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环境论文,政权论文,局面论文,十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5-0021-08
宁可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一文中曾经精辟地指出：“描述某些重大的历史现象或特点并不困难，但了解它们何以形成，其深层的内涵是什么，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途径形成了今天的现实，它们又给我们今天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基础、什么样的优势、困难和问题，则需要深入的探讨。”[1](p195)关于西晋末年北方各游牧民族纷纷迁入中原农业地区，推翻司马氏王朝，建立十余个割据政权这一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大变局，古今学者已经从许多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般认为，西晋灭亡和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是多种矛盾交织作用的后果。首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演变成残酷和血腥的屠杀，“八王之乱”使黄河流域沦为战场；与此同时，北方和西北的少数民族源源不断地内迁，已经进入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继续向中原推进。随着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厮杀愈演愈烈，匈奴、氐、羌、羯、鲜卑等族内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并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当然，其中包括了拓拔鲜卑氏族建立的代国），西晋王朝灭亡。这些结论无疑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
然而我们遗憾地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学者从自然环境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为什么恰巧在此时，原来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进入中原的腹心地区，而这一进程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他们是怎样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最后又由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的？这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就自然环境变迁对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形成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希望能推进该问题的研究。
一 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
在自然环境中，按照其主要的环境组成要素，又可细分为大气环境、水环境（如海洋环境、湖泊环境等）、土壤环境、生物环境（如森林环境、草原环境等）、地质环境等。本文主要讨论大气环境和生物环境的变迁。此外，自然灾害是自然环境剧烈变化的一种表现。其所及范围往往超出灾害的本身，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研究自然环境变迁时还注意考察了自然灾害的情况。
关于十六国政权割据局面的出现，田余庆先生曾指出：“八王之乱演而为永嘉之乱，永嘉之乱演而为‘五胡乱华’，其终极原因在于百余年各胡族社会的逐渐封建化、农业化和各胡族逐渐内徙，而东汉、魏、晋政权又无力阻止这一内徙的历史趋势。”[2](p29)我们认为，自东汉初年以后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逐渐内徙，与当时自然环境的变迁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农业民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既和平交往又相互兵戈以待。我们知道，气候的变迁，尤其是寒冷和干旱的侵袭，对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游牧经济虽然有着众多的畜群，却很不稳定，受自然条件影响极大，所以当寒冷期和干燥期来临之际，往往会出现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温润的地区迁徙，寻求更能适合游牧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因此，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巨大挑战。
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也并不是没有异议的。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的韩茂莉先生在《2000年来我国人类活动与环境适应以及科学启示》一文中就提出：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游牧民族的南下活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政治、军事、经济等都构成决定性因素，单纯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构成南下的全部动力。比如持气候变冷南下说学者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公元3-5世纪时期位于周边的匈奴、鲜卑、氐、羌、羯人进入中原形成的十六国时期，实际这一事例只看到当时游牧民族人口移动的主流，但同样是这一时期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不但势力远达大凌河流域，而且在这里发展了农耕生产。若以这一反方向的事例作为论据，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以游牧民族的南下迁移为内容，研究人与环境适应仍有许多问题要深入研究和重新认识。”[3]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应当肯定环境变迁的压力对少数民族的内迁有着巨大影响。特别是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它不可能对内迁活动毫无影响。只是此前我们对该问题的研究，往往只见结论，不见充分的论据和论证。因此，本文力图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进行详细的论证，以期把这个问题论述清楚。
（一）魏晋南北朝气候大变迁
大气环境是自然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变迁又主要体现在气候的变化上面。所谓气候，是指长年天气特征的综合，包括其平均状况及极端变化。现代地理科学认为，自然界中各种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而在所有环境因子当中，气候是最为活跃的一个因子。其他各种因子，如动物、植物、河流、湖泊、冰川、雪线等，也都会响应气候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区域环境的演变。鲁西奇先生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历史上基本不因人类活动而发生（至少在工业社会以前是如此）、并给人类带来深刻影响的最重要的自然变化。气候资源的变化必然引起土地资源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作为一个种群的人口，人口因农业产出的区域变异而被动或主动地改变自己的分布。正是这种分布的变化才引出社会、经济的诸多变化。”[4]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正值一个气候异常期。据气候史专家考证，自公元初气温就开始下降，至4世纪和5世纪达到最低点，气温约下降了2.5-3摄氏度，平均气温较现在低1.5摄氏度左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那时侯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偏低2-3摄氏度。[5](p316)
这方面的史料不少，而且其提供的时间、地点和特征等要素比较准确和具体。如曹魏黄初六年(225)八月，文帝曹丕亲率水军自谯循涡水入淮水，十月，临江观兵。“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6]（《魏志·文帝纪》）这是我国第一次记载淮河结冰（谭其骧先生认为是淮河支流，而非主干道结冰，实际上其间差别并不大）。而《资治通鉴》卷一三二记载：刘宋明帝泰始三年(467)正月，天寒大雪，“泗水冰合”。镇军将军张永率军北讨叛将薛安都不利，“弃船步走，士卒冻死者太半，手足断者什七八”。张永“足指亦堕”，仅以身免。又萧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正在修筑淮水堰的军民“死者十七八”[7]（《康绚传》）。可见，当时淮河流域河水封冻并不罕见。
此外，当时还有渤海封冻的记载。如《晋书》卷一○九《慕容皝载记》记载：东晋成帝咸康二年(336)，前燕慕容皝将越渤海讨伐慕容仁，“群下咸谏，以海道危阻，宜从陆路。皝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已来，冻合者三矣。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乃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可见当时从昌黎海岸（今辽宁锦州市）到营口的渤海海面已经全部结冻，否则数万大军无法安全地越海作战。而在1600多年以前，渤海北端和西端的海岸线还要偏北、偏西，渤海的面积比现在要更大一些。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冬季的气温的确比现在要低很多。
另外一个重要证据是北魏时期的农书《齐民要术》所记载的华北物候现象和农作物生长时间均比现在晚15-28天。例如《种谷篇》云：“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可知当时农历三月桃花始开，一月之后枣树生叶，与今天对照，整整迟了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当时石榴树露地栽培需要包裹过冬，否则就会冻死；而现代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以露地安全过冬。
气候转寒还反映在严寒灾害的频繁发生上，当时经常会有春夏时节大雪降霜的异常气象，冬季酷寒更是频繁出现。笔者根据《三国志》和《晋书·五行志》的有关记载制成下表。
由此表可知，从三国初年到两晋的200年时间内，出现严寒灾害的次数就有46次之多。而且其中最寒冷的气候条件出现在西晋武帝咸宁年间(275-279)和太康年间(280-289)，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严寒灾害。而当时正是社会各种矛盾不断累积，即将大爆发之际，寒冷的气候无疑加速了少数民族内迁的进程。
总之，“这次降温不但有史书记载，而且还有地层记录。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植被带比现代往北推移了1-3个纬度”[8]。而“这种变幅高纬度地带又大于低纬度地带，东部地区变幅大于西部地区”，“气候暖冷交替和干湿旱涝的变化基本上是一致的”[9](p7)。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转寒是全球性的变化。北方游牧民族南迁是全球性的事件，而并非中国所独有。许靖华先生从全球古气候变化的角度考察了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移的关系。他指出：“古气候研究表明，近4000年以来有4个全球气候变冷时期，即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800年、公元400年及公元1600年左右的几个世纪——这种准周期性与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变化有关，全球温度变化影响了地区降水形式：在气候变冷期，欧洲北部变得更潮湿，而中低纬度地区变得更干旱，这两种变化形式都不利于农业生产。历史记载表明，历史上民族大迁移是由于庄稼歉收和大面积饥荒，而不是逃离战争。公元2和3世纪的日尔曼部落的大迁移就是一个例子。”[10]这表明，魏晋南北朝寒冷干燥期的出现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当时全球都经历着这种变化，甚至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都是相似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干湿状况的变化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冷暖的变化影响更为明显。历史上黄河流域气候变迁主要不是寒热的问题，而是干湿的问题。现代地理学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的恶化可以导致荒漠扩张，风沙强盛，内流水系或湖泊干涸，水资源短缺。而当气候变得湿润时，荒漠就会收缩，草原植被恢复，水系和湖盆又恢复生机。东汉以来，由于气候逐渐寒冷干燥，蒙古高原草原退化，沙漠扩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世界上北半球的沙漠带通常分布在北纬35度以南，而我国沙漠主要分布在北纬35度—50度之间的西北和内蒙古地区。沙漠带北移的原因主要是青藏高原隆起，使其北侧气候日益干旱，河湖萎缩，植被减少，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再加上人类战争和过度垦殖使水土资源和植被遭到进一步破坏，环境更加恶化，风沙活动加剧，形成沙漠化和严重的风沙灾害。
众所周知，游牧民族以大群放牧为主要的生产经营方式。这种方式属于天然放牧性质，具有先天的致命的脆弱性，随着牧草的荣枯，牲畜有规律地出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现象。而畜牧产品远不如粮食谷物那样易于保存，因此，游牧经济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抗御和恢复能力与农耕生产相比是较低的。尤其是冬季的雪灾和常年都可能发生的旱灾，对游牧经济造成的破坏更大。
旱灾是古代北方草原地带最常见、最主要的一种灾害形式，其发展初期并不致灾，但随着时间的持续，危害作用逐渐加重。因此，其后果多是灾难性的。即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干旱仍然是威胁草原牧业生产的严重问题，更何况是在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古代社会。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匈奴的衰弱过程之中。《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载：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损失的程度我们可以从匈奴分裂后的双方作战的后果看出来。建武二十五年(49)春，南匈攻破“北单于帐下，并得其众，合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到建武二十六年(50)，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也无法支撑下去，遂向东汉称臣，诏赐“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东汉政权赐给的牲畜居然比南匈奴从北匈奴掠夺来的战利品还多，可见连年的旱灾和伴生的蝗灾，已经不复昔日控弦30万，牛羊无数的强盛局面了。之后，蒙古高原不断爆发旱蝗灾害，汉章帝建初元年(76)，“南（匈奴）部苦蝗，大饥，肃宗廪给其贫人三万余口”。和帝永元元年(89)，“北（匈奴）虏大乱，加以饥蝗，降者前后而至”。
严寒和暴风雪灾害对游牧民族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漠北草原北部，冬季形成高气压中心，是亚洲寒潮的源地之一。每到冬季或初春常常狂风为患，大雪成灾。暴风极易造成孕畜受惊流产甚至畜群被暴风吹散而走失。雪灾又称白灾，由于大雪掩埋草场，且大雪常伴以降温冷冻，致使牧畜觅食困难，忍饥受冻，瘦膘疫病，母畜流产，幼畜成活率降低，死亡率尤其是老弱幼畜的死亡率极高。东汉时期北方大雪的记载不少，如《后汉书》卷一九《耿弇传附耿恭传》载：汉章帝建初元年(76)正月，驻扎西域车师国的戊己校尉耿恭派遣军吏范羌至敦煌迎取士兵寒服，“遇大雪丈余”。又同书卷四五《袁安传》注引《汝南先贤传》曰：汉明帝永平年间某冬日，洛阳“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身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而卷七三《公孙瓒传》复载：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冬，公孙瓒率军在辽西与乌桓作战，“时多雨雪，队坑死者十五六，虏亦饥困，远走柳城”。大雪对牲畜过冬无疑是很不利的。即使是现在牧区的牧民遇到白灾也难以抗御。据统计，内蒙古自治区1977-1978年春季发生特大的雪灾就造成了全区牲畜减少310万头（只）的巨大损失。而当时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牧区马牛骆驼等大牲畜存栏量为806万头，羊的存栏量为2256万只。[11](p168、255)就是说这次雪灾造成了存栏牲畜超过十分之一的巨大损失。在防灾、抗灾的手段和技术十分落后的古代，同等规模的雪灾无疑会造成更为惨重的损失，有时甚至会造成牲畜的全部死亡。史书里类似“大雨雪，畜多饥寒死”的记载比比皆是。例如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冬，匈奴单于率军击乌孙，“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其余“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宣帝地节二年（前68），又发生饥荒，“人民畜产死十六七”[12]《匈奴传上》。
环境的异常变化，导致灾害频繁发生，游牧民族就无法在草地继续生活下去，而被迫要向别处迁徙。江统在著名的《徙戎论》中指出：匈奴部众于“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13]《江统传》。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
（二）生物环境的巨大变化
生物环境，又称生物圈，是指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的领域及其居住环境的整体。它包括多种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地、荒漠、湿地、淡水水域和海洋生态系统等。[14](p66)在这些生态系统中，生物的生命活动促进了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同时，生物要从环境中取得必需的能量和物质，就得适应环境；环境因生命活动发生变化，又反过来加强生物的适应性。显而易见，生物环境的变化对生活在其间的人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具体到汉魏时期，以森林、草原和沙漠的变化对我国北方人民生存条件影响最大，以下就此作一些讨论。
汉魏时期，中国北方的沙漠向南、向西扩展，森林和草原的面积相应地大为缩减。先民们，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逐渐地恶化了。
《汉书》卷九四下《匈奴传》记载，西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郎中侯应上言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冶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朱士光先生也指出：“检阅两汉时之文献，沙漠皆在‘幕北’，即阴山以北，而河套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则因土地肥饶，多水草，成为秦汉王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地带。秦、西汉两朝曾多次向上述地区及黄土高原丘陵山原地区移民，大兴屯垦，同时匈奴骑兵也不断南下，往来驰驱，从未见有沙漠的记载。”[15]可见，迟至东汉初期，沙漠还远在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地区。
此外，《汉书》卷二九《沟洫志》云：汉武帝“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填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后汉书》卷一六《寇恂传》载，光武帝以寇恂镇河内，“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这说明两汉时期，山西南部（东郡、河内郡）分布有大片的竹林，而“竹林是热带、亚热带的重要森林资源，常可形成纯林或与阔叶树、针叶树形成混交林”[16](p59)。这表明当时山西和河北一带的气候还是十分温暖湿润的。
降至魏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气候日趋寒冷和干燥，首先表现在沙漠带的南移。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沙漠地带的分布和面积大小，我们今天要想全部搞清楚是十分困难了，但搜检史籍，还是能够发现一些线索的。
东汉桓帝时期，鲜卑檀石槐部统一了漠北，强盛一时，但“后种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见乌侯秦水广从数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鱼，不能得之。闻倭人善网捕，于是击倭国，得千余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鱼以助粮食”[17]《边防第十二·鲜卑》。杜佑注曰：“至晋犹有数百户。”檀石槐是否虏获过一千余家倭国人，现在已经难以判明其真假。但是，我们注意到，尽管檀石槐占据的地盘十分广阔，“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但这些土地多是沙漠戈壁，不能养活越来越多的部众。檀石槐还必须亲自寻找适宜居住的绿洲，寻找新的水源和食物来源。可见由于气候的变化，沙漠地带扩展，大漠南北的生存环境已经开始恶化了。
此外，《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裴注引皇甫谧《逸士传》云：“刘表见（袁）绍强，阴与绍通。”汝南王刘俊谓刘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兴霸道，继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释近而就远，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漠北之救，不亦难乎！”袁绍占据的是幽、冀之地，在时人眼中已然是漠北之地了。虽然刘俊是极言其偏远，但多少反映了当时沙漠南扩的趋势。
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七月，曹操率军进攻乌桓，“时方夏水雨，而滨海湾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于是，曹操令田畴“将其众为乡导，上徐无山，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步鲜卑庭，东指柳城”。“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方得水”[18]（汉献帝建安十二年）。曹操进军的路线位于今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部，在雨季过后不久就“二百里无水”，表明当时冀北辽西地区已呈现荒漠化的状况。《晋书》卷二三《乐志下》亦云：“魏武北征乌丸，越沙漠而军士思归。”又《三国志·魏志·田豫传》载：“文帝初，北狄强盛，侵扰边塞，乃使（田）豫持节护乌丸校尉……自高柳（今山西省阳高县）以东，
貊（今辽宁省凤城县）以西，鲜卑数十部，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田豫与鲜卑轲比能部战于马城（今河北省怀安西），大破之，“自是胡人破胆，威震沙漠”。根据这两段记载，我们完全可以推定当时沙漠地带（至少是半荒漠半草原地带）已经由两汉时阴山以外的蒙古高原扩展到山西、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一线。
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二月，“慕容皝及鲜卑帅宇文归战于昌黎，归众大败，奔于漠北”[13]（《康帝纪》）。昌黎（今辽宁省朝阳市）以北是今辽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往西是燕山山脉，则沙漠已扩展接近辽东地区。
又据《水经注》卷二《河水注》云：“河水石径沙州北。段国曰：浇河西南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百二十里，东西七十里，西极大杨川。望黄沙，犹若人委干糒于地，都不在草木，荡然黄沙，周回数百里，沙州于是取号焉。”我们知道，前凉政权分敦煌等郡为沙州，始有其名。可见，河西地区此时亦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
西汉时代，天水、陇西等地“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12]（《地理志下》）。数百年后，曹魏景元四年(263)群臣劝进司马昭为相国加九锡时云：“前者明公西征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羌戎来驰。”这是指曹魏嘉平五年(253)新平（今陕西省彬县）羌胡叛，司马昭率军“击破之，遂耀兵灵州，北虏震詟，叛者悉降”[13]（《文帝纪》）。显然，当时灵州以北、榆中以西的广大河套地区已是遍布戈壁沙漠之地了。
二 游牧民族内迁的进程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很深入，也很全面，代表成果有葛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移民史》和高敏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等。本文不拟赘述，在此略论其变化的一些线索。
我们知道，环境压力的逐渐增大，导致了塞外战乱和内迁的频率也不断增大。从历史上来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48)，蒙古高原就因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19]（《南匈奴传》）。这引起匈奴内乱，分裂成南北两部，南匈奴内徙五原，北匈奴则徙往西北，时常骚扰河西地区。以后几十年里，北匈奴又遭到多次旱蝗、饥荒的打击，被迫西去。其他游牧民族递次南下，逐渐深入汉族地区。环境的变化是少数民族整体南下的内在动力，而汉族政权的政策又提供了少数民族大批安全、和平内徙的外部条件。周伟洲先生说：“西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北边诸郡人口大量减少，土地荒芜，为了增加该地区人口和劳动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对抗北匈奴势力的南下骚扰，因而同意将南匈奴部众迁于沿边八郡。”[20](p4)蒋福亚先生也指出：“汉族地主阶级允许或强迫少数民族内迁，在两汉是为了加强对各族的控制和巩固边防；在汉末魏晋，主要是为了扩大兵源和补充中原的劳动力。”[21]
匈奴或西去，或南徙之后，首先填补空地的是鲜卑诸部。《通典》卷一九六《边防第十二·鲜卑》载：东汉“和帝永元中，大将军窦宪遣右校尉耿夔击匈奴，北单于遁走，留者尚十余万落，鲜卑因此徙据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渐盛”。我们知道，拓拔鲜卑最早居住在蒙古高原的东北角上，习惯上称为“北部鲜卑”。在蒙古高原东南部发展起来的鲜卑人称“东部鲜卑”。东汉前期，匈奴南北分裂时，东部鲜卑向南迁徙直抵长城沿线，北部鲜卑则在首领第一推寅的带领下，由大兴安岭北部向西南方向迁徙，在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定居下来。东汉桓帝时候，东部鲜卑首领檀石槐降服众部，被推为大人，乃于弹汗山（今河北张北县附近）建立牙帐，“去高柳（今山西阳高县）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折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此时，北部鲜卑也在第二推寅的领导下横穿蒙古大草原，从乌尔吉木伦河迁徙到科布多草原，并加入檀石槐集团。由于鲜卑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并不稳固，到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檀石槐去世后，其政权随即瓦解，东面主要是慕容部、段部和宇文部，西面则有秃发部和乞伏部。其中辽西鲜卑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其首领轲比能“尽收匈奴故地”，据有“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的广大地区，并建立鲜卑庭。[6]（《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轲比能集团覆灭后，鲜卑族再次分解为各支相对独立的势力。
此时，拓拔鲜卑部的首领拓拔力微制定了通好曹魏的邦交政策，改造氏族机构，向国家过渡，并把部落从长川迁往盛东，占据了漠南的匈奴故地阴山、代北之地，使得拓拔鲜卑在中国北部立足生根，奠定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因此，拓拔力微也被北魏皇室尊为神元皇帝，入太庙为始祖。《魏书》卷一○八《礼志一》云：北魏帝业，“神元为首”。不过，从这时候到代王拓拔什翼犍的一百五六十年间，虽然拓拔鲜卑在塞北获得很大的发展，但其生活方式还是以游牧为主、农耕为辅，整体上还处于奴隶制形态之中；虽然形成了以盛乐为北都、平城为南都的政治格局，但其对中原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力是很小的。直至拓拔珪建立北魏复国成功之时，也始终是一个力量不大的小国。
鲜卑之外，其他如匈奴、羌、氐、羯等少数民族也纷纷进入中原腹地。《晋书》卷九七《匈奴传》记载：“（晋）武帝践阼后，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江统在上给晋武帝的《徙戎论》中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匈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因此，他建议：“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13]（《江统传》）西晋初年侍御史郭钦也曾指出：“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已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他也建议迁汉民实边地，逐胡人出塞外。[13]（《匈奴传》）可见，关中和西北边郡内迁少数民族数量之巨已使西晋统治集团内部有识之士惴惴不安了。
晋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也很可观。东晋元帝大兴元年(318)，石勒进攻靳准之战中，进据襄陵（山西临汾市东南）北原，“羌羯降者四万余落”。又攻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这表明当时山西西南部至少就有羌羯人民20万落、200万口以上。[13]（《石勒载记上》）
此外，《晋书》卷二《文帝纪》载曹魏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迫使魏帝封其为晋公、相国所下诏书中，曾对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内迁者的数量作过估计，称：“九服之外，绝域之氓，旷世所稀至者，咸浮海来享：鼓舞王德，前后至者八百七十余万口。”高敏先生倾向于认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他认为：“总而计之，魏晋南北朝北方的内徙少数民族人口，虽无870余万口之多，却也不会相差太远。”[22](p3)
汉魏以来，内徙的西、北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虽然在人口总量上和西晋全盛时期北方汉族人口相差不多，但是，他们在社会形态上比汉族落后，有的甚至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阶段。而且其族群杂乱众多，没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若以各个民族单独计算，又远远少于汉族。因此曹魏西晋的统治者有信心、有把握分化、控制和奴役他们，刘渊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13]（《刘元海载记》）这话也可以从反面理解为司马氏并不视少数民族为腹心大患。《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记载贤良阮种上策曰：“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由是边守遂怠，鄣塞不设。而今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边吏扰习，人又忘战。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于赏啗利，妄加讨戮。夫以微羁而御悍马，又乃操以烦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群丑荡骇，缘间而动。”此策也反映了这一点。
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不是出现八王之乱这样的皇室内部残杀内讧，精兵死亡殆尽，游牧民族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十年间就灭亡西晋王朝，入主中原。对于东汉时期匈奴、鲜卑的南进，杜士铎先生认为，这反映了蒙古高原与黄河流域两大经济区域的对立与较量，实际是草原游牧人和黄河农业人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匈奴、鲜卑失败了，他们虽然也曾突破长城防线，但在内地都没有站住脚，根本原因在于汉族是统一政权。”[23](p5)而当汉族统一的中央政权崩溃之后，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汹涌洪流了。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的内迁过程基本上是在和平中进行的，甚至得到汉族封建政权的鼓励，因而速度是很快的，分布地域也是很广泛的。200年内，北方少数民族在整体上终于突破了汉族王朝人工的和自然的华夷防线，改变了中原地区民族构成。而一旦汉族封建统治者发生内讧，内迁的游牧民族就能趁机而起，夺取政权。
【收稿日期】2002-12-24
标签：东晋十六国论文; 沙漠气候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汉朝论文; 五胡十六国论文; 东汉皇帝论文; 游牧民族论文; 后汉书论文; 晋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