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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3）04-0005-06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首次提出比较成本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世界各国生产同类产品的成本只要存在着相对差异，就可以进行国际分工，每个国家可以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获取比较利益。比较优势的存在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客观基础，也是价值规律在国际竞争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如果该国生产某种产品耗费的劳动低于国际上生产该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那么，这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就能够有利可图。比较成本或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距今已将近200年了，国际贸易的规模、范围和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比较优势的机制仍然在当代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着规律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结构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双边经济上的互补性，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可以获得比本国生产成本更低的产品，从而实现互惠互利。发展中国家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有利于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中国工业的比较优势
如果从工业生产技术发展水平来比较，中国工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至少要落后20年，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不具有竞争优势。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势，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只有206.4亿美元，2002年增长到6200亿美元，增长了近29倍，年均增长15％，其中出口额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3200多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50％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90％。国家外汇储备从1978年的1.67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2860亿美元。
在分析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时候，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具有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据统计，2001年中国国有制造业企业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9590元，月平均工资将近800元；城镇集体所有制制造业企业的年平均工资为6088元，月平均工资只有507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中国国有制造业职工的周工资只有22.35美元，分别相当于泰国的38.33％，马来西亚的28.7％，韩国的9.2％，台湾省的6.8％，香港的5.1％，美、日、德的4％左右。
从理论上讲，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不仅包括产品、资本和技术能够在全球自由流动，同时也应当包括劳动力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但是在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条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做不到。发达国家只是允许发展中国家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和系统训练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流向那里。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发展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发展中国家以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载体，间接地实现劳动力的输出。发达国家也从这种分工与交换中，获得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提高本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因此，发挥比较优势，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的有效途径，同时也使发达国家从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比较优势都是相对的，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部分国家和地区转移。正是在这种国际分工变动的大背景下，才出现了亚洲“四小龙”以及后来的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随着许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任务的完成以及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例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正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的逐步下降或丧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又出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转移的浪潮。
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超过20年的时间，相当于甚至高于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及亚洲“四小龙”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成本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什么中国经济在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还能够保持呢？
一是由于中国经济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农村存在着1亿以上的剩余劳动力。由于中国农村人均占有的耕地资源少，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难度大，而且农产品价格难以提高，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到2002年底，中国农民平均纯收入只有2400多元，月平均纯收入200元。城镇居民可支配年收入为7700元。农民年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居民的1/3。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明显低于进厂、进城务工的收入。这种格局使中国工业能够继续获得廉价的劳动力。
二是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了改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浮于事的状况，增强竞争力，很多企业都裁减冗员。许多经营严重亏损的企业关闭破产，城镇出现了大量下岗和失业的职工。如果按4.5％的城镇失业率来计算，目前全国城镇失业人数在1350万左右。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各地对城镇低收入家庭普遍实行了最低生活保障补贴制度。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补贴标准为人均300元左右，全国大多数城镇低于这一水平。城镇大量失业人口和低收入人群的存在，形成了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企业维持较低工资水平成为可能。
三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存在显著差距。2000年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省市的人均GDP分别为22460元、34547元、12885元和13461元，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省的人均GDP分别为4687元、5444元、5689元和4784元，中西部不发达地区人均GDP只相当于上述东部发达地区人均GDP的1/5—1/2。近年来，虽然东部地区当地职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障水平大幅度上升，但由于国内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河北、安徽、河南、湖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东部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能够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地区差距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还将继续保持。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种优势，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劳动力成本低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方面，一些地区的自然禀赋、气候、区位也是比较优势的一部分。例如，中国新疆盛产棉花，定西地区适宜种植马铃薯，渭河以北、铜川以南的陕中地区适宜大面积种植苹果，且质量上乘，山西优质煤炭的成本比较低，内蒙古具有生产牛奶和牛奶制品的优势，黑龙江、吉林适宜大面积种植玉米等，这些都是比较优势的典型。地方工业的发展应当充分发挥本地区的比较优势，不要追求自成体系。发挥比较优势，即是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必须遵循的规律，同时也是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产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客观依据。比较优势发挥得好，才能避免结构趋同和不合理的重复建设，才有可能实现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
上述情况表明，劳动力资源丰富，多数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工资水平低是中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中，中国应当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产业，既能扩大就业，又可以通过国际交换，获得国内供给不足的技术设备和资源。
二、发挥比较优势的条件
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条件。但是，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劳动力成本很低的国家，那里的加工制造业并没有发展起来。国内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发挥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还需要适宜的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一是要有产权明晰、并具有内在推动力的微观制度安排；二是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三是具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设施和工业配套条件；四是有一支素质较高的产业工人队伍；五是有一大批勇于开拓创新和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六是有以服务为本和高效率的政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高速增长，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地区。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的结果。我们不否认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除了优惠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不断创造和完善上述六个方面的条件，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使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由潜在的条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竞争力。以浙江省为例，该省人多地少，没有发展工业的矿产资源；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前线，国家没有在那里兴办大型工业企业，因此没有现成的工业基础；改革开放以后，除了北仑港和镇海石化以外，中央政府没有在浙江省进行大量的投入；外资也没有大量进入浙江；那里的工商企业没有大量从银行贷款。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浙江省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均GDP从1978年的300元上升到2002年的15000元，出口额超过250亿美元，仅次于广东、江苏和上海，位居全国第四位，而且在贸易结构中，是以一般贸易为主。
过去20多年浙江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国有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放手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民营经济，以劳动替代资本，依靠自我积累，由小到大，滚动发展；二是一大批农民出身的精明的企业经营者不辞千辛万苦，不远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商机，开拓市场；三是依靠市场机制，促进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提高生产经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效率；四是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政策环境方面。古人说“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积，何也？水土异也”。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而浙江省则为充分发挥这种比较优势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需要建立有利于劳动力替代资本的产权制度。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则是一条重要途径。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目前，中国民营经济的注册资本、在企业就业的劳动力、产品销售额这三项指标，东部地区都占67％，中部地区占20％，西部地区占13％。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但在国有经济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事实上是逐年下降的。1995年在国有单位就业的职工为10955万人，2001年下降到7409万人；在国有制造业企业就业的职工1995年为3326万人，2001年下降到1194万人，下降了63.9％。劳动力的供给在不断增加，而国有部门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在减少，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则是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的必然选择。
三、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单个雇员的工资水平低，并不等于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低。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低掩盖了制造业的低效率。2001年，中国在制造业部门的从业人员为8083万人，分别是美国的5.5倍，日本的9.45倍，德国的13.4倍。但是2001年中国创造的工业增加值，按美元计算为4531亿元，分别相当于1998年美、日、德三国工业增加值的31.6％、50.6％、98％。中、美、日、德制造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如表1：
表1 中美日德工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朱高峰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制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从表1可以看出，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是中国的17.35倍、18.68倍和13.66倍。这种状况大大抵消了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虽然由于汇率的因素，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产出可能被低估了，但在国际贸易中，中国出口产品投入的物力和人力所得到的回报显然低于发达国家所获得的利益。
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即中国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美、日、德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附加价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中国进口一架波音民航客机支付的外汇，相当于30万—40万台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额。二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特别是加工组装型工业，企业产品零部件自制比率高，专业化分工水平低。三是企业仍然存在着大量冗员，人浮于事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三个人的事五个人干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已接近于汇率，相当多的企业效益是靠出口退税获得的。尽管中国劳动力的低工资水平还会保持下去，但工资水平不断上升将是必然趋势。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大城市已经意识到由于工资水平、房地产和服务价格上升对制造业竞争力造成的不利影响。假定把制造业企业职工工资提高1倍，也只相当于韩国制造业雇员工资的18.4％、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人均工资的8％，其结果，可能多数企业的生产成本将会大幅度上升，竞争力会下降。
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生产社会化程度低，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企业办社会，冗员分流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更难以发挥。以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与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为例，中国三大石油公司的职工总数为276万人，2001年销售额为930亿美元；埃克森公司员工为12.6万人，2001年销售额为1630亿美元；中国三大石油公司职工年平均工资约2500美元，是埃克森公司人均年薪的5％；但是中国三大石油公司每百美元销售额的工资成本则是7.4美元，埃克森公司每百美元销售额的工资成本只有3.8美元，中国石油及石化工业单位产品销售额的工资成本比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高89％。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另据《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尹克2003年2月17日的报道：日本佳能公司将投资1000亿日元（约合8.2亿美元）建一条自动化程度更高的生产线，生产小型照相机、家用打印机等产品，从2004年4月开始逐步将上述产品在中国的部分生产能力撤回日本。其理由是，“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日本的1/20，但是此生产线的建成将使这一优势变得没有任何诱惑力，因为在这样的全自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的产品，将比在中国生产的更便宜”。这种情况说明，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是相对的，不断地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则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可靠保证。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中国比较优势是劳动力便宜，因此在国际分工中应当以垂直分工为主，主要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认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的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很高，但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形成了一定的基础。因此，正确的方针应当是既大力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同时也要积极推进产业升级，不断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四、劳动力便宜与扩大内需之间的矛盾
根据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以及劳动力供求趋势，需要继续发挥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但是也必须看到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制造业的低工资，实际上会造成国民收入的净流出，降低本国居民的福利。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看，压低工资，等于降低工人的购买力，抑制了国内的有效需求，缩小了国内市场空间。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能力闲置率，必须争取扩大出口，甚至竞相压价。
能否考虑另外一种思路，即逐步提高制造业职工的工资，制造业企业职工工资的增加，使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增加，增强他们的购买力，等于扩大了国内市场需求，从而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市场供求环境。假定中国制造业周工资平均每年增长10％，2010年的工资水平比2002年增加1倍，也只相当于2000年泰国制造业员工周工资的78％，马来西亚的56％，韩国的18.4％，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8％左右。从总体上考察，即使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1倍，中国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还将继续保持。同时，这也是通过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迫使企业推进技术进步，改进生产组织方式，改变人浮于事的状况，积极提高劳动生产率，推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增强竞争力。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因为工资的决定机制主要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如果可行，政府可以通过制订最低工资法，以保证工资水平的逐步提高，从而既保持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又可减少国民福利的流出。