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现代中国——评杨春时新著《中国文化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新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冲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探讨，一直是新时期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如果说，八十年代学术界沸沸扬扬的论争之中，颇带点主观感情用事且实用功利主义色彩很浓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人们已从躁动不安中冷静了下来，进而用更深层的理性思维方式，去从容地分析探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本质性问题。我认为，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学术品格的，当属杨春时先生的新著《中国文化转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转型》一书。）这部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学术力著，从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艰难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的总体描述，以及对中国文化主体结构的精辟分析出发，提出了许多值得发人深思的理论问题。该书是继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之后，最值得一读的一部好书。
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西化”。这是《转型》一书所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命题。无论承认与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都从各个方面表现出了现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普遍认同。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并不具备自行转向现代化的内在因素。从经济结构来看，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无法形成象西方社会那种发达的商品经济传统；从政治结构来看，中国的家族制度阻碍了社会关系的分化，没有可能产生西方社会那种阶级对立，更没有可能产生第三等级，从而也难于发生欧洲式的资产阶级社会革命。由于上述两个原因，中国封建社会不象欧洲存在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对立，无法形成先进的市民阶层，因而失去了抗衡封建贵族的生力军，中国历次的革命只能从落后的农民群体中发难。而西方近代文化所造就的人的个体本位价值取向、科学的理性精神、社会政治的多元化以及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思维方式种种先进因素，是不可能萌生于以专制保守的宗法制度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的。
从十九世纪末叶起始，中国知识分子渐渐觉醒过来，从被动到自觉，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向西方现代文明转型的悲壮序幕。“洋务运动”是在被动挨打的前提下兴起的，尽管它的不彻底性屡遭人们批判，但推行了八十年，必定奠定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基础，用物质文明动摇了以道德文明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从而使闭塞的中国人“睁开了眼看世界”，知道了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这个狂妄自大的民族更先进的文化与文明的存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是在政治层面上引进西方文化，早期的革命党人或者想用君主立宪，或希望以民主共和来代替中国封建专制政体，最终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象征——皇权。但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确太艰难了，皇权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彻底胜利；经济与政体革命一次又一次流产的现实，使“五四”时代的文化精英们终于意识到，不对中国传统文化来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不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思维方式，中国的现代化几无可能。故新文化运动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反对传统的封建专制意识，从各个领域同时发难，表明了现代中国人对文化转型的认识已由被动转向了自觉。
《转型》一书充分肯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思想转变历程。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是匆匆而过，每一次革命不过持续数年，最长的洋务运动也不过数十年，尤其是五四启蒙运动不过几年，即迫于情势而转向救亡运动，其效用自然有限。”因此，中国文化的转型不可能象西方那样经过几百年的启蒙运动洗礼，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准备不足，加之外部条件的恶劣（帝国主义势力的侵扰及国内军阀的连年混战），只能以流产而告终。《转型》一书的作者在深刻反省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晚清到五四的几十年当中，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改造传统的过程中，因其自身的文化心态未能从根本上调整过来，在传统文化根性的制约之下，缺乏改革的耐性，心气浮躁，总是希图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短时间内去解决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急功近利的思想非常明显。这种评语极其精彩且切中要害。我们仅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来看，陈独秀、李大钊很快转向了实用文化层次（政治革命领域），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转向了普及文化层次（教育实践领域），只剩下个鲁迅先生虽然仍厮守在意识形态的启蒙领域里，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题“彷徨”》），到了1925年以后，便再也按捺不住寂寞，开始动摇其早期弃医从文的启蒙主义思想信仰，最终选择了“血与火”的斗争方式。实际上，中国的第一次文化转型也是以鲁迅先生的转向而终结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批判，造成了中国文化的失范状态。随着文化转型尝试的失败，出于社会革命实践的需要，五四时期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和个性解放原则，很快又被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理性精神所代替，形成了中国文化新保守主义思潮。国民党的新三民主义强调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建立党军，大搞独裁政治和中央集权制；为了维护他们已获得的统治地位，他们把五四时代被彻底批判的孔儒思想重新确立起来，从而使封建文化死灰复燃。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物，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是，这种新式农民革命思想，仍是强调集体主义理性精神，这就势必要求在革命队伍内部批判和肃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树立新的偶像崇拜（如“左联”对自由主义作家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由主义理论家的批判、延安整风等运动皆是如此）。这样一来，五四时代残留下来的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新文化保守主义及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双重夹击下，大伤元气。建国以后，新文化保守主义很快便在各种堂而皇之的理论掩盖之下，发展成为“新传统文化”。集权制度、计划经济、等级观念、政治迷信、阶级斗争等等极端主义的思潮愈演愈烈，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改革，是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转型。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吸取了建国后中国封闭发展的沉痛教训，确立了改革开放、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国策，从经济领域的改革入手，逐渐推动政治体制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变革，从而加快了中国文化同世界现代潮流接轨的步伐。在这场大变革中，“现代化”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对于西方现代文化的接纳和认同也势不可挡。尽管在这其中仍有“左倾”思潮的干扰，有“新儒学”的复归，且新的急功近利倾向时有冒头，但改革开放、向世界现代文化并轨，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新时期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重新扬起了五四时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思想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与此同时，人们也从对历史的反思中清醒地认识到：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的变革转型，必须在稳步渐进的过程中完成，那种借希望一夜之间使中国文化翻身变为现代化的幼稚想法，于中国的改革有百害而无一利。可以说，《转型》一书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以史为鉴，告诫人们对改革与现代化应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从现实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改变自我便是改造社会。这种观点最早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胡适，八十年代李泽厚先生也曾多次论及过。现今《转型》一书又将其高度的理论化，这充分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一问题的思考上，已经日臻成熟。
《转型》一书的下编，用了大量的篇幅，从中国的传统哲学、道德观念、政治法律体制、文艺思潮、知识分子、中国企业家以及中国官吏等诸方面，全面而精辟地阐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的深层次理论问题，进而论证了中国文化转型不能操之过急的原因。
中国古典主义哲学是一种关于人的主体性哲学，它首先体现为对群体价值的认同，重视和谐统一的世界观，同时又因其伦理学倾向十分明显而表现出浓郁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使中国古典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西方哲学中那种科学理性精神，缺乏思辨的深度和超越性品格。中国古典主义的道德观念，且由家庭推广至社会，形成了社会生活中大家族的伦理观念。中国古典主义的道德观崇尚“性善论”，以“存天理、灭人欲”来扼制人的情欲，最终导制了反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社会思潮，将个人的“小我”完全地、无条件地纳入“大我”的范畴，个性主义因此而丧失殆尽。从古典主义哲学和道德观念出发，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形成了君权神授、家国一体、等级观念、法律伦理化的政体制度特征。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的古典主义文艺运动，也形成了以理性主义为基础，以乐感形式为美学特征，以伦理道德为基本内容，以类型化及规范化为表现手法的审美理想。特殊的文化背景造就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文化心态。知识分子只作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阐释者，而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无缘；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入仕做官，跻身于统治阶级领域；读书人偏于实用理性且轻视工具理性，造成知识面的片面狭隘与知识结构的不合理（重文轻理）。这种价值取向无疑造成了知识分子个体意识的丧失以及对于王权的高度依附性。由这样文化心态构成的中国企业家及政界人物，从传统的道德伦理出发，一方面将自己视为皇帝的奴仆，另一方面又将自己视为是百姓的父母。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引入到中国的社会生活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世故圆滑的官僚习气与官僚主义作风。
近百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从文化根性上改变这种僵化的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用西方现代哲学割断了同传统哲学之间的联系，随后又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主宰了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新时期中国人经过沉痛的反思，逐渐从迷惘与困惑中清醒过来，开始了向西方现代哲学体系的靠拢，开始了探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哲学体系的变迁，导致了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变化。个性解放、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打破了家长专制的世袭模式，个性主义、人本主义的思想也向家长专制政体发起了猛烈的冲击。尽管后来“政治挂帅”的口号力图重新规范传统的集权偶像，但经济改革的大潮必定无情地将中国人推向了现代生活的道德准则。民主政治渐入人心，法制建设成为主流，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论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知识分子不再是作为依附的工具而是作为世事的先觉者独立于世，最终使社会承认了其所具有的推动历史前行的巨大价值。干部制度几经波折，也业已从认人为亲转向了认人为贤，科学文化知识的厚度，也成为了从政的基本标准。总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在数次政治变革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不仅成为了一种意识，而且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尽管中国文化的转型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已深入人心。
读罢《转型》一书，感受的确颇深。不仅回想起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总觉得热烈有余而深刻不足。那时的学者，仅凭一腔改革的热血而忽略中国的现实，冲冲杀杀，好不热闹。当我们回过头去重新翻阅那些曾经轰动一时的文章，总觉得十分幼稚和肤浅。杨春时先生于躁动后的寂寞之中，沉下心来，以大家风范及深邃的目光，深刻地总结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变革的历史，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概括，其治学精神实在可嘉。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历来并不缺少学术研究，而是缺乏成熟的学者以及具有真正创新意识的思想理论体系。似乎中国的学术界已经习惯了热热闹闹的学术环境，而总是不甘寂寞、潜心治学。浮躁之中可以产生一些轰动效应，但并不会产生伟大的理论，如果仅仅想凭借一两次轰轰烈烈的文化讨论便可改变中国目前的文化状况，那只能是一种痴心妄想。好在有一批成熟的学者，他们似乎明白了这一点，于寂寞之中默默地创建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用无声的行动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李泽厚先生是如此，杨春时先生也是如此。近几年来，杨先生在学术界一片凋零的氛围中，一直从事文化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深居书斋辛勤笔耕，所发表的论著亦多有建树。尽管商品大潮的冲击使学术界失去了往日的神圣和尊严；然而，象他这样自甘落伍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对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将会愈来愈显得格外重要。
阅读《转型》一书，也觉得其中某些论点明显带有片面性。但我认为，任何学术上的片面只要是深刻的片面，那么势必会对学术理论界产生永久的影响。但愿我们的理论家们能够冲破中庸圆滑的传统文化的束缚，于学术理论上多有所创建。
为此，我们真诚地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