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民间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外交论文,中共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统西方外交学理论认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注：戈尔·布思：《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通常被理解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官方交往。而大量的现代外交实践表明，外交工作的开展交不仅局限于官方层面，还包括民间外交。所谓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通过非官方、非正式途径开展的对外交涉与交流（注：王庭岳：《崛起的前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它包括一切不以国家和政府名义处理外交事务的政党、集团、组织、团体以及有影响的个人的对外交往活动，具有多层次、多渠道、形式灵活、针对性强等特点。中共在抗战时期一直处于非执政地位，它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民间外交范畴。
学术界对中共民间外交史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虽有少数学者对此问题有所涉及，但总体说来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且关注点往往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对此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斧正。
一
抗战时期中共通过多种渠道，抓住一切机会，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开展民间外交。
第一，与国际友好人士的交往。抗战时期，中共交往的国际友人成分复杂、人数众多、国籍分布广泛。其中交往最频繁、影响较大的是作家和著名记者，如美国的斯诺、史沫特莱、英国的贝特兰等；有国际问题专家，如美国远东问题专家毕森；有宗教界人士，如美国的鲁茨主教、传教士希金斯等；有医生和科学家，如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英国物理学家班威廉夫妇等；有军人，如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还有一些是党派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又名林哲、冈野进）、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等。此外，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亚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南道尔。这些国际友人都不同程度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做出了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白求恩、德国记者希伯等。
1941年10月，在延安召开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来自中外18个民族的13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会议推选朱德、日本代表森健、朝鲜代表武亭等组成主席团，荷印革命家阿里阿罕为主席团主席。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东方各民族人民应紧密团结，共同反对法西斯侵略。会议还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注：《解放日报》，1941年11月4日。）。
第二，与国际民间和官方组织的交往。这些组织主要包括世界学联代表团、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美军观察组等。
世界学联全称是“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作为进步的国际学生组织，它对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关注，多次表示要“无条件援助中国”。1938年5月，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柯乐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抵达武汉。其主要目的是“调查中国英勇抗战之实况及日本侵略之非人道的真面目”，并将“所得真相传播于世界青年与学生之前”（注：李正冠：《世界青年之同情》，《大公报》1938年5月30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特举办有400余名中外来宾参加的盛大茶话会招待他们。6月，代表团抵达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他们提出的关于建立边区的意义、中共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并指出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中国的抗战，同时也是帮助世界人民反对共同的敌人，因此抗战虽要自力更生，但也需要国际援助，希望代表团把中国人民的这一愿望带给全世界人民（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毛泽东精辟独到的论述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表示回国后要做好三件事：热情地做好宣传，如实地讲解见闻，为八路军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1944年6月，被誉为“全世界人民的眼睛”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一行21人抵达延安。早在1943年初，英美等国记者就向中共驻重庆办事处表示要访问延安的意向，但由于国民党的阻挠未能成行。随着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增长，许多英美在华人士，特别是新闻记者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兴趣愈益浓厚。1944年2月，他们联名上书蒋介石，要求允许外国记者到西北中共控制区域访问。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国民党政府虽然作了种种限制，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中外记者的西北之行。针对中外记者提出的“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斗争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的要求（注：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版。第198页。），毛泽东特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转中外记者，明确表示：“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注：逄先知：《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9页。）。中外记者团抵达延安后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等问题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强调中国需要一个民主制度，还是进行抗战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叶剑英向记者团介绍了中国抗战七年来的历程，尤其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光辉业绩，指出自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实际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截止1944年3月，中共军队抗击的敌人占全部敌伪总数134万人中之110余万，即84%，而国民党抗击的敌人只占16%（注：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在记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还特别注重与西方有影响的报社记者进行沟通，如毛泽东、朱德分别与美联社的斯坦因、合众社的福尔曼进行数次交谈，详细阐述了中共的内外政策以及与盟国合作的问题，使他们进一步了解中共的抗日战略及有关政策。中外记者团在延安期间还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一些工厂、学校、医院，部分记者还赴晋绥根据地采访，并观看了八路军奇袭汾阳的战斗场面。这一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44年7、8月间，访问中共地区的第一个美国官方代表团—“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在包瑞德上校的带领下分两批抵达延安。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受到中共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为此专门发布《关于外交工作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注：《中国共产党抗目文件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毛泽东等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多次接见观察组成员，向他们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客观事实，以及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形，并表达了与美国在战时和战后实行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合作的愿望。美军观察组在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访问，并写下大量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及中共的外交政策等多方面的情况，向美国政府提出重视中共及其军队的建议，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承认了共产党及其政权与军队在事实上的存在与作用，这与以前中共无法与外界联系或只得进行秘密联系的状况相比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通过驻国民党区域的合法机构开展民间外交。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允许中共在国统区派驻机构，但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公开活动，更不允许中共开展独立的外交活动。中共只能通过其代表团、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合法机构开展对外交往活动。经过十年内战的长期隔绝状态后，这些机构便成为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中共还利用这些合法机构掩护秘密机构的存在，如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立秘密机构长江局，下设国际宣传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国际宣传组：“对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都邀请他们参加；同在武汉的国际机构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参加接待。”（注：金冲及：《周恩来传》（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页。）国际宣传组被外国人誉为“中共最早的外交机构”（注：罗纳德·C·基思：《周恩来的外交生涯》，〔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武汉失陷后，上述机构随即迁到重庆（1939年1月中共决定撤消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继续对外开展工作。
中共利用这些合法机构和公开身份在国统区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特别是武汉和重庆两地，抗战期间它们先后成为国统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中共交往的对象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如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也有政治家、军人，如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居里、史迪威将军等；还有一些国际组织、援华团体和进步的作家、记者等。中共在国统区开展的外交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包办外交的局面，大大拓展了中共的国际活动空间。
第四，对在华日人进行统战工作。中共始终把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并对在华日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日本在华反战组织，帮助中国抗战。中共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争取被俘的日本官兵上，规定对俘虏“给以宽大待遇，不加污辱，不施责骂”（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对投诚士兵热情欢迎。在中共政策的感召下，日本俘虏积极从事反战工作。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八路军野战总部，杉本一夫等日本士兵创建了在华日人的最早反战团体“觉醒同盟”。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片山潜等也发起组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并在中共的支持下创办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从事日本俘虏的思想改造工作，培养了900多名反法西斯战士（注：黄义祥：《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广州〕《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在华日人反战组织积极向日军开展政治宣传攻势，揭露侵略战争的本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抗战，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
二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之所以能广泛开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定，为民间外交的开展提供了策略依据。捍卫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是中共一贯之立场。抗战全面爆发前，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利益出发，一步步提出并确立建立国内、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正式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并调整其对外政策，由过去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转变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制定了区别对待法西斯侵略国家和民主国家的新的外交政策，即应“努力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日本侵华所造成的新形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这就是说，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3页。）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确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强调要“立刻实现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法西斯侵略阵线，同英美法苏等国订立各种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协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要想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中共必须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长期的封锁和隔绝，不仅国际社会，即使是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中共的真相也缺乏了解，而且当时国民党政府是国际公认的合法政府，中共只能以“在野党”的身份进行活动，并且还受到多方限制。中共的抗日主张无法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广泛传播并得到各国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要想与各国政府建立官方的外交关系是不可能的，只能把对外交往的突破口放在民间外交上。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中共参议员吴玉章向大会提出提案，要求“选派农工商学妇女职业民众代表及世界知名的若干人分赴欧美与各友邦政党民众团体及国际和平组织、国际劳工团体切实联络，实现真正的国民外交”，以“补政府外交的不足”，“一新我国国民外交的阵容”（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344-345页。）。虽然吴玉章是针对官方外交的不足而提出上述提案，但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共欲通过民间外交打开对外交往大门的意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使中共制定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中共的民间外交在实践中的效果也日益明显。
第二，美英对华政策的转变对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共民间外交能否顺利开展，与美英对华政策的走向有极大关系，美英特别是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将直接影响与制约蒋介石政府对中共的态度。因为“美国在中国和远东日益增长的力量已经大到能够起决定性作用了。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注：约瑟夫·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51页。）七七事变前，由于日本侵华还处于局部阶段，加上国际上弥漫着绥靖主义情绪，西方各国对中国抗战反应冷淡。中国抗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期望美英等国从维护自身在华利益出发积极制裁日本，与中国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同时也想利用国际力量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并抑制其反共政策。但是美英等国并未如中共所愿，相反却一直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抗战的能力和决心存有疑虑，对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也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对外宣称保持“中立”，采取观望态度；另一方面是因为此时欧洲政局动荡不安，欧洲国家均将防范德国侵略放在首位，深恐得罪日本而增加自身麻烦，因而英法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甚至要求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议和”。美国虽未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但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反对卷入与美国无直接关系的国际纠纷中去。而且就经济利益而言，美国也不愿意放弃日本这个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美国以“中立”面目出现，要求中日双方“自我克制”。在此形势下，中共一方面向世界各国呼吁，争取国际援助；另一方面积极抗日，显示自己的抗战决心和现实力量，希望英美等国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共。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美英与日本矛盾日趋激化，开始逐步转变其对华政策，对中国抗战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同情，对中国援助也渐趋积极。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共同目标使世界反法西斯国家进一步联合起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受到英美等国的高度重视。它们从切身利益出发，迫切需要发挥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作用，减轻自身压力，以便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小的代价战胜日本。因而开始把中国视为“一场新战争的盟友”，采取积极的援华制日政策，并力图促进中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以便充分发挥对日作战的能力。以此为契机，中共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积极主动地提出与英美合作，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并希望与之建立某种官方联系。1942年8月，周恩来致函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希望美国能派正式代表访问延安，这是中共抗战中第一次正式向美国官方发出邀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而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却出现了豫湘桂大溃退，这使英美对蒋介石政府大为失望，对中共的抗战力量则越加重视，由此加快了与中共联系的步伐，并最终冲破蒋介石的层层阻挠，派军事观察组常驻延安。中共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也由民间外交向更高层次的官方接触发展。194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还联名写信给罗斯福，希望美国政府把他们看作“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而予以接待，以直接与美国建立军事的政治的联系（注：王真：《没有硝烟的战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1页。）。尽管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变化，英美认为中国战场的作用日益降低，因而与中共合作抗战已无太大意义，并从其战后远东利益出发，实行扶蒋反共政策，最终关闭了与中共合作的大门，但中共欲将与英美等国的外交往来向纵深推进的愿望还是十分真诚和明确的。
第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也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国内条件。抗战全面爆发后，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庐山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为标志，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党政府暂时解除了对边区的封锁，并允许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重庆，允许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设立办事处。中共利用这些合法机构，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国民党政府还允许共产党员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如周恩来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中共党员杜国痒等在政治部下设负责抗日宣传的第三厅任科长。另外国民党还允许中共在国统区设立新华日报社，并创办《抗战》、《战时教育》等进步杂志（注：李良志：《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5页。）。中共通过这些刊物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各项政策，介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这一切为中共民间外交的开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共从过去长期被封锁和隔绝的狭小范围里走出来，踏上了更广阔的舞台。特别是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中共的控制一度较为放松，中共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相对容易，这一时期，大批国际友人得以前往陕甘宁边区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转战的广大地区。1939年后虽然国民党对边区重新实行严密的封锁，对国统区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与外界的接触严加控制，使得中共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较为困难，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中共也从未放过任何有利时机，向国际进步力量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尤其是到抗日战争后期，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又放松对中共的限制，使得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延安之行得以实现。总的说来，在整个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在客观上为中共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
抗战时期中共民间外交活动的广泛开展，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成长壮大及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扩大了中共在国内外的影响。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国民党对中共控制区始终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和军事围剿，“一不许共产党发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发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往来。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注：《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他们还调动舆论工具对中共及其军队大肆污蔑，说中共是“皮包里夹着土制炸弹”（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页。）的匪徒。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和自身通讯设备条件的限制，中共要向外报道真实情况困难重重，致使“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注：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页。）而大批国际友好人士和团体冲破层层阻挠访问“红色区域”，对外界了解中共真相起了巨大作用。
美国记者斯诺是“第一个冲破艰难险阻到苏区调查了解我们情况，并将事实公诸于世界的外国记者”（注：武际良：《斯诺传奇》，〔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中共对斯诺的来访极为重视，所到之处不仅普遍受到热情欢迎，在工作上更是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允许他“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从1936年7月到10月，斯诺在苏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全面考察了中共及陕北苏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则通过斯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共团结抗日的诚意，批驳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共及其军队的污蔑。斯诺后来写下了风靡全球的《西行漫记》。这本书被公认为是“西方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著作（注：《斯诺文集》第1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第一次向世界提供了关于中共的翔实可靠的材料，使与世隔绝的中共成为当时世界关注的焦点，不仅如此，它还“推动美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共产党作为盟友参加了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注：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决策人物。罗斯福总统很快就成为“斯诺谜”，曾多次邀请斯诺到白宫讨论中国政治问题。
继斯诺之后，到红色区域访问的外国记者、作家、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下了大量颇具影响力的作品，如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贝特兰的《华北前线》等，这些作品向全世界真实客观地报道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抗战业绩，戳穿了国民党的谎言。如美联社记者汉森离开延安时坚信“与中国其它政治团体相比，中共更全心全意地抗日”，“他们能够打败日本人，并治理好这个国家”（注：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年版，第254-273页。）。中共“廉洁奉公，富有理想和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注：巴巴拉·塔其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57页。）。有些记者原来对中共抱有偏见甚至反共的，在经过实地采访后也改变了看法，称赞边区“百姓生活进步，政治民主，抗战意志坚强”（注：武道：《我从陕北归来》，《新华日报》1944年11月1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认为边区是一个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在封锁线后面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他们“目瞪口呆”（注：袁振武：《抗战后期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始末》，〔北京〕《中共党史资料》1999年第69辑。）。美国记者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一书中写道：“过去有人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被揭穿了。我看到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很多俘虏，八路军英勇抗日，人民热爱八路军。”（注：陈辛仁：《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略》，〔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揭穿了国民党对中共军队“游而不击”的污蔑之词。正如毛泽东所说：记者团来访，“把一座被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射进来。而这个缝隙虽然很小，但是再要强制地把这座门关闭得象从前那样紧密，恐怕已是不可能了。”（注：《解放日报》，1944年6月12日。）
美军观察组对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及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向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发回了大量报告，仅谢伟思一人从1944年7月到10月就写了51份政治报告。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重视中共及其军队的建议，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在中国存在下去，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中共领导的军队“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高，士气旺盛”（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这些报告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对华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45年，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共成功地推荐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出席了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这与中共对美民间外交的积极开展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对遏制国民党反共阴谋，维护国共合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战期间，尽管外敌当前，国民党仍不断制造摩擦，妄图消灭中共，致使统一战线多次面临破裂的危险。英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迫切需要中国战场牵制日本，不愿意看到国共合作破裂，引发内战。因此英美对抗战期间的国共摩擦十分关注，而这又成为制约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因素，从而使中共通过民间外交来争取国际舆论、制约国民党的反共阴谋成为可能。这里仅以皖南事变为例，作一分析。
1940年11月6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制止投降分裂”（注：《皖南事变资料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南方局认真执行中央的指示。事变前夕，周恩来就多次与英美苏驻重庆大使馆联络，把国共摩擦的情况通报给大使馆，希望英美两国为抗日利益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阴谋。英国大使卡尔曾经口头向蒋介石表示，希望能以友好的方式解决国共争端。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和南方局外事组的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向在重庆的外交使团和新闻记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在会见美总统特使居里时，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并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居里对此深表同情，并答应向美国政府通报。周恩来还与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会晤，就皖南事变问题交换看法，卡尔也将事变的真实情况向英国政府汇报。王炳南等也走访外国使馆，负责新闻工作的龚澎带着相关材料到处奔走，广泛接触外国记者。中共还通过斯诺和斯特朗在国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引起了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关注。这些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当局掩盖真相的企图，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抱病约见蒋介石，对事变提出质问。1941年1月24日，美国政府公开宣布对国共摩擦表示关注，并暂停了美国政府对华贷款计划的实施。罗斯福还警告蒋介石：“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财政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注：李良志：《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3月7日，美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和亨贝克在约见驻美大使胡适时又强调：“国共之间不和的后果远比起因更为严重”，“美国对中国的稳定至感关切”（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保证：“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最终被遏制。
第三，开阔了中共的视野，为中共的外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抗战期间大量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国际友人来到中共控制区了解抗战真相，中共也通过他们向国内外宣传自己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武装所取得的辉煌业绩。这种民间外交的开展，一方面成为中共呼吁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动员全民族抗战的一条重要渠道；另一方面也是中共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中共与外界的交往是双向的。中共把来访的外国记者当作一种特殊的信息源，经常向他们了解外部的各种信息和情况。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斯诺的来访，“常常扔下案头工作”与他长谈，并向他询问有关罗斯福新政以及美国对外政策等问题。斯诺还被邀请到红军大学作关于英美对华政策的讲演。史沫特莱也经常将自己收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新闻介绍给朱德等八路军将领，并且把外国驻华机构寄给她的反法西斯宣传品分送给红军战士，帮助他们及时了解外部信息。拉铁摩尔在访问延安期间也以美国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给边区干部作国际问题的讲座。中共领导人还通过与国际友人的交谈了解到一些比较重要的情况，如英美人士对国共两党的观感及对中国局势的看法，盟军有可能向八路军提出配合作战的请求，美国政府已开始考虑战后对华政策等问题。此外，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常被延安地区的部队邀请去讲解有关军事知识。包瑞德上校曾就美国陆军的训练方法、美国海军的发展，如何识别日本军舰和商船等问题向八路军指战员作了多次报告（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这些交流，使中共开阔了视野，增进了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提高了中共对外交往的能力。
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开展民间外交活动，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隔绝，扩大了中共的国际影响，对争取抗战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并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共打开对日、对美民间外交之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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