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态差别与文化渊源：中西诗歌爱情主题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中西论文,形态论文,诗歌论文,差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I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1)06-0093-06
考虑到中西文学漫长的历史和多样的形态，做任何宏观的概括和比较都是巨大的理论冒险，误读与丢失难以避免。但是，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没有总体面貌的把握，用现代解释学的术语来说，任何理解与解释都是在整体与部分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只有通过这个过程才能逐步达到对事物本真面目的理解和把握。根据这样的思路，本文拟进行一次理论探险的尝试，对中西诗歌中的爱情主题进行梳理，并探究形成这些形态差别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
一
中西诗歌有着不同的主题，中国的诗歌传统主题始终围绕着忠君爱国，古汉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是忠孝节义；西方诗歌则以爱情为中心，英文中“爱”(love)出现的频率很高，唐诗三百首中基本无爱字，而在英语世界中地位和影响相当于唐诗三百首的《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中，love多次出现在莎士比亚、雪莱、华兹华斯等人笔下。
和中国相比，建立在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上的西方诗歌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首先，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西方诗人中为歌德和席勒、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济慈和雪莱、魏尔伦与兰波诸人虽亦以交谊著，而他们集中叙友朋乐趣的诗却极少。”[1](P64)西方文化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对西方爱情诗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英诗金库》中有大量写给异性即男作者写给女性的诗歌，如无名氏的《美丽的海伦》、考珀(W.Cowper)的《致一位年轻的女士》、华兹华斯(W.Wordsworth)的《致戴茜》、密尔顿(J.Milton)的《致玛格丽特·蕾女士》等。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发生很大影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似乎并不都以严厉的禁欲主义著称，诗人之间赠诗是不少，赠友送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主题，但大都是同性朋友间的唱和酬答之作，而赠异性送女人之作罕见。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公认的高峰，历来是中国文学的骄傲，《唐诗三百首》中大量的是写给同性朋友的诗歌，如李白《赠孟浩然》，抒发的是“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的钦佩之情，王维的《相思》，看上去像是男女思恋之作，而实际上，这首“借咏物而寄相思的诗，一题为《江上赠李龟年》，可见是眷怀友人无疑”。（注：http://www.zsu.edu.cn/poems/cc/4/b4do.htm.）赠送异性朋友的也有，但极少，并且和爱情没有什么关系，如唐代罗隐《赠妓云英》：“锺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写的是一种身世感慨，而不是男女之情。
二
西方诗歌的这种爱情传统和骑士文学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思议的是，这恰恰出现在否定尘世幸福生活，否定男女性爱，追求来世进入天堂的中世纪。这可能是因为欧洲历史上长期的分裂状态和教会政权与世俗政权的分离，造成了在现实和精神生活中的多元化状态，这和中国长期统一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造成精神领域的大一统有着很大的不同，教会的精神统治依然留有空白点。骑士文学分两种，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骑士传奇描绘骑士为贵妇人的爱情而赴汤蹈火的游侠冒险经历，而骑士抒情诗全是描写和歌颂骑士的爱情生活，一般是咏唱骑士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其中以破晓歌最为有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高度赞扬破晓歌，他认为，比较贵妇人和丈夫之间不自由的和没有爱情的婚姻，骑士和贵妇人之爱才是真正的爱情，是“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2](P66)，是现代性爱的真正先驱。“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2](P229)
但是这个描述只是适用于欧洲文学，在中国不是这样。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骑士的生活和爱情诗在中国的介绍、翻译和出版都极为稀少，查找有关资料十分不易。同时，我国出版的关于西方文学史的所有教科书中，骑士文学都是被极其简略地寥寥几笔带过，并且大多对骑士文学评价不高，有的教科书认为骑士抒情诗“流于千篇一律”，并认为骑士是“用这种‘高雅’的爱情外衣，来掩盖他们腐化淫乱的生活”[3]。当然，在现代解释学已经广为学界熟知的今天，坚持释义的多元化与民主性是解释任何作品的题中之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中就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更不意味着这些释义可以毫无差别地等量齐观。对照恩格斯的论述，可以从中西对骑士的爱情生活和诗歌的不同评价，透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观念和文学趣味。毫无疑问，我们的主流文学趣味认为，骑士文学不健康并且没有多大价值，不值得翻译和介绍，如果不笼统地说西方文学审美趣味的话，这至少和恩格斯是大异其趣的。
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而我所看到的在中国电视台上演的由中国人改编的《白雪公主》中，这个情节被改成小矮人安葬白雪公主时，不慎脚下一绊摔倒，使白雪公主的毒苹果从喉咙中吐出，因此死而复生。要说生活真实，两者描绘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过程同样不真实，但是，这反映了中西文学观念中对于爱情地位和力量的不同理解，并作了形象化的阐述，从这一点上看，这两者都是真实的。
三
中国传统诗歌主题的特点在于，围绕的抽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们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毛诗序》把“诗言志”加以阐释发挥并纳入了文艺政策的层面，对诗歌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思想内容都作了细致具体的规定，如“主文而谲谏”、“发乎情、止乎礼义”。
白居易在今天看来当属激进派无疑，他激烈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把梁陈诗文斥为“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把文学中关于自然美的描写也加以排斥，而且认为比照风雅比兴的批评标准，李白诗歌“十无一焉”，几乎是全盘否定，对杜甫诗歌，也认为“亦不过十三四”，大部分否定，爱情的价值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他的理论视野。白居易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主流作家，他的观点是极具代表性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种中国古代的诗歌主流传统，可以称为“政治抒情诗”，新中国成立以来盛行的以郭小川、贺敬之、柯岩等人为代表的政治抒情诗体，可谓自有渊源。
在钱理群、陈平原等人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小册子中，曾经讲到过一位在北京大学留学的西班牙女学生，快期末考试了，她中文不好，笔记也记不了多少，中国同学替她担心，但她并不着急，说：“中国古代作家都是只有两条，一条是反封建，一条是人民性，杜甫是这样，曹雪芹也是这样。”这个貌似可笑的事情的背后，折射出我国文学史的主流价值取向。只要翻阅中国文学史 ，就会发现，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忧国爱民，这显示出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史编撰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把屈原、杜甫、陆游诸人的忠君爱国爱民的情感拿去，他们诗的精华便已剥丧大半”[1](P6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才是他们的闪光点。
这种价值定向一直延续下来，郭小川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大多是政治抒情诗”，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所走过的道路，“郭小川不喜欢写纯粹的风花雪月之类的题材，也很少写一般的儿女情，而是瞩目于一些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即便写具体人，具体事，也感物抒情，却都是抓住它内在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深挖出它蕴涵的思想主题”[4]。他的诗歌尽管带有当代中国特殊的政治痕迹，但是又保留着我国儒家诗学传统的古老印记。
从中国古代的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来看，我国文化中特别讲究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授受不亲”是我们恪守的信条，“嫂溺，援之以手”则是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情况下，作为权宜之计可以例外。因为在作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看来，“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而恰恰“好色，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因此，只要筑起一道男女之大防的高墙，仁人君子的道德修养、芸芸众生的政治教化、整个社会的现存秩序的巩固就有了可靠的内在保障。
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的信条是“一男一女在一起准没好事”。王蒙发表于80年代初的小说《风筝飘带》中，也写到了一对青年男女佳原和素素，因为在一栋尚未竣工的楼里谈恋爱而遭到管理员老太太非难和群众围观的故事。在魏晋六朝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时期，钟嵘《诗品·序》中评张华依然是“恨其风云气少，儿女情长耳”，这种事情一直被视为不光彩，更不可能像西方的骑士文学那样，以赢得妇女的爱情为荣。只有潦倒无聊、穷途末路的文人才会寄情于声色。《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都是结交英雄豪杰，心思不在妇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的圣贤英雄都有一个特点，和女色无染，甚至当代中国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洪常青、郭剑光、李玉和、杨子荣等人也概莫能外。这和西方古希腊神话中那些经常来到凡间和女人偷情的诸神、为贵妇人之爱而出生入死的骑士直至当今好莱坞大片中风流韵事不断的英雄形成鲜明对照，表明了我国文化中的独特的价值取向与选择。
中国社会传统是一个以老人为本位的社会，强调以孝顺为本，即便在家庭中，男女之情和夫妇之爱也是毫无地位的。钱钟书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极富象征意义，在晚清时期，清廷开始派使节到西洋去时，做官的人都不愿出使外都，认为这差使非常危险，不是在路上翻船淹死，就是到了外国给洋鬼子杀死或扣留。慈禧太后亲口讲过，“这出洋本是极苦差事”，据钱钟书记载和评论：
同治六年，第二次派使节，副使志刚到养心殿“扣谢圣主天恩”，皇太后问：“汝有老亲否？”奏对：“奴才父母皆已去世。”一问一答只两句话，言外之意却很丰富。出洋是九死一生的勾当，而中国“以孝治国”，主子少不了口头照顾一下“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至于“奴才”的老婆和孩子是否会成为寡妇孤儿，那就管不尽许多了[5](P152)。
不难理解，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男女之爱在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中没有占据什么合法的位置，这注定了它始终无法也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中国诗歌的主旋律。
四
同样是描绘男女之间的爱情，在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下，文学中展示出深刻的差异。西方诗歌中体现为对爱情大胆率真的歌唱，同时这些歌唱中包含有强烈的性爱因素，对外貌的赞美，对爱慕的表达，构成了西方爱情诗的一个核心主题，其情感奔涌如暴风骤雨，汹涌澎湃。罗伯特·彭斯《一朵红红的玫瑰》：“我的爱人像一朵红红的玫瑰，四月里迎风初开。我的爱人像一首甜甜的曲子，奏得又合拍又和谐”；拜伦《雅典的少女》反复吟唱：“请听我临别前的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起誓：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还有我久久欲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苗条的腰身，凭这些定情的鲜花，我要说：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这些在中国传统的诗歌里是难以设想的，即使在以思想空前活跃的“五四”时期同样如此。汪静之以写爱情诗著名，他的诗集《蕙的风》以“放情地唱呵”的姿态，被朱自清誉为“对于旧礼教好像投掷了一枚炸弹”[6]，曾引起轩然大波，几乎身败名裂。汪静之的名句是“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责非难，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多么欣慰而胆寒”，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社会氛围，整个正统的价值体系中对爱情所持的态度，这也是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所持的态度。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的渊源学，强调接受者的“文化过滤”，的确，通过我们译介过程中对西方诗人诗作的选择与过滤，可以比较和透视我们与西方之间不同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雪莱和裴多菲写过不少爱情诗，但是我们都不太熟悉，如雪莱的《印度小夜曲》“让我在你的怀里死去吧，因为你是这么可爱”、裴多菲的《我愿是急流》“我愿是急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我愿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缘上升”也是通过新时期电影《人到中年》才为我们许多人所了解，而这时距裴多菲被介绍到中国已经差不多快一个世纪了。我们更熟悉、在中国流传更广的是雪莱的《西风颂》：“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裴多菲的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为我们所传诵，但是我们实际上是要落实到后面两句：“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在我们看来远远高于爱情的崇高的东西，曾经为许多身处逆境的中国人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支撑。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西方诗人的作品中，爱情诗所占份额也非常少，即使是由著名翻译家查量铮译的《雪莱抒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和《拜伦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也是如此，其中大量且占据显著位置的是政治性的诗歌，如《一个共和党人对波拿巴的倾覆所感到的》、《自由颂》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等，而爱情诗只是这两本诗集中很不起眼的附属。这表明了我们在接受中有意识的选择和我们独特的价值判断。
中国爱情诗的特点在于，从艺术风格上讲，中国诗人善于细腻而含蓄地表达宫闱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和西方诗歌相比，显得情感平静，波澜不惊。建安诗人徐干写有著名的《室思》，因其情韵之美颇受后人推崇，诗中写道：“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思君如流水，无有穷已时。”这种情感不是如烈火燃烧，不是波澜迭起，而是细水长流，绵绵不绝。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讲过屈力韦林(R.C.Trevelyan)认为，“中国古诗抒情，从不明说，全凭暗示，不激动，不狂热，很少辞藻、形容词和比喻”；钱钟书自己对中国古诗也有如下评说：
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5](P16)。
钱钟书此说用来描绘中国写男女之情的诗歌特别适合，因为这些诗歌往往情感平静，没有疾风骤雨般的情感旋风，特别是没有破晓歌和小夜曲，而这两种是西方文学中描绘强烈爱恋的文学体裁，破晓歌甚至超出了合法婚姻的范围，小夜曲则是男子在女子窗下表达爱意的带有强烈浪漫色彩和奔放情绪的歌曲，这在中国文学中简直无法想像，比较文学有所谓“缺类研究”的概念，这种西方独有而中国所无的文学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深思。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高度伦理化的宗法制农业社会，凡是婚姻之外的男女相悦之情，一概受到严厉禁止。爱情诗一般写于婚后，因为在古代中国未婚男女完全被隔离，少女囿于闺房之中，如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活动的最大范围也没有超越家中的后花园。中国的青年男女之间根本没有条件和可能相互接触，整个社会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的封闭。而西方古代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妇女享有一定的自由，贵族妇女可以出入社交场合，有机会和异性接触，这和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差别。
男女之间一旦婚后朝夕相处，没有也不可能产生那种初恋时的强烈激情。即使分别，丈夫外出求取功名富贵，追求金榜题名，这时夫妻之间的思念也和热恋中的情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较为平静的情感，显得比较理性化和逻辑化。况且中国古代的包办婚姻和纳妾制度，使许多夫妻之间根本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因此情感浓度已经被大大地稀释了。如果把爱情定位在滚烫的激情的话，那么可以认为，这种诗歌其实称不上是爱情诗，因为这远不是那种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强烈感觉。中国古代如王昌龄的《闺怨》为代表的思妇诗就是这样，这和西方中世纪破晓歌里所描写的骑士和贵妇人之间以生命和名誉为代价的私通有着极大的不同，因而不难理解，这在情感的强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古代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极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女诗人非常少，或由于夫妇之间真情无多，或由于封建礼教的束缚，中国古代社会忌讳谈论男女之爱，不能大胆地自由地袒露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思妇诗大多由男人写成，并且“在传统文人心目中，闺房燕昵之情意犹同家庭米盐，都是琐屑之物，不登大雅之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以男人同样不敢大胆地袒露自己如何思念女人，而是千方百计地揣摩和描绘女人如何思念男人，带有代人立言的性质，且多以“怨”命题，许多涉及女性的题材都成为“怨诗”，如“春怨”，“宫怨”“闺怨”等，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体裁。这些诗歌情感的调子低沉，外貌描写极少，也不带有憧憬未来幸福的欢快情绪，这和西方人大胆直露表达自己对女人的倾慕和思念，有着极大的不同。
流风所及，以至在当代中国享有盛誉的优秀诗人闻捷也不能不深受其影响。尽管在50年代闻捷以写爱情诗饮誉文坛，这在当时那个激进时代已经是难能可贵，“夜莺飞去了，带走迷人的歌声。年轻人走了，眼睛传出留恋的心情”（《夜莺飞去了》）一度脍炙人口。的确闻捷写了不少好诗，但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其实也是我们古老的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翻卷起的浪花，因为其中许多所谓爱情，“可是，要我嫁给你吗？你衣襟上少着一枚奖章”（《种瓜姑娘》），“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河边》），“你要我别在人前缠你，除非我们当初未曾相见，去年的劳动模范会上，你就把我的心搅乱”（《追求》），其实质乃是爱劳动模范。
这固然可以解释为时代风气使然，但是我国未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冲刷的古老禁欲主义传统，依然以变形的方式在这里呈现出来，对照西方诗歌中莎士比亚《盲目的爱》、洛德·拜伦《一切为了爱》，我们对于爱情之外的高度理性化和逻辑化的额外附加，可以看得特别清楚。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不会忘记历史上曾经翻过的温馨的一页，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时期之初，刘心武带有启蒙性质的小说《爱情的位置》通过描写女工孟小羽和男青年陆王春的恋爱曲折，突破了中国大陆上爱情这个文学禁区，这篇小说恢复了爱情在文学和生活中应有的位置，小说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响，仅仅在十天之内就收到听众1 000多封热烈的来信。这个颇具象征意义的文学事例，可以使我们对中国诗歌中爱情主题的文化内涵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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