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朦胧诗”寻踪：从《今天》到“太阳纵队”、“X小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朦胧诗论文,纵队论文,小组论文,太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朦胧诗”无疑早已成为“经典”，它已经成为新时期以来甚至中国新诗史上经典化程度最高、最广为人知的诗歌流派。到目前，关于“朦胧诗”的作品以及评论已有很多，甚至存在着某种重复开采和过度开发的现象，不过，这里面仍然有许多未明和薄弱之处。比如说，“朦胧诗”所从何来，它是突然发生、平地一声雷，还是如草蛇灰线般潜隐存在的？如果说“朦胧诗”的“今生”已经广受关注的话，那么它有着怎样的“前世”？关于这一问题，到目前为止学界虽然已有零散的论述，但缺乏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梳理和观照。
本文关注的便是“朦胧诗”的前史，从时间维度来说应该叫做“朦胧诗以前”，而本文从内容方面对之“命名”，称为“前朦胧诗”。“前朦胧诗”与“朦胧诗”之间是连续性大于断裂性(这一点与“朦胧诗”和“后朦胧诗”之间不同)，但这一命名并非没有意义，“前朦胧诗”一方面强调“朦胧诗”其来有自，它并非是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孤立出现的，很多作品的写作时间要更早，尤其是，在整个的70年代甚至60年代，已经有了这种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方式的出现，尽管最初它或许只是一条时断时续的潺潺细流。而另一方面，“前朦胧诗”自身也有其特质，它的丰富内涵和特征并非“朦胧诗”所能涵盖，它是一个丰富、复杂、不规范、充满可能性与遗憾的存在，值得进行专门的考察和探讨。我们看到，关于“前朦胧诗”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逆向展开的过程，即，从距离最近的诗歌存在开始，溯流而上，顺藤摸瓜，逐步走向历史的深处，探寻到更为久远，也更为幽微的存在。本文中，我们将按由近及远的顺序依次观照“前朦胧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几种存在形式：①70年代后期的《今天》杂志；②70年代前期的“白洋淀诗群”；③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产生较大影响，有重要关联作用和“过渡特征”的诗人食指(郭路生)；④60年代前、中期的“太阳纵队”；⑤60年代前期的“X小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似断实连、若无还有的“前朦胧诗”发展线索。
一、《今天》杂志
“朦胧诗”与《今天》的关系其实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早就有学者指出“朦胧诗”是一个“不内行”、“不专业”的指称，它实际上应该被称为“今天派”。不过由于历史的约定俗成，“今天派”这样的命名只能在诗歌界、学术界内部被部分使用，而不可能到达社会公众的层面。
前期的《今天》杂志其存在时间是1978年至1980年，这份以北岛和芒克两位诗人为核心的刊物虽然同时发表小说、随笔、评论等，但主要的影响显然是在诗歌方面。《今天》编辑部共出9期杂志，1980年9月被要求停刊后又出3期“今天文学研究会”《文学资料》，至该年12月彻底停止活动。《今天》问世之后如燎原之火，迅速传到各地，产生了广泛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扮演了某种“先锋”的角色，若干年后它被称为“中国第一根火柴”①。在《今天》杂志总共12期的出版物中，发表诗作较多的分别是：北岛、芒克、江河、食指、孙康(方含)、舒婷、顾城、杨炼(亦署名飞沙)、严力、田晓青(小青)②，由这份名单可以看出，日后被认为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五大朦胧诗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③悉数在列。这种名单的“重合”现象看似是一种表面现象，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简单，这一名单不但代表了某种“文化权力”、“文化资本”，而同时也代表了一种价值观念、精神立场、美学取向。这从《今天》作品的被“官方”、被“主流”所接受的过程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有不少从《今天》出发登上《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等全国重要刊物的作品④，而在有“皇家刊物”之称的《诗刊》1980年组织的首届“青春诗会”中，便有舒婷、江河、顾城三名从《今天》走出的诗人。无疑，在那个政治性要求还很严格的时代，这表明《今天》的美学已经从“地下”转为“地上”，他们的写作已经获得了主流和体制的“认可”，这种外在压力的消失也是它自身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
关于朦胧诗人的“认定”和“排序”，这是一个见仁见智、难求一律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学界“重读”、“重返”活动的展开，许多以前被误置、忽略的问题得到重新认识，关于“朦胧诗人”也有一个重新界定和排序的问题，大致说来，一些此前受忽视的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评价，而同时，另外的一些则受到相应的忽略，评价降低。比如说，这其中食指受到的关注和评价越来越高，对北岛、芒克、多多的评价近年也在上升，这对于“朦胧诗”的版图无疑是一种重新的绘制和划分。在近年较有代表性，由文学史家洪子诚、程光炜编选的《朦胧诗新编》中，列出的是如下16位朦胧诗人：北岛、芒克、食指、岳重、黄翔、多多、方含、齐云、田晓青、林莽、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王小妮、梁小斌⑤。在这一名单中，《今天》的诗歌作者有10人，而其他几位也大多与《今天》有或多或少的关联，比如多多、岳重、林莽均是“白洋淀诗群”的重要成员，而“白洋淀诗群”与《今天》杂志有直接的承续关系；又如黄翔，他和哑默所组织的“启蒙社”对于《今天》的出现起到了直接的触动作用，两者有一定交集⑥；而王小妮也与《今天》有一定关联⑦。这种种现象表明的是，《今天》与“朦胧诗”之间所构成的不容否认、无可辩驳的关系，不但在精神思想、艺术方式上，而且在人员构成、现实生活上。
由《今天》上溯，我们会找到“文革”中的知青诗歌活动，正是这些辗转于社会底层，遭受放逐，而同时又满怀着青春梦想的年轻人，在困难、贫乏的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了他们异端性的阅读和写作，延续了原本稀薄的现代主义诗歌流脉。在这当中，“白洋淀诗群”是最有代表性的。
二、“白洋淀诗群”
“白洋淀诗群”的形成来源于“文革”中规模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在距离北京很近的河北水乡白洋淀，主要由北京知青组成的文化交流圈子中，诗歌成为不少年轻人自发的选择。这其中有审美的愉悦，有隐秘的反抗，也有朋友之间互相的“较劲”，但不管怎样，诗歌正如同寂寞荒野中的火焰，为他们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些许的光亮。从这里出发，走出了芒克、多多、林莽等日后以诗知名的诗人，也出现了根子、宋海泉、方含等这样虽然后来不再写作，但其诗作却也各具特色的写作者，还有，这里是一个呼朋聚友、谈诗论艺的“诗歌江湖”，来此游历的文朋诗友有很多，北岛、江河、严力、甘铁生等都曾到过这里⑧。白洋淀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一个“中心”，汇聚了多位具有艺术禀赋的年轻人，他们在此开始了堪称先锋的艺术探索。而他们与《今天》，与“朦胧诗”的联系的另外一点在于，他们的很多作品便是在此时写成的，只是发表时间滞后，也就是说，很多的“朦胧诗”其实是白洋淀时期的作品，这一点在芒克、多多、根子、林莽身上都有明显体现。尤其是对于芒克来说，他的诗自己并未保存，而是经历了一种他人的传抄和赵一凡有意识的保存，体现了那个时代独有的特征。他回忆道：“我71年大概写了七首还是九首，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两首，72、73年我写了很多东西，不当回事，有的烧了、有的没了，后来保存下来的也是一种侥幸。再后来回到北京，那都到78年了，老北岛跟我说有人传抄你早期那些诗，赵一凡手里存了很多，那才敛吧敛吧收集起来。我们那时也没想把它留住或者把写诗作为什么东西，也没想发表，也不可能给我们发表，没有特别当回事。”“认识赵一凡是办《今天》杂志之前，我76年回北京，77、78年认识的，他也算是我们的一个编辑。……赵一凡应该说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保留了很多人的作品，我72、73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从他那里得到的，要是没他，可能这段历史资料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⑨。在芒克这里，很大程度上《今天》即是“白洋淀”，因为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早期的那些作品，还会不会有为世人所知的作为诗人的芒克。
“白洋淀诗群”的写作有着一定的共同特征，比如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体系的不满，对于个体价值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对人性、“人”本身的关怀，对于固化、模式化、假大空的革命话语的疏离等等。在思想上他们大都比较独立、叛逆，而在艺术上，则普遍心仪西方现代主义，并不约而同、或先或后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现代主义”的发生，是与时代的思想禁锢和异端阅读分不开的，“前朦胧诗”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对于以灰皮书、黄皮书为主的西方现代主义著作的阅读、接受，而与时代主流的“红色文化”产生了背离，反而与异域的思想越走越近，成为了一群“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的产生与存在本来与中国具体情境有很大差别，它主要是西方社会现实与精神处境的产物，表达了现代人空虚、孤独、悖谬、痛苦、绝望、破碎等的复杂体验，但对于中国的这些耳闻目睹了极端动荡与荒谬状况的年轻人来说，这些书籍、思想说出了他们内心所正在经历和渴望表达的东西，简直是感同身受。如此这些思想便很快在他们内心深处生根发芽了，成为其精神构成中的重要部分。现代主义之所以为这些人所普遍接受，其中的情况当然非常复杂，比如其中不无“赶时髦”、“跟风”的成分，但最主要的还是两者之间的共通与共鸣，是思想认同上的契合。这种“现代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横的移植”，它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异域思想的“启蒙”与推动，经与中国现实和年轻人的内心体验的结合，而发展壮大，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力。就“前朦胧诗”的发展而言，这一时期是现代主义写作成为自觉选择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时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应该看到，在现代主义这一大致相同的取向之下，他们各自的书写路向并不相同，风格也堪称迥异，比如多多是峻急、愤怒和酷烈的，而芒克是平和、舒缓、自然的，江河颇具英雄情结，追求历史感和社会关怀，他的作品具有史诗性特征，而林莽则比较平易，追求内在的复杂性，他的诗更为综合，更具古典美学特征。
在“白洋淀诗群”中，我们应该着重提到的是根子，因为他作品的质量非常之高，而他又是被遗忘、被忽略最多的。根子是特别的，不但在“白洋淀诗群”中显得特别，而且在中国新诗史上也是极为特别的：创作时间短、作品数量少、整体质量高。根子以令人惊讶的成熟一出手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标示了现代主义诗歌在70年代初甚至更晚一段时间所达到的成就，而后戛然而止，“扬长而去”，与诗歌就此作别。他的诗《三月与末日》冷酷而严峻，刺穿了生活温情脉脉的表层，开篇即指出：“三月是末日”，全诗充满破碎、混沌、冷酷之美，遍布“恶之花”，充满了质疑与反抗。多多曾用“狞厉”、“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⑩来形容根子的诗，同为白洋淀诗人的宋海泉也谈到了他读根子的诗后，“我感到我面对一个‘狞厉’的魔鬼。这个魔鬼不同于反抗上帝、终于失去乐园的撒旦，也不同于游戏人生、与上帝赌东道的梅菲斯特。像什么呢？有几分高举反叛旗帜，以其犀利的冷漠傲视世人的拜伦的影子，有几分波德莱尔的影子。”(11)根子的诗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他广泛运用整体象征、反讽、悖谬等方式，意象鲜活可感，意蕴丰富深厚，很好地达到了感性与理性、诗与思的结合。他的《致生活》和《三月与末日》一样，表达的是一种否定性的，对社会状况的不信任、不认同、不接受，其中的“我”是一个分裂、破碎的主体，“大脑”与“眼睛”离“我”而去自行其是，“我”则成为傀儡，其中所包含的酷烈与挣扎简直让人惊心动魄。这首诗更具生活的质感，表达上更具弹性，戏剧性和诙谐感更强，显示了根子诗歌写作的多重笔墨。虽然根子的作品只有寥寥几首，但近年来对他的评价却越来越高，比如诗评家唐晓渡如此评价根子：“我一直认为根子是最早的‘个人写作’的典范，在那批诗人中是最有天才的；遗憾的是他作品太少，因为他其后不久就放弃了写作。”而张清华则如此说：“《三月与末日》几乎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版的《荒原》。无论思想的含量还是艺术上的质量，也许都可以说是一个世纪里难以逾越的高峰。一百年后我们时代留下的大量文本都会被淘汰，而我相信这首诗仍旧会屹立不倒。”“根子可以说是这代人中的一个具有原型意义的诗人。他自发而又自觉，有外来影响同时又是基于自身的觉悟，他的诗处于自己的时代之中同时又超越了自己的时代。”(12)根子诗歌在“前朦胧诗”谱系中的意义在于，他于70年代前期出现，并就此停顿，比“朦胧诗”的出现早了数年，但却丝毫不逊色于后来的创作，因而令人信服地将“朦胧诗”的历史提前了。
由“白洋淀诗群”再往前，我们可以找到被很多“朦胧诗人”认为是一位前驱式、源头式的诗人——食指。他在60年代中后期，便开始了个人化，包含现代主义因素的诗歌写作。
三、诗人食指
有多位诗人谈到了其诗歌创作与食指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比如北岛称食指为“启蒙老师”(13)，林莽则将食指称为“我们那一代人的代言人”，(14)而多多将食指称为“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15)。宋海泉则认同了食指为“文革诗歌第一人”的说法，并展开论述道：“有人评论郭路生为文革诗歌第一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恰当的评价。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16)应该说，这些诗人、当事者的回忆和评价是最有说服力，也最有可能靠近和还原历史真实的，因而学者据此作出的食指是“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17)也是可信的，能够站得住脚的。
食指的诗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突破了当时社会化、公共化的诗歌抒情方式，而更多地面向个人生活、个体内心，写出了真实的自我。这些诗包含了作者的真实体验，抒发了作者内心的情感，是一种与时代的“大我”要求相对的“小我”：犹疑、困顿、悲伤、苦痛、幻灭、绝望……如《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所写建筑物的“抖动”、心的骤然“疼痛”，继而对“妈妈啊，北京！”的呼喊，都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情感态度，写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具体经验和“震惊”体验，富有概括力地呈现了特殊历史形态中的个人，发出了真实的“人”的声音，而不是报纸、广播、标语等所宣传的主流政治话语。食指的诗歌如《烟》、《酒》、《命运》、《疯狗》、《相信未来》等，与个体自我、人的内心、人情与人性等更为切近，在诗歌的阶级性、政治性成为它的“本质”属性，诗歌成为政治随意驱遣的工具的时候，这样的诗流露出了若干人性、人道主义的光亮，它虽然并不见得强烈，但因其稀少，更显珍贵，也足以成为照亮那个幽暗世界的奇异的光辉。食指的诗所展现的有血有肉、会疼痛、会悲伤的个体，无疑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它的出现是对于人、对于人心的一种抚慰、慰藉和关怀，诗歌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回归在当时既接续了诗歌抒情、言志的传统，同时也开启了其后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写作路径。
自然，食指身上的两重性、过渡性是不容忽视的，或者也可以说，他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而同时也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诗人。在食指身上实现了一种奇异的结合，他身上红色文化的烙印是很深的，而同时个人化、个体性特征又是明显的，“新”与“旧”、“水”与“火”是同时存在、不分轩轾的。就食指早年的经历而言，他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从小受到正统教育，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文革”中他曾经是一名“老红卫兵”，与红卫兵运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老兵”、“联动”、“四·三”、“四·四”派均有接触，他甚至还有着“老兵四秀才之一”的称号。(18)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思想与“红卫兵”，与政治体制所着力塑造的“模范青年”都并无二致，是与意识形态要求高度合拍的。这在其作品《海洋三部曲》、《鱼群三部曲》、《农村“十·一”抒情》、《杨家川》、《南京长江大桥》、《架设兵之歌》、《红旗渠组歌》等中均有明显体现，其中的关键词如祖国、党、红旗、东风、革命、时代、无产阶级、人民、(红)太阳等与主流诗歌高度吻合，其话语谱系和编码方式与主流话语的“颂歌”、“战歌”也是一致的。这种“红色情结”其实在食指的精神世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他精神世界的基础，它代表了一种观念、信念甚至信仰。即使是在他那些非常个人化的作品中，也是以这些“宏大”、集体性信念作为依托的，他从未失去对世界、社会、未来的信心，哪怕个人经受再大的磨难与挫折，他也依然是“相信未来”的。
如上，我们看到了“两个食指”，一个是对于红色主流文化的信奉、歌颂与“捍卫”，另一个则是对于个人话语的张扬、抒发与坚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紧张的，后者对前者形成了疏离与反叛，前者对后者一直进行着强有力的压制与围剿，它们之间看起来是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实实在在地统一在了同一个人身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龃龉、斗争，便形成了永无宁日的精神的内战，和高强度、超负荷的精神负累和自我损耗。食指日后的“精神分裂”其实正可作如是观。这便是食指身上的两重性，它显示了文化变革期的某种变更和过渡现象，在“前朦胧诗”的发展谱系中，食指正好也提供了这样一种“标本”，显示了一种文化的过渡与历史的真实。
在食指写作之前，便存在着若干青年写作群体，这便是后来被称为“文艺沙龙”、“地下沙龙”的诗歌活动。不管“沙龙”之说成立与否，但这些诗歌存在是没有疑问的，而它们也构成了当代诗歌发展、演变中有效的链条。在这里，我们主要考察两个60年代中前期的地下诗歌群体，“太阳纵队”与“X小组”。
四、“太阳纵队”
“太阳纵队”是以张郎郎和他的朋友为主要成员，以张郎郎家为主要活动地点，主要从事诗歌等活动的一个较为松散的写作群体。“太阳纵队”既联系着后来的写作者食指，其成员牟敦白、王东白等同时也与另一地下群体“X小组”有关联，因而形成了这两个写作群体之间的交叉。
张郎郎在文章中回忆道，1962年，他的母亲陈布文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当时学生会组织诗歌朗诵会，时为中学生的张郎郎和同为文学爱好者的一帮同学参加，他们下半场朗诵了自己的作品，结果效果极好，在大学生引起了震动，“第一炮打响了，使我们信心倍增。”张郎郎朗诵了自己的长诗《燃烧的心》，诗的结尾是：“我们——太阳纵队”。后来有人提议真的成立“太阳纵队”，大家都很赞同。后来，“‘太阳纵队’的确开过一次正式的成立大会，那是在老北师大的莜庄楼。在一间腾空的教室里，下午斜阳，懒懒照在墙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我在章程开始，直率地说：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我们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云云。”“我们打算至少每个月搞一次比较正式的文学沙龙活动，每次每个人必须有新作品问世，墙上挂画，诗人们朗诵作品。然后，切磋研讨，慢慢形成艺术强力集团，最终会被社会承认。”(19)这当然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时他们还不知道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一个如何庞大无比而密不透风的体系性存在，也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游戏”的危险性所在。
不过，他们兴冲冲地开展着他们的活动，写诗、作文、画画，吸引了一大批人的参与和交流。牟敦白回忆说：“张郎郎身材不高，但颇具感染力，知识面比同龄人广泛，他身边围绕着一些热爱艺术文学的青少年，他是核心，而且对追随者有很大影响。或可称为领袖人物。”“和《X》社一样，张郎郎的圈子里也没有明显的门弟之分，这在当时应算是很开明的。例如张新华是军人子弟，而于植信、张润峰则是普通职员和市民子弟。至于由我而和《太阳纵队》有交往的文学青年则有：‘文革’以来的著名诗人‘食指’——即郭路生。英年早逝的一○一中学长甘恢理，以及我的邻居王东白。”(20)张郎郎他们还办过“手抄杂志”，“其实出版方式也很简单，大家都用同样大的16开纸，稿纸和图画纸都行，留下装钉线就行了。当时参加的还有陈乔乔、耿军、邹枫、张大伟、蒋定粤、张寥寥等。谁主编谁来设计封面。我主编的那期封面是铁栅，用红色透出两个大字：自由。”(21)这里，“铁栅”与“自由”显然是极具象征意味的，或许真的是有一种“预感”，所以张郎郎说它表达了“对自由没把握的惶惑状态”。
果不其然，在那个“泛政治化”的年代，文学问题本身也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而这些追求“自由”的年轻人显然不符合当时的政治规范，他们被认为是“反革命”、“反动艺术的追求者”，而“太阳纵队”也成了“反动组织”，张郎郎后来被判处死缓，坐牢十年，有的参加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郎郎写到他被抓之前的逃亡：“1966年，袁运生的画、‘太阳纵队’组织、秘密聚会、与法国留学生交往、我的诗、我的政治笑话——种种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缉……在与朋友们匆匆分手之际，在送给王东白的本子扉页上写下：相信未来。”(22)这种“相信未来”是当时年轻人普遍性的一种情绪和信念，不管食指后来写下的那首名传四海的作品与当时笔记本上的这四个字有没有直接关系，显然，它们之间已经构成了一种对话，一种奇异的呼应。
由于历史的原因，张郎郎的作品和他们所办的手抄杂志等绝大多数已经被销毁，化为历史的灰烬。不过，从仅存的有限文字来看，张郎郎的诗比较纯净、清新，有明显的个人化色彩，比如他的《鸽子》，“我对它说过的，是的，我说过。/在那乳白的晨雾笼罩时/我对它说过/我的声音透过这柔和的纱帐，/我自己听得见/它变得像雾一样神秘/它像梦里的喃喃的歌声，/在晨光里袅袅升腾，/发着红红的微光/如同那远方模糊的太阳。/是的，我对它说过：/飞去吧，这不是你的家。”“它永远飞去了/仿佛我的心，也随它飞去了，/永远地，/我早就知道，这是它的家，/我告诉过它，/在我失去的希望里，/在我含泪的微笑中。//这不是它的家。/‘小鸽子啊，它弄错了’”。这里面确有如他自己所说的洛尔迦、艾吕雅的影响，显示了新的、异质性因素在诗歌中的存在。
五、“X小组”
你在等待什么？X，X，还有X……
得到X，我就充实，
失去X，我就空虚……
——《献给X》
以上文字写于1963年春，作者郭世英，他是郭沫若的儿子，时年21岁，这是为他们的文艺作品交流刊物《X》所写的发刊词。他们的这个文艺圈子后来一般被称为“X小组”，主要成员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其外围成员和朋友圈子包括叶蓉青、牟敦白、金蝶、王东白、周国平等。不过，在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文学不仅仅是文学，任何的存在都需经过政治透镜的过滤，此后不到半年，“X小组”东窗事发，被认定为“反动集团”，其成员悉数被捕，他们为之付出的代价可谓惨重：所有成员均受影响，张鹤慈、孙经武被关押十余年，而郭世英则失去了生命。
首先来看一位重要当事者张鹤慈的回忆：“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左右，在北京大学中关园153号我家后门的一片苗圃中，X社成立。这个日期公安部没有搞错。我、孙经武、郭世英和叶蓉青四人姓名都对。但我们为共同发起人，而不是我和孙经武是组织者，郭和叶是被发展对象。当时我们商定的不过是办一个名为‘X’的杂志，发表我们读书的体会和文学创作。大家用活页纸写好文章后集中在我处装订成册而已。孙经武虽然想过正式印刷出版，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实践。因而说X社是一个集团，实在没有道理。因为我们完全是‘君子群而不党’。”“‘X’杂志从2月12日成立到5月18日被捕共出了3期。上面发表的是我们的纯文艺的创作，主要是诗，是我们对当时流行的党文艺的不满，想闯出一条真正的文学创作的路来。在公安局抓我们之前，我们烧了许多其他材料，但这3期刊物决定留下了。因为我们认为这是纯文艺的东西。我们这么做无非是不想虚度青春年华，做一些有益的事。”(23)郭世英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好友，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周国平在其回忆性著作《岁月与性情》中说：“后来我明白，《献给X》实际上就是世英为《X》写的发刊词了。这份如今被视为地下文学史上的经典的手抄刊物，其实不过是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三人写了作品互相传阅而已。围绕这个刊物有一个小团体，成员除他们三人外，还有一个女孩叫叶蓉青，是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因为与孙经武关系亲密而入伙。按照世英事后的说法，我算一个外围。为什么叫X呢？三人各有自己的解释：郭说是未知数，张说是十字街头，孙说是俄文中赫鲁晓夫第一个字母。”(24)关于“X”的确切含义，说法不一，并无定论，或许，这种不确定性、多重可能性，正包含在其本意之中。一般来说，X用来表示数学中的未知数，它代表未知，以及对未知的求解、探索。引申来讲，它代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代表一种追问、怀疑、求索的精神，这应该与这帮精神上快速成长，热切渴望探寻未知，实现自我的年轻人是极其吻合的，也是受其青睐的重要原因。
“X小组”的成员在精神上比较独立、叛逆，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特征，但与现实格格不入，使其在当时的环境中比较孤立，与社会主流文化处于一种不无紧张的对立中。周国平认为：“郭世英和张、孙当时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并且属于精神上十分敏感的类型，对西方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又有相当的接触，因而格外感觉到生活在文化专制下的压抑和痛苦，表现出了强烈的离经叛道倾向。”(25)牟敦白的文章中有郭世英说过的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视野开阔了，我一直在看书，在思考，我的接触面当然比一般人广泛，我明白了许多事情。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26)这种“独立思考”显然便是他显得“离经叛道”的原因。
如果探究这种精神、思想的来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西方现代书籍的阅读，这种“启蒙”对于他们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周国平说：“当时有少量西方现代派作品被翻译过来，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一定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买，世英常常带到学校里来。我也蹭读了几本，记得其中有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椅子》。爱伦堡也是世英喜欢的作家，由于被视为修正主义者，其后期作品也是内部发行的，世英当时已读《人，岁月，生活》，我在若干年后才读到，当时只读了《解冻》。在同一时段，世英还迷上了尼采，经常对我谈起，不过我在他的案头只看见一本萧赣译的《札拉斯图拉如是说》，因为用的是文言文，我翻了一下，没有读下去。有一回，他拿给我一本内部资料，上面有萨特的文章，建议我读一下，我因此知道了存在主义。大约是受孙经武的影响，在尼采之后，他又醉心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27)张鹤慈的哥哥张饴慈则如此描述郭世英、张鹤慈、孙经武他们的读书生活：“当时，他们都不到20岁，读了许多书，对一切新奇的东西感兴趣。那是1961-62年，相对比较宽松，除了公开出版的书籍外，还有许多解放前出版过的小说，记得的有屠格涅夫的《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等，萧伯纳的《英雄与美人》给我触动最大。他们利用高干子弟的特权，还能读许多内部读物，我也从中看了不少，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之类的小说，《椅子》之类先锋派的剧本，有些我看不懂，另外像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萨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等。他们接触的面很广，已不再向往苏联了。”(28)应该说，这些书籍无疑提供给了他们另外的一种想象人生、想象世界、想象社会的方式，而这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政治意识形态相距甚远，其中的“分歧”很明显，并终至“裂痕”越来越大。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他们要么出身“高干”要么出身“高知”，距离“权力中心”很近，这让他们一方面享受了一定的特权，因而自我期待较高，内心中或多或少有着优越感(哪怕是被压抑到潜意识中)，有较强的“责任感”、“使命感”，他们也能够有较大的行动空间和思想空间，甚至一定程度的“豁免权”(这也可能引来更大的祸端)，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更多地接触到权力系统内部的问题，并对之进行一定的审视和反思。郭世英与家庭、与郭沫若的关系便比较“紧张”，他对家里的特权生活非常不以为然、充满嘲讽，对自己的父亲也颇为“不敬”，王东白回忆的一件小事既生动又深刻地表达了郭世英对父亲的态度，“因为郭沫若到处题字，郭世英有一次就说，他就差果皮箱没题了。当时的果皮箱上都是那种印刷体的字。我就很惊讶，怎么这么出言不逊呢？”(29)郭世英也曾尖刻地嘲讽郭沫若为“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并说“我爸爸每年都换新帽子，旧帽子都戴不下去了”(30)。这里面或许有着某种“弑父”情结，有着青春期的狂傲与叛逆冲动，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思考是有质量、有水准的，代表了新生力量对于正统力量的“反抗”，他们不断地向着“禁区”突进，因而终究难免触犯“天条”。
遗憾的是，郭世英、张鹤慈的作品留下来的不多，但即使是如此的只言片语也能够让人看出若干的端倪，比如郭世英的“浮影 幻象/梦一样/清新 混沌/梦一样/来了 来了/它靠近了我/张大眼睛/——朦胧的雾气”(《浮影》)；“我在欢笑中/狂舞/我在悲切中/慢步/却不知/我脚下的路/是一颗颗蠕动的心/一片片鲜红的土”(《我在欢笑中》)；张鹤慈的“疯狂旋转的地球仪/凝冻的星空/冰月//摇篮外的一只小手/向妈妈要着花的颜色/玫瑰的血，枝的刺”(《我在慢慢的成长》)；“死叶的血地和小花的白/发的曲线和一颗泪//路的滞呆/电线杆和小树的徘徊”(《生日》)……其诗歌中意象的叠加、跳跃，意义的暧昧、模糊，情绪的“颓废”、叛逆，颇具现代主义特征，也约略可见波德莱尔、庞德、马雅可夫斯基等异域资源的影响。他们的写作都未及展开，或可安慰的是，他们在黑暗之中所燃起的火苗，并未熄灭，他们在困难之中所发出的声音，也并未成为绝响。
至此，我们进行了一次“前朦胧诗”的回溯。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回过头来，通过下面的简表看不同“前朦胧诗”写作群体其成员和朋友圈子之间的交叉关系，以及“前朦胧诗”在历史河流中的蜿蜒前进：
“前朦胧诗”写作群体发展谱系简表
可以看到，这是一条从上世纪60年代延续到80年代的中国式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谱系，也是一条尊重“人”、书写人性、提倡人的价值的文学路径，同时还是一代代青年不断成长、反抗压制、追求自由的过程。这一过程发展到8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终成正果，而本文所谈论的60年代前期的“X小组”、“太阳纵队”也不见得就是它的起点，在更早的时间中，一定也有着与之相近的诗歌探索，问题只是现在是否还有可靠的历史痕迹能够让我们去靠近和追寻。而同时应该看到，“前朦胧诗”的写作方式与中国现代文学，与4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其间虽然发生了某种断裂、转折，但它的精神、它的灵魂，并未真正地离开。
到这里，实际上问题并未结束，而似乎才刚刚开始，关于“前朦胧诗”，还有太多未解的问题，比如，关于它的发生、它的内部构成，它作为历史的价值与作为文本的价值，它与红色主流文化的关系，它与外来文学资源的关系，它与新诗传统的关系，它在诗歌史中的位置……关于“前朦胧诗”的研究还有着很长的路要走。
①徐敬亚：《中国第一根火柴——纪念民间刊物〈今天〉杂志创刊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这篇文章中说：“1979年秋，我突然收到从北京寄来的《今天》。是创刊号。‘诗还可以这样写？！’我当时完全被惊呆了”“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那种精神上的震撼。它是一根最细的针的同时它又是一磅最重的锤……那样的震撼，一生中只能出现一次。”
②其发表诗作数量分别为：32首，20首，11首，9首，8首，7首，7首，6首，5首，5首。其他在《今天》发表诗作的尚有衣锡群(齐云)、蔡其矫(乔加)、赵南(凌冰)、史康成(程建立)、黄锐(夏朴)等。
③在“朦胧诗”经典化的过程中，1980年代中期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阎月君编，1985年)和作家出版社的诗合集《五人诗选》(1986年)被认为较有代表性，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而后者所选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人也成为最为典型、得到“公认”的“朦胧诗人”。
④比如：北岛《回答》，《今天》第1期，《诗刊》1979年第3期；《宣告》，《今天》第8期，《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结局或开始》，《今天》第9期，《上海文学》1980年12期；舒婷《致橡树》，《今天》第1期，《诗刊》1979年第4期；江河《星星变奏曲》，《今天》第8期，《上海文学》1980年第5期；食指《相信未来》，《今天》第2期，《诗刊》1981年第1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今天》第4期，《诗刊》1981年第1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日后都成为了“朦胧诗”的名篇。
⑤洪子诚、程光炜编选《朦胧诗新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这其中收录作品较多的诗人依次是：北岛50首，顾城39首，舒婷38首，多多28首，芒克25首，江河22首，杨炼12首，食指7首。除80年代已经实现了“经典化”的“五大朦胧诗人”外，名单中新增的多多、芒克、食指无疑也是学界对之评价提升的一种体现。
⑥这一点从北岛在《今天》创刊以前致哑默的信中可以看出：“看到《人民日报》社门口以黄翔为首贴出的一批诗作，真让人欢欣鼓舞，这一行动在北京引起很大的反响，有很多年轻人争相复抄、传阅，甚至有不少外国人拍照。从过去你们给艾青的信中，知道黄翔等人和您是朋友，期望得到你们的全部作品(包括诗歌理论)。”“由于你们的鼓舞和其它种种因素，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筹备办一份综合性文艺刊物(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剧本、文艺评论和翻译作品等)，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说准确点儿，我们是互相支持，对吗？”转引自张清华《朦胧诗：重新认知的必要和理由》，《当代文坛》2008年第5期。
⑦而王小妮与徐敬亚是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班同学，他们同为该校《赤子心》诗社成员，她不但较早就读到了《今天》杂志，而且与《今天》诗人也有交往，参加过《今天》的文学聚会。参见徐敬亚《中国第一根火柴——纪念民间刊物〈今天〉杂志创刊三十年》，《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⑧这里面尤其是江河，实际上应该算作“白洋淀诗群”的成员，他虽然不是插队白洋淀的知青，但与白洋淀的缘分不可谓不深：他长期休病假，不去工作，他当时的女友也在白洋淀插队，这样他在白洋淀生活了前前后后大概有两年，比有些知青还要长；他与白洋淀的知青诗歌圈子关系密切，互有交往，他的第一首诗大概就是在同学、好友林莽屋里的炕上写成的。参见廖亦武、陈勇《林莽访谈录》，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
⑨王士强：《从“白洋淀”到〈今天〉：芒克访谈录》，《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⑩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8年第3期。
(11)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2)参见唐晓渡、张清华《关于当代先锋诗的对话》(上、下)，《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第2期。
(13)“诗人赵振开(北岛)送给诗人郭路生的油印本诗集《峭壁上的窗户》扉页上就工工整整地写道：‘送给郭路生：你是我的启蒙老师。1983年10月’。”(李恒久：《对〈质疑〈相信未来〉一文的质疑》，《黄河》2000年第3期)另外，在被问及“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的问题时，北岛回答：“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19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翟頔：《中文是我惟一的行李——北岛访谈》，《书城》2003年第2期。)他在另外的场合也说：“那大约是一九七○年春，我和两个好朋友史康成、曹一凡(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我们被人称为“三剑客”)在颐和园后湖划船。记得史康成站在船头，突然背诵起几首诗，对我震撼极大。我这才知道郭路生的名字。我们当时几乎都在写离愁赠别的旧体诗，表达的东西有限。而郭路生诗中的迷惘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萌动了写新诗的念头。他虽然受到贺敬之、郭小川的革命诗歌的影响，但本质完全不同——他把个人的声音重新带回到诗歌中。虽然现在看来，他的诗过于受革命诗歌格律及语汇的种种限制，后来又因病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作为中国近三十年新诗运动的开创者，他是当之无愧的。”(查建英：《北岛访谈》，查建英主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0-71页。)
(14)“(食指的诗)把那一代人的心态写得很准确。可能不是那代人，或者不是在北京，没有那种在‘文革’中受到大的冲击的生活经历的人体会不深，但是跟我们处境相似的人对他那种东西确实体会都非常深，所以我说他是我们那一代人的代言人。那种东西让你感觉跟你的生命那么密切、那么相关。读出来的时候不是在朗诵，而是自己的心声。所以我为什么说食指贡献很大呢，就是他启发了一代人，原来诗可以这么写，诗应该回到人最关注的点上，而不是说一些空话，说一些跟自己无关的话，应该是写自己，回到人本身”。参见王士强、林莽《“白洋淀”与我的早期诗歌创作》，《星星》诗歌理论2010年第11期。
(15)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开拓》1988年第3期。
(16)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辑。
(17)李宪瑜：《食指：朦胧诗人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诗探索》1998年第1期。
(18)参见林莽整理《食指(郭路生)年表》，食指：《食指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张郎郎：《“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20)筱白(牟敦白)：《边缘人生：我的文革岁月》，(香港)夏菲尔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71-72页。
(21)张郎郎：《“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8-49页。
(22)张郎郎：《“太阳纵队”的传说及其他》，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
(23)张鹤慈语，见《访“X”社张鹤慈》，引自“盛唐社区”：www.s-tang.net/viewthread.php?tid=173634。
(24)周国平：《岁月与性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25)周国平：《岁月与性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8-89页。
(26)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7)周国平：《岁月与性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28)张饴慈：《张饴慈致邵燕祥的信》，李青松主编《新诗界》(第3卷)，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28页。
(29)王东白早年与郭世英、张郎郎均有交往，此为2008年8月2日王东白接受笔者访谈时的口述实录。
(30)参见牟敦白：《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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