，环保技术和设备大大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能力较低。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环保产业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利用“两种资金、两种技术”，强调积极吸引跨国公司进入，跳过污染密集型技术阶段，直接引进和采用低能耗、低污染的先进环保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政府应逐步转变职能，从直接投资治理环境转变为社会投资的促进者和协助者。政府只提供最基本的环境公共服务，即使产品必须由政府提供，也应尽可能引入商业化原则，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提高公共事业的效益。广泛采用“谁污染、谁付费”、“谁投资、谁受益”的环境治理原则，鼓励外资、企业和私人资本向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投资，积极吸引跨国公司进入能源与环保产业，鼓励它们在华设立R&D中心。环保R&D也应由政府投入为主逐渐转向以企业投入为主。通过排放标准、技术标准等管制手段，以及税收、补贴、排污交易、环境认证、环境标志等市场手段，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各种旨在促进“产业环境化”的政策，反过来有利于“环境产业化”，即环保产业的发展，包括环保R&D、环保设备制造、环保服务业等。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承担全球环境责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特普费尔(Klaus Topfer)最近撰文指出：世界环境的未来取决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这一地区有世界最脏的河流、最拥挤的交通、最严重的自然资源恶化率和生活在最贫困条件下的最多的民众。中国能否解决好自己的环境问题，对世界环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十几亿中国人民是污染排放的最大受害者。中国承担作为大国的环境责任，既符合全球环境利益，也符合中国国家利益。
中国应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环境条约和全球环境合作，与日、韩合作建立亚洲环境监控网络和环保技术网络，对酸雨、水污染、海域污染、沙漠化等环境状况实施监测，共同分享环境信息和环保技术；应对涉及国家环境安全的重大国际环境问题，如污染跨境转移、转基因生物体贸易、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臭氧层保护等问题予以重视；应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事务，吸收国外的资金和技术，积极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和双边环境条约，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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