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树意象的文学象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槐树论文,意象论文,象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槐树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在唐宋类书的“木部”中，一般排在松、柏之后，居第三位。槐树在诗文中也被广泛运用，它在文学上基本包蕴着两层主要的象征意义，即政治寓意和游仙寓意，而这两层寓意的获得是建立于槐树为阴树的观念之上的。
槐树在先秦时代就已被文化大潮改造成“阴树”。槐树由实用之材上升为文化符码的第一步，是由它的可作燃料的实用功能与原始巫术相结合，形成改火巫术。《周礼·夏官·司烜》：“司烜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曰：“《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论语·阳货》皇侃疏：“五木之火，随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故在春榆柳……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此处之“水”是指水星，因古人观察水星色黑，将之对应季节为冬季，而对应自然方位则是北方。与之同时，槐树还具有了另一项文化功能，即社树功能。
社是土地神或祭祀土地神的地方，古人立社，必栽树木，多立社于茂树之下。《墨子·明鬼》云：“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丛社。”（注：今本作“立以为丛位”，孙诒让《墨子闲诂》：“‘社’字已误作‘位’。”213页，中华书局，1986。）《论语·八佾》宰我告诉鲁哀公说：“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这是三代不同的国社制度。《魏书》卷五五：“《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槐作为北社之树应是五行学说产生之后的认定。
从造字的角度看，槐是鬼魂观念产生之后才成字的。槐树作为人们日用之树，之所以能以鬼而得字，当是因其自身固有的特点所致。槐树作为乔木，有两点最易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一是老槐树龄悠久，数百年之老槐并不罕见，槐树的这一特点在人类的早期尤其受到注意。人的自身生命的短促，导致人们对这种长命树（不死树）产生敬畏之情。在自然崇拜时代，老槐有灵的观念自然就会产生。所以槐树才能从众多树木中脱颖而出，成为改火之木和社树。第二是槐树既能长久，必然高大蓊郁，即墨子所谓“茂树”，浓阴之下，阴气旺生，再使人生敬畏之心。于是槐树从得名之始，便与鬼魂精灵产生不解之缘。
槐树既属阴性，还离不了一层生殖寓意。《礼记·郊特牲》云：“礼，祭土而主阴气也。”社即是后土，为土地的象征。有学者认为：“后土的原始意义是母土，原始意象是地母神。其形象的女性神隻特点，是由古代先民对土地孕生万物的自然属性的母性化认识所决定的。”（注：李立：《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演变》第十章《土地崇拜与地母神话传说的形成》，29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叶舒宪先生认为地母的演化过程有两条线索，其一为：“原母神——地母神——东母——女娲——高禖（生育）。”（注：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7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作为土地神的“社”具有能产、多产的功能，它包括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两方面。社神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社石、社坛，也可以是社树。槐树作为社树因此不免附着一层祈生用意。
后来，历代经史、诗文、民俗等文献，凡言及槐树，必以此一层寓意为根本，即有不同，也是以此寓意为基础，再翻新意而已。
槐树从自然之树向精灵之木的衍化，附着了相关的更高一层寓意，不妨称之为政治寓意。这层意旨一方面向现实政治延伸，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它的神秘特性，而且可以说，其政治寓意的获得也正是建立在其神秘性基础之上的。封建时代政治虽然是指向现实社会的，但其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神秘性质。
《周礼·秋官·朝士》：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后。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后。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长众庶在其后。左嘉石，平罢民焉。（郑玄注曰：树棘以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欲与之谋。）
看来槐树这种政治意义的确立，首先是从槐字的读音衍生出来的。但即使郑玄之说不错，这也只是表面现象。槐有怀来远人之功能，其实包蕴一种巫术企图。一方面槐树高大蓊郁，有招风集鸟之特性，于是可以借其招远人；另一方面槐树树龄长久，像三公之年长德厚，所以“三公面三槐”成为一种政治象征。从此，三槐九棘、槐棘、槐铉、槐鼎等词组（注：在古诗文中表示相近意义的词组还有槐省、槐府、槐堂、槐阶、槐位、槐衮、槐掖、槐班、槐宫、槐宰、槐衡、槐馆、槐庭（或称庭槐）、槐幄（或称槐屋）、槐台（或称台槐）等。）就自然成为官居高位、仕途通达、富贵荣华的指称。
秦汉以降，槐树更广泛地参与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去，其政治寓意也显示出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借其阴树的身份而附着了更多的神秘政治性。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二：“孝昌元年，广陵王元渊初除仪同三司，总众十万讨葛荣，夜梦着衮衣，倚槐树而立，以为吉征。问于元慎。曰：‘三公之祥。’渊甚悦之。元慎退还告人，曰：‘广陵死矣。槐字是木旁鬼，死后当得三公。’广陵果为葛荣所杀，追赠司空公，终如其言。”（又见《北史》卷十八、《太平广记》卷二七七）。《周礼》所谓“面三槐为三公”时只是取槐与怀同音的效果，并没有留意它是否为阴树。而此故事一方面肯定了槐与三公的对应关系，同时又将槐树作为阴树的神秘特性加以凸显。又如沈约的《宋书》卷二七：“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之间，丰沛之邦，有赤烟气起，乃呼颜渊、子夏往视之。”（又见《搜神记》卷八）。这种谶言看起来明显出于附会，但正应了槐为阴树的身份，其政治寓意主要包含了汉王朝起于神秘的先天性。然而这类附会之说的生命力却是极强的，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至正四年……（道士张中）遇太祖于宿州，时太祖避暑卧大槐树下，大吟曰：‘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来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人听知，注目大骇。问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贵，他日验也。’”朱元璋之所以于大槐树下发浩词，乃是依仗槐树的这种政治神秘性。
第二种类型体现于“槐市”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均引纬书《三辅黄图》曰：“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为博士舍三十区，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诸生朔望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物及经书（经传书记、笙磐乐器），相与买卖，雍雍揖让，议论树下，侃侃訚也。”这种市并不同于后来的商业性市场，它实质上是展示政治风采、礼仪教化的一个窗口。这些朝廷大学中的诸生其实是政治上的储备人才，他们的修养水平既体现了这种大学制度的合理性，又关系到将来的政治可靠性。在这等出色人才出入的地方为什么要“列槐树数百行”呢？通过前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槐树成市无疑具有：(1)槐者，怀也，修德怀远人；(2)槐者，高大蓊郁，令人生敬畏之心，转而自觉修德；(3)槐者，包含着对这些诸生将来能居于三公之位的政治期待。“诸生朔望会此市”，之所以选择朔、望二日，盖也是从阴阳角度出发的。朔日为农历初一，乃一月中最阴之日；望日为十五，则一月之中最阳日。这种选择日期的方法正与槐树为阴树相契合。刘禹锡《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出入金马门，交结青云士。袭芳践兰室，学古游槐市。”
第三种类型是槐作为行道树的使用。自古官道，皆立树表道。何为表道？《国语·周语》鲁襄公曰：“周制有之曰：列树之表道。”韦昭注：“表，识也。”鲁襄公还批评陈国“道无列树”，韦昭注：“列树以表道，且为城守之用也。”表即划界之意。萧兵认为“木表的尊化形式是社树或社木”（注：萧兵：《中庸的文化省察》，4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后代在官道上广植的如松、柳、榆、槐等原先都是用作社树的树种。唐代除官道表槐外，长安等市内也广植槐树。京城大道两侧，槐树排列成行，有如排衙，故称槐衙。《旧唐书》卷一八三：“……以能政，兼兵部尚书。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
无论是官道还是街道，植槐的意义也不难理解。表面看，最直接的功用无非是如《周书》所言，槐树高大阴浓，可以为行路人遮阴憩息；又因其树龄长，以免其常枯常换。但是官道之槐与街道之槐皆有一层政治寓意。所谓官道，其根本的用途并不是商业性与生活性的——即使有也属第二义，主要乃是政治性的。官道是为官员调行、发配戍卒、度支纳贡和政府驿邮服务的，既象征了朝廷的威严（高大），又包含着官运升迁的暗示。长安大道因植槐而称槐衙，更是一种政治机构的现实泛化，目的是让人感到权力的威严和政治的神秘。
同时，从公共大道更向庭院移植。一种称“宫槐”（注：宫槐，又指一种槐名，即守宫槐，《尔稚》：“守宫槐叶，昼聂宵炕”，郭璞注：“守宫槐，昼日聂合而夜布”，其叶白天收拢，而夜间舒张。王维《辋川集·宫槐陌》：“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应门但迎扫，畏有山僧来。”）或“殿槐”，即植于皇宫或朝廷内院中的大槐树。汉代上林苑中就种有“槐六百四十株”（注：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历代宫苑皆植槐树。《新唐书》卷三六：“贞观十一年四月甲子，震乾元殿前槐树。震耀，天之威怒。以象杀戮，槐，古者三公所树也。”可见唐代宫苑也植槐树。《南部新书·甲》：“（尚书省）都堂南门道东有古槐，垂阴至广。或夜闻丝竹之音，则省中有入相者。俗谓之音声树”（又见《太平广记》卷一八七“省桥”），是为政治升迁的象兆。至宋代仍然如此，如《梦溪笔谈》卷一记载，当时学士院第三厅学士阁子前，有一巨槐，素号槐厅，旧传居此阁者，多至入相。《朱子语类》卷一二八：“唐殿间种花柳，故杜诗云：‘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宫淑景移’，又云：‘退朝花底散’。国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朱熹引两句杜诗为证，认为唐代殿间只栽花柳而不植槐，实在有些胶柱鼓瑟了。王维的名篇《凝碧池上作》“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白居易的《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何处感时节，新蝉禁中闻。宫槐有秋意，风夕花纷纷”等就是明证。不过殿庭植槐的用意朱熹所言极是。另一种称“庭槐”，主要是民间所有，多为高官大户之家。刘长卿的《九日题蔡国公主楼》：“篱菊仍新吐，庭槐尚旧阴”，写的是公主府第。到了宋代，衍为一个广为传知、转相引载的“手植三槐”故事。
《宋史》卷二八二：
王旦，字子明……父祐，尚书兵部侍郎，以文章显于汉周之际，事太祖、太宗为名臣……手植三愧于庭，曰：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此事又见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周辉的《清波杂志》、文莹的《湘山野录》、《宋朝事实类苑》、《闻见录》、《事文类聚后集》等书，可见这个故事影响之大。其实这只是“三槐象征三公”故实的家族期待而已。自宋以后，王姓人家取名喜带“槐”字，南宋有王城槐，明人有王时槐、王登槐，此风绵延以至今日，如著名演员王诗槐。非王姓人氏取名带槐字也同样包蕴这一层政治希冀，如南宋名宦董槐，字庭植（注：见《宋史》卷四一四《董槐传》，董槐的父亲竟然名叫董永。笔者颇疑董永遇仙故事中植入槐阴树与这一对父子有关。关于槐阴树在《天仙配》中的寓意，笔者已另撰《槐阴树与民俗理想》一文。），即是此意。
第四，槐花与功名的对应关系。
《南部新书·甲》：
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课夏。亦有一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
说的是唐代科举之事。这里表面上看，俗谚中所说的“槐花黄”只不过指代时间，在北方，槐花正是七月前后开放。但我们不能仅从这一个层面上去理解，因为时至晚唐，槐花意象已包蕴了明确的政治寓意——功名的代称。
唐人诗作反映了这一情况。既然通衢大陌、天街宫苑都广植槐树，每年槐树都有花期，按理说，人们早就应该注意到槐花了，但事实不是这样。初盛唐，咏吟槐花的极少，其意义也很单纯，如岑参的《寄王大昌龄》：“六月槐花飞，忽思莼菜羹。”到中唐时，人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新意象，咏槐花的多起来了，其中以白居易最突出，他至少在15首诗中提到槐花，不过，他的用意并没有升华，如“轩车不到处，满地槐花秋”（注：《永崇里观居》。）、“夜雨槐花落，微凉卧北轩”（注：《禁中晓卧，因怀王起居》。）、“坐惜时节变，蝉鸣槐花枝”（注：《思归》。）、“凉风木槿篱，暮雨槐花枝”（注：《答刘戒之早秋别墅见寄》。）、“薄暮宅门前，槐花深一寸”（注：《秋凉闲卧》。）、“闲从蕙草侵阶绿，静任槐花满地黄”（注：《春早秋初，因时即事，兼寄浙东李侍郎》。）。这些诗句，咏到槐花，无非是在为自己闲适之情制造气氛，我们看不出别的用意。但在晚唐诗人的笔下，槐花意象都不约而同地与科举功名挂上了钩。
赵嘏《宣州送判官》：“来时健笔佐骠姚，去折槐花度野桥。”
许浑《送同年崔先辈》：“更忆前年别，槐花满凤城。”
刘驾《送李殷游边》：“壮志安可留，槐花樽前发。”
罗邺《槐花》：“愁杀江湖随计者，年年为尔剩奔波。”
郑谷《槐花》：“毵毵金蕊扑晴空，举子魂惊落照中。今日老郎犹有恨，昔年相虐十秋风。”
郑谷《贺进士骆用锡登第》：“题名登塔喜，醵宴为花忙。好是东归日，高槐蕊半黄。”
李中《夕阳》：“魂销举子不回首，闲照槐花驿路中。”
齐己《送韩蜕秀才赴举》：“槐花馆驿暮尘昏，此去分明吏部孙。才器合居科举第，风流幸是缙绅门。”
齐己《答长沙丁秀才书》：“如何三度槐花落，未见故人携卷来。”
晚唐时期，因时代之故，举子们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他们千里奔波于官道上、累月淹留于天街中，在一无所获的悲凉中，只有路旁、头顶的大槐树是他们失败的见证人。每每州府“拔解”之时，又值槐树之花期，所以槐花怎能不成为失意举子的伤心花！
时至唐代，槐树的政治寓意已经确立并定型。与之同时，槐树意象的游仙寓意也在文学视野中逐渐走向成熟。
当我们检读了魏晋至唐宋之间涉及槐树意象的文学作品之后，就自然形成一种认识：正是文人观念与民间信仰共同完成了槐鬼向槐仙的转化。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分成三个发展阶段，两个发展方向。
第一阶段，槐树的政治特性烘托出槐树高伟的形象——“两重天”的谋合。自曹魏时期始，槐树成为诗人眼中的宠物，除了众多提及槐树意象的作品之外，魏文帝以下专题吟咏槐树的诗文今天仍可见（注：引自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
1.魏文帝《槐赋》：“上幽蔼而云覆，下茎立而擢心。”
2.曹植《槐树赋》：“羡良木之华丽，爰获贵于至尊；凭文昌之华殿，森列峙乎端门。观朱榱以振条，据文陛而结根，扬沈阴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
3.魏傅巽《槐树赋》：“延袤千里，蓊郁晻蔼。”
4.魏繁钦《槐树诗》：“嘉树吐翠叶，列在双阙涯；旖旎随风动，柔色纷陆离。”
5.魏王粲《槐树赋》：“惟中堂之奇树。禀天然之淑资；超畴亩而登植，作阶庭之华辉。既立本于殿省，植根柢其弘深；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
6.晋王济《槐树赋》：“若夫龙升南陆（注：南陆即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中第四宿——星宿，是为正阳（即所谓“火集正阳”），与北方虚宿（正阴）相对。这句是说槐树为正阴之树，所以能降暑。），火集正阳，恢兹郁陶，静暑无方。鼓柯命风，振叶致凉；朗明过乎八达，重阴逾于九房。”
7.晋挚虞《槐树赋》：“尔乃观其诞状，察其攸居，丰融湛湛，蓊郁扶疏。乐双游之黄鹂，嘉别鸷之五雎；春栖教农之鸟，夏憩反哺之鸟。”
8.晋庾儵《大槐赋》：“仰瞻重干，俯察其阴。”
9.晋张奴《槐树歌》（词见下文。）
10.西凉李玄盛《槐树赋》，词已佚。
另外，西晋嵇含有《槐香赋》。这些作品具有以下一些共同特点。(1)前七篇中所写之槐树均是帝王殿庭之物。一方面它指代人间天子的威严，另一方面又企图以槐树的高大使之与自然之天、上帝之天相比拟。(2)均在极力营造槐树的蓊郁气象，槐树尤其是老槐虽然可以有不同凡响的荫蔽功能，但浓阴竟然可以“延袤千里，蓊郁晻蔼”，这无疑属于夸饰，其目的其实是不难理喻的：槐阴是天子恩荫的象征，曹植说得好：“扬沈阴以溥覆，似明后之垂恩”，王济说它“重阴逾于九房”，都是这一层意思。(3)浓阴可以招风集鸟，类比于德怀远人之意。“鸟愿栖而投翼，人望庇而披衿”、“乐双游之黄鹂，嘉别鸷之五雎；春栖教农之鸟，夏憩反哺之鸟”。
在这里，槐树的阴森鬼气荡然无存，相反这种蓊郁之阴并不显得灰暗，而是“朗明过乎八达”的光明。这充分说明重阴之下的天子之天与上帝之天是同构的，从此，在文人笔下，槐阴成了明朗的天。
第二阶段，槐树成为富贵红尘的帷幕——与浪迹红尘、功成身退的侠的叠合。槐树因为是表道树，既植于官道，也栽在街道上。在京城大道上奔波的，离不了那些高官、肥马、少年、游侠等有闲阶层的人士。文人诗作对此情景的描绘在六朝时代以至隋唐是乐此不疲的。因此，槐树成了富贵红尘中少不了的风景线，它一般以“青槐”、“绿槐”、“槐路”、“槐衢”为名指代富贵场，兼指温柔乡。
下面以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为例：
卷二三：“洛阳开大道，城北达城西。青槐随幔拂，绿柳逐风低。玉珂鸣战马，金爪斗场鸡。桑萎日行暮，多逢秦氏妻。”（梁简元帝《洛阳道》）
又：“百尺啖金埒，九衢通玉堂。柳花尘里暗，槐色露中光。游侠幽并儿，当垆京兆妆。向夕风烟晚，金羁满洛阳。”（陈后主《洛阳道》）
又：“青槐夹驰道，御水映铜沟。远望陵霄阙，遥看井干楼。黄金弹侠少，朱轮盛彻侯。桃花杂渡马，纷披聚陌头。”（陈后主《洛阳道》）
又：“曾城启旦扉，上洛满春晖。柳影缘沟合，槐花夹路飞。苏合弹珠罢，黄间负翳归。红尘暮不息，相看连骑稀。”（陈张正见《洛阳道》）
又：“西接长楸道，南望小平津。飞甍临绮翼，轻轩影画轮。雕鞍承赭汗，槐路起红尘。燕姬杂赵女，淹留重上春。”（梁元帝《长安道》）
又：“槐衢回北第，驰道度西宫。树阴连袖色，尘影杂衣风。采桑逢五马，停车对两童。喧喧许史座，钟鸣宾未穷。”（北周王褒《长安道》）
卷三五：“青槐金陵陌，丹毂贵游士。方骖万乘臣，炫服千金子。咸阳不足称，临淄孰能拟。”（沈约《长安有狭斜行》）
卷六六：“西陵侠年少，送客过长亭。青槐夹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羽书急，单于寇井陉。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铭。”（王昌龄《少年行》）
又：“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躞蹀花骢骄不胜。”（唐皎然《长安少年行》）
卷六七：“城东美少年，重身轻万亿。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饰。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毂击晨已喧，肩排暝不息。”（梁何逊《拟轻薄篇》）
卷七五：“朱台郁相望，青槐纷驰道。秋云湛甘露，春风散芝草。”（齐谢脁《永明乐》十首之三）
卷七六：“北斗星移银汉低，班姬愁思凤城西。青槐陌上人行绝，明月楼前乌夜啼。”（唐王偃《夜夜曲》）
卷七七：“花颔红鬃一何偏，绿槐香陌欲朝天。仍嫌众里娇行疾，傍镫深藏白玉鞭。”（唐刘言史《乐府》）
卷九十：“轻薄儿，白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镫悬金缕鹘飞，长衫刺雪生犀束。绿槐夹道阴初成，珊瑚几节敌流星。”（唐顾况《公子行》）
这些诗作与我们前面熟悉的槐树的几层寓意明显不同，但仍有内在的联系。诗的用意可分为几方面。(1)青槐大道即红尘深处。这其实是槐树政治寓意的延伸，不过已开始从象征权力的政治转向繁华享乐，从庙堂政治转向民间视野。(2)主角变成少年、游侠、轻薄子弟等轻财重义、自由违法的“文化离轨者”，他们虽然活动于红尘中，可并不留恋红尘，红尘世界只是必经的一个驿站。这种转化是槐树终成仙物的重要一步。侠与仙虽有不同，但两者向往自由、超越礼法的品性却是一致的，与正统的政治人物不属同道。(3)青槐之下，首次出现女性身影。富贵场的伴生物就是温柔乡，一方面女性成为少年游侠的消费品，另一方面，青槐陌上走来幽怨的班姬和秦氏妻，这表达了一种富贵与感情的矛盾。后来的槐树游仙模式中富贵之梦总是与温柔之梦搅在一起，其源头就在这里。
第三阶段，通往仙境之路——文人诗文中隐约的信息。槐树与仙人相交通，除了前文所说到的人食槐子可成仙的事件外，晋庾儵的《大槐赋》是一篇重要的文献。《艺文类聚》卷八八：
有殊世之奇树，生中岳之重阿。承苍昊之纯气，吸后土之柔嘉。若夫赤松、王乔、冯夷之伦，逍遥茂荫，濯缨其滨。望轻霞而增举，重高畅之清尘。若其念真抱朴，旷世所稀。降夏后之卑室，作唐虞之茅茨。洁昭俭以骄奢，成三王之懿资。故能著英声于来世，超群侣而垂晖。仰瞻重干，俯察其阴。逸叶横被，流枝萧森。下覆灵沼，上蔽高岑。孤鹄徘徊，寡雀悲吟。清风时至，恻怆伤心。将骋轨以轻迈，安久留而涕淫。
赋中极力渲染了槐树的清纯、朴真、高伟、浓阴、招远等固有的风姿。同时将几位著名的仙人请到它的树阴下，赤松、王乔见于《列仙传》，前者“往往至昆仑山”，后者在嵩高山呆了三十余年，这两山都是高大不替之山，而槐树比其更见高伟：“上蔽高岑”；冯夷是水神（见《庄子·大宗师》，一谓即河伯），也享受到槐树浓阴之泽：“下覆灵沼。”这种将神仙人物置于槐树阴翳之下的设计不仅使槐树摆脱了鬼物的纠缠，同时也是它进入仙境的第一步，槐与仙的关系不再单纯建立在槐实入药的基础之上，槐阴覆蔽鬼灵仙人的特性被认定为从来如此，并能泽被后世（即“来世”）。从历史和理论两个角度为槐树参与仙界提供了支持。
庾儵为庾峻从弟，曾仕魏，入晋为尚书，他生活的时代比葛洪要早。张奴也是晋人，本是一神仙：“不甚见食，面常自肥泽，冬夏常著单布衣。”他告诉求道者：“闲豫紫烟表，长歌出昊苍。澄虚无色外，应见有缘乡。岁曜毗汉后，丽辰傅殷王。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他所说的全是仙境之事，但却名其篇曰《槐树歌》，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
到了南朝，齐王融作有《游仙诗五首》：“桃李不奢年，桑榆多暮节。常恐秋蓬根，连翩因风雪。习道遍槐砥，追仙度瑶碣。绿帙启真词，丹经流妙说。长河且已萦，曾山方可砺。”他恐怕生命不永，于是学道求仙，企图在槐树下、玉山上完成大愿，槐树与玉山都可为他提供灵丹药饵——槐子和药石。如果说这首诗演绎了葛洪的某些思想的话，那么，陈朝沈炯的《建除诗》就是一步重要的跨越了，“槐树——富贵——神仙”的关系已经确立：“建章连凤阙，蔼蔼入云烟。除庭发槐柳，冠剑似神仙。满衢飞玉轪，夹道跃金鞭。”庾信的《吹山台铭》：“江宁吹岭，虽山出筠。春箫下凤，此岫为真。青槐避日，朱草司晨。石名新妇，楼学仙人。中字玉成，南君姓秦。比花依树，登榭要春。舞能留客，声便度新。雕梁数振，无复轻尘。”说的是萧史吹箫引凤并度秦穆公女弄玉之事，本在凤凰台，与槐树无关，此处将槐树引入仙境，当然是那个时代文人理想的反映。
以上三个阶段并不是单在历时性的层面上展开的，有些时代又具有共时性的特点，但总体呈现出这种发展态势。
槐树从槐鬼特性向槐仙特性演进过程中，又表现为两个鲜明的方向性或层次感。第一个方向属文人层次，它的指向是政治寓意——神仙信仰，这个层次从槐树阴树特征出发，沿着“高大浓阴——政治恩荫——富贵红尘——自由超脱”的路线发展，最后走向神仙境地，但是在文人观念中，这条思路并不是很发达，即使到了唐代，我们在唐诗中还是找不到更丰富的内涵和形态，诗人们关心的仍是槐树的政治符号功能。可以说，文人观念只是那个时代民俗观念的一种有限展示，因为文人的理想一时还没有从富贵场上退下来。如果没有民间槐鬼信仰的转化，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二个方向属民间层次，它的指向是槐鬼信仰——神仙信仰。这主要可以从志怪小说中理清线索。
在《搜神记》等志怪小说中，槐仙观念并不显见，但这并不说明那个时代这种观念还没有发展起来，而是因为这些书多是摭拾载籍而已，并不留意民间。隋唐时期大量的文人笔记其实是文人留意民间的见证。《太平广记》集其大成，关于槐仙的记载可以充分说明，时至唐代，槐仙观念已经成熟并趋于定型。这种观念首先来自民间传闻，经文人搜罗、加工、记录下来，再反过来影响了文人世界和民俗世界，到了宋代，文人层次和民间层次的槐仙信仰才趋于统一。
《太平广记》中提及槐意象的作品超过66篇。少数篇章是诗中咏及槐树和讲“槐相”的，一部分是讲槐鬼的，其余就是讲槐仙或槐鬼与槐仙混合故事的。槐仙故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槐树构成神秘境界，下有神仙异事。卷一六四“郭林宗”：“众人皆诣大槐客舍而别，独李膺与林宗共载，乘薄笨车，上大槐坂。观者数百人，引领望之，眇若松乔之在霄汉。”松乔即庾儵《大槐赋》中的赤松子、王子乔。卷一九六“潘将军”：王超为潘将军寻找神秘失踪的玉念珠，“过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装褴褛，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观者渐众。超独异焉。而止于胜业坊北门短曲。”念珠原来是她“拿”去玩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女子住在“胜业坊北门”，坊名可疑，而北门与槐为北方之树也能对应。“明日访之，已空室也。冯缄给事尝闻京师多任侠之徒。”至于这女子是侠是仙是无需区分的，因为在唐代，侠与仙已然融为一体了。卷四一六“江叟”记一老头听见一大槐和一远处来的荆山槐夜谈之事。
第二，槐下有道士能预卜吉凶。如卷一九“李林甫”中李于槐坛下遇一道士指点将来。卷三二九“杨玚”：“见槐阴下有卜者”，这位道士知道杨玚两日后将死。
第三，槐下游仙模式的形成。槐下游仙模式的最完整版本当推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即卷四七五“淳于棼”），这是一篇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小说，故事性极强。这个故事并不是文人的空想，而是建立于民间槐鬼信仰向槐仙信仰转化的俗文化思潮之上的。在《太平广记》中，这类故事并不少见，虽然今天我们已很难区分它们发生的先后关系，但从故事内容的详略和寓意所指方面大致可以梳理一下它们的类型和进程。
活人游历异域的神怪故事的基本模式可概括为：一个人因某种机会到另外一个世界游历了一趟，再回到人间。可分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活人因偶然死亡游历阴间。如卷一○三李丘一到冥间写《金刚经》、卷三○二皇甫恂游地狱、卷三八四许琛因与死者同姓名而被误捉到阴间、卷三八四郜澄于阴间得官、卷四五四计真醉后游鬼域等，他们都是暴死之后鬼魂“见大槐树”而后游历阴间。
第二种是游历动物灵怪的世界。卷四五八李听与化为美女的白蛇精相遇而死，家人“但见枯槐树中，有大蛇蟠屈之迹……但见小蛇数条，尽白”。这实际是《白蛇传》故事的一个原型。卷四七四卢汾在厅前槐树中遇到黑衣、青衣、紫衣三位女子，原来是蚂蚁精、蝼蛄精、蚯蚓精。卷四四八李参军听从道人言，向萧氏求婚，“既至萧门，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他在这里娶了“殊丽”的夫人，后来发现，夫人原是一只老狐。卷二九二黄原“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乃与一“容色婉妙”的女子有一回短暂的性爱故事。
第三种是梦游槐安国。《南柯太守传》包含了前两种类型的基本要素：“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气使酒，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注：槐为北方之树，而此故事中的槐树却是南柯，其意何在？原来槐树有清暑生凉之功效，生于南方，更能显示其效果而已。），枝干修密，清阴数亩”，酒后游历槐安国，享受富贵温柔之极，醒来发现原是进了一群蚂蚁窝。但这个故事却有自己独特的贡献。(1)改变了人的活动方式——人在梦中活动。而活人游冥府必须短暂死亡或失魂，游历动物世界也是睁着眼睛误入异域。(2)故事情节的丰富性。游冥间、异域故事中要么只有奇事，要么有些艳遇，但都不如槐安国中富贵与温柔故事的完整、细节的丰富。(3)将鬼魅世界改造为美好境界。鬼怪们都是要害人的，但淳于棼所历的槐安国却是一个仿真的温馨人间。(4)将猎奇心态改为警醒模式：“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也。”(5)将梦境提升为一种象征。尽管浮生如梦的思想早已产生，而将之引入槐树游仙故事这是第一次。槐与仙的结合离不开民间信仰的参与，但梦与槐的结合则是文人的贡献（即如今人钱钟书的《槐聚诗存》之名也未脱此意）。以此为标志，之后，槐树意象又附加了一层寓意，成为“浮生感喟”的普适符号——但是，这层寓意始终存留在文人的心头，因为“人生如梦”的思想在民间并没有市场。民间视野关注更多的则是现世的理想，如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等内容。
在宋元时期，有一个集中使用槐树寓意的个案，那就是后来称之为《天仙配》故事中的槐阴树。董永遇仙传说发展到宋元时代，演变成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故事中首次出现一个重要的象征事象槐阴树。从此，该故事始终是围绕着这棵来历不明的大树展开的。至于这棵槐阴树是从哪里来的？它在剧中有何寓意？向为俗众和研究者所忽略。
笔者在《董永遇仙故事的产生与演变》（注：参阅《民族艺术》2000年第4期。）一文中曾认为：“它的原型是唐李公佐传奇《南柯太守传》中的槐安国，意指董永遇仙只不过如南柯一梦。但是宋以后这个故事的进一步世俗化影响了剧本对这一层意旨的深掘。明清戏曲中槐阴树不仅成为一个叙事背景，同时还被人格化，成为极重要的戏剧要素。”然而这个结论过于简单，同时也缺乏有效的论证。其实，《天仙配》中的槐阴树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象，它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民俗符号，若从前文所分析的槐树意象的寓意来看，它在故事中承载着三层用意。第一，槐阴树是仙女下凡的必经之路——寓示董永遇仙只不过如南柯一梦。第二，槐阴树寓示董永政治功名的获得。第三，槐阴树作为媒证，包蕴着一层生殖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