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秩律》论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的纵向伸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秦汉论文,纵向论文,秩序论文,秩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一书（注：文物出版社，2001年。），其中的《二年律令》中包括有一种《秩律》。《秩律》约34枚竹简，1700字上下，残缺不算太多，是吕后时期中央王朝对官吏禄秩的法律规定。
以往在叙述西汉禄秩序列时，一般是利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秩级记录，辅以《史记》、《汉书》以及卫宏《汉旧仪》等书中的零散材料。不过《百官表》所记已是西汉后期禄秩，西汉前期是否如此，尚有疑问。以俸额为官阶的做法发端于战国，《百官表》所显示的那个样子一定经历了一个演进过程。以前对这个演进有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现在情况就不同了，《秩律》把汉初禄秩原貌公诸于世，由此就可以更清晰地了解禄秩萌生、发展，并取代爵级而成为官阶基本尺度的历程。从偏重“品位分等”的先秦爵级到偏重“职位分等”的汉代禄秩，传统中国官阶制发展的这两大阶段究竟是如何转化的，也由此可以得到更多认识。
本文以《二年律令·秩律》为中心，考察以“若干石”俸额为尺度的禄秩之变迁，把它在战国秦汉间的向上伸展舒张过程，作为叙述主线。
一 战国秦汉的禄秩序列变迁
《二年律令》的下限是吕后二年（前186年）。根据《秩律》中长信诸官的特殊地位，还可以推定它大致就是吕后当政时的法规。《秩律》的基本格式是罗列若干官名，随后注以秩级。这些秩级是：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共十一个秩次。
《秩律》中这个序列是前所未知的。谢桂华先生已指出：“关于汉代的秩等，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师古注，分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一百石，计15等……而据现存《秩律》有明确秩禄石数记载者，则……共11等，显然与前者有较大的差别。”（注：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它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下面就开始本文的讨论。
按“万石”之秩，《百官表》颜注只说是“丞相号称万石”，却无法断定它是法定秩名（注：参看周国林《汉史杂考》“三公不宜称万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当然，尽管没有法定秩名，若把丞相看成一个特殊秩级的话，那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丞相俸禄看，它跟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以下各级，确实构成了一个连续的序列，而禄秩最初就是从俸额来的。不过若把丞相看成一个秩级，那么就得一视同仁，把位在“上卿”、居于中二千石之上的御史大夫、将军也看成秩级才好。对此后面还要加以讨论。在《秩律》中御史大夫与诸卿相同，都只是二千石之官而已。中二千石形成一个秩级，以及御史大夫、将军更居中二千石之上，都是《秩律》之后的事情。
《百官表》颜注所列禄秩，并不足以概括西汉禄秩全貌，只是汉成帝以后的情况。王鸣盛说颜注“直取《续汉志》以注《百官表》，以后汉制当前汉制也”（注：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34《官奉》，台湾大化书局，1984年，第292页。），学者大都接受这个看法（注：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其说，如杨天宇先生，见其《汉代官俸考略》，《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杨先生所论不是没有道理。我也觉得颜注所列禄秩，可以折射出西汉成帝以后的禄秩情况。）。《百官表》：“成帝阳朔二年（前23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由此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被合并于六百石、四百石了；说明此前存在着八百石、比八百石、五百石三秩。又《汉书》卷88《儒林传序》公孙弘上奏有“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一句，官蔚蓝、何德章先生因云西汉秩级“比百石”（注：官蔚蓝：《西汉的俸禄制度及其政治》，《中央日报》1946年8月3日；何德章：《中国俸禄制度史》（黄惠贤、陈锋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页。）。《续汉书·百官志》：“中黄门，比百石”。（注：《续汉书·百官志》还有“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百石”，这个“比百石”应作“三百石”。）是东汉仍有“比百石”之秩。
若不考虑斗食、佐史二秩的话，到汉成帝阳朔二年为止的西汉禄秩是：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共十八个秩等。再把丞相和“上卿”御史大夫看成无秩名之秩级，合计则为二十级。此外汉武帝以来二千石一秩分化出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四秩（注：“真二千石”问题较为复杂，我已另成《也谈“真二千石”》一文专论。兹不详述。），再把“真二千石”一秩计入，遂为二十一等。
汉成帝阳朔二年后，禄秩确实简化为谢桂华先生所说的十五等了；再加上御史大夫、真二千石和比百石三秩，也止十八等而已。从先秦到汉成帝的禄秩发展大趋势，是日趋细密。但汉成帝绥和年间（前8—前7年），丞相制开始向三公制过渡；这时御史大夫改为大司空，御史大夫不复存在了；绥和年间又废真二千石之大郡、万骑太守，郡国守相都是二千石了，由此“真二千石”一秩也在淡化。
那么《秩律》之前的情况呢？以往有些论者用《百官表》所列禄秩论秦制（注：例如马非百先生谓，秦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部将比千石，廷尉正、监千石，卫率千石，郡尉比二千石，等等。参其《秦集史》下册“职官志”，中华书局，1982年。）。不过，《秩律》所见禄秩十一级，使那种做法不再可取。根据制度发展、尤其是位阶制发展由疏而密的一般规律，秦朝禄秩不会超越《秩律》而发展到《百官表》的那个样子。“若干石”的秩级在战国就已出现了，到秦统一时，所见史例大略如下：
《商君书·境内》：“千石之令，短兵百人。八百之令，短兵八十人。七百之令，短兵七十人。六百之令，短兵六十人”。
《韩非子·定法》：“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
《墨子·号令》：“不欲受赐而欲为吏者，许之二百石之吏……其不欲受赏，而欲为吏者,许之三百石之吏”。
《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宦及智（知）于王，及六百石吏以上，皆为显大夫。”（注：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233-234页。）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王嬴政十二年，前235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
在这些史料中，能看到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百石、五十石，共九个秩级。先秦是否只有这九个秩级呢？当然完全可能还有其它秩级而史料未见者。例如《秩律》所见二百五十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这样带零头的细小秩级，在后来就看不到了，而从情理推测，我怀疑这可能承自先秦——如《韩非子》所见，秦秩有“五十石”之卑者。
又，《史记》卷79《范雎列传》有“今自有秩以上至诸大吏”，《战国策·秦策三》有“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有“县司空、司空佐史、士吏将者弗得”。可见汉代的“有秩”、“斗食”和“佐史”等级，先秦已经都有了。
这样，到西汉末年、王莽变法之前的禄秩序列之进化，就呈现为五大段落。它们是：（一）先秦的情况；（二）《秩律》所见十一等；（三）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的二十一等；（四）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后十八等：（五）汉成帝绥和年间的十六等。下面把这五段变迁列表如下（见表1）。
第一，战国秦汉间禄秩变化的大趋势，首先就体现于高端秩级的陆续增加之上。例如先秦所见最高为千石，在《秩律》中最高已是二千石，后来又出现了中二千石，丞相、御史大夫也变成了事实上的秩级；
第二，禄秩的最初分布明显上疏下密，下端存在着一些细小秩级，如五十石、比百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等等；但在后来逐渐变得上下均匀了，那些细小秩级逐渐被淘汰；
第三，汉成帝阳朔二年之前禄秩是由简而繁，在此之后是由繁而简；
第四，《秩律》后禄秩的由简而繁，“比秩”，即如比二百石、比四百石之类的增加，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几点，就是我的初步认识。这几个要点的彼此综合，就构成了战国秦汉禄秩序列的形式变化的主要内容。由第四点“比秩”问题，可以探及秦汉间禄秩应用范围的“横向扩张”，不过这个问题需要花费很多笔墨，我将以《“比秩”与战国秦汉禄秩的横向扩张》为题另文专论；本文打算探讨的，主要是战国秦汉间禄秩在序列形式上的“纵向伸展”。下面就从不同方面，对所谓“纵向伸展”的诸环节加以讨论。
表1 战国秦汉禄秩序列演变表
①（注：“阳朔二年前”一列中各级都有比秩，独五百石一级没有比秩。聂崇岐先生推断说：“没有比五百石的记载，但就二千石下至二百石之间都有‘比’秩来推测，恐怕会有这一秩的。”《汉代官俸质疑》，《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236页。这问题一时难以索解，只好存疑，秩级仍以二十一级计。）
二 早期采用禄秩的官、吏、令试析
禄秩序列在汉成帝前是由简而繁，并主要体现在高端秩级的增加之上。从战国到汉初，禄秩低端却比后来细密，存在过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这样的秩级。若不考虑“比秩”的话，那么禄秩在总体上的由简而繁，还伴随着其低端由繁而简的反向变化。其实在后来，低级吏员的俸钱依然存在着细微级差。西汉后期，百石之吏俸钱720钱，斗食、佐史600钱，其下还有570钱、500钱、480钱、360钱、300钱、200钱、100钱诸等（注：参看陈梦家《汉简所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四、俸钱与口粮”，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0页以下。），可这些细微差异并没有构成官阶或化为秩名。
笔者有一个基本认识：禄秩的哪一段落相对细密，就说明禄秩主要针对哪个官员层次的。按月考课、按月授廪并以廪额定等之法，始于周代的“稍食”，它最初是面向胥吏的。战国到汉初禄秩低端的更为细密，其原因就在于它是面向“官人百吏”，这是一个低于士大夫封君的官员层次。由此推理，禄秩这种官阶形式逐渐向上伸展，最终在汉代成为百官的等级尺度，其背景就是“吏”群体的向上扩张，或说朝廷逐渐用“吏”的形象，为更高层的官员定性定位了。
在先秦只找到九个秩级，其最高秩只是千石。尽管事实可能存在更多秩级而史料未见，但《商君书》的“千石之令”，在商鞅变法后的一段时间中，大概就是最高禄秩了。先秦以禄秩标志官阶的是些什么官职，史料所见并不清晰。就前所引，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
（一）称“官”者：五十之官、百石之官；
（二）称“吏”者：二百石之吏、三百石之吏、六百石吏；
（三）称“令”者：千石之令、八百之令、七百之令、六百之令。
第一类以“某石之官”为称者，我想与第二类“某石之吏”是互称。因此这两类可以合并观察，都是承担行政的任事之吏。《战国策·燕策一》中有“（燕）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一句。按有行政职掌者有印，散官无印。那么“收印自三百石吏”，就暗示这些“三百石”是有印的任事之吏。三百石以下用不着把印“效之子之”，只是因为等级较低而已，却不是无印可效。从汉代情况看，二百石吏铜印黄绶，乡三老也是有印的。我们断定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或说是任事之吏的身份标志，战国的禄秩材料强化了这一印象。燕国、秦国以及汉代一以贯之的“若干石吏”这种引人注目的表述，显示“若干石”与“吏”有内在联系。第三类以“令”为称者，据学者的看法包含着县令在内（注：如朱师辙引《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以注此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5，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页）。），这是可以接受的意见。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注：《史记》卷5《秦本纪》、卷68《商君列传》。）。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的记载出自《商君书·境内》，而《境内》就是商鞅变法后不久的作品。秦国所见最早称“令”之官，应该就是县令。并且从数量上看，战国的称“令”者中县令确实也特别显眼。在韩国、赵国、魏国、齐国、楚国和卫国，能看到很多的县令（注：韩国县令，如《战国策·赵策一》：“请以……千户封县令。”《史记》卷43《赵世家》：“千户都三封县令。”李学勤《战国题名概述》（中），提供了不少韩令之铭文，如兵器督造者有“郑令韩鱼”，印玺有“阳潮命玺”（《文物》1959年第8期）。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相关问题》所引韩国兵器铭文，有“奠命韩熙”、“安阳命韩望”、“亲城大命韩定”等（《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按新城令又见《战国策·楚策一》城浑说新城令事。郑韩故城出土韩铜戈有“郑令韩熙”、“郑令赵距”、“郑令赵它”，见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文物》1972年第10期。赵国县令，如《吕氏春秋·知度》：“赵襄子时，以任登为中牟令”（《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作王登）。魏国县令，如《战国策·魏策一》：魏文侯“西门豹为邺令。”《汉书》卷29《沟洫志》：“（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韩非子·内储说上》：“卜皮为县令。”同书《内储说下》：“邺令襄疵阴善赵王左右。” 《说苑·臣术》：“翟黄谓田子方曰，邺无令，臣进西门豹，而魏无赵患：酸枣无令，臣进北门可，而魏无齐忧。”《史记》卷89《张耳陈余列传》“张耳尝亡命游外黄，宦魏为外黄令。”齐国县令，如《史记》卷126《滑稽列传》：“齐威王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淮南子·泛论》：“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而数无盐令。”楚国县令，如《史记》卷74《荀卿列传》：“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淮南子·人间》：“子发为上蔡令。”卫国县令，如《韩非子·内储说上》： “卫嗣君之时，有人于令之左右，县令有发蓐而席弊甚……”等等。）。
当然在战国和秦时，也已有了非县令而称“令”的官职，如秦王政九年有中大夫令，赵高为中车府令，秦二世还有郎中令、卫令（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秦封泥中有很多官称在汉代属于“令”，还有大量称“丞”的封泥（注：参看周晓陆、路东之《秦封泥集》有关部分《三秦出版社，2000年》。）。按“丞”大多是“令”之副手，有其“丞”就可能有其“令”（或长、监等）。又赵国有宦者令，韩国有车令（注：《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者，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吕氏春秋·处方》：“（韩）昭釐侯至，诘车令。”又《史记》卷63《老子韩非列传》有“关令尹喜”，学者或说其官为“关令”。《汉书》卷30《艺文志》则称“关吏”。总之是在疑似之间。又《史记》卷119《循吏列传》记楚庄王时事，有“市令言之相曰……”按楚无相，应属比附。吴永章先生的《楚官考》指出：“春秋时楚县长官称尹，战国后期始称令。而这条材料却说，春秋中期的楚庄王时已有市令之称。若不是市令之称起源较早，则是司马迁以战国后的制度比附之。”（《七国考订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4页》），可见秦与三晋制度相通，称“令”之官较多一些。那么《商君书·境内》中的“令”是县令还是朝廷之令呢？这些千石之令、八百石之令、七百石之令、六百石之令，分别统辖着短兵百人、八十人、七十人、六十人。高亨先生云：“令，行政长官的通称，如县长古称县令……秦国制度，行政官吏也参加战争。”（注：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47-148页。）这些统兵参战之令，更可能是地方上的县令，而不是中央的中大夫令、中车府令、郎中令、卫令、宦者令、车令之类；并且中央诸令都是员额一人之长官，而《境内》诸令级别各异又都有统兵，这一点也更像是县令。至于印章及封泥所显示或暗示的秦国称“令”者，比县令的出现要晚得多了。
商鞅变法以来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县制的推广在此是决定性事件之一，有的学者还视之为“中国官僚政治的开端”（注：H.G.Creel.The Beginning of Bureaucracy in China:The Origin of Hsie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ⅩⅩⅫ，1964.）。由此君主通过一批行政官吏，而不是贵族或封君，控制了帝国疆域和千万编户齐民。秦统一在各地设郡，但其职能最初是偏重军事的，在民政方面，“县”举足轻重。较之朝中那些“以爵为本”的大臣，君主率先以千石、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等禄秩为县令分级定等，就等于以“吏”来为县令确定身份的。反过来说，县令采用禄秩、并曾在禄秩序列中居于高端，这是禄秩之为“吏禄”的又一证据。
后来，越来越多的官职进入了千石行列。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千石（及比千石）之官有相国丞相长史、太尉长史、御史丞、御史中丞、将军长史、太中大夫、郎中车户骑三将、谒者仆射、期门仆射、廷尉正、廷尉左右监、中二千石诸卿丞、王国郎中令、王国仆；据《续汉书·百官志》，则有三公长史、将军长史、将军司马、军司马、中二千石诸卿丞、太中大夫、谒者仆射、宫门司马、中常侍、尚书令、御史中丞、中宫仆、太子率更令、太子家令、太子仆、城门司马、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校尉司马、王国郎中令、王国仆。无论从员数还是官称上说，比起《秩律》而言，千石之官是大为增加了。
一些无秩之官也采用禄秩做官阶，一些较低官职禄秩上升，这就使县令的地位相对下降了。但在汉初还不是如此。《秩律》所见千石之官如下：
御史，丞相、相国长史，秩各千石。□君，长信□卿，□傅，长信谒者令，□大仆，秩各千石。栎阳、长安、频阳、临晋、成都、□雒、雒阳、酆、云中、□□□□□、新丰、槐里、雎、好峙、沛、郃阳，郎中司马，卫尉司马，秩各千石。（第43页第442、443、444简，第192-193页释文）
即使不考虑阙文部分可能包括至少3个县令的话，那其中也有15个县令，而中央官员秩在千石者不过9个而已。其中“长信”诸官体现了吕太后的权位，不考虑这一特殊情况，中央的千石之官屈指可数。汉承秦制。《秩律》中的千石朝官数量相对较少，也反映了县令是最早以禄秩为盲阶的官吏之一。
与之相似，二千石秩级的普及，与郡守之普设大约也有直接关系。《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秦最初置郡在秦惠文王时（前337一前325年），这时郡守是否是二千石，一时找不着直接证据；但若说秦统一前后郡守已有了二千石秩级，应该问题不大。从跟随刘邦征战的功臣战绩看，周勃先后所获二千石3人，樊哙所获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11人，郦商所获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19人，灌婴从得二千石2人、别得二千石10人，靳歙得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39人（注：见《史记》卷57《绛侯周勃世家》、卷95《樊哙列传》、《郦商列传》、《灌婴列传》、卷98《靳歙列传》。）。其中这么多的“二千石”，会有秦之郡守在内吧。禄秩的推广与郡县制普及，应该是同一进程。
周代贵族政治的传统是以爵位为本，战国至秦，“重爵”传统余波未息。陈直先生曾说：“秦代重爵，往往有爵位，无官位，无爵位者，始称官位，与汉代无官位则称爵位之风气不同。如史记商君传，赐爵右庶长，大良造是也。琅邪石刻，亦有五大夫杨樛题名……”（注：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杜，1979年，第125页。）所以标示身份的爵称——如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土之类——更整齐有序，职事的“杂乱无章”却导致了官名的“杂乱无章”。不仅殷周的官称是如此，秦汉列卿之名也是同样：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这些官职都是因行政需要而自然生长出来的，不像《周礼》等书中的那种主观规划，所以在名称上依然保持了原生状态。较完善的官名规划——比方说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分别冠以礼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种既分工合理、又整齐有序的架构，是经过漫长发展调适才得以形成的。
较低一些的千石到五六百石的官职称“令”称“长”，如诸署令长之类，从官称上说整齐得多了。这是很发人深思的。劳干先生推测，中大夫令和郎中令都以“令”为称，所以它们在秦代可能是千石之官（注：劳干：《秦汉九卿考》，《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6年，上册．第865页。“又秦官凡九卿之职，皆不称，‘令’，而‘令’、‘长’之职，乃九卿及二千石之属官，其中大夫令及郎中令之称令，亦故为千石以下官，非九卿；亦犹尚书令故属少府，自汉以后其名未改其职渐尊，寝假而驾乎九卿之上，成为辅相，然故为少府属官，犹斑斑可考也。”）。由此我们联想到《二年律令·秩律》中的少府称“少府令”，若以劳干先生之说衡之，较早时候少府可能也是千石之官，并不具有“卿”之尊显地位。称“尉”之官大概也是如此，它们在春秋地位不高。《左传》襄公十九年：“公享晋六卿于蒲圃，赐以三命之服，军尉、司马、司空、舆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相对于三命之卿，军尉、舆尉只是一命之官。但秦汉就不同了，廷尉、卫尉、中尉因其现实的政治重要性，逐渐具有了“卿”的地位。
我们推测在较早的“重爵”时代，大臣主要以爵为本；级别越低，则职位的分量越重。所以大臣不妨只列爵称，中下级官吏则多标职名，或用禄秩标示为“若干石吏”——禄秩是“吏”的身份标志。随官僚政治的推进，秦汉间从“重爵”到“重官”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官”日益取代了爵列而变成了政制的主干，“官”已不止是一份职事而已，逐渐变成了权力、责任、地位、待遇和声望的综合体。官称上“杂乱无章”的廷尉、内史、典客、中尉之类变成了“卿”，在汉初《秩律》中同居“二千石”之秩，此后它们又上升到了“中二千石”。下面就来讨论二千石诸卿的问题。
三 二千石诸卿的排序
《秩律》的内容虽然单调枯燥，不过是官名与秩级的罗列而已；但如善加利用，那么对认识秦汉官僚政治的特点很有帮助。例如律文开篇的二千石一秩中排列着如下官职：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秩各二千石。（第43页第440、441简，第199页释文）
下面就文中二千石诸卿的排序及其秩级问题，陆续加以探讨。
上述排序中御史大夫居首，廷尉居次，而掌管礼乐文教的奉常，竟然只排在二千石大臣的末位。秦汉帝国“以刀笔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灼然可见。《秩律》的排序想来是上承于秦的，属“汉承秦制”之例。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议帝号时的大臣位次“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注：《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以及李斯由廷尉而迁丞相这种仕历，都是大家熟知的事情。《战国策·魏策四》：“秦自四境之内，执法以下至于长挽者，故毕曰：与嫪氏乎？与吕氏乎？”“吕氏”即吕不韦，当时他正担任着相国之职。可见秦国的相国之下，紧接着就是“执法之臣”了。御史大夫也是“执法之臣”，他的属吏也是“率取文法吏”的（注：卫宏《汉旧仪》：“元封元年……御史职与丞相参增吏员，凡三百四十一人，分为吏、少史、属，亦从同秩补，率取文法吏。”文中“吏、少史、属”应作“史、少史、属”。）。
《秩律》中的内史序位也同样值得注意。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汉初内史有二：掌京师的内史和掌谷货治粟内史。《秩律》之“内史”，应含两种内史在内（对此我已另行作文考辨）。这样也合于内史紧接着廷尉的排序——廷尉掌法制，居第二；治粟内史掌财政，居第三。这个排序大概也属“汉承秦制”，合于秦国内史主财政的悠久传统，以及秦人明法富国的传统国策。
《战国策·秦策三》范雎谓秦昭王：“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这句话中的“尉”，我想应是廷尉；所云“内史”，也应兼有后来的内史及治粟内史之职。睡虎地秦简秦律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以官称为名的法规中只有两种称“杂”：《尉杂》和《内史杂》。为何独独尉和内史有“杂”，还可进一步研究，但总归不是偶然的事情，显示了与此二官相涉的法规具有特殊性。《秦策三》中相国之下就是“尉、内史”的情况，与《二年律令·秩律》的排序不谋而合。又《二年律令·置吏律》有“都官自尉、内史以下毋治狱”一句，《注释》把这个“尉”释为“廷尉”，这个“尉、内史以下”的说法，跟《秦策三》“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异曲同工。似可断言，自秦昭王以来直到西汉前期，丞相、御史大夫之下，最重要的官职就是廷尉与内史了。
《史记》卷56《陈丞相世家》：
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陈）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
这故事我们本来耳熟能详，但现由《秩律》又有了更深理解：作为帝国命脉的“决狱”、“钱谷”之事，廷尉与内史是其主者。对廷尉和治粟内史的重视，甚至到了东汉初年犹见余波。《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汉官目录》所载建武十二年（36年）八月察举诏中，廉吏名额的分配是光禄勋廉吏三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而余下的中二千石止各一人。光禄勋承担朗官选举，举额较多乃是特例；而廷尉与大司农（即前治粟内史）举额高于其余诸卿，就有特殊意义了。东汉初年政治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从王莽“新政”向“霸王道杂之”回归（注：参看拙著《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10章第1节《东汉的“经术”与“吏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光武帝给廷尉、大司农以特殊地位，应该就是其表征之一。
清人孙楷作《秦会要》，近人马非百作《秦集史》，叙秦朝诸卿时都以掌礼仪的“奉常”居首（注：《秦会要》卷14《职官上》，孙楷著、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以下；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481页以下。）。在《秩律》面世之后，他们的做法不再可取了。汉初御史大夫张苍迁为丞相，以及元狩三年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甘露二年廷尉于定国为御史大夫，绥和元年廷尉何武为御史大夫、旋为大司空（注：《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下》。），廷尉的这种升迁前景，多少也残存着秦重法吏的深厚传统。
同时，《秩律》中的千石之官里“御史”居首，而且位于“丞相、相国长史”之前，也是值得关注的。《汉官旧仪》卷上：“御史，员四十五人，皆六百石。”（注：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32页。）而《秩律》中御史却有千石之高，我想这和御史大夫、廷尉的居前排序可以等量齐观，都是秦与汉初“法治”精神的反映。
然而事情在变化。《汉书》卷68《霍光传》记霍光为昌邑王废立之事上书太后，其中诸卿排序就已不同了：
太仆杜延年、太常苏昌、大司农田延年、宗正刘德、少府史乐成、廷尉李光、执金吾李延寿、大鸿胪韦贤。
当然不能忽略这种排序可能有随机原因，比如某大臣的资历深浅、恩眷厚薄等等。但诸卿中廷尉已落到了第六，而太常则上升到了第二，这毕竟反映了廷尉居首的显赫地位并非不可动摇。“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变动，很可能提升了礼仪文教之官的地位。
在成于东汉初年的《汉书·百官公卿表》里，诸卿次第又变成了如下样子：
相国、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太傅，前后左右将军；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中尉；自太常至执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在这时候，掌管礼仪文教的奉常引人注目地转居列卿之首了，廷尉却降到了第五位。这与儒术取代法术而变成帝国正统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无疑是同一进程。还应指出，据我的博士生李昭君同学的排比统计：东汉列卿之迁转，以太常迁三公为惯例，廷尉不预焉；晋人至有“廷尉之材，不为三公，自昔然也”之语（注：《晋书》卷52《华谭传附袁甫传》。），“自昔”乃是就东汉而言的。这样看来，《百官表》中太常变成了九卿的排头兵，肯定就不是出自随机原因了。曾经有人对我表示怀疑：儒生士人的思想文化，对现实政治制度到底有多大影响？那么眼前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从《秩律》中的廷尉居九卿之首、奉常居末，到东汉太常居九卿之首而廷尉落到第五，而且“廷尉之才，不为三公”，其间二者地位整个地反转了。
大约在汉景帝、武帝之时，中央的二千石诸卿变成了“中二千石”。“中”是对郡国而言的，诸卿由此超出郡国守相一头。《汉书·百官公卿表》叙毕“秩皆中二千石”的官职后，又叙“皆秩二千石”的官职，它们是太子太傅、太子少傅、将作少府、詹事、长信詹事、将行、典属国、水衡都尉、内史、主爵中尉等等。当“中二千石”形成一个特殊秩级之后，朝中另一些官职便依次递升，可以被安排在“二千石”秩级之上了。内史依然是二千石，这个内史是掌京师的内史，它被视同郡国守相。长信詹事在《秩律》中已是二千石，此时却仍是二千石，没跟着水涨船高，看来吕氏失势后王朝不再给予此官特殊地位了。
四 丞相与御史的秩级
陈梦家先生认为：“汉初最高秩为二千石，此上三公、大将军和御史大夫没有秩名。”（注：陈梦家：《汉简听见奉例》，《文物》1963年第5期。）丞相（或三公）及御史大夫不用“若干石”做秩名，但不妨认为它们也构成了秩级。前文已表明这一观点，下边就讨论这两个特殊秩级的形成过程。
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没有相国、丞相，这和后来它们仍无秩名的情况是一致的。汉初丞相、相国没有秩名，秦代当然也是如此。周国林先生解释为什么三公无秩级，理由之一是居其职者人数少，理由之二是三公奉额离万石相差太远（注：周国林：《汉史杂考》“三公不宜称万石”，《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l期。）。除此之外，我想这还有一些历史原因。
在战国时代，秦国的丞相经常任用外来才智之士，学人因有“秦用他国人”（注：洪迈：《容斋随笔》卷2《秦用他国人》，上晦古籍出版社，1978年，上册，第23页。）、“喜用别国人”（注：洪亮吉：《更生斋文甲集》卷2《春秋十论·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别国人论》。）、“秦固以客兴”（注：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3《齐秦客》，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的看法。自秦惠文王以张仪为相始，直到秦始皇时，秦之22位为相者，至少有18位有“客”的身份（注：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0-43页。）。苏轼论历代仕进之制，有“战国至秦出于客”（注：《东坡续集》卷8《论养士》，《苏东坡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下册，第250页。）之论。“相”往往来自六国的客卿游士，这意味着“相”是被聘来的主持国政者，其人选的流动性是很大的，这与后世丞相来自较低官员的依次迁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这种特殊身份，我想战国和秦的“相”之待遇是因时而定的，不限以固定秩级。秦和秦以前“爵重子官”，中央官员更多地依赖爵位来标志等级。商鞅入秦后，“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变法初见成效，“以鞅为大良造”；“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注：《史汜》卷68《商君列传》。）。从其权位看来，商鞅跟丞相没有区别；但商鞅的官称却不明不白，这多少反映了当时以游士而执国政者身份特殊，其地位主要靠封爵确认，包括根据功业大小而晋升爵级。丞相以下则是行政部门的文吏队伍，这个队伍就有必要保持稳定，施以严格的等级管理，并以固定的禄秩标志高下了。直到秦统一依然保持了这个传统，即丞相无秩的传统。
但随时间的推移和统一的推进，相国、丞相的身份地位日益稳定。他们不再来自列国游士，而是来自正常的迁任选拔，日益“文官化”了，变成了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万二百八十五人。”丞相也在“吏员”之列，这同秦国时的观念已大不相同。当丞相在俸禄级别和迁任序列两方面，都跟居身其下的官员构成连续的阶次之时，丞相之位就逐渐变成一个事实上的秩级了，当然是特殊的、没有秩名的秩级。
我们再来看御史大夫。《秩律》二千石诸官中第一个就是御史大夫，这反映了什么呢？我想，反映的是秦帝国的文法吏队伍以御史大夫居首的旧有传统。“若干石”的禄秩最初是“吏”的身份标志，这是我们一向的基本判断。御史大夫以禄秩标志等级，这意味着他的身份是“吏”。不过，御史大夫在较晚时候，才获得了“副丞相”的特殊地位的；在秦国的称“史”之官中，本是内史重于御史的（注：参看拙作《史官主书主法之责与官僚政治之演生》，收入《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2001年。）。《战国策·秦策三》云：“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内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国之人者乎？”可见当时相国之下就是廷尉和内史了，还轮不到御史大夫呢。这大约是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前271年）的事情。而《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嬴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及“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的记载，则显示秦统一前后设置了御史大夫，并给了此官“副丞相”的崇高地位。
陈梦家先生说御史大夫没有秩名，《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御史大夫条则称“西汉沿置，仍为丞相副贰，秩中二千石”（注：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795页。）。这两个判断各有所据，而且都是简而言之的说法。《二年律令·秩律》中御史大夫在二千石之列，并非“没有秩名”。约在汉景帝到汉武帝的时候，中央诸卿由“二千石”而上升为“中二千石”了，御史大夫仍在列卿首位。《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臣瓒曰：“《茂陵书》，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茂陵”是汉武帝的陵号，“中二千石”就是汉武帝时御史大夫的秩级。这就是《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的立论根据。
随后，这个兼掌文书和监察的官职地位继续上升，逐渐超越九卿而自成一级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所谓“上卿”，就是位在中二千石诸卿之上。这就是陈梦家先生所说的“御史大夫无秩名”的阶段。可以为此举出旁证：
《汉书》卷8《宣帝纪》汉宣帝地节三年（前67年）：“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
《汉书》卷9《元帝纪》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年）：“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长，天下当为父后者爵一级”。
御史大夫所赐关内侯，是十九级爵；中二千石所赐右庶长，是十一级爵。多达八级的赐爵差别，表明御史大夫与九卿已非比肩同列关系。
前面提出，在俸钱以及迁任上与百官构成序列，是判断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否可以看成秩级的依据。首先来看迁任，郡国守相迁九卿、九卿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迁丞相，业已形成惯例。可参看《汉书》卷83《朱博传》的朱博奏言：
故事，选郡国守相高第为中二千石，选中二千石为御史大夫，任职者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圣德，重国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为丞相，权轻，非所以重国政也。
可见丞相和御史大夫作为迁转阶梯的最高两级，已是“位次有序”的了。
接着再来看俸钱。《汉书》卷10《成帝纪》绥和元年注引如淳：“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奉钱月六万，御史大夫奉四万也。”又《史记》卷120《汲郑列传》“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句集解引如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万，二千石奉月万六千。”再加上史料所见光禄大夫、谏大夫月俸，就可以列表如下（见表2）。
秦汉禄秩的特点，本来就是以俸定等；而此表显示，丞相、御史大夫的俸钱，与其下的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和二千石诸级井然有序（注：西汉中二千石月俸24000钱系我所推定，参拙作《也谈“真二千石”》，待刊。）。
进而一些礼仪制度也表明丞相、御史大夫各成一级。卫宏《汉旧仪》卷上：
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赞称：“敬谢行礼。”宴见，侍中、常侍赞，御史大夫见皇帝称“谨谢”，将军见皇帝称“谢”，中二千石见皇帝称“谢”，二千石见皇帝称“制曰可”，太守见皇帝称“谢”。
拜御史大夫为丞相，左、右、前、后将军赞，五官中郎将授印绶；拜左、右、前、后将军为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赞，左、右中郎将授印绶；拜中二千石，中郎将赞，御史中丞授印绶；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注：纪昀等辑《汉官旧仪》，引自周天游校注《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第35页）。孙星衍辑《汉旧仪》无“拜千石、六百石，御史中丞赞，侍御史授印绶”一句，参看同书第66页。）。
婕妤见，大长秋称“皇后为婕妤下舆”，坐称“起”，礼比丞相。《娙娥见，女御长称“谢”，礼比将军、御史大夫。昭仪见，称“谢”，比中二千石。贵人见（按贵人当做美人），称“皇后诏曰可”，礼比二千石。
表2
秩级
月俸
秩级
月俸
承相、大司马大将军
60000钱
二千石16000钱
御史大夫 40000钱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 12000钱
中二千石 24000钱
谏大夫比八百石 9200钱
真二千石 20000钱
以上记载，大概是汉武帝到汉元帝时的制度。其中丞相、左右前后将军（注：关于将军位次，这里做一简略说明。《秩律》中将军只有“卫将军”一号，居二千石，排序在郡守、郡尉之后，比较靠后。卫将军最初是将兵的常设将军，与中尉、卫尉有类似处。后来因战事而陆续设置了新的将军，有些事讫而罢，也有些保留下来了。《续汉书·百官志一》：“初，武帝以卫青数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古尊官唯有三公，皆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故置大司马官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皆将军”疑作“诸将军”。最初将军被认为是“卿号”，正如《秩律》中卫将军列于诸卿，所以后来要加上“大司马”之号，才能获得更高地位（西汉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钱六万）。随后是《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云前后左右将军“位上卿，金印紫绶”。又《北堂书钞》注引王隆《汉官》：“前、后、左、右将军，宣元以后，虽不出征，犹有其官，位在诸卿上。”将军开始超出列卿而居于“上卿”了。再次是《续汉书·百官志一》注引蔡质《汉仪》：“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这时候大将军、骠骑将军超越了“上卿”，开始比肩丞相了。进而《续汉书·百官志一》又称：“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除大将军、骠骑将军外，车骑将军和卫将军也进入了“比公”行列。）、御史大夫各有其礼，等差有序，都有异于中二千石。又《汉书》卷97上《外戚传》：
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
这个记载与《汉旧仪》有所不同，看来汉元帝时后妃名号又有变化。由文中有“八百石”之秩看来，《外戚传》所在比视之制，其下限应为汉成帝阳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之前。《外戚传》称“婕妤视上卿”，而《百官表》云御史大夫“位上卿”，那么婕妤“视上卿”也就是视御史大夫了。根据上述各种规定，又可以列表如下（见表3）：
表3
《汉旧仪》
《汉书·外戚传》
朝见 拜官内官见皇后
内官比视
丞相见皇帝
拜丞相
婕妤礼比丞相
昭仪视丞相
将军见皇帝
拜将军 娙娥礼比将军、御史大夫 婕妤视上卿
御史大夫见皇帝 拜御史大夫
中二千石见皇帝 拜中二千石 昭仪礼比中二千石 娙娥视中二千石
傛华视真二千石
二千石见皇帝 （缺）
美人礼比二千石 美人视二千石
八子视千石
充依视千石
拜千石六百石七子视八百石
良人视八百石
长使视六百石
丞相、御史大夫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依序而降的情况，由此就一目了然了。论述至此，对于把丞相和御史大夫（或“公”与“上卿”）视为两个无秩名的特殊秩级，我想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丞相和“上卿”御史大夫之秩的形成，标志着禄秩不断向上伸展过程的最后完成。丞相最终被纳入了“吏”的队伍。
五 小结
本文所讨论的“禄秩”是一种以俸额为尺度的官阶形式，而不止是俸禄多少问题。“官僚制”一词对应着英文的Bureaucracy，这个词也常常被译为“科层制”，“分科分层”确实是官僚制的最基本特征。“分科”涉及了职能分工，“分层”的等级划分就包括着官阶的规划。如何为官员分等定级，是采用“品位分等”还是“职位分等”，可以直接折射出官僚政治的特征和性质。周代官员以公卿大夫士之爵级标志高下，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品位分等”，对应着其时的贵族政治。秦汉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官员分等的做法，则具有浓厚的“职位分等”色调，并体现了秦汉帝国“以吏治天下”的政治精神。
秦汉禄秩与历史早期的“稍食”存在着渊源关系，而按月考课、按月授廪“稍食”最初是周代府史胥徒的生计，所以由“稍食”而来的“禄秩”仍以禄额定等，并针对着低级吏员，是为“吏禄”。地位更高的官僚，更多以“爵禄”标志身份。战国时“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一类说法，都反映了“爵禄”和“吏禄”的不同针对性。直到秦统一，依然能看到“爵重于官”的情况。由此再看禄秩最初偏重低端的问题。我们已经阐明这一观点：禄秩哪一段落比较细密，就说明禄秩主要是面向哪一层次的。较复杂或较细密的官阶将耗费较多的行政资源。王朝宁愿把禄秩某一段落安排得比较细密，那是因为王朝认为这一段落就是禄秩的重心所在；至于高级官僚，则主要待以爵级田邑什么的。禄秩的发展早期存在过五十石、一百廿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这样带零头的秩级，再度显示了禄秩这种以俸额为级差的特殊官阶，最初所具有的“吏禄”性质。
最初偏重低端的禄秩序列，在秦汉间也在逐渐向上伸展舒张。其最高秩由秦早期的千石，进而是二千石，随后是中二千石，直至御史大夫和丞相形成秩级。《秩律》中“二千石”仅为一秩，但在后来却从中分化出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诸级。显然，汉代禄秩序列的伸展中，出现了其高端秩级也趋细密的现象。与此同时，禄秩下端的一百廿十石、一百六十石、二百五十石之类细小秩级又逐渐消失。随着百官由“重爵”到“重秩”的转变，皆禄秩为基本等级尺度，这就意味着“百官皆吏”，更高层次的官僚，直至丞相，最终也被王朝以“吏”的形象定性定位了。在这时候，禄秩下端的特殊细密已无必要。禄秩序列向上伸展，上下段的密度趋于匀称，其原因盖在于此。禄秩序列的变迁背后是深刻的政治变迁，是“吏禄”对“爵禄”的取代，是先秦贵族政治的余绪逐渐淡化，是“文法吏”崛起和新式官僚政治日益成熟的历史转型。
禄秩的向上伸展的意义，除了“吏”阶层的政治扩张之外，还包括中央集权的强化进程。我们来观察如下事实：郡守、郡尉在《秩律》中本来居于最高秩二千石，与御史大夫、列卿同列。但随后中央列卿升至中二千石，御史大夫更居其上，另一些昔日秩级较低的朝官又依次递补到二千石秩级之上。这个过程中郡守依然故我，郡尉还降到了比二千石了。至于县级长官的秩级，较之中央官实际也有过相对下降现象。在较早时候，郡守县令在禄秩序列中相对地位较高，相对于分封制和贵族制，代表了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官僚政治的建立。西汉郡县秩级的相对下降，同样代表了中央集权的强化。
而且由官阶体现出来的中央集权强化，与其说是对郡县而言的，不如说是对王国而言的。汉初时，王国“百官皆如朝廷”，王国丞相同于朝廷丞相，也无秩名；可后来王国丞相降至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最后降至二千石，且位在郡守之后。王国其它官职的秩级也经历了不断下跌，如中尉由二千石变成比二千石，二千石太仆称“仆”而为千石之官；郎中令由二千石而千石，还一度有过六百石的时候。在中央官秩的上升和王国官秩的相对下降中，中央对王国的强势政治地位，就进一步得到了巩固（注：相对于朝官的秩级上升，郡国官秩级在相对下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限于篇幅，我另成《汉代郡国官秩级下降考述》一文专论，这里只提供概述。）。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使我们得以更清晰地勾勒禄秩序列的伸展轨迹，由此获得了战国秦汉官阶制发展的更多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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